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农村的穷，是种什么样的穷？

作者：陀飞轮

文章来源：转自公众号“陀独读”，ID：dddthink，经作者授权发布。

茅于轼先生说过，我们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虽然全面、客观地看待农村的“穷”，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政策进行反思也还是在“说话”的范畴内，可毕竟，比起简单、泛滥的同情，它的确离“办事”，更加接近，更应该得到鼓励。

和很多人一样，在看到甘肃康乐县杨改兰一家门口的悲剧时，我的心情无比沉重，同时又有一种复杂的感觉。

这个“复杂”，和“因贫穷而绝望而弃世”的广泛解读有关——这倒不是说我对这个解读是否符合事实持有怀疑的态度，而是说，即使它符合事实，是否就足以让我们完全放弃对个体选择的正当性的反思？

如果不顾忌这个话题的敏感性，直白地说就是：即使杨改兰一家的确陷于赤贫并因此而绝望，即使我们这个“盛世”对这个状态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砍杀、毒杀子女们的极端行为是否就是正当的选择，是否就是只能给予同情而不能发出追问？

随着舆论情绪的逐渐平复以及更多事实的披露，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赞成这个说法：因极端行为而酿成的悲剧，可能是时代病症的投射，但不能因此就说，时代的病症能够为个体的极端行为提供了不容置疑的正当性支持。感性的悲悯十分重要，可理性的反思也不能缺席。

全面、客观地看待今天中国农村的“穷”，是对这个悲剧的理性反思之一。

得益于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很久以来如恶魔般和中国人如影随形的“穷”字，其身影似乎已有些模糊。它和坐在星巴克刷着手机的我们，要么已经陌生，要么，也不过是每月令人头痛的房贷、房租或者信用卡账单。

而这一次，这一家的悲剧，以极其残酷的方式把这个幻觉打碎，提醒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群，他们的穷，事关尊严，事关生死。

农村和农民，就是这些地方，这些人群。

但是，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深深地意识到，要谈论今天中国农村的“穷”，必须十分留意到它的复杂性。

首先非常明显的是，如果把她们一家的悲剧当成普遍现象，并因此而将今日广大中国农民视作“蝼蚁”，将广大农村视作“蚁穴”，那就是无视三十多年来发生在中国农村、农民身上的重大变化，也无视中国近7亿人口成功脱贫的巨大成就，除了煽动情绪吸引眼球引来封杀之外，无助于问题的讨论。

但是，如果将如今7000万贫困人口只是当成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同样是一种“无视”。

从各方的报道看，杨改兰一家的生活条件，可以说就是这7000万贫困人口的缩影，而且相当确定的是，他们的情况还不是最差的。这样的境况，不用放在庄严华美的晚宴、载歌载舞的晚会背景下，就足以令人心酸。

事实上，即使是未被划入到这“7000万”数字内的农村家庭，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也面临着随时“返贫”的威胁：一场重大疾病，或者一场重大事故，就足以摧毁整个家庭多年来勤勤恳恳积累下来的财富。

必须承认的是，农村医保的全面推行，大大地缓解了这个威胁。但是，以我自己的观察，只要是碰上大病大灾，医保加上自身积蓄在很多时候还是不够用的，由此而造成的困境就是，以前没有医保是在家里挣扎，现在有了医保是在医院挣扎，“返贫”依然是个难以躲避的厄运。

物质之外，今天中国农村还有两个方面的“穷”，令人焦虑。

一个是环境。如果说工业化的发展对农村青山绿水的破坏，是促进经济发展、拉动就业时难以避免的副作用的话，那么公共设施严重缺失之下导致生活污染源对农村环境的大面积破坏，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我的老家，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工业化发展乏善可陈，排污、垃圾处理设施缺失，生活污染源把所有的池塘、大小河流一个、一条不剩地变成了臭水坑、臭水沟，昔日水乡的波光粼粼，荡然无存。每次回家，我都在疑惑：如此恶劣的水污染之下，大家喝的到底是什么水？以乡村级别的自来水厂的过滤能力，能提供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吗？

显然，纵使衣食无忧，如果身处其中的是这样的“穷”环境，也同样缺乏富裕生活应有的尊严。

另一个是精神。这不是要重复诗人们对物质时代“精神贫乏”的喟叹，而是要正视贫困人群实实在在的心理压力。

本来，“穷”字对中国农民来说，是最不陌生的字眼，他们对恶劣生活条件的忍受力，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在世界上的排名绝对名列前茅。

但是，与过去普遍贫穷之下缺乏对比不同，今天中国的贫困人群，不单要面临着电视上那遥远奢华的挑逗，还不得不遭受到身边富裕的刺激，失望失衡、绝望绝弃的心理危机土壤，格外丰饶，由此而滋生的问题不可忽视。此次的悲剧，可以说就是这种心理危机的产物。

但我并不赞成有些学者因此而作出“精神贫穷比物质贫穷更可怕”的判断，因为要摆脱精神上的“穷”，真正有效的还是要解决物质上的“穷”。要知道，一万个空洞的说教，都敌不过屋里破墙上的一个空洞。

实际上，历届政府正是因为秉持着这种务实的态度，才能在减贫工作上取得如此的成就。不过这样的肯定，并不能覆盖掉我们对相关政策的反思。有学者在评论此次事件时就指出，纵观中国农村的“贫穷”，从最早的工农产品价格差，到后来的农民工收入差，到现在的房地产价格差——农村土地和房产无法流转，都是造成农村贫困的政策性原因。尽快消除这些政策性原因，是减贫工作的当务之急。

这样的反思，显然才有利于改善杨改兰们的困境。茅于轼先生说过，我们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虽然全面、客观地看待农村的“穷”，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政策进行反思也还是在“说话”的范畴内，可毕竟，比起简单、泛滥的同情，它的确离“办事”，更加接近，更应该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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