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全球垫底，韩国开始消失

韩国首尔，一名独居女性的家中

韩国政府重金难求子。房价、就业和教育成本，这三点正是构成生育环境的重要因素，但政府均未能解决。

低生育率危机，最早出现在欧洲，随后向其他地区蔓延。如今，欧洲生育率相对稳定，不少亚洲国家却被生育颓势笼罩。根据世界银行数据，韩国、新加坡的生育率近年不断触底，在2020年度全球各国生育率排行中，两国分列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

生育率持续下跌，会发生什么？也许会让一个国家消失。15年前，牛津大学人口学家大卫·柯尔曼预言，如果韩国生育率状况持续恶化，“韩国或成第一个因人口问题从地球消失的国家”。

而目前，截至2021年3月，韩国人口约5200万。

2015年，韩国国家研究中心通过人口模拟预测，给出了具体的数字：“最后的韩国人”将活到2750年，然后韩国彻底灭绝。

今年，伴随着全球最低生育率之国的称号，韩国正式迈入人口“死亡交叉”——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据韩国行政安全部的数据，该国2020年共出生27.58万人，死亡30.78万人，人口自然减少3.3万余人。死亡交叉元年的开启，也让关于该国的人口预言再次成为焦点：韩国似乎正在“消失”。

2020年，韩国迈入人口“死亡交叉”——出生人口比死亡人口少3.3万

而拉响“消失”警报的显然不止韩国。东北亚和东南亚文化圈的发达国家，都正在遭遇人口危机。如何挽救生育率，成为这些国家政府的艰巨任务。

“生育率陷阱”威胁

学术界普遍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女性在育龄期间人均生育数）是“世代更替水平”：女性生育的新生儿数目，恰好平衡死亡人数。国家“总和生育率”达到这个数字，人口总数可以保持稳定。若低于这个标准，则会出现人口负增长。

2005年，奥地利人口学家鲁茨提出“生育率陷阱”。他认为，一旦国家总和生育率跌破1.5，那么就会如掉入陷阱一般难以回升。1.5被普遍视为生育警戒线。

而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一数字均低于1.5的阈值。日本被低生育率困扰多年，该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开始递减，1990年代降至1.5，之后便没能从“生育率陷阱”爬出。2008年，该国步入“死亡交叉”。目前该国总和生育率徘徊在1.4左右。

日本从1800年到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进入21世纪后，日本总和生育率徘徊在1.4左右

韩国和新加坡则“后来居上”，生育率恶化趋势赶超日本，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生育危机最为严重的国家。两国总和生育率跌进“生育率陷阱”后，近些年都低于1.3，均进入“极低生育率”时代。

其中，韩国最为“岌岌可危”。2019年，该国总和生育率跌至0.92，成为全球唯一总和生育率低于1的国家。一年后，该数据进一步下降至0.84.。新加坡也不容乐观，2020年，该国的总和生育率跌至历史最低水平，仅为1.1。

而更令两国政府忧虑的是，新冠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即将在接下来几年的生育数据中显现。疫情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人们结婚生子的意愿。

2020年2月，首尔的地铁站里，一对准备前往韩国统一教堂参加联合婚礼的新婚夫妇

韩国央行称，因为新冠疫情，该国生育率雪上加霜，预计一年后将跌至0.72。新加坡总理府也表示，新冠疫情让新加坡2020年结婚人数减少10%，很多年轻人搁置了生育计划，预计第二年的生育率会更令人失望。

政府重金未能求子

为了挽救逐年下跌的生育率，陷入“生育率陷阱”的韩国和新加坡，采取了多项措施鼓励生育。其中，最为直接和常用的，是“重金求子”。

在被科尔曼点名后，韩国成立了由总统直接管控的“低生育率·老龄化社会委员会”，以提高当年1.08的总和生育率。据《韩国时报》报道，在过去的15年里，韩国政府投入了高达200万亿韩元（约1.16万亿人民币）帮助提高出生率。历届韩国政府，都尝试通过经济援助刺激国民生子。

但如今0.84的生育率，似乎在宣告政府多年政策的失败。生育率走低的趋势没能得到遏制，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未能提升。

2020年8月，首尔明洞购物街，一名男子抱着他的孩子站在路边

32岁的金荣钟，目前在首尔工作。他告诉《看世界》，因为经济压力，他计划40岁左右再结婚生子，而他的很多朋友都对生子没有兴趣。“生孩子，必须得有房子，但在首尔买套房实在太困难。想要买房需要先贷款，但政府的房地产政策让借贷都变得遥不可及。”

正如金荣钟所说，高房价成为许多韩国年轻人的“避孕药”。今年4月，韩国统计局调研了21万对2014年结婚且5年内没有离婚的夫妇。数据显示，83%的有房夫妇在结婚5年内，拥有了至少一个孩子。而在没房的夫妇中，仅有40.7%选择生子。

除了让人望而却步的高房价，养育成本也让韩国青年倍感压力。“韩国现在的情况是教育费用极其高昂，占据了养育孩子的大部分费用。首尔高中一学期就要500万韩元（约3万人民币）。大学的学费也非常贵，动辄一年就要1000万韩元（约6万人民币）。更不必提孩子从小要上的各种补习班的费用。在韩国，子女能上怎样的学校，取决于父母的经济能力。”

首尔的一个小学补习班课室内

当提及政府的补贴政策时，金荣钟说，这种补贴没有意义：“目前政府的补贴政策基本都是一次性或短期的，而非长期的。相比于年轻人的经济负担，这些只是杯水车薪。”金荣钟说，“如果政府真的想提高生育率，首要任务是降低教育费用；同时，政府应该出台完善的新婚贷。”

而韩国女性面临的生育压力更为多重。26岁的李英珠来自韩国大邱，正在庆熙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她向《看世界》吐露，韩国职场对女性的不公平，打击了她成为母亲的想法。“韩国很多企业在招聘时会问女性生育话题。甚至，很多中小企业会在职员怀孕后，找理由辞退。”

她补充道：“孕育孩子后重返职场也困难重重。三星、SK等大企业招聘时，对女性年龄会有要求，27岁以上申请成功率很小。”李英珠说，她现在只期盼能有好工作，暂没心思考虑结婚生子。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接受采访的年轻人，表露出的是韩国许多青年的无奈。房价、就业和教育成本，这三点正是构成生育环境的重要因素，但政府均未能解决。

下一代教育竞争吓退年轻人

而比起韩国，新加坡的生育环境似乎优越许多。新加坡政府“居者有其屋”的政策，让该国80%以上的人都住在政府提供的廉价组屋里。该国的公立教育、医疗都很完备。女性在职场中的待遇也相对公平。

同时，新加坡也推出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政策。生子会得到8000至1万新币的奖励，生得越多，奖励越多。政府还会提供抚养补助、新生儿补助。近期，新加坡政府又在原有生育福利上，追加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新币，抚养补助额度也将提高。

但在新加坡，笔者还是会听到“养不起”的抱怨。38岁的Wendy Ho，已经是两岁孩子的妈妈。她告诉我，生完孩子后，她换了更高薪但也更辛苦的工作。因为工作忙碌，没时间照顾孩子，她雇了菲佣。

新加坡一个高档小区内，替雇主照看孩子的菲佣们

她有些难过地表示，有了孩子后，她的生活质量下降了。最明显的感知是，她在选择餐厅时会犹豫。她明确地表示不会生二胎，因为她和丈夫的经济能力仅可以养育一个孩子。

虽然她的孩子还很小，但Wendy已经在为孩子的未来感到焦虑。Wendy说，她给孩子找女佣用了整整一个月，最终挑选了中英文都非常流利、文化程度较高的佣人。此外，她正在思考为孩子报什么补习班。她说：“新加坡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更出色。”

新加坡小学生

Wendy的话，其实是新加坡“Kiasu”（怕输）文化的体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的养育成本取决于父母给孩子设定的起跑线。

而这也是日、韩、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这些国家的社会竞争压力，延续到了下一代的教育竞争上。面对他们的需求，政府的补贴支持力度有限。生活压力和养育成本，使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慎之又慎。

年轻人生育观念改变

除了生育压力带来的“不敢生”，生育率走低的另一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1995年出生的娜娜，是韩国典型的“neo-single”（享受单身文化的年轻一代）：与被动的单身人士不同，他们不追求恋爱。这一趋势在韩国年轻人中愈发显眼。据韩国研究公司的一项民调，74%的韩国95后认为单身也不错。“我不想结婚生子，因为我认为个人幸福更重要。如果我生了孩子，我的生活会变得以他（她）为主，这会占用我很多精力。在韩国，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太多责任。”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今年39岁的Wing-cheong Ming，在新加坡担任媒体编辑。他告诉《看世界》，自己很明确以后不会结婚生子，这是他的生活态度。他觉得有朋友和家人的陪伴已经足够，他很享受现在的自由和充实。

Ming不是个例。《新加坡2020人口简报》显示，新加坡正在面临单身独居潮。他说，新加坡政府在大力鼓励生育，但不意味着，单身青年享受不到福利。他指出，按照新加坡的政策，他35岁后即便没有结婚，依然可以购买新的“两房式组屋”。

在数年前，新加坡单身人士无法申购组屋。但自2013年7月起，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允许35岁及以上符合条件的公民购买非成熟区的两房式新组屋。

新加坡的住宅区

新加坡的养老政策也越来越完善。在新加坡，文化氛围是“成功地老去”。Ming认为，他工作获得的公积金，完全可以满足他之后退休生活的需求。

韩国也是如此，李英珠和娜娜都不担心养老问题，认为年老后可以负担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环境和氛围，让这些国家的年轻人在生育上拥有更自由的选择。

生育率会随改变回升吗？

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新加坡能从“生育率陷阱”中走出来吗？

两国政府都已经意识到，“重金求子”策略是不够的，政府还需要更多努力。韩国卫生与社会事务研究所称，更大的性别平等和更少的工作时间将鼓励更多的生育。新加坡政府则已推出专属父亲的长期带薪陪产假，积极鼓励男性在抚育孩子中的参与度。

新加坡政府推出了专属父亲的长期带薪陪产假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杨李唯君表示，这类鼓励男性参与家庭生活的措施，或能推动亚洲进入“性别革命的第二阶段”，从而真正扭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低生育率趋势。

15年前提出韩国消失论的大卫·科尔曼近日也表示，东亚文化圈国家的低生育率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体系性的问题如女性地位问题等被解决。他同时表示，这些国家的文化改变正在缓慢进行，这可能会使生育率最终回到可持续水平。

作者 | 本刊记者 汤兴

编辑 | 吴阳煜 [e-mail]

排版 | 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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