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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前夕，惊悉钱谷融先生仙逝，一时错愕。等脑中空白过去，浮起的却是五年前的中秋前夕。
那年中秋前夕，我因事杂无法分身，就让两个女同事去钱老家送月饼。她们回来传话，钱老说了，姑娘们来，我很欢喜；晓军若一道来，我就更欢喜了。
那年钱老九三高龄，智力体力犹胜六旬，棋照下、旅照行、肥肉生鱼照啖、浓茶烈酒照饮。春节拜年，我想当然地带去两瓶黄酒，钱老先是道谢，话锋一转，说他爱的，实在并非黄酒，而是白酒，晚餐常会佐以一两。我因诧异而生记忆，不久后碰巧得白酒两瓶，托人送去。过了半年，几位作家聚餐，众人齐向钱老敬酒。他喝的，正是白酒。他还特意同我干杯，呵呵笑道，谢谢晓军的酒，好酒，我全喝了！
我得知钱老之名极早，但得识钱老之人极晚。原只是一次随友顺道的拜访，不想从此那位朋友每见先生，先生几乎都要问起晓军情况如何、代为致意之类。朋友每每传话，每每使我心头一暖，并在这股暖意的驱动下前往问安。与那位朋友不同，我并不是他的学生，也没有听过他的讲课，甚至与他的交谈也从未涉及文学一星半点。
但我依然得到了他的教益、最根本的教益。
先是文。从他的书中，我知道了文学究竟是什么；后是人。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了做人到底该如何。文学是人学，我深以为是，随而判定若要从文，必先做人；继而判定对任何人，听其言观其行要比读其书更要紧。学术的自由度，实质上是取决于问学者、接受者的自由度，即人的心灵的自由度。知识分子的梦，先是实现自我心灵的自由，后是发现、钦慕和欣悦别人心灵的自由，再是悲悯、呼号和改变自己和别人心灵的不自由。因此，居高临下、好为人师，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固非君子之行，而故作清高、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亦非君子之德。以自由旷达的人生与人平和相处，恰为大道正途。
钱老说他平生最爱诸葛亮，从小如此，到老不改。我想当然地以为他爱草船借箭、巧借东风，爱七擒孟获、空城退敌——这些恰是我之最喜，为此不但多次去看京戏，还为《空城计》填了一阕《柳梢青》，并兴冲冲地持去请他过目。
战马骎骎，城前怯步，举项沉吟。一柱清香，两名童子，三尺瑶琴。 雄师暗伏于心。看诸葛、安排九音。铁戟千千，欲将磨洗，何处追寻。
钱老看了，抚掌称善，说上半阙的“一二三”来得简洁，读去仿佛坐在剧院看戏，诸葛亮即将出场的当口，使人平生期待。下半阙则用杜牧的铁戟，不但把赤壁怀古变成了西城怀古，难得是反其道而用之，好在出人意外。
话锋一转，钱老说他所敬慕的，其实并非在蜀汉当丞相的诸葛亮，而是在隆中做隐士的诸葛亮，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诸葛亮。他还说幼年时与小伙伴们戏耍，就常得意地说自己是“散淡之人”。
我自然联想起《空城计》中那句西皮慢板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下一句，有两个版本。一是“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一是“凭阴阳如反掌博古通今”。前者为主流唱法，早就熟极而流；后为冷门唱词，已是百不闻一。我料钱老所爱，必为“博古通今”而非“保定乾坤”。虽然如此，人格的独立却不等于处世的孤独；而抛却孤独且享受喧闹，更须要灵魂的强大。
钱老说，一个人的灵魂是否强大，除了看他的理性与感性力量是否强大，还要看他能否将两者融为一体，从而产生更大的力量。因理性和感性绝非水火，而是相辅相成，不但不会彼此制约和互相削弱，更会因一股的强大而增强另一股的力量。我想，定是这两股巨大力量的综合，才能让人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不但不陷入孤独、反而会享受喧闹；才能在人格、灵魂与心态、行为之间，拥有大片自由的时空。
就钱老而言，他的独立在于读书，他的强大在于编书，他的融合则在于教书。对弟子们的入世或出世、得意或失意，他一概乐听其言、一贯乐观其行。原来先生所做之事，都是孔子已做之事。说起自己的阳历生日与孔子相同时，他脸上的皱纹如水波般漾开，不禁得意之色。
我自然遥想起九十年前，也即钱老年幼之时，自称“散淡之人”的神色。
生来散淡人，懒去理乾坤。
唯愿耽闲适，亦能拥苦辛。
读教无品类，儒道有因循。
得意休相问，管他余几春。
今年中秋前夕，不送月饼，只以此文送钱谷融先生。
钱老，您……您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