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岁学人周有光谈学校教育

刚刚过去的1月13日，老人周有光度过了他的生日，今年，他110岁（虚岁）了。这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的110年，正是中国奔向现代最关键的110年，不经意间，他成了一个伟大的书写者和见证者。

周有光学生时代对学习浓厚的兴趣、旺盛的求知欲是如何培养的？当年的名校怎样教导学生？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如今双文化（既有国际现代文化，又有本国传统文化）时代的教育该如何进行？请看——

110岁学人周有光谈学校教育

记者：您“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请问您所受的学校教育和教过您的老师，对您形成这种不断思考的习惯是否有影响？

周有光：应该说和我所受的学校教育是有关系的。我那时的老师非常提倡兴趣，强调没有兴趣，什么东西都学不好。我先是在圣约翰大学学习，那是一所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有比较好的教学条件，图书馆书报杂志很多。老师非常鼓励我们去图书馆广泛阅览，培养兴趣。另外，老师还教我们怎样阅读。大一时，我们每天去图书馆看报，有一个英国老师跟我们讲每天应该怎么看报。他说读报是有方法的，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书。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去看报，真的很有收获。以后我把这种方法用在读书、做研究上。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记者：现在不少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不喜欢上学。当初您对学习浓厚的兴趣、旺盛的求知欲是如何培养的？

周有光：那时老师非常强调培养学生兴趣。但兴趣是自然产生的，不是勉强的。现在的教育负担太重，孩子们没有一点自已的空间，兴趣也就没有生长的土壤。我上的中学、大学都是当时最好的学校，但我们的学习非常轻松，中学时9点钟才上课，上午只上正课，下午是游艺课。游艺课包括图画、音乐、写字等内容，不考试不计分数，很轻松。我们那时没有任何家庭辅导。因而我们学得很轻松，也很快乐。兴趣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太多压力，有很多空闲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的过程中产生了。上学时，我就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书籍。

我们那时有些管理制度还是可以借鉴的。我们从中学开始一定要住校学习，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学校绝对不允许学生出去，这可以使学生集中精力读书、学习，接受教师的教育。现在大部分学校没有这个条件，学生受外界影响就比较大。我们那时的大学是很有贵族味道的。当时我很穷，考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我姐姐在上海教书，有崇洋思想，希望我到圣约翰读书，但圣约翰的学费很贵。姐姐的同事知道后就把她家里当作财产储存的皮衣当掉，接济我读书。为了能顺利完成学业，我一边上学，一边给工部局（当时帝国主义在上海租界设立的行政机构）做翻译。放假就在上海打工。第三年，我在学校通过考试获得了一份工作，这样就应付了学校的费用。我觉得那时的教育方法有好的一面，学生有时间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时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现在的教育给家庭和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孩子没有自己的时间。现在清华、北大都在慢慢地改，走出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记者：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现在许多人认为，知识爆炸时代学得越多越好。

周有光：小学、中学不能学得太多，要给孩子们时间玩。一个人有空余时间才会去思考。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吴山秀先生，他为开阔我们的视野，不断给我们灌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经常请名人来校讲演。他是一个语文老师，那时的教材是文言，但他提倡白话文，介绍好的白话文章给我们看。

那时中学小学有许多很优秀的老师，我的老师让我们平时觉得很轻松。我想一定要轻松才能学得好，紧张是学不好的；不是压力越大就学得越好，压力太大学习效果就不会好。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我主张教育要提供宽松的环境，我们当时的老师强调兴趣，认为没有兴趣是学不好的。兴趣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外来的；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一个人一定会有某种或某些兴趣的。必然的兴趣同偶然的机会结合，就能成就事业。语文改革也是如此。

语文改革是语文自身发展的必然，不是人为的、简单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今天搞拼音方案就不一定能成功，因为目前存在一种复古思潮；在文革期间也不行，因为那样就会被批为洋奴。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是必然和偶然的结合。教育要给孩子留有空间，这样他们的兴趣必然会自由生长。

记者：有人说，这些年来中小学生文字水平普遍下降。现在中小学又非常提倡古汉语、古诗词的教学，社会上有人还搞古诗词诵读工程。这种现象同语言现代化建设是否有矛盾？

周有光：我不认为读了文言文就能写好文章。《光明日报》记者问我如何看待有人提倡文言这件事？我说21世纪提倡文言是时代的错误，要先把白话学好，再学文言。白话文言二者语法是不一样的。你一会儿文言，一会儿白话，文言学不好，白话也学不好，反而把小孩子搞乱了。克林顿当年拿出15亿美元投资教育，让孩子8岁过阅读关，实际上美国的孩子6岁就能看很高水平的杂志，如果用古代语言就做不到。我认为，你可以学古代的语言，但要选修。古汉语不是基础教育的内容，是大学生学习的一种专业，非专业的人不用学很多的古汉语，接触一点就可以了，但白话文一定要学好。从教育的角度看，是先了解现代，再了解古代，而不是先了解古代，再了解现代。你白话学好了，古代的东西就可以自动学了。举个例子，我受邀请去了日本，才知道日本小学生就用铅笔，不用毛笔、钢笔，因为写字方便。书法是一种艺术，是少数人的事，不喜欢就不用学。写字是每一个人必须掌握的本领。日本教育注重实用书法，中学生也不用毛笔写，只有搞艺术、搞书法的人才用毛笔。

记者：日本的教育跟中国相似，但现代日本的教育支撑了比中国发达的科技，发明创造也多，问题出在哪里？

周有光：在科学方面，美国重视基础科学、发明创作多，日本重赚钱快，发明很少。在教育上，我们要很好地学日本，日文跟中文相近，日本语文教育和我们相近，我们可以借鉴；我们在语文教育上耽误了许多时间。我们的语文跟美国差别大。当然，美国、日本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学。

我还想谈谈宽松的教育环境的重要性。我的曾外孙6岁从美国回来，在看英文的福尔摩斯。他们不评什么“三好学生”，认为评等级排队会使其他学生产生自卑心理；老师并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回家后没有作业。读书都是自动的，不是强迫的。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与我们现在的很不一样。我在中学时，每学期也要考试排队，平时则没有，老师也不会处分成绩差的学生，不会看不起他们。处分学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会压抑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影响完善人格的发展。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说，我们培养学生，要使文科学生了解理科，理科学生欣赏文科；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完整的人格，是一个完整的教育。这同我们提倡的全面发展相近。比较前苏联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前苏联是培养专家，出来就是很好的工程师；美国不去培养高级工程师，但大学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对于两种教育模式的利弊得失应该是清楚的。

记者：是实行专才教育还是通才教育，教育界曾有长期争论，现在倾向培养通才基础上的专才。现在中小学学校教育中还存在一种现象，就是一些学校倡导英才教育，提倡培养精英人才、领袖人物。

周有光：你有什么资格培养领袖人才？领袖人才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不是学校教育能够培养的。中学阶段应该给学生兴趣培养提供机会，你给他灌输东西，脑子装得满满的，他就没有自己的空间和兴趣去学东西了。沈从文早年很穷，没有老师指导，小学都没有毕业，他的学问是自学来的。他自己说是“乡巴佬进京”，谁理他？他写的小说像法国小说，但他不懂外文，他是自己看翻译小说学会的，这完全凭兴趣。有人看小说，看到半夜还不休息，是因为有兴趣。

记者：您认为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是什么？

周有光：中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其中国文是基础，最重要；英文也是基础，要拿起来就能写。中文学好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很多人喜欢看小说，通过大量阅读就学好了。

记者：您从小上新学堂，大学上了教会学校，后又留学海外，30年代到了日本，40年代再去美国，1949年回国。这种复杂的经历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造就了一代学者在学识上融通古今中外，品格上突显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意志。您认为我们现在教育应该如何处理好继承传统和面向未来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学习西方文化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

周有光：我为什么要写文化的文章呢，有许多人笼统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是不对的。你要谈文化，首先要知道世界文化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我认为，现在每个国家的文化实际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叫国际现代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一部分是现代整个世界文化的共同部分。古代没有现代文化，它是19世纪慢慢形成的。今天是全球化时代，必须是全球化文化，以国际现代文化为主，国际现代文化是大家共同的，这是文化的主要方面。二是传统文化，每个国家不一样的，包括本国的文史哲，包括本国的宗教、艺术，具有本国特色的。笼统讲东方、西方文化为什么不对？西欧文化和美国文化放在一起才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含西亚、南亚和东亚文化。我写了篇《漫谈西化》，专门谈这个问题。中国所讲的西方，最早是指西域，后来是西天（印度），最后才指西欧，这是三个西方。糊里糊涂说西方文化是不对的。中国是三个“东方”之一，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我比较了三所大学课程，中国今天有名大学的课程主要来自欧美，3/4是外国的，物理、数学、化学是外国的，是国际现代文化，1/4是国内的，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缩小，国际现代文化在扩大。我们现在处于双文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既有国际现代文化，又有本国传统文化。一个人也一样，可以容纳两种文化，并不矛盾。我既能听昆曲，又能听现代音乐，因为人本身就是矛盾的。西方宗教是信上帝的，科学是反宗教的，两者矛盾，但我知道很多生物学家都去作礼拜，信上帝。

记者：最后，大家都想知道，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是如何做到保持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心态和乐观向上精神的？现在的老师很辛苦，压力很大，很多教师身心处于亚健康状态，你能否给教师传授一些“秘方”，以拥有健康的体魄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周有光：一要保持乐观的态度，要相信进化论，相信历史总是在进步，后人超过前人的。二要多动脑，多思考。上帝给我们一个大脑，不是用来吃饭的，是用来思考问题的，思考问题会让人身心年轻。

（来源：百岁学人周有光的博客）

延伸阅读1：

110岁周有光和他的人生智慧

文|张丰

（1958年，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在北京护城河畔。）

周有光老人110岁生日之际，推荐大家阅读他的《百岁忆往》和《晚来所思》。其实，虽然仍在书写之中，他110年的人生，已经是一部值得深读的书了。周有光，一生“有光”，这光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智慧。总结一个人的人生智慧，有点像心灵鸡汤，让人反感，但是也许很少有人能够像周有光那样，有真正的智慧供我们借鉴。

1 幸福要靠自己争取

上世纪30年代初，周有光和合肥四姊妹中的老二张允和结婚。张允和是四姐妹中最强势的一个，周有光给她的情书，洋洋洒洒几页纸，核心只是说自己很穷，恐怕不能给她幸福。她的回信简洁有力：幸福要靠自己争取。他们的婚姻不被人看好，但是在这一信念的激励下，他们一起走了70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小禾在6岁时得病早夭，儿子晓平也被弹片击伤，就是这种自己争取幸福的信念把他们从濒临崩溃的情绪中拯救过来。痛苦时，周有光一度很接近基督教，但最后没能发展为信仰，他仍然要在尘世中寻找幸福。

2 利用好业余时间

1946年，担任银行高管的周有光被派往纽约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去普林斯顿大学和爱因斯坦聊天。两个人的知识领域完全不同，但是他记得爱因斯坦告诉他：人与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对业余时间的利用。每天几小时，长期坚持，一个人往往可以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当时，银行家周有光业余时间在搞拼音方案，他教一个美国人学汉语，就自己编了一个拼音教材。他发现，拼音是汉字和英文之间的一个桥梁。周游世界后回国，他回到上海市，仍负责金融工作。但是，上世纪50年代，搞金融工作是很危险的，他的一个同事就因为压力自杀了。这时，他被召到北京搞拼音方案，业余爱好岂止是成就了他，简直就是救了他。

3 向同乡先贤学习

周有光是常州人，在常州图书馆一楼大厅，有三座雕塑：瞿秋白，赵元任，周有光。他们都是常州人，瞿秋白搞过汉字拉丁化，赵元任更是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在纽约时，张允和去听赵元任的课，周有光也跟着请教。周有光出身在比较普通的家庭，父亲虽然曾中举，但在考进士的路上受到惊吓，就回家办私塾了，又娶了二房，家里不宽裕，周有光随母亲到苏州生活。他考上圣约翰大学，连学费都没有，还是姐姐室友的母亲出手，卖了一皮箱的嫁妆，他才得以入学。

4 紧跟技术进步

上世纪50年代，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者，80年代开始，他就开始用打字机进行写作。90年代，他是第一批电脑的使用者。网络时代，他上网看帖子，看到自己喜欢的文章，还会找到作者聊一聊。他还买了智能手机，但是眼睛不好，由保姆帮他使用。

5 不能泯灭良知

去年，95岁的出版家曾彦修出书，找周有光题字，周有光写了四个字给他：“良知未泯”。这是一个109岁的人对一个95岁的人的评价，恐怕也是周有光对自己的评价。周有光的晚年，光彩夺目，他超越了自己语言学家的身份，在多个领域发言，重申常识。之后，他从一个专家转变为一个心怀天下的“启蒙思想家”，到100岁，仍然笔耕不辍，确实是值得我辈学习的。

(来源：成都商报）

延伸阅读2：

周有光，一个人的110年

文|浦顿

刚刚过去的1月13日，老人周有光度过了他的生日，今年，他110岁（虚岁）了。

出生于1906年1月13日的他，可以说是一部活的中国现当代史。

他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参加了五四运动；上了大学，他又经历了“五卅惨案”；抗日战争时期，他颠沛流离，抗日救国；新中国成立，他从美国归来，以经济专家的身份为国家服务；上世纪50年代的汉语拼音改革，他成为了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者；如今，网络时代来临，他仍站在时代的前列，他上网冲浪、看帖发言。

1923年，周有光考入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他从上海静安寺坐上独轮车去学校。独轮车在中国已经有900年的历史，在他心中，独轮车代表着传统，而圣约翰大学则代表着现代文化，坐独轮车上学，就是跨越900年的传统奔向现代。对一个人来说，奔向“现代”，可以在瞬间完成，一夜长大，而对一个国家来说，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周有光的110年，正是中国奔向现代最关键的110年，不经意间，他成了一个伟大的书写者和见证者。

周有光晚年回忆人和事，常有轻松有趣的评论。比如他谈到自己的连襟沈从文，只用一句话“沈从文脸皮厚，哈哈”，这句话足以描绘出当年轰动一时的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谈到胡适，他会说“他和我岳父是安徽老乡”，谈到蔡元培，则是“他和我岳父很熟”，虽然周有光结婚时，岳父赞助他的钱，只够到日本留学，而不能到他更喜欢的欧美，但寥寥数语，仍让合肥张家的“分量”凸显出来。

周有光的太太张允和，是有名的“合肥四姊妹”中最管家事的二姐。她的大姐张元和嫁给了昆曲当红小生顾传玠； 三姐张兆和与著名作家沈从文的爱情，成为现代史上的浪漫经典；四妹张充和则远嫁美国，她的丈夫傅汉思是著名汉学家，当今如日中天的史景迁，就是傅汉思夫妇的学生。如果我们把视角拓宽到合肥四姊妹，拓宽到合肥张家的流变，那又会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百岁以后的周有光，思维仍清晰尖锐。《百岁忆往》是他的自述，根据录音整理，原稿有十几万字，拿给他过目，他一点点删改，最后只剩下几万字，他说，这样才够精炼准确。浓缩的才是精华，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有足够多可供浓缩的内容。110岁的周有光看待自己的过往，视角不无挑剔，而他的过往对我们来说，已成为历史，我们需要采纳另外的视角。

尤其幸运的是，这还是一部活历史。爱因斯坦那么伟大，我们却只能从遗留下的文字和影像材料中去还原，而周有光1946年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应约与爱因斯坦聊过两次天。聊过什么，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曾和爱因斯坦聊过天如今仍然健在的，恐怕没几个人了。在这个意义上，周有光就是一段记录着历史的材料，鲜活地为我们保存着过去的110年。

（来源：《看历史》）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有光的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十分宽广，研究的中心是中国语文现代化。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周先生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包括《汉字改革概论》、《世界文字发展史》、《中国语文的现代化》等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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