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沉没，中国人的“卑劣”浮起

纪录片《六人》海报

他们的形象，不只留在历史里。

历史和现实，总有着某种惊人的映趣。

适逢泰坦尼克号遇难百年，电影《泰坦尼克号》以3D的形式重映，一个惊人的发现是，一些镜头里，总有个华人面孔一闪而过。影片结尾处，这位中国人再次出现，他趴伏在一块木板上，奄奄一息，被折返的救生艇救下。

电影《泰坦尼克号》新增的删减片段

这是个新增补的删减片段，此前并不为世人所知，影片中的中国人形象也很少进入公众的讨论。一些影迷好奇，这个中国人，是真实存在的吗？

纪录片《六人》上映前，卡梅隆接受采访

事实证明，作为商业片导演的詹姆斯·卡梅隆，还是下足了考古功夫的。该人物不仅真实存在，幸存的中国人，其实一共有6位。只是，他们被“塑造”成卑劣的中国人，并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消失了。

这个重见天日的删减片段，不仅引起了影迷的好奇，也驱使一些研究者重新拂开纷乱的往事尘埃。一些惊人的证词，即将得到重新检视。

泰坦尼克号上，8名中国人的存在是一片空白，倒不是说他们被历史完全抹去了，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关于他们的信息极其模糊，存在于其他幸存者的证词里，存在于当时的媒体报道里。船上2224人，罹难1514人，无论遇难者还是幸存者，每个人都有详细的故事脉络可以追寻。但这些中国人被遗忘了，他们来自哪里，他们所去何处，一个多世纪里，没人关心这一点。

部分幸存中国人的资料照片

我们所熟知的泰坦尼克号，被构建成一个关于牺牲、勇气和信念的神话，在全世界家喻户晓。在我们的认知里，这是一个美国的故事，一个英国的故事，或者说它是个有关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绅士精神的故事。

相反，历史留下来的线索，是以极其负面的形式去佐证中国人的存在。超高的存活率，天然带有一种原罪，以卑劣的、不光彩的形象留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场世纪大海难，从一开始就成为被掠夺的叙事资源。如何讲述它，似乎比呈现真相更重要。

泰坦尼克号的失语者

三年前，我和同事采访了一个名叫Steven Schwankert的美国人，还有一个名叫Arthur Jones的美国人。Schwankert中文名叫施万克，专注于海事历史研究，Jones中文名罗飞，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一名纪录片导演。两人曾合作拍摄过纪录片《海神号事件》，该片描述中国政府在1972年秘密打捞1931年沉没的英国潜水艇“海神”号。

接受采访的Jones（来源：见水印）

施万克在研究英国水手资料时，留意到了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他和罗飞展开了一场解谜式的研究之旅，结合当时报道、档案资料、海员登记表、移民文件，同时大海捞针一样寻找这些幸存者的后代。这个项目，即为近日上映的纪录片《六人》。但最初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一无所获。

施万克和罗飞感到好奇，为什么这些中国人像风一样消失了？他们也对历史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产生怀疑，真相，并非历史所讲述的那样。

泰坦尼克号登船记录上记录的八名乘客姓名

零星的线索所拼凑的故事是，1912年4月10日，8名中国人从英国南安普敦港登船，他们的身份是派遣到大西洋彼岸的锅炉工，由雇主提供一张8人共用的三等舱船票，登记的名字分别是：Fang Lang、Lee Bing、Ali Lam、Chang Chip、Choong Foo、Lee Ling、Ling Lee和Len Lam。

其中，Fang Lang有一个较为清晰的面目，就像电影《泰坦尼克号》的新增片段那样，Fang Lang把自己绑在一块浮木上，被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被救上14号救生艇后，Fang Lang很快恢复了过来，还从疲惫不堪的船员手上接过船桨，奋力划了起来，赢得了所有人的赞赏和尊敬。二等舱的幸存者卡罗林·哥烈说，他干起活来像个英雄。

《泰坦尼克号》新增片段中的中国人

但是，没人知道他是中国人，而是错认为日本人。

相反，中国人在这个海难故事中被塑造成一个截然相反的形象。在13号救生艇，Choong Foo抓住最后机会上船，指挥官准备持枪打死这个破坏“妇孺优先”规则的中国人，但“怕伤到其他妇女，只好作罢”。

据当时的报道，另外四名中国人的生还过程也“不太光彩”，躲藏在“本轮不到他们”的救生艇座位下，“直到天亮时才被发现”。

六名中国人登上了救援船卡帕西亚号，但由于排华法案，他们无法登陆美国，也得不到救助，而是被当作偷渡客，关进了囚室。在移民站停留一夜后，他们被送往古巴，从此不知所终。

《排华法案》的宣传画

施万克、罗飞和《六人》摄制组经过曲折的追寻，找到了Fang Lang的儿子，汤姆·方（Tom Fang），但此前，他并不知道Fang Lang的遭遇，更没有把父亲与这场世纪海难联系起来。根据摄制组的调查，Fang Lang是海难发生的8年后入境美国的，此后，他拥有了另一个身份，方荣山。如果不是在移民文件上确认了Fang Lang和方荣山同时出现的签名，施万克和罗飞也无法确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汤姆·方说：他（Fang Lang）对往事只字不提。较为长久的工作是中餐馆的清洁工，生活拮据，但他总是西装笔挺。对身边最亲密的人都绝口不提，这种情况几乎出现在所有幸存者身上。

《六人》摄制组罗列出的各种线索

他们被历史打上了“不光彩”的烙印，这种影响持续至今。纪录片还跟拍了另一位幸存者的后代，但联想到负面历史的阴影，他们最后关头决定拒绝出镜，不愿公开家里的”丑事“，摄制组只好拿掉了这条故事线。

失语者的宿命是，他们的故事被剥夺、被篡改。当年死里逃生的经历，成了另一种话语构建的垫脚石。

“妇孺优先”与“野蛮民族”

卡帕西亚号是在1912年4 月 18 日夜抵达纽约港的，随着生还者纷纷登岸。关于中国人的故事开始见诸报端。

根据《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一书披露：《纽约时报》 次日最先报道了中国人，“有人提到意大利和中国炉工的暴烈举动，他们从甲板跳进救生艇，踩伤了艇中的女乘客”，但与之矛盾的是，“中国司炉工抢在妇女们之前蜂拥而入救生艇。”

当时外国媒体的报道

《布鲁克林鹰报》如此说：“没人能说清这些中国人从哪里冒出来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了救生船的，但他们却好好地坐在里面。”

至此中国佬“推搡妇女”、“强抢座位”等野蛮行径，经过各大媒体广为传播。《纽约时报》随后又以”中国偷渡客“为题刊发报道称：“他们随身都带着妇女用的披巾，当他们听到船上有人大喊‘女士优先入艇’ 时，他们就拿披巾把自己遮起来，让船员误认为他们是女人。”

事实上，这些指控根本立不住脚。Choong Foo所乘坐的13号救生艇，是第七只放入海面的右舷救生艇，共有21名男子。根据事后指挥官的证词，右舷执行的登船规则是男女均可入艇。左舷才执行妇孺优先规则。一些证词也是自相矛盾的，比如那四个“躺在座位底下的中国人”，根据证词的说法，那是一台C号折叠式救生艇，泰塔尼克号的二副莱托勒，在美国的听证会上并未提及中国人，但他在英国商务部的调查会上却说，他们出发时，在座板下发现了四个中国佬——另一种说法是天亮才发现——接近4个小时后。但问题是，他负责的根本不是C号折叠式救生艇。

C号折叠式救生艇，横着的木条是座位，能否藏人一目了然

更关键的地方在于，C号折叠式救生艇的座板下，根本无法躺下下四个人。罗飞和他的团队也跟一群中国学生一起，一比一建造了C号折叠式救生艇的模型，印证了这一结论。

六个人语言不通，没有接受采访，但他们成了种族劣根性的典型。这种种族与文明的等级构建，是一种预设。

根据《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的披露：1912年4月17日，在尚不知船上是否有中国人的情况下，纽约的媒体就开始引述一些华人”证词“来讨论：“假如这是一艘中国商船……当船下沉时，其职责是先救男人，儿童次之，最后才是妇女。”

这形成了中国人反其道而行之的论调，被《纽约时报》等媒体引述。作家兼传道士亨利·凡·戴克还在步道布道书中说到：“这条‘妇孺优先’的规则，在那些古代文明的历史中找不到痕迹，在今日的野蛮民族中，也没有它的权威。” 

当年上海申报的刊文

消息也传回到当时的中国，连续多日报道救援进展后，1912年4月22日，上海申报刊出《再纪英国大商船遇难详情(续昨)》一文：“有华人六名，潜伏于救生艇底，直至诸艇升至卡配西亚号后，始经人寻出。“报道中还提到了无法追溯消息源的细节：“内有二人因搭客迭坐其上，压烂而毙。”

直到1936年，报刊上还出现了此事的讨论。林语堂主办的《西风》杂志第二期刊出洪鹄所撰《铁达尼上的国耻》 ：“中国人不惯遵守秩序的精神，在这里完全表现无遗。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中国又多了一个国耻! “

六人的事迹，同样成为民族劣根性批判的有力佐证。

种族主义叙事构陷

英国历史学家维克托·基尔南在《人类的主人》一书中探讨了“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度”，“那正是帝国主义的高峰，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宣传、将敌人抹黑、为朋友漂白的手段快速增长的时代。”

这说的，正好是1910年前后。

这场海难之后，为什么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如此急切于构建一个非我族类的他者？

电影《泰坦尼克号》剧照

海难发生后，所有的报道焦点，都集中于妇孺优先这条文明规则，并迅速将灾难“罗曼蒂克化”，“骑士精神”在灾难中经受住了考验，并以一种近乎狂欢的方式向世界彰显。

1912年4月16日，《皮特森评论报》发出电报：“在此，让我们停留一下，向泰坦尼克号上可敬而又具有骑士精神的绅士们致意。“还有媒体评论道：“他们的骑士精神和对妇孺的礼让足证唯有盎格鲁- 萨克逊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事实上，这些论调背后，透露着盎格鲁-萨克逊男性的身份焦虑，现代平等的思想冲击下，他们急需重新构建自身的古典形象，以维持其父权统治力。

一个有意思的研究是，2012年，瑞典经济学家奧斯卡·埃里克森和米凯尔·艾林德，统计了泰坦尼克号沉船前后18次和平时期的海难，受难人数超过1.5万人。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男性生存优势比女性明显高，船员显著高于乘客。

电影《泰坦尼克号》剧照

英国船只遇难时，女性生存劣势就更明显，传说中的盎格鲁-撒克逊骑士精神，总是在海难中最先沉沦。

泰坦尼克号似乎是他们“拨乱反正”的唯一机会，因为这是唯一一次女性存活率高于男性的海难。

自我的构建，往往基于对他者的否定。

“泰坦尼克号”的等级秩序，形成了极不对等的话语权力结构，提供了完美的参照。头等舱和二等舱大多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三等舱以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北欧人、东亚人等为主。就连宗教上一脉相承的意大利人，也被塑造为一种卑劣的形象。比如，那年4月19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三等舱乘客们发疯扑进救生艇，其中三个意大利人被船副用枪击毙。”

“黄祸论”宣传画

当然，他者的最佳选择，还是《排华法案》正当时的中国人。彼时，“黄祸论”大行其道，白人将黄种人视作威胁，迫害华人的风潮一波接着一波。188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宣布绝对禁止华工入境。

泰坦尼克号上的“卑劣中国人”是如何构建起来的？与其说是他们的“卑劣行径”构建了他们的“卑劣形象”，倒不如说，是先有“卑劣中国人”的话语构建传统，才有了他们的卑劣行径和卑劣形象。

程巍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 把这看作种族主义叙事构陷。在他看来，种族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知识，是一种权力意志，它依靠的是想象力，惯于通过“制造事实”来论证自己。

纪录片《六人》正式海报

纪录片《六人》也抨击了这种种族偏见，但遗憾的是，它不只是历史，也映照着现实。这部制作多年的纪录片，临上映前，却逢美国社会的亚裔歧视风潮高涨，甚至越演越烈。

这一次，希望人们能看清西方社会种族偏见的真相。

作者 | 阿树

编辑 | 雷墨  [e-mail]

排版 | 郑张沁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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