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老师就是阅读：要孩子读书的人却不读书，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2018-04-20 莫言李镇西蒋保信 校长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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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专栏】

最好的老师就是阅读

文|莫言

我童年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书读，而现在最大的痛苦就是书太多读不过来。我总结出一条经验：当书越多的时候，实际上人读书的热情就越淡薄；当书越少或者找不到书读的时候，人渴望读书的热情就会越高。在这里，主要讲一下我读书的经历以及阅读对于创作以及人生的影响，希望同大家一起分享。

我是1955年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农村，十几岁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辍学回家。但我已经具备了很强的阅读能力与对读书的渴望。当时农村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摧残，能够找到的可读的书籍屈指可数。为了读到一本书，我常常要付出沉重的劳动来进行交换。

记得我邻村同学家里有一本绘图版的《封神演义》，为了读到这本书，经常要去那个同学家中替他推磨。推磨是让孩子痛苦不堪的一种劳动，因为它非常单调，没有任何趣味。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小学老师，他收藏了十几本革命小说，比如《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这些书被我借到之后，都是用最快的时间读完。当时我们家养了两只羊，放羊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但借到书后，我往往钻到草垛里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两本书看完。书读完了，天也黑了，羊饿得“咩咩”直叫，回到家难免要受到家长的惩罚，即便这样心里也不后悔。

现在回忆起来，像我刚才提到的红色经典小说，它们的主要情节、主要人物甚至主要人物讲过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至今记忆犹新。这说明童年确实是一个读书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记忆力特别强，读书的热情特别高，读过了也能够记得住。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得来一本书确实不易，因此对得来的机会格外珍惜。

让我收益最大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我大哥家中留下很多中学语文教材，每逢雨天无法下地，我便躲到磨房里去读这些课本。当时的语文课本分为汉语和文学两种教材，汉语教材主要讲逻辑、语法、文言文；文学教材主要选录了古今中外名著的片段，比如《林家铺子》《骆驼祥子》《说岳全传》《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等。

这些教材虽然很薄，但它们打开了农村少年的眼界。茅盾的《林家铺子》使我知道了民族资本家和民族资本走过的艰难道路，《雷雨》让我知道了话剧的艺术表现形式，老舍的《骆驼祥子》让我知道了北京车夫的艰苦生活以及生动活泼的北京方言。

《骆驼祥子》中有个细节讲到，车夫祥子饱喝了一顿凉水之后，肚子里发出的声音就像刚饮了水的骡马一样。这让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感受。我们当时在农村非常累了之后饱喝一顿凉水，活动之后肚子就会发出“吮当吮当”的响声。

这种描写非常生动、准确、独特，这对我后来走向文学道路进行人物描写产生了很大的榜样作用。我童年读过的书不多，但是非常广，而且都是精读；因为读物非常少。所以，对中学语文教材的阅读还是让我受益终生。

后来我到了部队。在中国上世纪的60、70年代，农村青年能参军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因为农村青年没有什么出路。我在部队中的任务很单调，就是站岗。我所在的部队是驻扎在农村的，干部战士加起来就十几个人。作为人民公社的饲养场，没有人来查岗，这样我就在岗上偷偷地读书。当时我们一个战友的未婚妻在县城当图书管理员，每个星期我都会从她那里借古今中外的小说，比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等。很多外国的经典名著是在部队站岗的三年间读的，这三年的阅读使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也了解了更多世界文学知识。

1979年，我被调到河北保定的一所解放军军校。学校里有个小图书馆，许多人不愿意担任图书管理员。我主动要求当图书管理员。这三年期间，我利用图书管理员的便利还是读了不少书。

后来学校让我当政治教员，教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些内容都是我第一次接触。当时判断一个政治教员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能否脱稿讲课，如果能够脱离书本，滔滔不绝地讲完一堂课的话，大家就认为这个人水平非常高。我当时很年轻，几乎可以把当天要讲的课背下来，所以来听课的首长还有观摩的教员，都感觉我很有理论水平。这种背诵对我后来的创作还是有很大帮助，因为我不能完全照本宣科，需要从别的著作里抽出一些内容来丰富自己的讲座，为此我读了一些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

1984年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个时候我开始写小说，这都归功于在保定几年打下的基础。简单回顾了一下我这几十年读书的过程，阅读对我人生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在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堆的刊物。虽然我从事的是小说创作，但我的阅读范围反而更广。有一些小说之外的好读物也能给我带来极大的阅读快感，让我燃烧起当年有过的阅读乐趣。

对于一个学生而言，如果确实有创作的才能，不妨让他写写诗歌、小说，鼓励他成为一个作家；但是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也没有必要强制所有的学生都写小说。

一个人是可以既写出很好的小说，又能够成为屈指可数的优秀学者的，比如钱钟书先生。他一方面写出了《围城》这样优秀的小说，一方面他又是博通古今的大学者。像我这样的作家，没有上过中学、大学，最终还是成为一个被人认可的作家。

假如让我重新走一遍我的人生道路，如果能有一个像大多数孩子一样进入中学、大学学习的过程，我宁愿不要作家这个头衔。因为通过自学成为作家的过程太艰苦，而且这种作家的知识结构是不完整、不系统的，尤其在外语方面，几乎等于空白。假如我们能够打开另一种语言的窗口，用外文去阅读，我相信我们的写作会有很大的改观。语言也需要比较，只有几种语言在参照比较之中，你才能真正体会到母语的奥妙。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到中国，我们的作家眼界大开，看到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法国的新小说派等。虽然这些都是国外上个世纪60年代的作品，但它让我们认识到小说可以这样写，我们恪守的传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选题和创作原则让外国作家感到非常惊讶。这时候一方面是大量阅读，一方面是积极模仿和创作。

对于年轻人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阅读。年轻人的阅读应该分为几种类型。一是精读；一是泛读。人类的阅读物浩如烟海，就算从刚具备阅读能力开始一直到白发苍苍，也读不到其中的万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把阅读分为精读和泛读就非常重要。对那些已经被确认为经典的读物，我们应该认真读；对于现在的网络作品，一目十行地浏览一下，大概知道在讲什么就可以了。

有了精读和泛读的基础，要想进行小说创作的话就从模仿开始。当然模仿对一个成熟作家来讲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但对初学写作的人来说，模仿不是耻辱，而是捷径。鲁迅早期的作品也都有模仿的痕迹，他的《狂人日记》就是模仿果戈里，但这并不妨碍鲁迅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慢慢他就超越了模仿阶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风。

模仿是培养我们语感的最重要的方法。一个人的语言风格是跟个人对语言的感受相关的。初中阶段对培养一个人的语感至关重要。如果在初中阶段没有培养起一个人对语言的感受，那么后来的努力可能会事倍功半。掌握了一种很好的语感，就好像一个从事音乐的人很好地掌握了一种乐感一样。

当时在农村有一些二胡演奏者，他们并不懂乐谱，但他们照样可以拉起琴来演奏一曲委婉动听的乐曲。这种感觉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爹说你什么本事都没有，家里有二胡，你练练二胡吧。刚开始拉的时候，只有“吱吱”的声音，这种声音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后来发现我己经能够演奏出《东方红》了。我的手、耳朵和《东方红》的旋律建立起一种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民间艺术家虽然不识乐谱却仍然可以拉出自己心中的旋律的原因。

我的创作也分为几个阶段。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部队里开始学习创作，一开始也是模仿，而且模仿得很拙劣。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发表作品，这时还停留在模仿阶段，比如《春夜雨霏霏》，这是模仿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模仿，但他们还是发表了，因为里面己经出现了自己的东西。第一，里面表现的都是中国内容；第二，语言有自己的特色。

真正摆脱模仿状态形成自己文风是在1984年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我想我的成名小说应该是《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作品。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内容跟我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我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为一个铁匠师傅做过小工，所以我对打铁非常熟悉。当我描写深更半夜，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桥洞里边，一个铁匠炉边，一个赤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的孩子，拉着风箱，看着熊熊燃烧的炉火的时候，我们能想象那种很奇妙的感受。

所以，一个成熟作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自己的文风，只有他的风格在丰富语言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已经超出了一个小说家或小说匠的阶段，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与小说家是有区别的，小说家成群结队，文学家寥寥无几。在艰苦的岁月里面，尽管前途渺茫，我们还是要努力奋斗。（个别有删节）

延伸阅读：

【李镇西专栏】

李镇西：要孩子读书的人却不读书，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文|蒋保信

过去，在潜意识里，我总是认为大学老师要比中学老师厉害，大学校长要比中学校长厉害。

在认识李镇西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个极其错误的偏见。

不信你就看看我去年对他做的这个访谈，不是很长，但超值。

李镇西，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要超过学校教育

蒋保信：你女儿本科上的是四川大学，大学期间曾到巴黎大学交换，在那边成绩也很出色。后来她又到香港去读了研究生，现在工作也不错。在外人看来，你对女儿的教育无疑是很成功的。有什么教育孩子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李镇西：评价我女儿是否优秀，要看以怎样的标准了。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她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确实很优秀，老师对她的评价是找不到什么缺点。但是，她也并没有上特别名牌的大学，也没有在哪个领域出过什么专著，更不像蒋方舟那样获得了很多奖项。我觉得要评价一个人优秀或者幸福与否，要以TA的个人体验为主。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说，我女儿肯定是很充实很快乐的，她做到了最好的自己。

我教育女儿的经验不是一般普通家长能复制的。因为我在成都最好的中学之一教书，我从来不忧虑她能否考上重点中学。在她的中小学时期，那是1990年代末，班上就已经有人去报各种辅导班了。我女儿小学三年级时数学其实比较弱，但老师仍鼓励她去读奥数辅导班。我也让她去上了一个学期，但她根本做不好那些题，后来我就没让她上了。我怕她因为解不了奥数题，自信心会受挫，自卑感太可怕了。我们经常以分数来评价一个学生，却不知道分数可能会给一些学生的心灵造成伤害。

我对女儿主要是以鼓励为主。很多家长喜欢把孩子当作天才，看见别人考99分，他的孩子只考了98分，可能就不高兴了。但我不一样。我女儿也跟我讲过，她说，爸爸你每次跟别的家长相反，考差了不批评我，还祝贺我。她小学第一次考语文得了76分，我说祝贺你，希望你下次能考77分。后来读高中，也有一次考得不好，我也跟她说，太好了，祝贺你终于找到问题了，下次你就可以考好了。

我一直有个观点，认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要超过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当然相当重要，但无论多么重要，都只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一个孩子是否有教养，出门在外是否懂礼貌、讲卫生，言行举止是否得体，都跟家庭教育有关。比如一个孩子见到长辈就说“叔叔好”“阿姨好”，在公交车上也会主动让座，我们第一反应会是什么？肯定不会问这个孩子是哪个学校的，班主任是谁，而是会说这个孩子的家教真好。相反，如果一个孩子满嘴脏话连篇，粗俗不堪，我们肯定也会说是家长没教育好，而不会说是班主任没教好。而且据我多年的观察看，很多学习成绩拔尖而且很有教养很好的人，并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而是家长培养出来的。

我对女儿没有过高要求，但常“夸大其词”表扬她

蒋保信：在女儿成长过程中，你有焦虑过吗？

李镇西：没有。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对女儿有过高要求，她考七八十分，我也觉得挺好，也会在她面前夸她是天才。从小学开始，我就没怎么管她的学习，但有一点我做得很好，就是鼓励她多读书，一直到现在，我女儿都很喜欢看纸质书，经常读一些跟自己专业和工作无关的书。

她小学毕业时，两科加起来才180多分，而当时很多学生分数都是200分。她的班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原来是搭档。他告诉我，你女儿在62个学生中排名倒数第二，是第61名。我就跟她班主任说，我们一起来鼓励她，不要让她知道自己的名次。我女儿作文写得不错，我就给她编了一本作文集，油印出来了。她觉得自己出书了，很自豪。很多小朋友找她要书，她就签上名送给别人。她还把书送给了语文老师，语文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女儿作文写得不错。我马上告诉女儿，老师说你作文写得不错，你也真是厉害，这么小就出书了。

刚进入初中时，我女儿数学还是有点差的，那怎么办呢？刚开学一个星期，我就去找教数学的王老师，王老师说你女儿的数学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差，虽然分数不高，但基础还是有的。你知道我是怎么跟女儿转述的吗？我故意“夸大其词”，告诉女儿，王老师说你有学数学的天赋。所以，她一直很自信。初一第一次考试，她就考到了全班第10名，提升了50多名，信心就更足了。

最好的家庭教育，其实就是父母的言行举止

蒋保信：你说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还重要，那你是怎么教女儿的？

李镇西：很多老师都问我，你那么忙，怎么有时间教女儿？我的确很忙，也从来不专门花时间去教育孩子。而有些家长觉得，搞好家庭教育得花大量的时间，所以有些妈妈会当全职妈妈，专门在家里相夫教子。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父母双方该上班就正常上班好了，因为最好的家庭教育，其实就是父母的言行举止，取决于父母为孩子营造的生活环境。可以说，父母的所作所为甚至每一句话都是家庭教育，都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假如家长都很善良，待人接物都彬彬有礼，不卑不亢，那么孩子肯定也会一样，这是言传身教的。

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说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教书人不读书，要孩子读书的人也不读书”，这是现实。“教书人不读书”说的是老师，现在有多少老师在课外有读书习惯？“要孩子读书的人也不读书”说的是家长，有多少家长喜欢读书？我一直觉得，如果家长想要孩子读书，首先得自己把书本捧起来。很多家长总是不自觉地把教育孤立起来，比如要求孩子好好读书做作业，他自己却在一边打麻将，而不会想到要给孩子做个好示范。还有的父母经常吵架，相互间脏话连篇，这样的家长要求自己的孩子不说脏话，完全是讽刺。

最好的家庭教育是，家长要做孩子无声的榜样。但好的家庭教育并不意味着家长一定要有高学历。比如袁隆平的父母文化水平都不高，但袁隆平在回忆文章中说，是父母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勤劳，什么是善良，而这并不是他父母嘴上告诉他的，而是做给他看的。

现在家庭教育最大的问题是，父母只是在家里抓孩子的学习，而不管其它，觉得除了成绩之外其它都是虚的。这些年家长们又开始抓孩子的特长教育，要他们掌握琴棋书画，其实落脚点还是在所谓的智育上，为了升学加分，这是不够的。

素质教育的提法，就像“甜糖”的说法一样荒唐

蒋保信：可不可以把你上面所说的家庭教育理解为德育，就是怎么做人？

李镇西：你的理解是对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最早的教育就是德育，也就是人格教育。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曾说过：“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不是知识的堆砌。”

那么我们现在的教育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已经出现了最可怕的情况，内涵本应丰富多彩，关注人格和灵魂的教育，现在只剩下两个字——刷题。

美国有一个教师叫雷夫，他写的《第56号教室的奇迹》在中国很畅销。雷夫是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多次到中国来，有一次他在广东作报告，因为搞不懂素质教育是什么意思，就叫在座的老师解释。有个老师告诉他，所谓素质教育就是把党的教育方针不折不扣地落实于教育中去，让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雷夫说他还是不懂，我当时就给他做了一个至今仍让我感到得意的解释。

我跟雷夫说，素质教育就是教育。我打了个比方，糖本来是甜的，但有一种“假糖”，它不甜，所以我们去商店买糖的时候，要特意说明，给我称一斤“甜糖”，必须加一个“甜”字。但事实上，这个“甜”字是不应加的。就好比我们把盐和醋说成“咸盐”和“酸醋”，这种修辞是多余的。

回到教育上，素质教育的所有内容，比如因材施教、主动学习、人格成长、灵魂净进化等，哪一条不是教育本应有的内涵？但因为中国的教育只剩下“刷题”二字了，所以我们才必须要提醒人们，教育是要讲素质的，不能只讲知识，于是就创造了“素质教育”这个词。素质教育的提法，就像“甜糖”的说法一样荒唐。

现在的家庭教育已经变味了，就连“家教”二字的含义都发生了改变，它指的是家庭教师。孩子成绩要是不好，就找个家教来补习一下。但在我小时候，“家教”二字是家庭教养的简称。要是被别人骂“没家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因为过去的“家教”指向人格，而现在的“家教”指向知识。这个词含义的改变，说明我们的教育概念已经发生了畸形的变化。我经常说要重新恢复“家教”的本义，并不是要排斥知识和学习，而是想强调对孩子品德的重视。

最近看电影《奇迹男孩》时，我流泪了。在电影中，比知识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家人给了那个孩子的自信、善良、爱、博大、坚强。假如没有那样的父母和姐姐，这个孩子真的就毁了。对这个孩子而言，他可以没有学校教育，但不能没有家庭教育。推而广之，这个道理同样重要。如果家长能把这个道理想明白，焦虑肯定会少一些。

当然，就目前的社会情况而言，不仅要做好家庭教育，还要让学校教育得到改善，多管齐下，孩子才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一定要让孩子从小开始自己洗碗

蒋保信：我很好奇，像你这样比较懂教育的人，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做过一些现在看起来觉得有点不好的事情？

李镇西：我女儿说我也打过她，但我都不太记得了。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有点急躁，她做什么事慢了一些，或者我让她做什么但她不愿意做，那我就会跟她着急，但这种情况并不多。

蒋保信：我记得你在文章中提过一个细节：你女儿从小学就开始洗碗，从小到大一直是吃完饭就很自觉地把碗洗了？

李镇西：对。我还给学生家长布置过这样的作业，一定要让孩子从小开始自己洗碗。包括在中考、高考期间，家长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用接送孩子。有些家长在高考期间会特意给孩子做鱼，说，你赶紧吃，补补脑，你说这会给孩子多大压力？现在整个社会都觉得高考是一件不得了的事，经常看到有交警为学生开道的新闻。如果不是出现了特殊情况，这其实是没必要的。

最担心女儿不自信，最骄傲她善良和酷爱读书

蒋保信：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你最担心的是什么？最让你骄傲的事情又是什么？

李镇西：理论上，我最担心她的品质变化，怕她没有教养。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又从没担心过这一点。我真正比较担心的，是她对自己不自信，所以我一直很鼓励她。

她让我骄傲的事，一是她很善良，二是她酷爱读书。她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现在工作了，业余也还会读很多书，而且不少是跟她的专业无关的。她是学建筑的，但会读有关日本战国时期的历史书，会了解东亚文化，还对古希腊文明等很感兴趣。我觉得一个人还是要多读书，读书不一定是为了职业所需，而是为了让灵魂更饱满。

蒋保信：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多读书，但都没法做到。你是怎样培养女儿读书习惯的？

李镇西：我没有刻意培养，就是创造了一个爱读书的家庭氛围。我们家的书香气很重，我父亲去世比较早，我母亲是个老师，我爱人的父母也都是老师。我女儿的外公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外公就给她讲各种故事，带着她一起读书。我有时候也会给女儿讲故事，陪她一起读书。现在要有些人说，要培养孩子读书，每天规定他们读多少页，我从来没有这样要求女儿。但我女儿从小就有个小书房，其实也不是专门的书房，就是她的卧室，里面有很多书而已。我一直觉得，家庭教育没有纯粹的技巧和方法，更多的是通过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去感染孩子。

李镇西朋友圈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