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评论》|张雷声：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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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发展研究

张雷声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一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的进程中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历史，是一部以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领导和推进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发展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与经济思想不断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相交织，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发展的脉络。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从毛泽东经济思想到邓小平经济思想，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树立了传承和创新的“路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百年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至今已走过艰难、曲折却光辉的百年历程。百年的历史，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一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的进程中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历史，是一部以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领导和推进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考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发展的演进历史，可以看到我们党自始至终将“初心”和“使命”蕴含在经济思想的发展之中，可以领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结合形成了经济思想的不断发展，可以把握到理论、历史和现实三者的结合在经济思想发展中的运用。研究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发展的演进历史，有助于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理解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经济思想创新，并以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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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发展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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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发展演进，自始至终贯穿一条主线，即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与经济思想不断发展的统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这个“初心”“使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理想信念，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蕴含在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百年发展之中。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和责任。“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从而“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这一“初心”和“使命”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探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之路的根本动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谋利益、争取无产阶级解放并实现整个人类解放的鲜明的根本立场，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党奋斗的方向和重点；就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告诉人们，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辉煌历史成就。中国过去的革命和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未来发展同样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具体的、长期的。“初心”和“使命”蕴含在经济实践的探索和经济思想的发展之中，既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个起点，又接续今天的新时代。在一个世纪风雨兼程、砥砺前行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矢志不渝、一以贯之的庄严使命和责任。经过百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纵观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百年历史，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初心”“使命”充分体现在经济实践的推进和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站起来”、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强大动力。“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开展经济斗争、经济革命。大革命时期通过认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作用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土地革命时期通过深入探讨土地与农民问题对农业生产发展的推动，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和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推进，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加强解放区经济建设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制定等，无不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统一的，党的奋斗目标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紧密结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是同步的，革命的胜利需要有强大的物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富起来”的内在动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在全面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初步探索。“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搞好国营大中小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单一的分配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等等，都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满足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强起来”的不竭动力。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基础，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新时代，“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需要牢记使命担当，保持初心不改。在“初心”和“使命”的引领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努力方向，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提出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奋斗目标；在经济发展中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全面深化经济改革中探索公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实现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新突破、作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在部署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并实施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在全面对外开放中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团结带领人民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进，以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创新和经济思想的系统概括，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初心”“使命”的理论新境界和实践新探索。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在形成和发展中，都贯穿了“初心”“使命”这一主旋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自始至终都蕴含在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之中。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百年历史，无疑是一部初心引领、使命激励的历史，是一部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实现经济思想不断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百年发展中，“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形成并发展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创新性和创造性的经济思想。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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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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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结合起来，推进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百年历程中，无论何时，从未动摇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理论基础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中国化，形成并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从而在经济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相交织，构成了经济思想百年发展的脉络。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一批有识之士敏锐地认识到世界潮流的变化，思考和探索实现国家独立、民主、富强的出路。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和探索中，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最初传播，无论是1903年由赵必振翻译的日本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介绍了《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还是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介绍了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及剩余价值理论，等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作为学术界的一种思潮、流派来对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系统引进和传播则是在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李大钊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 “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了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渊泉的《马克思的奋斗生涯》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等七篇文章。同年，《广东新中华报》发表了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建设》和《星期评论》上发表了《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革命！何故？何为？》和《“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等文章。1920年，《新青年》第8卷第4号发表了陈独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1年，《新青年》第8卷第6号发表了李季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第9卷第2号发表了李达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高一涵的《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第9卷第4号发表了施存统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蔡和森和陈独秀的通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传播范围日渐扩大，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认识趋于深化。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得到了更广泛更系统的传播。自此，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百年发展可分为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21年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第二阶段，1949年至1978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经济思想；第三阶段，1978年至2012年，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思想；第四阶段，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经济思想。每个阶段的经济思想对上一阶段来说都具有连续性、传承性、创新性，在发展和创新中连续着、传承着经济思想的精髓，在连续和传承中又开启了新的篇章。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在百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前后传承，代有更新，经过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历久弥新、与时俱进。下面分阶段进行讨论。第一阶段1921年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1921年至1949年，中国革命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也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发展。大革命时期，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要求党对中国社会各种经济关系以及这些经济关系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作出回答。传承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阐发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出的具有开拓性的观点，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剖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阐述了中国土地和农村问题、民族工商业发展问题，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经济观点。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和白色恐怖，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重大课题再一次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的一批先进分子，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积极进行农村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在深入分析和科学把握帝国主义经济殖民入侵、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领导广大军民积极进行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开展农业生产、工商业生产和财政金融建设，逐步形成了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和根据地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等重要经济原则，制定了适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财政、土地和经济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国民党开展斗争的过程中，提出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对做好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制定和执行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经济结构政策，以及城市工作重心转移过程中的城乡关系和经济发展等进行了探讨。这些经济建设思想不仅有力保障了人民解放战争局势的重大转变，而且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进行了许多探索性的试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和根据地经济建设实际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揭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和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深化了对革命中的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造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第二阶段1949年至1978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经济思想。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创立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理论到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的曲折探索过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先后开展了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实施“一五”计划等伟大历史实践，确立了以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探索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实现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恢复和稳定国民经济、过渡时期“一化三改”、国民经济的计划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建立和运行等经济思想。从1956年底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我们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党的八大前后，我们党在反思苏联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对于保证国民经济稳步前进具有重大的意义。其间，我们党开始对工业化战略进行系统探索，先后提出了我国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标准、科学技术的应用、包括工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等思想。面对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大跃进”、追求重工业高速发展带来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国民经济倒退的后果，我们党及时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适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严重混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维护国家的正常经济秩序，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进行了不懈努力。在1972年至1973年、1975年的两次经济整顿中，周恩来、邓小平在工业、农业、对外经济交往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党逐步扭转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虽然各项经济工作还未完全摆脱“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但是，党在如何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中，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经济思想。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曲折发展是与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艰辛探索分不开的。第三阶段1978年至2012年，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思想。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决策。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的最大成就，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形成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全面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逐步开展了对农村经济体制、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收入分配制度等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描绘了宏伟蓝图；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针对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以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提出了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理论。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经济理论，构成了这一时期系统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翻开了新的篇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以此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新“三步走”发展战略，以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等重要经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四阶段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经济思想。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在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习近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时代作出了重要判断，即“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基于新时代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创新性和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第一，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概括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看成是处理好二者关系的关键问题；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健全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和协调机制等。第二，对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了新的探寻。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有新特征、新问题，必须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完成“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任务，并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作为主攻方向。第三，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了新的安排。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提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强调打赢“三大攻坚战”，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第四，对实施经济发展战略作了深化性发展。提出并实施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第五，对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作了创新性探索。进一步丰富了“一带一路”建设思想，提出了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推进了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建设，确立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作的理论创新，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境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在新时代的飞跃。综观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发展的脉络，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每一历史阶段的经济思想都有着继承和发展的特点，而每一历史阶段的经济思想又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理论逻辑，具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特点；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形成新的经济思想，发挥着引领经济斗争、经济革命、经济改造、经济建设、经济改革及经济开放的作用；还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开展的经济工作、经济建设奠定了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从党的经济工作、经济建设上升到党的经济思想，是需要经过党对经济工作、经济建设成就和经验进行总结、揭示其特点和规律，并形成新的理论成果的。无论是在哪一阶段，一代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脚踏实地地在开展经济工作、进行经济建设中总结成就、经验和教训，探寻特点和规律，形成理论成果，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思想的。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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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发展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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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百年发展，必须了解和把握在这个经济思想史通道中的“路标”。“路标”是路向的标志，是“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中形成的“路标”，像灯塔一样照耀着历史的进路，指引着人们前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从毛泽东经济思想到邓小平经济思想，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树立了传承、创新的“路标”。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不断得到深化认识的过程中，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思想上的不断飞跃，形成了毛泽东经济思想。毛泽东经济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分析中国革命、建设的经济实践，并被经济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系统地回答了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经济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向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萌芽于土地革命时期，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发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特征、形态、纲领、方针等问题作了详尽论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乃至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作了理论指引和准备。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变，创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面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传入中国被视为经典理论而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暴露出许多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济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综合平衡发展、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发展等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经济建设成就的取得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济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我国怎样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由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序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也进入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发展实践结合起来，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思想上的新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邓小平经济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着眼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规律。基于对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分析，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主张利用一切有利手段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主要标准；基于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的分析，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以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基于对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本质的分析，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目标的论断，并强调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要防止两极分化；基于对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分析，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制定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分析，提出了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的论断，并对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之路进行了探索。生产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共同富裕论、发展战略论、对外开放论等，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经济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结合起来，在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立足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提升规律性，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研判经济发展现实。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说明我国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已经表现为由追求速度提升为讲求效益、由注重水平提升为追求质量、由强调增长提升为实现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抓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来化解矛盾；以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对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作了准确研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关头，提出了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打好“三大攻坚战”的举措。第二，以“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引领经济造福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在规定，反映了经济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习近平多次强调，“人民性的重点就是人民利益”，“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以“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引领经济造福人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深深嵌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第三，以历史性成就和深层次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拓展、经济发展“稳中求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市场化改革深化、政策举措和行动扎实管用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创新。第四，以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制定和部署经济发展战略。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分析问题、正面解决问题，以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制定和部署各项经济发展战略。第五，以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进中国深度融入世界。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战略构想和实践思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在新时代的新创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和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揽全局，抓住机遇，高瞻远瞩，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最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出处：《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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