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中国教育的良心

 ——在“寻找·来自一线教师的声音”会议上的发言

    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

    我来自西安的陕西师大附中，能参加这样一个会议，见到这么多让我尊敬的老师和朋友，真的很激动，也很荣幸，说实话，这是我工作24年来首次被邀请参加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教育活动，因为在一个狭隘的教育环境中，我基本是边缘化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会议的发起者王瑛老师，同时在这里，我也向尊敬的钱理群老师、杨东平老师、王琰老师再次表达我的谢意，感谢在我的“万言书”事件中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中国教育百病缠身，它已严重影响到民族的持续发展和人种的质量。教育不仅是培养劳动者和接班人的，它更是良心工程，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只能依靠教育来救国和重树信仰，改良文化，而这一切都只能从改善人性塑造人格做起，因为人性人格都是文化产品，这就使得教育工作者任重道远，当然，也注定了一个真正的教育者苦难重重。

    但教育又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在中国它只是附属品，是社会历史政治利益的投影，体制问题、价值观问题都和教育问题纠结在一起，这些问题，许多教育专家的文章已写过很多，我不再多说。我只说我感受到的基层教育。

    一．行政化过度。教育应该由教育家来办，要“去行政化”，这是我们多年的呼声，行政应该是教育化的行政，应该为教育服务，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教育是为行政打工的，是行政力量的工具。我们基层许多学校的领导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和应酬，然后又不断召集教师开会，传达上级文件精神，或为迎接上级检查忙于应付，教师的许多时间耗费都和行政事务有关。过去陕西在全省评“省级重点中学”，结果最后评出近100所，没有了优势；再改为评“标准化高中”，现在也越来越多；前两年又改为“示范性高中”，而且每年要复查一回，就和检查汽车一样，给你发了执照，每年查一次，每次检查前全校都很紧张，供检查用的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要求老师都凑齐，其实对教学一点用都没有，学校要求老师穿统一服装，学生也要统一穿上校服，派几个漂亮女生到门口迎接，学校门口挂上条幅，上面大书“欢迎领导莅临指导”的字样，而领导一走，工作又恢复原样。甚至在西安的某些学校，有两套课表，给领导看的是一套，自己实际用的又是一套，这些都在对学生实际上进行负面教育。学校为什么对“示范性高中”的牌子这么重视，因为这是学校的面子，更主要的涉及到收费标准。当我认真学习了《义务教育法》之后，我大吃一惊，原来教育管理部门带头违法，因为《义务教育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不准分所谓“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为了规避法律，就搞出什么“示范性高中”之类，因为“示范性高中”里面就包含有“示范性初中”，家长学校自然心知肚明，这是学校的“国家身份”，在体制内的尊荣，马虎不得。我担心，当“示范性学校”的游戏玩完之后，不知过几年又会搞出什么花样来。

    教育的行政化导致工作似乎不是为了学生，而是为了上级，比如，经常在开学让老师写什么本学期的教学计划，平时要填写什么听课记录、备课记录，还有教案检查，作业检查，读书笔记检查等等，而且随着行政化的加强，现在许多学校的领导越来越多，意味着管理教师的人越来越多，给教师安排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而中国的管理系统差这是通病，所以部门的安排经常冲突，但老师是那个领导都怠慢不起，所以底层教师还是很累。外县有些学校的高三教师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上，周末只有半天休息时间。我们作为城市学校还算相对好一点，但在这24年里，已经有三位中青年教师病故，最小的才25岁，还没有成家。我的一位同学在西安另一所名校工作，40岁刚过，就累成肾病，导致双目失明。另外一所重点学校的一位老师因为量化考评倒数第一，面临解职危险，回家就自杀了。四月份，我们老家的一所学校，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老教师因为职称未评上，一气之下也自杀了。

    从去年开始，西安一些学校参观了衡水中学后，又学习“衡水模式”。在毕业班的楼道和教室里张挂大幅红色标语，搞得毕业班教室像战场，用运动式的办法搞学习，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文化大革命”。

    还有就是每学期两次的成绩分析，把许多老师搞得灰头土脸，反正我很反感这种做法，四年只参加了一次这种会议，我觉得成绩是学出来的，不是分析出来的，这种分析评比只能带来教育恐惧，优秀教师越来越出不来，语文素养有许多不是成绩能够显示的，用数字的量化分析来给语文定位，语文就很尴尬。只教考试的语文其实很简单，但却没了生命。身体肥胖和身体健康是两个指标，体重指数不代表健康指数，“考得好”不见得就“教得好”，用分数给语文老师定座次，不是弱智就是别有用心。而行政化评价硬要把语文拉上应试战车，导致语文老师很分裂，真正的语文老师实际成了一种很悲壮的角色。由于应试竞争会让老师们之间竞争，所以老师们之间其实没有真正的合作，只是表面依附，而竞争的灾难最后都转嫁给了学生，因为要抢时间，而学生有一个时间成本的问题，最后谁能抢来时间？谁最厉害谁最有威权谁就最能抢来时间，所以班主任的成绩一般都比较高，但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对奴性的进一步强化。

    行政化也让教育不能自由进行教育，教师们都很累，我们每天上班要打四次卡，出门要有学校领导签字的假条，我们学校已经打了13年卡，有点像教育集中营，许多年轻教师感叹，有同事没朋友，因为平时没有交流时间，加上成绩比拼，同课头的老师们之间实际是竞争和防范大于合作与分享。应试教育让教师其实也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也不需要读多少书，对学生也一样，有时候，读书反而妨碍应试，虽然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很有帮助。

    还有一点，行政化对教育资源的浪费非常严重。比如年终突击花钱，因为年终把一年的钱没有花完，不花明年也不会给你，就突击装修办公室，或者把才用几年的好好的会议室，再花几百万重新整一下，很浪费，但一年的经费必须花掉，不花也拿不走，所以一些学校就越搞越大，对资源的浪费很严重。

    二.应试教育导致学生负担沉重，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现在用拉杆书包的学生越来越多，戴眼镜的学生越来越多。据一份调查，近视率小学28%，初中57%，重点中学达到80以上。许多学生体质很差，许多学校对这一块也不重视，就知道搞应试抓升学率。教育部这十几年组织的几次调查显示，中小学生的体质体能连年下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2010年调查中，近八成中小学生睡眠不足。十年间这一问题不但没改善，还越来越严重。由于课业负担重，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压力越来越大。学生自杀事件越来也多，也越来越低龄化。据一份调查，中国每年0—14岁的儿童非正常死亡16万，伤残达64万，有些非正常死亡就是自杀。大学生自杀的绝对人数其实也不是个小数字，只是我们不报道或报道很少。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进入大学后自杀的，我知道的就有两位，一位还是我的一位同事的孩子。我这半年接触到几位已经毕业的博士生，有三位说曾经自杀过或有过自杀动机。我的一位学生现在正读博士，前不久告诉给我说受不了国内这种风气，压力太大，想出国，就是人际生态没有温情，几位博士同学从早上8点进入实验室，到晚上11点才出来，甚至吃饭都在实验室，几乎失去语言能力，因为相互之间不怎么交流，每个人都是竞争对象。大学博士生之间怎么都这样，很让人为这个国家担心。从小学到大学，学习的荒废导致对生命的荒废让人非常痛心。

    三、说说新课程。新课程搞了这么多年，你如果要问一些教师，新课程是什么？“新”在哪里？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因为新课程缺少清晰简单的表述，更主要的是，新课程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并未触及本质，就是教育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

    悖谬的是，新课程本来是要解放师生的，谁想实施后，师生普遍反映压力增大，负担加剧，一个良好的愿望为什么会带来相反的结果？这需要顶层设计的认真反思。对教育来说，教师是核心，评价标准是关键，如果教育评价标准依然由高考成绩说了算，只会越改越扭曲。

    新课程“三维目标”的设计是不错的，但它把可以量化的目标与不可量化的目标纠缠在一起，这就经常会带来实施困境。而且，过程评价也只是徒增了教师的工作量，有点形式主义，最后还是由成绩说了算。而要出成绩，只要搞好“知识与能力”即可，过程再好，方法再好，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影响再好，考试成绩不好一切都不算数。这种教育价值观，老师改变不了。实际情况是，越是按照新课程目标去组织教学的老师，付出的努力越大，受到的伤害往往也越大，这恰恰是新课程最尴尬的地方，所以不改善教育评价，新课程也是受伤者。

    更主要的是，新课程依然缺乏教育信仰，缺乏高远的教育追求，缺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依然是国家本位而不是生命本位的。由于缺少生命教育，信仰教育，这些年，校园暴力案件和自杀事件明显增多，人的精神往两端发展，要么野蛮，要么脆弱，就是缺少理性。

    另外，新课程在强调教师学习的同时而淡化了校长以及家长的学习。实际情况是，当教师按照新课改要求搞教育教学的时候，往往会遇到来自学校领导和某些家长的阻力，考试成绩也会吃掉课改价值，所以，新课改的进一步深化应该把校长培训和家长培训纳入计划。

    同时要大力改革高考，尤其是改革语文高考形式，虽然全国命题有十几套，但试题结构、命题思路都基本是一个套路。有些考法本身就是制约语文教学的，比如考病句本身就是病，因为75%的句子都是问题句，这怎么能培养出学生的良好语感。还有阅读试题训练，恰恰抑制的就是学生的阅读兴趣，因为学生对文本的阅读和对话是强迫的，不是自由的，回答问题总有一个僵硬的“他者”在审查监控，这就是所谓“标准答案”。这种训练法不仅强化了奴性意识，而且打压了孩子的阅读兴趣，许多学生进入大学后不爱读书，和中学语文的这种强化训练有很大关系。

    四、公民教育问题；要步入现代社会，没有现代公民是办不到的。现代化不是物质消费现代化，而是人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但几十年的教育，我们的观念几乎没有什么改观，这问题不在教育本身，教育只是国家政治和历史价值观的投影，体制层面的改变现在看来还很难，但不代表教师无所作为，我觉得可以从微观层面去改变。就是改变自己的行走方式，改变自己的课堂，尊重学生人格，不搞教育专制，多读书，多关心国家的事情和身边的事情，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要敢于质疑，自觉成为好公民，身在体制内，心可以在体制外，以民间的姿态，慢慢去改变。政治可以改变权力运作方式，但社会的改变是缓慢的，它依赖于人的内心，依赖于文化，所以搞教育的人既要仰望天空，又要脚踏实际，这一点，马小平老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五、最后说说马小平老师。我一直深感遗憾的是，马老师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才通过《南方周末》和钱老师的文章让我知道的，生前未能和马老师取得联系。对马老师的所作所为，我非常感动，也感到马老师在精神上和我是相通的，甚至有一些做法我们也很相似，比如关注人文教育，上课喜欢自由发挥，重视对学生的思想引领，关注学生当下的幸福，不断解放学生的大脑，自己读书，带领学生读书，在高一高二一般不涉猎应试技巧。我觉得马老师比我们走得更远，他是我们仰望的一个目标。联系我自己的遭遇，我也经常有莫名的孤独感，被一些人认为是另类，也被“主流”排挤和边缘化，从我个人的精神体验，我更能领会到马老师当年在精神上的孤独，虽然我也不缺生活上的朋友，但有时候就是不知道和谁交流，那么读书吧，和古人和智者交流，这样读书写作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选择，所以当听说王瑛老师发起“寻找”活动之后，我就很为王老师的这个活动叫好，也为王老师的教育情怀感动，王老师的初衷也就是不想让这一类老师太孤独，有一些精神上的互动与温暖，借此对中国的基础教育有一些影响，让我们的基础教育中多一些人文亮色，让马老师的精神薪火相传。希望通过媒体的介入和宣传，能产生较大的影响。正像钱老师讲的，基层有人文情怀的教师其实绝对数不少，但在一个确定的学校其实不多，绝大多数教师都被裹挟到应试中，相互搏杀，抵消能量。榆林一位老师还给我写过一封信，联系马老师和我的一些做法，在思考和追问：一个中学老师到底能走多远？我给回了信，大意就是你自己先做起来，推动自己就是推动世界，你自己其实就是体制，就是历史，就是文化，先救出自己，再去救孩子，救一个算一个，不要太在意功利目的。只要做起来就有用，在没有付出努力之前，谁也没有资格说无力。当然，这需要教育信仰的支撑，不然走不了多远。

    在教育实践中，我深切感受到，在现有体制下，教师太重要了，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教育，教师是教育最重要的生产力，但教师群体是大有问题的，尤其是价值追求，不是做教育，而是做帮手。许多教师只是把教育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有理想情怀的教师还是太少，在教育中寻找人生幸福和存在价值的教师也不是很多，尤其是现在的许多年轻教师，知识倒很多，但缺少教育理念的支撑，精神走向也大有问题，继续延续他们接受的教育，对学生很凶，对任何一个上级都敬畏有加，为了得到上级认可，甚至不惜采用卑劣的手段。这一点，王栋生老师在他的杂文里也提到了。指望他们改变教育现状，很难。现在就是要通过多种方式，来更多地影响年轻教师和家长，追求更人性更合理的教育，让学生少受应试教育的伤害，更健康地成长。全国现在有许多老师都在搞，比如办网站，写文章，出书，搞教育沙龙等等，另外也有不少民间的教育组织，比如办私塾，在家上学，都在自觉改变教育生态，这都让我们看到教育自救的民间力量，希望这个自救的队伍不断扩大。

    至于我自己，本学期我带高二，继续搞课堂教育改革试点，构建学习共同体，教师和学生一起读书、共同写作、共同分享、一起成长，我自己参加了杜威教育理论学习小组，参加了一个学者沙龙，担任一个民间教育机构的义务辅导员，另外也通过博客和微博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学校里也希望影响到更多的教师和学生，真正为改变教育生态起到一点作用。

    也许我看不到自己的收获，在荒诞和绝望里的挣扎也许像堂吉诃德一样可笑，但是，我相信，教育是生命的灯，只要有人行动起来，黑夜中一定会有人和你一起出发。

    也希望得到各位老师、各位专家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文/杨林柯 陕西师大附中）

（来源：杨林柯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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