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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世界的广州人

李少威 南风窗 2022-03-18


作者 | 南风窗新媒体主编 李少威


杨慎诗云:“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滔滔珠江,亦复如是。


大浪淘沙,粗沙沉底,细沙继续顺水向前,分秒迭行,不舍昼夜。


公元前214年,南海尉任嚣在番禺建城,距今2236年。


展开历史地图一看,现在的珠三角,还是一个巨大的缺口。那时,越秀就是海边,海珠还是海岛,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珠海、江门、香港、澳门,俱为一片汪洋。1000多年,宋朝以后,这些今天的城市,才全部露出水面。


夏夜的广州,静谧而不失精彩(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陈忧子 摄)


君不见,唐朝诗人高适苍凉吟诵:“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


君不见,黄埔有南海神庙,越秀有镇海楼。


君不见,葛洪炼丹于广州小岛,从井中捞出一丛珊瑚,按图索骥,视彼小岛,位于今天的中山七路。


东西北江,三面南来,汇入珠江,沉积起今天的珠三角。中原人口避乱南迁,融合四海,形成了今天的广州人。



这座城市,承载着太多独特的爱与痛。她站在中国最前端,2000余年阅尽世间繁华与沧桑,经历太多,识见太广,在她面前,什么都不新鲜。


也正因如此,广州就总是会创造出中国最新鲜的潮流。



与生俱来

广州有石器时代,但没有有文字记载的先秦史,一切都从中国的“始皇帝”开始。


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之后,秦始皇挥兵南向,剑指岭南。以屠睢为将,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


秦始皇实现大一统后,任命太尉屠睢为主帅,率大军平定岭南


百越人虽然文明落后(有少量青铜兵器,主要还处于石器时代),然而他们使用游击战术,“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屠睢死后,任嚣为将,赵佗副之,继续征伐,才收服岭南。


以杀伐开头,但战争的结果是文明扩展和民族融合。


任嚣筑城于番禺,出任首任南海郡尉,开启了广州的文明历史。秦朝短命,十五载而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项羽刘邦逐鹿中原。


夜色中的粤剧艺术博物馆,闪现着岭南文化的光(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莫伟浓 摄)


任嚣意识到,天下英雄蜂起,南越自成一系,可自立门户,建国称王。但他已老病垂死,时日无多,于是把龙川县令赵佗叫来,将遗愿托付于他。《史记·南越列传》记载了他的话:“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赵佗听从了任嚣的意见,在他死后,继任南海郡尉,北面绝道自守,西向攻占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自号南越武王。


16世纪以前,广州洋商主要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陈忧子 摄)


任嚣话里有深意。“负山险”,是北面的逶迤五岭;“阻南海”,是南边的万顷波涛。这些都是天险,易守难攻,天然屏障,可资割据。


至于土地,则“东西数千里”。向东可达今天的福建,向西可至今天的广西乃至越南北部,疆土广阔,足以自存。


不过这些地方,都是百越先民祖居之地,百越部落的强悍,赵佗是见识过的,屠睢之亡,他不会忘记。


赵佗决定,“和揖百越”,脱去中原冠带,换上百越装束,自号“蛮夷大长老”,要求手下官兵与百越通婚。他自己以身作则,后来的三朝丞相吕嘉就是百越人,吕氏男丁,都娶了赵姓王族女子,吕氏女子,都嫁给赵姓王族男儿。


广州二沙岛体育公园,孩子们在嬉戏玩耍(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陈忧子 摄)


手下人自然听命相随。他们也没有第二条路可选,秦朝已灭,数十万兵士北归无望,总要娶妻生子,安居乐业。百越人虽然将秦军视为入侵者,但长期相处,总得放下兵甲,结束敌对,彼此安生。


“颇有中国人相辅”,又是何意呢?


一是技术。


当时的百越部落,主要依靠渔猎为生,但秦朝军队的到来,带来了铁器和冶铁技术,迅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秦朝有强大的造船能力,攻下岭南,主要就是从水路进发。秦始皇开凿灵渠,贯通湘江与漓江,使得后勤补给可以经长江、入湘江、转漓江、进西江、达珠江。秦军的楼船,大者可容纳数百上千士兵,在当时的世界,睥睨天下。造船技术随着秦军一起来到了岭南,屠睢占领番禺后,马上就建立舟师基地,兴建大型船坞。


广州面海而生,面向一派海阔天空(图源:视觉中国


二是人。


攻入岭南的数十万秦军,并不全是职业军人,还有大量的“逋亡人、赘婿、贾人”。秦朝有“七科谪”之律,犯罪逃亡的、当上门女婿的以及商人,都被视为重利轻义的贱民,捕获后随军做苦役,充当敢死队。


重利是实,轻义则未必,尤其是其中的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只是因为经商本就事务纷繁,东西奔波,聚少离多。


当时广州临海,珠三角冲积平原还是汪洋恣肆,南越农业条件有限。但是,他们有船,有商人。自然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就是向海求生,对外贸易。


广州爱花,爱美,爱平等与共享 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陈忧子 摄


当时称番禺,如今的广州,从她建城之日起,两大基因就与生俱来:融合、包容;开放、贸易。



门泊寰球万里船

赵佗建立的南越国,一共有五代国君,享国93年,最后内部生变,被汉武帝乘机派兵平灭,岭南归于大统。


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陵墓,1983年被发现,出土的文物中包含5根非洲象的大象牙,这便是贸易立国的痕迹。


汉武帝雄才大略,令张骞通西域,开辟陆上丝路。而在海上,则派出庞大贸易船队,从番禺(广州)、徐闻、合浦等港口出发,到达越南、泰国、印度、斯里兰卡,还远至埃及、大秦(罗马帝国)、希腊。


公元前2世纪开始,广州就以海上贸易著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


中国的丝绸,让万里之外的欧洲人惊掉下巴。粗布麻衣的罗马人,无法想象怎么能生产出这样的东西来,便想象着一个叫“赛里斯”(丝的读音)的国度,在那遥远的国度有一种树,树上会长出丝滑的羊毛。


海上丝路开启的,是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实物接触,从此打开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


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在《胡天汉月映西洋》一书中指出,陆上丝路受到政治互信的限制,规模可大可小,而海上丝路因为造船成本高,必须有相当规模,才能抵消成本。


海上贸易,才是真正的贸易主流。而2000多年来,多数时候,海上贸易份额大部分集中在广州一城。而古代的广州除了贸易,几乎没有其他出路。


整洁高耸的CBD ,大小栉比的商铺,无论谁都能在广州找到“生活”(卢文 摄)


中原文化,以农为本,“士农工商”四民,商人居末流,历来受歧视。而广州则与此相反,城中“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因此广州不但从不歧视商人,甚至以商人为“四民之首”“四民之纲”。


商人逐利,对商业政策、营商环境十分敏感,要求稳定、透明、公平。广州正是这样的地方,除了她本身对贸易规则的熟悉与坚持之外,中原王朝经常也对广州商贸“网开一面”。


南梁时,萧劢任广州刺史,纤毫不犯,吸引外国船只安心来越。


隋朝,文帝杨坚下《安边诏》,“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泝江河,任其载运,有司不得搜检”;炀帝时,因为海上商旅频繁,官方还在广州扶胥镇修建南海神庙,祈求海不扬波。


南海神庙,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图源:图虫·创意)


唐朝贞观到开元年间,官府在广州西城外,划出一块地方,让外商集中居住,称为“蕃坊”。杜佑任岭南节度使,建造各种战船组成舰队,在大江大海巡逻护航,威慑海盗。由于海上航行依靠海洋季风,船舶一停靠广州,就要数月才起锚,广州还发展起专为贸易船只服务的各种第三产业。


在文士笔下,唐朝的广州“万船相继,百货错处”,“常贡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贾以饶”。


由是观之,唐朝韩愈在贬谪潮州时,还把岭南视为烟瘴之地,如果不是因为他孤陋寡闻,就是因为他过于清廉。张国刚教授指出,唐代驻扎在广州的岭南节度使,是一个肥缺。政治上未必显赫,经济上却非常实惠。


值得一提的,还有广州人的性格特点和法治精神。


惬意且舒适,广州人有自己的处世哲学(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陈忧子 摄)

他们外冷内热,态度温和,如明朝万历年间叶权的《岭南游记》所云,“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他们还不会货物一脱手,转头不认账,“广城货物市与外江人,有弊恶者,五七日持来皆易与之,非若苏杭间转身即不认矣”。


而且,广州人向来不好私斗,凡有矛盾,就打官司,不怕进衙门、入官府,崇尚以法律解决纠纷。


这样的地方,经商之人在和平时代也会心向往之,涓滴成流。何况中原治乱循环,乱局一生,生灵涂炭,人们就会纷纷南下避祸。对时局将乱最为敏感的,永远是商人,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安排退路;况且商人富于资财,能够承受远行的成本,能从中土到达广州者,多是富裕人家。


广式美学,色彩缤纷,无处不在 (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陈忧子 摄)


作家叶曙明在《广州传》一书中写道:“东晋时代,只剩半壁江山,汇聚广州的各地商人,越来越多,仿佛半个中国的商人都挤进来了。”


历朝历代,一批批商人自北南来,累积起广州的商业人文主义精神。这个过程,就像三江源源不绝,从北部送来土壤沙石,堆积起安宁富庶的珠江三角洲。


广州并不能完全免于兵劫,唐末黄巢攻陷广州,屠城,清初尚可喜攻陷广州,屠城。历史上这样的巨灾大劫还有多次,有时会让广州数十年残破萧条,但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东山再起,恢复贸易繁华。



商业人文主义

清朝,广州人就敢说:“广州之货,天下未必有之;天下之货,广州尽有之。”


广东省博物馆有一件藏品,是一个清朝乾隆时期的广彩外销瓷盘。盘子中间画的是希腊神话《帕里斯裁判图》,画中有两男两女一孩童,都是赤身裸体,两名女子袒胸露乳。


广彩外销瓷盘,上面绘制了希腊神话《帕里斯裁判图》


今日看来,实属正常,这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主题与风格。但在当时,在一个文化保守、文字狱盛行、连戏词都由皇帝亲自组织删改的年代,这样的绘画内容就令人见之面红耳热,甚至不免心惊胆战了。


但在广州,司空见惯。


在欧洲,画工是艺术家,地位高,薪资也高,而在广州,画工就是工匠的一种,并不享受优越的待遇。所以,无论是在瓷器上作画还是在玻璃上作画,广州都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可以大量出口。


其中,玻璃画是画在背面,往往是反着画,对技艺要求更高,这一作画技法在欧洲已经失传,但广州的工匠一样人手一支笔,勾勒渲染,游刃有余。中国画匠,连小小的鼻烟壶都能从内部画得没有半笔瑕疵,玻璃上作画,更不在话下。


这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何其相似,中国人勤劳敬业,不怕利润微薄,外围市场需要什么,就加班加点地制造什么。


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伍秉鉴


由于中国玻璃质量不佳,玻璃画所用玻璃还是从西方进口,这就像“来料加工”。


外销瓷在素白瓷上按照欧洲商人指定的图样绘画,这又像“来样定做”。后世珠三角经历的工业起步模式——“三来一补”,在清朝时期的广州便已实际存在。那时的广州瓷器、玻璃画加工,也处于价值链底端,外商赚走了大部分利润。


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珠三角地区工业发展之痛,只是当代广府人力争上游,渐渐改变了这一状况,而当时的广州却无能为力。


最现代的广州,保持着最坚韧的传统(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陈忧子 摄)


清朝的广州府,几乎包含整个珠三角地区,以及部分粤北地区,由是观之,也算是一雪前耻,扬眉吐气。


如今的新闻,屡屡爆出“假名媛”事件,通过租借或者拼单,使用租来或合买的奢侈品拍照,发朋友圈,冒充“名媛”,败露以后,沦为笑柄。


广州人重实际,不好面子,但对于穷人爱美的需求,也有公开的解决办法。


载着花枝的小三轮,承满了广州的丰富与生动(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陈忧子 摄)


清末民初红火一时的“朱义盛首饰店”,是专门制售镀金首饰的商家。


中下等人家妇女出门,或者女儿出嫁,一样可以“环佩叮当”,大家都知道那东西不值钱,但对使用者并不歧视。


富裕人家嫁女儿,为了防盗防抢,明里佩戴的也往往是朱义盛的首饰,真金白银的首饰,则私下送到婆家。


某种程度上说,朱义盛首饰在财富悬殊的不同阶层里普遍受欢迎,体现的是这座城市由于“商本位”而非“官本位”所带来的平等精神。


前文已经提到,广州人经商历来不欺客,不止于此,他们还不欺同行。


民国时,梁新记牙刷在中国最为繁华的广州、上海,几乎无人不晓,这是诞生在广州的日用品牌,它以质量过硬著称,广告里敢写“一毛不拔、脱毛包换”。其毛刷用的是质量最好的四川猪鬃、湖南猪鬃,对加工过程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一丝不苟。


梁新记“一毛不拔”广告海报


创始人之一的梁日盛回忆说,当时按照梁新记的实力,完全可以垄断整个牙刷市场。“但我们始终没有这样做,如果这样的话,牙刷行业的大发展就要推迟很多年。同行业中,有竞争,发展肯定会更好。对于一些规模小、资本少的同行,我经常借钱或赊货给他们,扶持他们共同振兴这一行业。”


这话听起来很耳熟。梁日盛去世20多年后,在深圳——原广州府新安县辖区,华为的任正非先生说到要与国际同行携手合作实现“和而不同”,而不是以打垮竞争对手为目标。“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这是东方古代的智慧。”


羊城的地平线永不单调(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陈忧子 摄)


任先生几乎是完整重复了梁日盛的语意。只不过此时,任先生面对的是世界,一样自信、谦虚、胸怀博大。


2000余年来,珠三角平原不断向海生长,广府的商业人文主义精神,作为共同基因,植入那些新出现的城市,从一枝独秀,到群芳竞艳,灼灼其华。


作为东方古代智慧的传承,广州的精神从未改变:一有机会,就改变世界。


首图为广东台触电新闻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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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莫奈

排版 | 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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