支教爱“笨蛋”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施晶晶

“真讽刺。”正在青海海南州支教的任立勇发出感慨，手边刷着#骂学生笨支教老师被取消研究生资格#的事件细节。

新闻事件的主人公，姓刘，是大连理工大学的一名准研究生，正在云南龙陵一中支教。

她辱骂支教学生的系列微博图文，被网友曝光。

她形容支教地的学生：“大自习抓个傻子”“聪明班的笨蛋们”“致笨蛋学生”……

但她的支教宣言却写着：让青春在西部绽放绚丽之花。

该支教老师的微博内容

舆论场掀起义愤，基于道德出发点的批评之外，讨论的矛头也指向对大学生“支教保研”功利性的批评，认为“奔着保研去的，根本没有支教的真心”。

作为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同样在今年奔赴西部贫困地区支教的任立勇，有些不是滋味。“我和队友都是本着公益心做这件事……不是混一年就保研了。”他说。

“研究生支教团”是“西部计划”的一部分，通过招募一批具备保研条件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在读研究生，到西部地区县级以下中小学校，开展一年基础教育志愿服务工作，旨在改善西部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

现已进行到第23届，任立勇和大连理工大学的新闻当事人，参加的是第22届。

2020-2021学年这一届，全国共2284个研究生支教名额，同时计划选派22842名教师，前往边远贫困地区支教。此外，民间公益组织和个人志愿者也是支教队伍中的积极成员。

个例之外，支教服务地现状、师生的处境，支教的更多现实侧面，应该被关注。

没有“笨学生”

刘同学支教的龙陵一中，是一所完全中学，她教初一地理。

一名学生在满意度评价表上对她写道：希望地理老师讲课的速度慢一些。

她却在微博上吐槽：想吧。

除此之外，她最近的一条抱怨是因学生注册报名的细碎工作给她“添了麻烦”，在她看来，“该把他们当正常人……这种简单任务不该扔给年轻老师”。

居高临下“笨傻”的主观评价背面，刘同学支教的学校其所在的龙陵县隶属云南保山市，100公里开外便是中缅边境，在2018年脱贫摘帽。

尽管云南一本上线率在云贵川桂四省份中排名最末，但据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龙陵县一本上线率为15.1%，高于13.19%的全省平均水平。

事件后续，该名支教老师被取消保研资格

“笨学生”背后还有隐情。

距离龙陵县115公里，同属保山市的施甸县，民间公益组织“美丽中国”的老师杨建林，在这里支教了一年半。她的学生，家多住在土砌的毛坯房。

连同杨建林在内的3名支教老师，全校一共有14名老师。他们共负责6个年级、7个班、200多名学生的教学。

一名老师教全科的包班教学，在这里是常态。

杨建林支教小学的升旗仪式（图源：杨建林）

刘同学眼中的“笨学生”，在这所山区小学是另一种面貌。

学生成绩两极分化，部分成绩好，综合素质高，一小部分学生有些吃力。“我们学校基本上每个班都会有智力残疾的孩子。”杨建林告诉南风窗记者。

任立勇在青海江西沟一所小学支教体育，这是孩子们兴致最高的课程之一。文化课上，他们的成绩确实比不上城里的孩子，这是资源短缺造成的现实差距。

任立勇支教所在地的一名孩子（图源：赵鑫）

这群生长在青海湖边、喝水靠井、从小跟父母过着游牧生活的孩子，并不笨，只是不曾见过外面的世界。“就连这个村镇所在的共和县城，好多孩子都没有去过。”任立勇说。

2013年，浙江人洛桑和重庆人衮衮，被几张支教地孩子的照片打动，开始了他们8年没有工资补助的支教经历，并走到了一起。

他们支教的第一站是丁真老家——甘孜州。那是白玉县下一个海拔超4500米、在衮衮看来“不该住人”的村子。那时，他们从成都出发，颠簸了3天车程才到达学校。

这里有三四百失学的藏民学生，但最后只来了五六十个年龄在5-16岁的孩子。

因为缺乏汉语言环境，沟通存在障碍，刚开始还需要中间人翻译。学校没有教材，衮衮解释道：“他们都不是要升学的孩子，因为不是公立学校，我们也不用人教版教材，还因为这对他们真的太难了。”

参加足球队的孩子们（图源：赵鑫）

学生不多，年龄差距大，孩子们被分成小中大三个班。衮衮形容，小班就像托儿所，上课就一直哭，没办法教东西，只能陪他们玩，中大班还能教些拼音和汉字口语。

但这所学校，只存在了几个月。衮衮和洛桑后来去达科村一所学校支教汉语，并在那里生活了5年。

鞭长莫及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只能断断续续的上学，不成系统。

知识之外的追求

有一种学习从兴趣开始。

任立勇和队友郭琦、邢子豪，从江西沟的孩子们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第一节科学课上，郭琦用白糖、水和色素，做了一个彩虹实验——用不同密度的糖水，在试管里分层造出了彩虹。孩子们激动地举手，想动手配合老师重复实验，现场一度纪律失控，有孩子几乎举了一整节课。

解释科学原理时，有同学好奇地追问她：“什么是密度？”

学习不总是吸引孩子的事。

杨建林支教小学的户外活动（图源：杨建林）

杨建林刚来到这所山区小学时，学生们的反应和她的预期有些出入。她原以为，这里的孩子应该像希望工程那张海报一样，满眼是渴求知识的目光，来了之后才发现，他们“不太好教”。

其中一个原因是，有的家长不太配合。她给学生布置假期作业，有几个同学没完成，有的父母就直接打来电话，说：“我们家XXX作业没有写。”

这样的对话，让杨建林很尴尬：“家长就把问题抛给了我，等着我说话，让我来解决。”她觉得，有些父母并不觉得这是多不得了的事，也不会不好意思。

她的一个转学生，父母离异，一整张试卷就是空白卷。这个孩子在她看来，智力没有任何问题。杨建林守着他时，他愿意写，也可以写对，但老师一转身，他就要跑出去。

杨建林支教小学的户外活动（图源：杨建林）

杨建林告诉南风窗记者，她支教的这所山区小学，离异家庭的孩子尤其多。她班上35个学生，有几个学生的家庭属于复婚，还有5个学生的父母离异。

到了开家长会的时候，来的父母很多是90后，85后已经算年长的了。“这里娶妻生子有些难，性教育普及程度也低，有的十四五岁就怀孕生了小孩，离了婚，又嫁给其他人，又离婚，又嫁。”这让她有些不可思议。

那些看起来没有强烈自主学习意识的孩子，曾在课后敲门找她谈过心。在“后妈对我不好”“爸爸偏心”“希望爸妈重新在一起”的倾诉里，她发现，比起对知识的追求，这些孩子更渴望安稳的家庭、完整的爱和陪伴。

洛桑和衮衮支教过的藏族孩子，留守儿童虽然不多，但“他们也不是很在乎上课上什么，反正就喜欢跟老师玩”。尽管生活清苦，以奶为饮，卖虫草维生，即便天寒地冻，孩子们也不会停下对快乐的追求。

衮衮和她的支教学生（图源：洛桑和衮衮）

在洛桑和衮衮支教过5年的达科村，村民通过着相对原始的生活。

这里有典型的康巴汉子——勇猛，但多有心脏、肝胃、风湿的病痛。这些人到了四十岁左右，就很需要孩子帮忙做事了。

这学期，衮衮的班上就有几个孩子没法继续上学。因为家里人少，十几岁大一些的孩子，不得不留在家里帮忙。

绘制唐卡（图源：洛桑和衮衮）

洛桑和衮衮现在支教的手工工艺学校，越办越好了。这里教学生画唐卡、做缝纫，很受当地村民欢迎。

这是一群懂事孩子，他们知道家里需要他们干活，但还是愿意让他们来上学，因此肯下苦功。老师傅说，唐卡需要6年出师，但好些学生，早上4点起来画唐卡，学了两年，就已经有画得很好了。

关爱、成绩、技能之外，值得追求的还有梦想。

任立勇记得一个特别喜欢足球的孩子，但因为患先天性心脏病，他没法上场踢球，体育课也不能跑圈热身，常常当观众。

去年9月，县里举办足球联赛，他告诉老师，自己也想参加。

足球比赛（图源：赵鑫）

征得父母同意后，他进到小组里，但大家也只敢让他帮着拿些道具，像球队经理人助手一样，成为队伍的一份子。

他们的球队，最后赢回小学组第三名。

遗憾的是，这个孩子还是在今年3月，离开了人世，但愿那份荣誉能成全他一点小小心愿。

“我能给他们什么”VS“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能带给江西沟的孩子们些什么？”这是任立勇和队友经常讨论的问题。

他们觉得，力所能及的是，跟他们说说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让他们对外边的世界有所向往。他们支教团每年还有个固定项目，带4名学生去北京看看。

这样的憧憬和新鲜感，是美好的，但8年来，在山外山支教的洛桑和衮衮，想得更多的是：怎么改善他们的生活？

“他们大多数是走不出去的，他们也不像其他贫困地区孩子那么迫切地需要走出去，因为信仰和藏族人天性里饱满的感情，他们善于表达爱，也乐于表达爱，其中就包括对家乡的热爱。只是他们的家乡生活条件差了些，我们就一点一点帮他们改善这部分就好。”衮衮解释说。

洛桑和衮衮在这里的角色，不只是支教老师，她还是村医、翻译，不时要陪到成都看病的学生家人上医院。因为曾有医生说，如果没有能沟通的人陪着，没法收治。“你们上辈子肯定是藏族人”，她曾收到村民这样的评价。

洛桑和衮衮跟孩子们的合照（图源：洛桑和衮衮）

就在他们支教的第一所学校停办后，有人资助了十几个孩子到汉族城区读书，但后来，他们还是回来了。在送他们坐飞机、火车的路上，衮衮曾经问过他们更喜欢哪里？他们的回答还是“家乡”。

他们需要更好地连接外面的世界，但不该只有“走出去”这一个选择。

孩子展示自己的画作（图源：洛桑和衮衮）

同处甘孜，衮衮有些心疼和她的学生年龄相仿的丁真，尤其是他竖中指的照片被网友攻击之后。

她曾问过学生，这个手势在男孩看来，是“很厉害，来单挑”的意思，女孩则认为是“好讨厌”的意思。“孩子们都爱耍帅，有时这个手势和比’耶’是一个意思。”她说。

身在甘孜的衮衮，感觉这里一切都很缓慢，没有什么变化。南边的杨建林，却经常着急上火。

支教已近2年，服务期也快结束了，杨建林有些内疚，觉得自己给孩子带去的改变微乎其微，她形容自己就是一个“过客”。

孩子们的美术课（图源：杨建林）

以前，她觉得支教是件了不起的事，她也想告诉孩子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引导他们相信自己的未来，但如今，她不敢这么想了。“我没办法改变他们的整个学习轨迹”，她说：“因为他们还太小，还不成熟。”

杨建林渐渐发现，自己和其他老师没有什么不同，也是盯着成绩，似乎这才是最实在的。但她说，提高成绩，也很难。

最难的是沟通。

“我很难找到正确的方法和他们沟通，有时我不太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当他们伤心难过的时候，我该如何去安慰他们。而如果我不能跟他们产生情感上的联系，好像就没有办法取得他们的信任，就没有办法走进他们的内心，就没有办法提高他们的成绩。”这是杨建林的困惑。

孩子们在地里玩耍（图源：杨建林）

她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多，却又发现自己做不到。她急于把他们的人生扭转过来，朝着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但也怀疑这种“指手画脚”是不是正确。

她甚至担心，因为支教老师的出现，破坏当地原有的学习环境。

前几届支教老师带过的班，不同于传统的伴随体罚的教学，更强调学生的自主性，两种教学观念也存在冲突，有学生在支教老师离开后，开始在学校称王称霸，更难约束。

支教老师担忧的问题不只这些。

衮衮和藏民学生（图源：洛桑和衮衮）

青海江西沟研究生支教团，他们支教的孩子们特别喜欢上微机操作课。孩子们会因为课被语文老师占走这门课了，而失望流泪；也会因为老师制造惊喜，用计算机课抢占语文课，而欣喜若狂。

但学生多的班级，得三五个同学共用一台电脑，设备也已经老旧，是淘汰多年的机器，好些无法工作。看看世界的“童梦童行”游学活动，也需要每年为拉赞助发愁。

洛桑和衮衮志愿支教的学校和学生，主要依靠朋友捐赠，还不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有些乏力，眼下，她希望有更多人，看到孩子们画的唐卡。

学生在彩绘（图源：洛桑和衮衮）

“有学生走出去了吗？”

杨建林支教小学的前校长给了她希望。

这所百年历史的小学在过去20年里，如涓涓细流一般，向外流淌。有人执教鞭，有人穿上白大褂，有人成为公务员，也有人进入部队、带上了军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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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何子维

排版 | 孙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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