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曾经说，写出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白痴》《群魔》的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心理世界就是疯狂与脆弱，恶毒与神圣之间的交织。尼采说得更绝对一点：“他是唯一有教于我的心理学家。”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否认过类似的外界评价：“他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并不符合实际。我只是更高意义上的一个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表现了人类灵魂的深邃。”《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作品。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正在完成《卡拉马佐夫兄弟》；所以，我是在完成一部集大成的作品，至少是我看重的作品，因为我投入了大量心血……我一直在全力以赴地紧张写作，充满痛苦和担忧。我艰难地写作时甚至人都病倒了。”而弗兰克·约瑟夫的传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学的巅峰，1871-1881》，以大量的篇幅还原了这部小说诞生的来龙去脉，并以200页的篇幅，逐章全景式解读了这部作品。我们在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究竟关注的是什么？《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充满了形而上的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创作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呢？他在这本最后的集大成之作里，希望向读者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哪些被诅咒的问题是否有了结论？《卡拉马佐夫兄弟》又预见了哪些人类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学的巅峰，1871-1881》又提出了什么独特的解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视角和观点？广西师大出版社上海贝贝特“文学纪念碑”丛书与三联中读邀请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的张晖老师，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传的编辑、文学纪念碑主持魏东，来为我们分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巅峰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 #并非推理小说，涉及形而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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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的书房，他在这里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
魏东：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活动的主题是跟随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一起来阅读作家的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我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公司的文学主编魏东，我身边是今天特意邀请到的嘉宾——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张晖老师。张老师是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家，今天会以这套传记的第五卷为开端，张老师会为我们详细地分享《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伟大的作品。今天的活动源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套丛书“文学纪念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关的传记、回忆录、日记，是我们这套丛书的基石，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荣休教授约瑟夫·弗兰克所作的五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则是整套丛书的扛鼎之作。这套书分为五卷，2014年出版第一卷，像美剧一样，一季一季，第五卷到现在终于出版。弗兰克这一套传记确实气势磅礴。分为五大卷，第一卷从陀翁初入文坛，讲到他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事件被捕，流放西伯利亚；第二卷讲的是1850-1859年间他受难的历程；第三卷讲的是1860年代初，他办杂志，通过一系列作品重返俄国文坛的过程，其中，《地下室手记》成为他的创作的分水岭，也是弗兰克撰写这套传记的源初动机；第四卷的主题是他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是如何诞生的；第五卷记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最后的十年，这十年他通过长篇小说《少年》的出版，私人杂志《作家日记》的创办，《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以及他在莫斯科所作普希金塑像揭幕演讲，达到了他人生声誉的巅峰，同时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巅峰。第五卷处理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最后辉煌的十年，而这十年中《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巅峰期的标志性作品。这部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划时代的里程碑。这部小说在陀翁的作品中虽然是最长的，但是事实上并不难读。接下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接触陀翁，尤其是接触《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有意思的体验。张晖：熟悉或者对俄罗斯文学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会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文坛最璀璨耀眼的一位大师。他写作的年代，从19世纪 40年代到70年代，这也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巅峰期。翻开《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第一页，第一句话是这样的：“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如果对俄罗斯文学不熟悉的朋友，一开始看到这样一句话会觉得很陌生很头大，这是俄国文学共有的特点。大家会对这些很长的、啰嗦的名字感到困惑，读习惯了会发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物关系并不复杂，放在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小说的范围内去讨论的话，人物相对比较有限，人物关系相对比较简单，不像《战争与和平》，一下子500多个人物，阅读的困难会更大。阅读这本书，读者一开始会觉得这是一个以家庭危机为情节核心，围绕一桩杀父悬案展开的小说。实际上在这个悬案背后有很多关于哲学、社会、宗教的讨论。我是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卡拉马佐夫兄弟》。跟很多人一样，我读的第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罪与罚》。我一开始也是把《罪与罚》当成悬疑小说或犯罪小说去看。如果大家只是匆匆掠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话，可能会认为是二流的侦探小说。如果你细读的话，会发现它涉及很多形而上的问题。我作为一个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再回过头去看，发现《卡拉马佐夫兄弟》，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是非常厚重的书。魏东：我自己阅读的第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然后才看的《罪与罚》。但当时不知道《卡拉马佐夫兄弟》有那么崇高的地位。大三时阅读这本书，一下子被吸引了。我当时很能共情《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尤其是对老大米佳产生了认同感，里面有大段大段的对话。张晖：《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有大段大段的心理独白，视觉上有很强的压迫感。心理独白很长的自然段，一段占满一页纸。看到这些段落大家不要跳过，这正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核心所在。魏东：正常情况下，人不会这么长时间的讲话，但小说中是允许的，特别是你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世界，长达几页纸的内心独白也好，对话也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想法正是融汇在其中的。
#不要去反抗悲伤，你有悲伤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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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晖：今天在这里非常荣幸和大家分享我对于《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的理解和认识。与此同时，我会结合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来谈谈这本小说。在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中，涉及三部作品《少年》《作家日记》，重中之重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传记的特殊之处在于，是从多个角度切入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弗兰克不仅仅聚焦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史，还做了非常细致的文本分析。一方面弗兰克从作家和它的时代出发，讨论这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那个时代俄国方方面面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那一章当中，逐章地细读这本书，带我们从多个角度了解《卡拉马佐夫兄弟》。首先介绍一下《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小说的创作背景，《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创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晚期，主要是在1878到1880年，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从1879年1月份开始，在《俄国导报》差不多连载了两年。当时的文学背景是怎样的？1860到1870年代，俄罗斯文坛出现了“绝代双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举个例子，60年代末期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两部重要的小说都在《俄国导报》上陆续连载。第一本是《罪与罚》、第二部是《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抱怨没人读他的书，因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在同一时间，在同一个刊物上连载。简单讲一下小说的起源，包括《卡拉马佐夫兄弟》小说的灵感来源。首先在60年代末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构思了小说《无神论》，一年之后他又在笔记里面——他的创作历程可以从他的笔记、书信、回忆录中间所看到——出现了《大罪人传》的书名。他想写一个无神论者，在当时的俄国，主角怎样遇到一个修道院里面的长老，通过长老的引导一步步皈依，最终成为东正教徒。他想讲一个无神论者、大罪人，慢慢忏悔变成一个东正教徒的故事。如果我们看《卡拉马佐夫兄弟》，会发现第一个出现的主角阿廖沙也是个修道院中的修士。但是他跟《大罪人传》一开始对主人公的设定肯定有区别的。在《大罪人传》的设定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提到一个名字——扎顿斯克的吉洪。他是18世纪俄国的一位主教。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有一个人物叫佐西马长老，吉洪就是他的原型之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另外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说《群魔》中，吉洪也出现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章用了吉洪的名字。阿廖沙这一条线的来源在60年代末期就出现了。70年代，出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另外一条线，米佳（德米特里）的这条线。70年代的创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开始构想要写一部集大成之作，或者说是综合性作品。他想要借用一个源于他早期的小说《死屋手记》中的人物。大家在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中会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好几年是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监狱中度过的，监狱中遇到一个叫伊利明斯基的罪犯，这个人名在《死屋手记》中没有出现过，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做过说明。这位伊利明斯基被判杀父罪，十年之后发现判错了，其实他不是凶手。米佳这条线从哪儿来的？在《死屋手记》伊利明斯基这就开始了。读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时，会读到非常多《作家日记》的细节。《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戏剧化表现了《作家日记》里的很多观点。《作家日记》是一部非常驳杂的作品，里面有时事评论，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观点的抒发……《作家日记》更像是一部政论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些观点戏剧化，演绎成一个故事，《作家日记》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作的重要起源。《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影子，在60年代末期已经出现了。在8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身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对他有很大的触动，同时也间接影响了他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78年他最小的儿子阿廖沙夭折，小儿子去世对他影响非常大。他当时决定去俄罗斯非常著名的修道院——奥普塔修道院，遇到了长老阿姆夫罗西，长老给了他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们马上可以联想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中主人公叫阿廖沙，在书中也有佐西马长老的形象。佐西马长老的原型之一，就是奥普塔修道院的阿姆夫罗西长老。在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佐西马长老接受了很多农妇的求助，其中有一个农妇的小孩刚刚去世，所以她来寻求佐西马长老的慰藉。佐西马长老那时候说的话，很多来自于阿姆夫罗西长老在现实生活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那些话。张晖：“哭泣吧，不要去反抗悲伤，你有悲伤的权力。”这实际上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从他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回忆中看，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阿廖沙的人物身上，承载了对幼子曾经的希望，他把这个希望投射到阿廖沙人物上，这是一个很感人的细节。#三兄弟不仅是
信仰、情感和理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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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晖：在简单介绍了这本书创作的背景之后，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本身，看一下我们应该怎样阅读这本小说。简单介绍一下这本小说的时空背景。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呢？在小说中用了一个地名（Скотопригоньевск），翻译成中文是牲口棚的意思，也就是关牲口的地方。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小镇一些描写可以判断，其实存在一个真实的地理背景，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居住过的一个小城旧鲁萨，坐落在俄罗斯北部，具有悠久的历史。时间上，如果我们翻开小说在序言里能看到，叙述者把小说的时间定在13年前。以小说写作的时间去推断的话，13年前大概是在1865年左右。从小说本身去看，会发现里面有一些细节，指向了当时的时代。比如说，当在俄国19世纪60年代出现了陪审团制度。在小说最后一个部分，在对米佳的审判中，陪审团最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们来决定米佳是不是有罪，这就指向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再看一下小说有哪些主要的人物。人物关系已经非常友好了，主要的人物并不多，当然围绕着卡拉马佐夫三兄弟。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是小说出现的卡拉马佐夫父亲。小说中他结过两次婚，跟第一任妻子有过一个孩子，也就是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他是最年长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俄国小说中名字经常变化，德米特里是大名，会用在正式场合。在小说经常会看到米佳（而不是德米特里），这是他的小名，一开始需要做一些小笔记。他的小名可能还有多个，米坚卡、米秋沙等等。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第二次婚姻又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是卡拉马佐夫中的二哥伊万和小弟阿历克赛。在小说中经常出现一个名字是阿廖沙，阿廖沙就是阿历克赛的小名。在卡拉马佐夫三兄弟之外还有第四个兄弟，或者是半个兄弟，叫斯乜尔加科夫，据传是老卡拉马佐夫和镇上一个疯女人所生的儿子，在血缘关系上斯乜尔加科夫也是一位卡拉马佐夫兄弟，斯乜尔加科夫在小说的弑父案中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接下来谈一下主要的人物的特点。翻开小说看到第一个主要人物是阿历克赛·卡拉马佐夫，他的小名叫阿廖沙。阿历克赛在现实中也有原型，他的名字指向的历史上古罗马的圣徒圣亚肋叔，这位圣徒也是原型之一。《圣人传》中所记录的圣亚肋叔的生平，其中有一些细节跟阿历克赛很像，特别是他跟孩子们的相处方式。同时阿廖沙也在修道院生活、学习，走上了修士生涯。陀思妥耶夫斯基设置阿廖沙这样一个人物，他一开始想写成类似《圣人传》的故事。圣人传是古希腊、古罗马、古罗斯文学中的常见题材，像描写圣徒一样写凡俗中的人物。阿廖沙在小说中的地位非常高，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的创作计划就能看出来，一开始他想把卡拉马佐夫的故事拓展成两部曲，第一部计划写阿廖沙这个人物怎样坚定自己的信仰，第二部他要计划描述阿廖沙在修道院中的成长。很不幸的是，因为作者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部完成一年后就去世了，第二部就再也没能写出来。阿廖沙是一个早熟的博爱者。在文中用了一个词来描述：爱人类者。阿廖沙虽然身处修道院，但是他一直在跟身边形形色色的人对话，他在小说中更多是一个倾听者，他倾听米佳的忏悔，倾听伊万的告白，倾听很多其他边缘人物的心声，他是一个把诸多人物串联起来的角色。同时他跟佐西马长老的师徒关系，也是小说戏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兄弟中最年轻的是阿廖沙，最年长的是德米特里，也就是米佳。我们常说，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廖沙、米佳、伊万分别代表了人性的三个方面，阿廖沙代表信仰，米佳代表的是情感，伊万代表的是理性。这样的解读其实流于表面，每个人物内心都存在理性和感性的冲突。德米特里心中其实也有这样的冲突，在小说非常重要的章节《一颗炙热的心忏悔》中提到，在人的心灵中，同时并存着索多玛的理想和圣母玛丽亚的理想。他用此来形容自己：在我血液里流淌着卡拉马佐夫的因子，它是一个索多玛的理想，是感官主义的理想。另一边是向着圣母玛丽亚忏悔的理想。他的人格非常分裂又极端化。德米特里这个名字也有文学典故。德米特里在古希腊神话中对应的是德墨忒尔的农神形象，在德米特里的忏悔中，也提到和德墨忒尔的相关细节，比如说厄琉息斯秘仪，这也是古希腊德默忒尔崇拜的一部分。前面的两位人物的名字都指向着一些文学典故，伊万这个名字会让人联想到《圣经》中的施洗者约翰或者圣约翰。伊万显然和这两个约翰的形象都有很大差别。如果研究俄国历史，包括阅读弗兰克所作的这套传记，会发现伊万身上综合体现了几个俄国现实人物的特点。其中一个人物是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他提出了人神论的观点，即把神的理想搬到人的身上，和伊万似乎是有联系的。伊万的核心思想，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反神论。伊万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靠写文章为生的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非常常见，也是他作品一贯的主角。在《罪与罚》中有拉斯柯尔尼科夫，《群魔》当中也有彼得·维尔霍文斯基，他们其实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时俄国社会上形形色色知识分子一种概括和反映。伊万代表在俄国70年代末期民粹派这类人内心对信仰的追问。伊万在追问：正义到底在什么地方？伊万是正义感非常强的人，是背负正义的反神论者。为什么说他是反神论者而不是无神论者呢？在他和上帝的对话当中，伊万更多是在反对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而不是上帝本人。他的独白都是建立在上帝存在的基础上，在反对上帝创造的世界。反神论也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这三兄弟之外，小说还有两个重要的女性角色，一位是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一位是格鲁申卡。卡捷琳娜是德米特里的未婚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温顺的人，一类叫凶猛（掠食）的人。在卡捷琳娜身上可以看到更多凶猛的体现，她并不要掠取物质，她要掠取的是德米特里的尊严。她跟德米特里互相折磨，进行着一场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斗争。格鲁申卡则站在人基本尊严的层面在探索一些问题，格鲁申卡有孩子一样的眼睛。米佳在追求她，他们有精神上的联系，他们都在用孩子的眼光看问题，都遵从本能行事，同时他们内心存有天然的善，会从天性出发去忏悔去反省。格鲁申卡身上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象——葱头，这也是小说中的核心意象。最后是佐西马长老，他源自数个真实的人物原型，佐西马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小说中结合了现实中的佐西马和其他的形象。佐西马可以说是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长老通过布道、讲述自身的经历，传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声音。张晖：了解了小说的主要人物之后，再来看一下小说的核心章节。可以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每个章节都蕴涵了整本书的思想。如果要挑出其中最有思想和深度的两章，是《叛逆》和《宗教大法官》。这两个章节发生在伊万和阿廖沙的对话中。在这段对话之前，两个兄弟还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交流过，有一天两人坐到了一起，伊万这样一个靠写作为生的大学知识分子，和修道院的见习修士坐在一起，产生了这样一段对话。伊万主要在说，阿廖沙在听。伊万说的这两段话，一段是在《叛逆》这一章节说的。他提了一个神义论的问题，也就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和世界上无所不在的恶之间的矛盾。伊万一上来就说，假定上帝是存在的，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孩子在受苦，最极端的恶莫过于对孩子施暴。这一章提到土耳其人怎么放狗出来咬孩子，俄国地主们怎么样虐待孩子等等，最后都是想要证明一点，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有问题的。世界普遍存在的恶和上帝允诺的最后和谐的天国是断裂的。套用现在文化多样性的概念，伊万在《叛逆》这一章中展现了恶的多样性，他写了各个民族、国家、地方都存在的人性普遍的恶。“假使小孩们的痛苦是为了凑足为购买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总数，我预先声明这真理是不值这代价的。”他说假设最后和谐的天堂降临到地面那一刻真的到来，我宁愿放弃通往天国的入场券，我宁愿交还给上帝。在这一章中，他以正义之名反叛上帝，反叛圣父。在这里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当时俄国的知识分子都存在着对话。举一个例子，当时的俄国文坛有一个叫涅克拉索夫的民粹派诗人。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孩子们的哭声》，这首诗中也传达了一种正义的悲愤之情，和伊万在“叛逆”这一章传达的情感有联系。这样的情感是普遍存在于俄国知识分子之中，他们叩问时代的问题：为什么存在那么多苦难？米佳也有这样的发问，他梦见一个骨瘦如柴的母亲在暴风雪中抱着哭泣的婴儿，为什么这个孩子在受苦？为什么孩子在哭？车夫说：“他们是被大火烧光了一切的穷人。他们没有面包。”但是实际上他问的是，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在哭？为什么所有的苦难在发生？他站在人类的高度上在问这个问题。如果说在“叛逆”中伊万是在反叛上帝的话，接下来在“宗教大法官”中他反叛了圣子。宗教大法官中伊万自己编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6世纪的塞维利亚。有人目睹了一个宗教法庭的场景，耶稣基督重新回到了人间，在宗教大法官面前突然出现。但是宗教大法官非但没有欢迎他，反而把耶稣基督关到牢里质问。这场质问的核心是，你为什么没有接受魔鬼的诱惑，魔鬼的诱惑这个典故来自于（马太、路加）福音书。简单说，魔鬼提出三个诱惑，如果你把石头变成面包，人们因为看到奇迹而跟随你，这第一个诱惑被耶稣拒绝了；第二个诱惑是，你从悬崖跳下，被天使接住，人们也会相信你，因为你展示了神秘，耶稣也拒绝了；第三个诱惑是如果你臣服于我，我将把土地和人民都交给你，你将会拥有权威，耶稣还是拒绝了。为什么他拒绝？因为人有选择，人有信仰的自由。但宗教大法官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由对人类来说是一个负担，自由意味着责任，而人是担不起这个责任的。 宗教大法官从基督的角度，用对人类的爱去反叛基督。为了保护人，为了让他们过得好，我把石头变成面包，我给他们演绎了神秘，我用罗马教皇、恺撒的剑征服他们。地上仅有的这三种力量，可以永远征服和俘虏这些意志薄弱的叛逆者的良心，使他们得到幸福，这三种力量就是奇迹、神秘和权威。宗教大法官认为，这才是人真正需要的，他们并不需要自由。这就是伊万的第二次叛逆。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中也提到，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跟很多文学典故对话，宗教大法官已经出现在之前很多文学作品当中了，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群魔》中都写到过。比如在席勒的作品《唐·卡洛斯》中，也出现了一个人物波扎侯爵。他说了一段话，说上帝为什么给人以自由，为什么允许世上的恶依然存在。（“他……为了不破坏令人陶醉的/自由景象——/他允许可怕的邪恶势力/在他的世界里横行猖獗<……>”）为什么把恶放出来，因为人还是有选择信仰自由的权利。再比如说，在维克多·雨果《九三年》这部书中也出现了两个对立的观点，其中有一个人物叫郭文，他持有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跟他对立是他的师父西穆尔登，西穆尔登希望建立一个法权国家，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词：“欧几里得式的”。郭文说，西穆尔登如果希望成立一个法权的国家，势必认为人就是由欧几里得创造的。欧几里得代表的是物质主义的观点。欧几里得的世界里容不得自由的存在，只有冰冷的数字和物质，没有自由的空间。对于伊万来说，他的信仰中也有很多欧几里得的成分。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存在着互相对应的主题。首先是父与子的主题，表面是一个杀父的悬案，确实也是在围绕着老卡拉马佐夫和他的三个儿子之间的矛盾展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构思这部作品时拟了一个题目就叫“父与子”，如果熟悉俄国文学，肯定会联系到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父与子”是当时俄国文坛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子对于父的背叛和反抗，不仅仅在家庭层面意味着对于父权制社会的反叛，也影射了对皇权甚至对神权的反抗，父权、皇权、神权在这里是联系在一起的。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人与神的关系，子对父的反抗和人对神的反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是联系在一块的两个主题。同时，这部作品在人性层面有理智与情感的冲击，而在神义论的层面，又存在正义与信仰的对立。最后我们可以说这个小说涉及到俄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的问题，在小说当中老卡拉马佐夫动不动引用一些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欧洲、法国的思想家说过的话，而且故意以庸俗的方式去曲解它，推演到极端。《宗教大法官》中权力的代名词是罗马教廷、恺撒的剑。小说还有一些次要的人物，像拉基金、米乌索夫这些人动不动就引用欧洲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追问的是，俄国这些民粹派、虚无主义的思想是哪儿来的？根源上来讲是从欧洲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
Dostoevsky
普希金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揭幕仪式上作了精彩发言
张晖：我们再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小说中跳出来，看一看小说写作的文学背景和社会背景，这也是弗兰克这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带来的新信息。在文学背景上来看，首先会联想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太阳普希金，弗兰克所作的传记第五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记录了一起事件：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揭幕礼上发表了一段讲话，在其中总结了他晚年的世界观。在揭幕礼上，他提到普希金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就是与标题同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作品中中其实有一个人物更重要，就是达吉雅娜，达吉雅娜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代表。如果我们要把《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普希金联系起来的话，会看到普希金其他作品的影子，比如说他的小悲剧中有《吝啬的骑士》《石客》，讨论了人僭越的问题，人僭越了一些权力，追求自己本不该有的东西，这个主题带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联系更紧密的一位作家应该是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说过我们都是从果戈里的《外套》里走出来的，这也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有名的一句话，外套指的是果戈里在《外套》和其他小说创造出的小人物形象，《穷人》《双重人格》都是从果戈里那出来的，当然经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新演绎。《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有一些对于果戈里的戏仿，庭审部分看到律师费秋科维奇突然讲到三套（马）车，三套马车正是出自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成为象征着俄罗斯国家命运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坛的论敌，用弗兰克的话来说，他最大的敌人就是屠格涅夫。他跟屠格涅夫的关系一开始还是挺好的，后来成为了宿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第一部《穷人》之后，就在文坛建立了自己的名声，他进入了以当时重要的知识分子和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为首的文学圈子，这个圈子里还有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开始进入这个圈子感到非常新鲜，因为之前他没有与其他作家接触的经历，他碰到屠格涅夫后觉得很幸福，他觉得这个人对他非常好。后来他发现屠格涅夫对所有人都很好。屠格涅夫很快就看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我要教训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在聚会上会发表一些奇怪的言论，这时候屠格涅夫就会旁敲侧击地讽刺他，这种讽刺就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难受，刺激他发表出一些更极端更激烈的言论。就像他写的小说中人物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容易被激怒，他们的圈子还有一个人叫格里戈洛维奇，格里戈洛维奇非常坏，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聚会，听不下去就走了，格里戈洛维奇会追到他家里，继续跟他说屠格涅夫刚才怎么说你的，你走了之后他又怎样补刀。陀思妥耶夫斯基听了之后就大发雷霆说了一番话，格里戈洛维奇返回来向屠格涅夫他们转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骂你们的，一下子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的圈子隔绝开了，导致后来他很长时间不去参加小组聚会。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关系又变得更复杂了。60年代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染上了赌博，他在国外输了钱，需要把妻子的首饰都拿出去典当。这时候他没办法，只能向人借钱，他求助的对象之一就是屠格涅夫，屠格涅夫确实也借钱给他。有一次在法国巴黎，屠格涅夫在街上遇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远远地避开了。屠格涅夫说，众所周知，向一个还欠你钱的人打招呼是不礼貌的行为。魏东：弗兰克书里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想借100塔勒尔，事实上屠格涅夫只借了50塔勒尔给他，因为时间隔的太长，最后还他钱的时候屠格涅夫记成借出了100塔勒尔，只还了50塔勒尔，这笔金额让两人一直心存芥蒂。张晖：70年代的时候，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了俄国文坛两种对立的观点，屠格涅夫当时长期旅居国外，代表西方派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多秉承了乡土主义的观点，属于本土的保守派。屠格涅夫写了《烟》这部小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你是一个德国人，长期在国外生活，你怎么了解俄国，要不送你一个望远镜，让你看清我们，知道俄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陀思妥耶夫斯基跟托尔斯泰的关系就更加微妙了。有意思的是，这两位文坛大师从未见过彼此，没有互相交流过，他们走得最近的一次，是在索洛维约夫的一次讲座上，他们都参加了那次讲座，但是彼此没有说话。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好友叫斯特拉霍夫，但他也没有引荐托尔斯泰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个人就这样错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仰慕托尔斯泰，另一方面他又将托尔斯泰视为文坛上的主要对手，暗暗嫉妒，这种嫉妒不仅仅在创作上，还有生活上的。在他眼里，托尔斯泰还停留在贵族的田园时代，他是一位坐在自己的庄园里面记录贵族时代的编年史者。谁来记录新的时代呢？这个新的时代也需要一个编年史者，那就是我。对于托尔斯泰两部重要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自己的观点。他一开始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很无聊的小说，后来才慢慢转变自己的观点。他还拿托尔斯泰的稿费说过事，托尔斯泰写一个印张杂志社会支付他500卢布，而我只有250卢布（他写《少年》的时候是250卢布），他其实是有些嫉妒的。晚年的托尔斯泰把自己关在庄园里面，不希望被外人打扰，就是个居家隔离的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做了一句评论：一个人自我崇拜居然可以到如此的地步。再讲一下这部小说的文学背景，席勒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本小说的影响，除了《唐·卡洛斯》还有剧本《强盗》，在小说中也被直接引用。《宗教大法官》对耶稣的描写，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名字是乔治·桑，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曾说乔治·桑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在乔治桑的作品《莫普拉》中可以看到德米特里的雏形，在《斯皮里迪翁》中可以看到修道院故事的影子。除了《九三年》，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影响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经常有人把佐西马长老和米利埃主教（冉阿让本来要偷他的银器）做对比。刚才说的是世俗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还受到宗教作品的影响。除了《福音书》这一最重要的宗教作品来源，还有代表反神论精神的《约伯记》，约伯在问的是，为什么我要受那么多苦？伊万问的是，为什么大家要受那么多苦？接下来欧洲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反神论的不同版本，在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那里都能看得到，从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一直到浪漫主义的普罗米修斯。反神论还可以追溯到雅各的故事，到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转变。最后讲一下《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历史背景。这弗兰克所作的传记里已经讲得很详细了，重点讲几个轰动性的事件。当时有一些社会危机，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向的知识分子都属于俄国民粹派。弗兰克所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专门用一章来讲俄国民粹派。从70年代初“到人民中去”的运动，到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已发展成“人民的意志”，一开始追求社会革命的群体，慢慢越来越激进，甚至演变成带有恐怖倾向、追求政治革命的群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人物的素材就来源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罪与罚》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事件，民粹派组织了很多恐怖袭击行动，其中也包括刺杀沙皇。当然也不完全是有组织的，有些是自发的。亚历山大二世就死于刺杀事件，民粹派对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秘密警察、政府要员都有刺杀的行动。当时有个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深刻印象的案子叫薇拉·扎苏利奇案，薇拉一开始就是一个革命分子，最后成为一个孟什维克人。70年代的时候她卷入了一个案件，她攻击了彼得堡总督。彼得堡总督无理惩罚他的下属，因为下属没有脱帽而体罚他。薇拉向他开枪。当时对她的案件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公开审理，当时一般不公开审理案子，公开审理可以容纳很多人来旁听，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混入其中听了全过程（其实他当时应该没有权力去听）。大家对薇拉最后被无罪释放这件事情感到特别兴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模棱两可，如果薇拉被判有罪，她就是一个烈士，如果被判无罪可能会对之后社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可能会有人来效仿这种行为。这种模棱两可也可以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后米佳的审判中看到。张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宏观层面的社会危机，都可以对应到微观层面的家庭危机。这里就牵涉到他另一个关键词——偶合家庭。偶合家庭缺乏家庭文化或者家庭精神内核，往往表现为父亲的缺席、父爱的缺失，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父性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家庭缺少父亲的精神之后，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在《作家日记》写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自杀，据说这些人都是在效仿少年维特，但他们配得上效仿少年维特吗？这都是些拙劣的模仿。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也能看到这样的桥段。但模仿的不是少年维特，而是奥菲莉亚，这非常讽刺。还有些非常极端的案子，比如说在《作家日记》中提到了科罗涅伯格案。当时俄国有一个银行家把自己的私生女关在家里，虐待她，最后虐待者是被释放了，这件事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对于孩子的关爱和同情，也是促成他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动因之一。这个是我想和大家讲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文学背景和社会背景。最后讲一下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研究的关系，大家如果对于《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者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兴趣的话，进一步阅读的建议。魏东：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写作时间跨度非常长，1976年出版第一卷英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1983年出版第二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1986年出版第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1994年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2002年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到了2010年的时候出了精简版本。弗兰克写第一、二卷的时候，苏联那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集还没有整理好，他当时确实要花很多功夫去辨析材料，甚至还有很多新的发现。据说，他的建议和新的发现反馈到俄语世界的速度也非常慢。张晖：这是不断对话的过程。欧美这一块的研究，特别是美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和研究发展到60年代以后进入了现代期。这里我介绍三本书，一本是70年代Tras的A Karamazov Companion,《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评论加注释，前半部分是关于作品情节和背景总体的介绍，后半部分是它的批注。张晖：80年代的Miller的The Brothers Karamazov：Worlds ofthe Novel是她对《卡拉马佐夫兄弟》个人化的解读，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注意到了前期研究过程中没有受到太多关注的桥段，更多人的注意力可能放在前面的部分，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后的庭审部分。还有Jackson一本A New word on TheBrothers Karamazov，Jackson本人很早就开始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他晚期作品的合集，里面从格鲁申卡，还有其他次要人物的视角对展开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批评，也提供了新的视角。《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研究，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俄国都已经汗牛充栋。有兴趣的读者们可以自己再去挖掘。魏东：感谢张晖老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尤其《卡拉马佐夫兄弟》作品本身细致的解读，包括人物、核心主题，还有文学背景、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的分析和介绍，最后推荐了欧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参考书。其实我们今天讲到这些，大部分材料在弗兰克所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中都能找到。这套传记，不仅详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对他的几乎全部作品也做了精彩的文本分析。重要作品都有专章解读，主要的长篇则从社会背景、题材演变、文本分析这三个角度用三章篇幅切入作品。第四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处理了《罪与罚》《白痴》《群魔》三个大长篇，中译本的篇幅已达700多页，《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处理的是《少年》《作家日记》《卡拉马佐夫兄弟》，篇幅远远超越了第四卷，中译本的篇幅是1160页，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大部头。弗兰克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给予的关注度最高，在第五卷中，与以往不同，弗兰克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私人的生活，社会的热点，还有作家创作的过程咬合到了一起。书中在讲《作家日记》时不仅深入分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缘起，也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对屠格涅夫、普希金、托尔斯泰还有他自己做的评论，这些评论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文学观，另一方面也涉及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灵感和思想源头。最重要的是，在这本书的第四部分，用200页（中译本）的篇幅，对《卡拉马佐夫兄弟》进行了细读，逐卷逐章解读作品，对人物的关系、性格、故事脉络一边叙述一边议论，对我们深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非常有帮助。我们这些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都非常感激弗兰克的解读，也要感谢译者戴大洪老师贡献了富有个人特色、笔力万钧的译文。我作为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感觉很愉悦，享受文本的愉悦。弗兰克的也解读让人深深地叹服，这都让你整个身心感到非常愉悦。最近碰到一些负面的社会新闻，类似《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涉及的虐待孩子的案子，父母把5岁的女儿虐待致死。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非常关注当时的社会新闻，他不光会引援历史上的故事，文学上的典故，他对生活也非常关注。看到类似事件时，真是让人非常抑郁。在这个时刻，我第一时间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书中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相关章节的解读，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他的作品的启示。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看到的不光是伊万关心的那些高深的命题。在文本各个地方，都能发现他的底色还是俄国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光从这一条传统我们就可以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今天大家还这么喜欢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问题1：当时在俄国的背景下，只有像卡捷琳娜这样的贵族女性会重视名誉和名节的问题，还是所有人都这样？张晖：卡捷琳娜的情况有点特殊，这与她和米佳的故事有关。米佳曾在高加索服役，卡捷琳娜的父亲是他的上司，卡捷琳娜当时是迫于无奈向米佳求助，其实她预计作为代价，米佳会占有她，玷污她的名誉，但是米佳没有这样做。卡捷琳娜那时候想的是，她不仅仅是要还一份人情，还要报答和感恩。魏东：陀思妥耶夫斯基处理人物关系的时候，重在处理人物的心理，体现人物的名誉感、骄傲感的心理，经常有人把他笔下的人物视为心理学的案例。米佳和卡捷琳娜，确实从一开始双方都在心里较劲，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善于写这种心理，此消彼长，他们不断在抢占道德的高位，这种关系从头到尾不断地升降。后来伊万也加入进来了，他也喜欢卡捷琳娜，整个较劲的过程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这一条线贯穿始终。张晖：这不是社会阶层的问题，而是人物心理被放大后的夸张描写，我们基本上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部小说中都可以看到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在卡捷琳娜那里可以看到尊严和骄傲之间的张力。他把卡捷琳娜这种状态称为撕裂。如果说卡捷琳娜这里的撕裂更多带有矫揉造作的成分的话，跟她形成对比的，还有另一个角色是一个生活非常贫困，照顾自己家庭的少尉，他要保住自己起码的尊严。魏东：他把卡捷琳娜给他的赔偿金，给他儿子救命的钱踩在脚底下。这样的处理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白痴》里，娜斯塔霞把10万卢布扔到壁炉里烧掉。卡捷琳娜和格鲁申卡的较量也是整本书非常精彩的环节，两个女性间较量的激烈程度远远高于卡捷琳娜跟米佳的心理控制与反控制。问题2：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大师在处理人物心理方面有什么区别吗？张晖：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在心理描写上有同也有异，两个人都非常注重细节，但是他们关注的细节又有差别。托尔斯泰的关注点是在人的意识层面，一般人在这条（心理的）线段上只能看到点A和点B，托尔斯泰会对把点A到点B之间无数的小点也细致地呈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类似弗洛伊德式的解剖，他的人物心理描写都有很强的指向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有这样一个时刻，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这个老恶棍老小丑有一次开始夸夸其谈，说自己是怎么虐待自己的第二个妻子的，他和第二个妻子生育了两个儿子伊万和阿廖沙，对于阿廖沙来说，母亲在祈祷的形象是非常圣洁的，他听了一下子就人不行了，其实当时伊万的脸色也变了。老卡拉马佐夫就对着阿廖沙说，快去救我的儿子。伊万就说，你忘了，我也是你的儿子。老卡拉马佐夫彻底把自己的儿子给忘了，这个遗忘带有很强的象征含义，父亲把儿子遗忘了，他到底算不算一个父亲？儿子对父亲是不是还负有责任？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安德烈等待妻子生产。当听到孩子的哭声，他才想起来还有一个孩子，因为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妻子身上，这种忘记不能说明任何弗洛伊德式的东西，只是对心理写实的描写。两个作家的关注点可能不太一样。魏东：作为读者我们有一种很原始的冲动要去比较两位作家，大家总想分析他们之间的不同。文学纪念碑丛书之所以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除了个人的喜好，也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弗兰克所写的这么大规模的传记。托尔斯泰缺乏一个类似于弗兰克这样详尽的传记。托尔斯泰也需要至少五卷篇幅来讲，托尔斯泰那么多作品，但是你对他涉及的俄国的文学、文化、思想，整个演变的过程都缺乏清晰的认识。张晖：这好像也是美国斯拉夫学界的特点，他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要比托尔斯泰深厚。魏东：也有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包括《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宏大命题，还有整本书的基调，更能被20世纪的人所接受。张晖：某种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预言家，弗兰克把普希金的《先知》放在第五卷的开头，这是他很喜欢的诗。问题3：文学纪念碑丛书接下来还会推出什么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关的新品吗？魏东：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我们会持续做下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文学纪念碑丛书的基石和核心。弗兰克五卷《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在千呼万唤声中终于出到第五卷了。接下来（明年）还会出弗兰克身后出版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讲稿》，《生命是赌注：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与爱情》译者糜绪洋博士翻译。陀传第二卷将由戴大洪老师重译，这样五卷本作为一个整体就由戴老师一人完成。刚才张老师提到美国斯拉夫研究的作品，我们也会挑选重要的作品继续推出。除了欧美斯拉夫研究之外，我们也会继续出版来自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典研究著作，比如什克洛夫斯基的《赞成与反对》，还有格罗斯曼、莫丘利斯基等陀学名家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也是弗兰克的重要参考资源。问题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人名复杂多变，请问有没有记住这些人名的办法？张晖：了解规则之后就会发现没有那么难。举个例子，《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一句话“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阿历克赛就是名，放在前面。费多罗维奇是父称，顾名思义就是从他父亲的名字来的，卡拉马佐夫是姓。阿历克赛有不同的小名，最常见阿廖沙，所以阿廖沙和阿历克赛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书里一会用阿廖沙，一会用阿历克赛，一会又用他的全名呢？比如说伊万碰到他，叫弟弟肯定是用小名阿廖沙，如果是陌生人就会用名加父称的形式，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魏东：费奥多尔刚好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名字。我们前年出版的《罪与罚》学术评论版中，编选了一些学术研究的文章附在后面，其中一篇是糜绪洋博士所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名诗学》。这篇文章一方面介绍了人名的命名规则，更重要的是让你从人名的含义中进一步理解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取名字的时候，包括《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名，都有内在含义，人名本身就是一种诗学行为。我带了几个不同版本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译本。我简单讲一下《卡拉马佐夫兄弟》译介到中国的过程，民国时期的耿济之最早翻译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名为《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分为四册，后来成为台版首选。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耿济之译本专门做了校订。后面还有上海译文社荣如德的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用的是徐振亚、冯增义的译本，单独一册，因为开本比较小，阅读起来很方便。河北教育出版社22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中收录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译林出版社推出的最新版本使用的都是臧仲伦译本。作为公版书，《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版本特别多，但是主要译本就是刚才提到的这几种了。大家如果要深入地去理解《卡拉马佐夫兄弟》，更应该读一读弗兰克的五卷本传记《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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