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剧情和剧名一样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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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剧情和剧名一样俗

李春阳

我喜欢看电视剧，作为剧协会员，尤其关注国产电视剧荧屏，近十几年来，几乎以每周二至三部的速度，观看了数百部国产电视剧。而我看电视剧又有一个癖好，凭剧名判断一部电视剧的优劣。《金婚》、《蜗居》、《亮剑》、《潜伏》、《暗算》、《欢乐颂》、《北平无战事》、《激情燃烧的岁月》、《雪花那个飘》等优秀电视剧，均是因剧名才吸引了我。可以说，如果一部电视剧，剧名先吸引了我，我才会从中间挑一集来试看，如果剧情不俗我便从头开始观看。用此法我可以准确预测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更进一步预测它能否有教好的市场效益和经济前景。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我知道它很久了，一打开娱乐视频网站，就会映入眼帘，然而一直未引起我的关注。看到这个剧名，我还以为是当年溥仪的自传又重新改变成了电视剧，而我讨厌这种又长又臭的懒婆娘裹脚式的回忆类电视剧。因此，《我的前半生》没有得到我的关注。在它首播快收官时，听朋友说，这部电视剧很火爆，我才挤了点时间赖着性子看了几集，然而剧情似乎吸引不了我，观看的速度很慢。其后，又有朋友说这部电视剧很火爆，希望我看后能系统地谈谈这部电视剧，这才找时间把整剧看完。谁知看完后的感受一如从前——剧情和剧名一样俗。

优秀的电视剧，都有一个好剧名。剧名要么用典，以增强电视剧的文化厚重感或诗意美，如台湾电视剧《几度夕阳红》，借用《三国演义》的篇首诗；《在水一方》暗用《诗经》中的名篇《蒹葭》中的名句；《昨夜星辰》，引用李商隐的诗《无题》中的名句。要么暗含主题，有一种含蓄委婉隽永之美，如《欢乐颂》，欢乐小区中的居民在生活的重压下不欢乐。要么运用夸张，直击人们生活焦点话题，以吸引广泛的关注，如《蜗居》。要么运用比喻，形象的赞美人世间的某种精神之美，如《亮剑》。要么借用外来文化名词，表明对民族某种文化失落的感叹，如《金婚》，感叹从一而终的婚姻文化在经济大潮下的日渐式微。要么用诗化的语言，抒写对逝去的历史岁月的定性和怀恋，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雪花那个飘》等。但是《我的前半生》这个剧名，我看不出有任何特色表现出来的什么美感，只让人感觉是仿佛一个人生失败者在丧失人生激情后对往事的忏悔。

如果仅仅是剧名俗而剧情新颖独特、让人感喟振奋自励自新，也不失为是一部好剧。但是，《我的前半生》的剧情也都是老生常谈。《我的前半生》都写了些什么呢？全职太太被弃然后职场逆袭（罗子君），小三插足和办公室恋情（陈俊生和凌玲），贫贱妻子的红杏出墙（罗子群），小市民的贪婪势利唯利是图（薛珍珠），职场上的钩心斗角相互倾轧（凌玲和罗子群），金领人物的恋爱矫情（唐晶），男主角爱上女主角的闺蜜（贺涵、罗子君和唐晶的三角恋），成功男人的多段男女情（老卓），纯情小萝莉爱上大叔（洛洛）等。

在剧情安排方面也都是落入俗套。先用镜头铺排的手法，夸张地展现即将被弃的女主角A虚荣奢华消费刷存在感。后写其对丈夫男主角A身边的职场女性的疑神疑鬼大打出手，再安排即将被弃女主角A的闺蜜——另一女主角B和她的未婚男友B出场。女主角B往往是职场成功但单身者。又用先抑后扬法表现AB两位女主角在交往中，男主角B对女主角A的否定和不屑。然后是女主角A被弃后的痛苦自杀，女主角B作为闺蜜的打抱不平和极富睿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扶持，女主角A在闺蜜及其男友的扶持下的自立自强。紧接着女主角A的闺蜜女主人公B因公离去，女主角B要求男友照顾在不幸中逐渐站立起来的闺蜜A，男主角B在照顾女主角A的过程中悄生恋情，女主角B回来后发现男友和闺蜜的恋情后反目报复。最后，女主角B因工作受难声名将倾于职场，于是男主角B和女主角A均做出不同形式的牺牲拯救女主角B，女主角B声名得以维护。结尾借男女各位主人公之口来一段关于高尚爱情的感言结束故事。

这样的剧情设计，这样的剧情结构安排，我们都可以在近十几年来的港台和内地的影视剧或是小说中，找到熟悉的影子。

有不少人说，这部电视剧真实地再现了当代女性的现实忧虑，无论是在职场打拼，还是在家做全职太太，都患得患失，缺乏安全感。但是剧情的真实不等于剧情的不俗。

优秀的电视剧，反映生活总会选择一个理想的角度，一个思想的高度，来反映真实的生活，以增强剧作的思想性，进而获得理想的收视率和巨大的艺术和经济价值。《欢乐颂》对生活地反映也是真实的，甚至可以说，它是在深刻地揭露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住房、医疗、就业、创业环境等民生大问题。但它不是套路式的披露，是通过几个年轻未婚女性在都市职场中的打拼以及各自的家庭背景或遭遇，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时而是轻喜剧的活泼愉快，时而用动人心魂的深刻来展示剧情揭露现实问题。让观众对现实的悲叹后对剧情中人物的遭遇表示一种推人及己式的同情，也能让观众从不同的人物遭遇中生发不同的审美评价。安迪让人感奋和钦佩，曲筱绡让人嫉妒又敬佩，樊胜美让人鄙视又同情，邱莹莹让人可笑又可爱，关雎尔让人愉悦又让人牵挂。《欢乐颂》虽然说揭示的是民生中的敏感大问题，但由于编创人员的独到的反映现实的技巧，整剧的格调轻松欢快，还不失青春励志。

《我的前半生》的确较真实地再现了现代职场生活，但是观众从中很少能感受到向上的情绪，多的是被逼无奈，是怨恨愤憎，是趋炎附势，是钩心斗角，是投机取巧，是挟私报复。硬要说有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或许能给人理性的借鉴。这样的真实，缺少引领，带给观众的不是愉悦感奋，而是恐惧，较少能感受到现实的安全感。

《我的前半生》剧情所以“俗”，主要原因是编创者不能站在一个思想的高度过滤生活，不能把剧情设计与引导观众培养向真向美、和谐友善、诚信敬业、文明守法等积极的个性结合起来。剧中塑造了罗子君、唐晶、贺涵、陈俊生、凌玲、薛珍珠、罗子群、白光、老卓等几个人物，但观众很少能从这些人物身上吸取到积极的东西，能吸取的多是令人鄙视的“中国式聪明”。

罗子君被弃后的自立，很少能看到她是靠自己的勤劳、坚韧、聪明和智慧，自始至终靠的是唐晶的睿智疏导和激励以及对罗子君欺侮的同事（凌玲和小董）“江湖式”的恐吓，靠的是贺涵对她投机取巧求职的教唆和充当她的职场保护伞。

贺涵，在剧中是一个职业教父形象，是生活中大多数物质男女心中的偶像。但在剧中“为了抢客户六亲不认”的贺涵，就他帮罗子君虚构应聘简历以便罗子君能投机取巧获得他们公司的下属单位高薪职位，然后名正言顺获得他的保护这一事来看，他就不是什么品行良好之人，更不要说他弃公司重大利益于不顾而远离上海为罗子君的儿子过生日严重缺少劳动纪律意识和敬业精神的事情了。

优柔寡断的陈俊生，轻诺失信，寡情薄义。当年跪在罗子君母亲面前，请求把女儿嫁给他并答应薛珍珠会善待罗子君一辈子。当他事业有成，成为年薪超百万级的金领后，当他把年轻的女大学生罗子君豢养成一个沉溺奢华虚荣心强不思进取又失落恐惧的全职太太后，内心慑于工作和生活的无形压力，不是回家与妻子沟通，以便妻子能外出工作分享他的压力，而是移情于办公室一个虽然工作谨慎认真，但为人两面三刀精于算计其貌不扬的女人身上。当凌玲挟私报复唐晶行为，对公司引起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巨大的不利影响后，为了保护妻子，为了家庭的和谐，为了自己不贻笑大方，也是置正义于不顾，与上司贺涵合伙隐瞒事情的真相。

干练睿智的唐晶和贺涵一样也是一个职场的成功者。应该说她是这部剧唯一的能让人感受到一些积极力量的人物。她重视友情，但维系她和罗子君友情的基础是读大学时每周到罗子君家去吃饭和罗子君婚后阔太太的生活，她们之间有着同样优厚生活的等级基础，虽然罗子君这种优厚的生活是丈夫陈俊生给予的。尽管她后来会在罗子君被弃后对闺蜜极力扶助，但是如果没有长期拥有同等条件的社会等级基础的时间沉淀，唐晶对罗子君不一定会有如此深厚持久的同学情谊。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剧中也是悲剧性人物。她的悲剧在于对爱情的矫情。贺涵爱他，并为此等了她十年，然而她却纠缠于薇薇安在贺涵床上的自拍。这种爱情上的纯洁主义追求表现出来的现代职业女性的个性品质，实际上与当代职业女性的爱情观生活观相去甚远。当代社会职场竞争很苦很累，无论男女，结婚多是为了寻求一个身心的避风港。当代人的爱情直白简单，婚姻讲究爱情，但爱情不是全部。所以他和贺涵十年的若即若离，完全是一种在爱与被爱之间的游走心里所致，其实质是俗世婚姻与精神之恋的反复权衡。她想接受贺涵的爱情，但又想检测她和留美海归同学的适应度。对于爱和婚姻，她幻想太多又顾虑重重，所以她遭遇爱情悲剧理所当然。

薛珍珠是一个恶俗人物。在她身上透着一股市侩之气，六十多岁打扮成一个搽满脂粉涂满口红的老妖婆形象。她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罗子君做阔太太时，便到女儿家蹭吃蹭穿。

听说要和罗子君离婚时，到陈俊生公司大打出手。罗子君被弃后便不择手段，言传身教，让自己的女儿去傍大款，以便找到一个靠山，来做长期的、稳定的饭票；不断地怂恿子君抢贺涵，挖闺蜜的墙角，临死时都不忘恐吓贺涵对子君的后半生负责。小女儿子群家，做生意赔本，夫妻三天两头争吵打架，就整天打骂小女婿白光，嫌弃他不会赚钱，唆使子群离婚，于是子群在她的唆使下，真的就红杏出墙，一个家差点支离破碎。薛珍珠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剧中的解释是，很早前，前夫卷走了家里的金银细软跟别人跑了，她含辛茹苦地带大了两个女儿。但是生活中不知多少人遭受了苦难，可又有多少人成为了薛珍珠呢？相反，不少人在苦难中顽强自立，成为儿女们心中的良好榜样。日本电视剧《阿信》中的阿信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老卓，也是一个成功者，经营着一家日本料理店，供像贺涵这样的成功人士来消费。但他却是一个滥情主义者，时不时有不同的女人来店里吃喝，没人时跳贴面舞，要生活资金。在剧中是贺涵、唐晶、罗子君、陈俊生故事发生演义的见证者，然而又只是一个明哲保身的旁观者。

从剧中塑造的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很少能感受到积极的能量，看到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用，投机取巧，法律意识淡薄，敬业精神缺失等各种劣等民族子民才有的丑陋性格。

当然，编创人员不能站在一个塑造国民良好性格的高度创设剧情，不仅仅是《我的前半生》一部剧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剧坛大多数剧作存在的普遍问题。记得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给我一支烟》，剧中男主人公经常在开会中出来接打私人电话，经常在上班时跑出去处理女朋友的私事。而女主人公大学毕业到夜总会做三陪女，在一次上门服务中身心受到凌辱。编创人员于是借女主人公受辱后的剧情渲染，表示对施辱者对有钱人的控诉。该剧男主人公的劳动纪律观念淡薄极其让人反感。而女主人公的遭遇，虽值得同情，但又让人觉得活该。同情是作为三陪女也有尊严，身心不应该受到凌辱。活该是女主人公作为一个女大学生，没有谁逼她去做三陪女，她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才学自立自强，嫌正常工作来钱慢来钱少去做三陪女，就应想到会有受辱的可能。剧中该诅咒的是她自己，因为她缺少一种在人生处于困境时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剧作家在剧中应该引导观众在同情她时更要批判否认她。

优秀的影视作品，要真实的反映生活，但不去反映庸俗的腐朽的生活，反映落后的自私的愚昧的观念。即便是反映庸俗的腐朽的生活和落后的自私的愚昧的观念，也必须让观众在观赏剧情时能表现出嫉恶如仇甚至拍案而起，客观上起到培养观众心中的正义感和高尚的情操的作用。当然，这不是要求剧作家在影视剧作品创作中，一定要通过塑造文革时“高大全”式的人物来展示剧情，而是要求剧情创设时，既能产生积极地引领，又有接地气的亲近感。我们反对传递负面情绪的剧作，也反对为传递正能量而不接地气远离生活的剧作。像早几年的电视剧《相思树》，自始至终是满满的正能量，但女主人公的际遇却远离现实。

《我的前半生》竟然有火爆的收视率，影视评论家对观众的审美引领，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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