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至上年代，却让年轻人罹患了“恐老症”

关于“变老”这件事，我们总是充满着疑惑和未知——“变老对我们的意义为何？”“我们该如何面对熟龄生活？”“为什么我们如此在意变老？”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害怕变老，大家渐渐将年老视为医学问题，不计代价想避免老化，企图消除一切的岁月痕迹。

被丰富经验污染的一代？

科技改变了我们看待老人的方式。由于老一辈能够传播知识、经验和部落历史给下一代，他们更容易在遵循传统、演化缓慢及口述历史的社会底下受到重视；他们是传统的守护者，能够教授实用的技能——从钓鱼到神话与歌曲——他们使生活得以延续下去。

然而今天，我们深受社会学家理查•塞纳特（Richard Sennett）所称的“技能灭绝”之害。工程师、律师、医生或者计算机维修人员在大学所学到的技能不再能够让他们终身受用；技能不再持久有效，也不能称上是项美德。（当BBC第三电台的总监和节《逍遥音乐会》（the Proms）的导演约翰•德拉蒙德﹝ John Drummond ﹞，反对在BBC内部的一项改变，一名主管即指责他“受经验污染”。）雇用新进的年轻员工比为老员工支付培训费用便宜多了。如此看来，虽然在一九五○年会被视为病态，时至今日我们为年龄所焦虑又花费大笔钱财对抗老化实在没什么好惊讶的。

电影《高年级实习生》剧照。

既然认定科技会纪录一切，现在大家也不再珍惜老年人的记忆了。不只有老人担心被“遗忘”，每一个人也都得时时警惕：一个人的成就总是由完成的最后一项计划所定义。这种急躁、残酷的个人主义使得年轻人仇视老人，并把身边每一个人都看做自己的竞争对手。

世代真的不公吗？

克里斯托弗•巴克利（Christopher Buckley）的讽刺小说《婴儿潮末日》（Boomsday）以叙述佛罗里达一场暴力示威游行开始，好几百位二十多岁的抗议者冲进了“退休社区”的大门，攻击正在打高尔夫球的居民；他们对七千七百万出生于婴儿潮、现正领着丰厚退休金的长者感到愤怒，认定这些老人拖垮美国的经济。抗议者们一股脑地支持一位年轻女子的建议：政府应该鼓励七十五岁以上的人自杀。或者这看来有点诡异，或者有点象是现代版的《有效期限》（The Fixed Period），但现在这种年轻人极端仇视老年人的景象比起小说在二○○八年初版面市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而且与尊重老人的概念天差地远。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不平等从未如此明显，比如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兼大学与科学国务大臣戴维•威利茨（David Willetts）就认为，婴儿潮世代一手掌握了财富与权力，导致年轻人不得不缴交更高额的税金、工时更长薪水更少、买不起房子，还要欠下一笔高的不合理的国债。

（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提到自己的政府——还是他所隶属的部门——大大调涨学费，导致大学生无法再接受免费的高等教育。）名嘴们一次又一次用贪婪的老人形象挑拨纷争，说他们霸占工作、占用房屋、紧紧抓着商务和大笔资产不放，而非像从前那样让财富世代交替。

这种论调无异于激起对立，把公共政策当作零和游戏：“他们”得到的越多，“我们”剩下的越少。养老金象是金字塔骗局，现在的年轻人得帮老人付款，却等不到得到回报的那一天。

其实年纪大的人也进退两难：提前退休像榨干年轻人的钱财，继续就业等于吃掉下一辈的工作机会；买了大房子好比助长房市泡沫化，买小房子却又占去了原本该买那些屋子的新兴小型家庭。还有冬季燃料补助、免费电视牌照——可怜负担这种小福利的一代永远也等不到自己享受优惠的机会。 

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团体“世代公平基金会”（the Intergenerational Foundation）出现，力求“从立法制度保护英国年轻一代和子孙后辈的权利”（为了对付贪婪的老人）；组织定期发布年度代际公平指数，记录年轻人的处境如何年年退步。

不过这种二元思维其实最最危险，不仅为恐老症火上加油，还使得老人更是担惊受怕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而且对年轻人也没什么好处，不但让他们更不认同老人、更害怕自己也老化拖累别人，大家也变得像幼儿一样，因为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理直气壮地大发脾气。

更糟糕的是，它还加剧那种极端的“敲诈者”形象，说老人们给“奋斗者”“剥皮”；从前根本没有人讨论年长者“配”或“不配”拥有财富，但根据老年学家艾伦•沃克的说法，现在普遍倾向将他们归为“不值得同情的穷人”。

当代年轻人买房和就业的情势无疑地十分艰困，但“世代不公”的想法——源自美国一九八○年代，众人担心迈入高龄化人社会国家将无法负担养老金——却导致错误观念的形成：出生于战后婴儿潮的人各个口袋满满。事实上，许多老人和“新养老金一代”在社会上是最贫穷的一群；虽然他们这一辈人的确有好些透过房产和股票市场赚饱了钱，但更多的还只是普通人——就像现在的确有些年轻人经济状况很好，其余大多数却没有钱。

傻瓜，市场就是这样啊，决定谁获利、谁损失的政治结构也一样；为自己囤积财产的是高社会阶层而不是高年龄阶层。同样的，这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国家努力摆脱福利色彩——不是仅由那些凑巧活在八○年代的人决定——后来接续的新工党也维持这项方针，目前执政的保守党也大力推广如此的意识形态。

社会学家克劳迪•阿堤亚-唐福（Claudine Attias-Donfut）和莎拉‧阿伯尔（Sara Arber）在书中《世代冲突的迷思》（The Myth of Generational Conflict）挑战整个“世代清算”、为生命周期之内所有贡献与所得的建立资产负债表的概念：参与战后重建的一代可能相对付出较少，但难道其所得比付出还多吗？还有那些花了几十年养育孩子的妇女呢？他们并未缴交高额所得税、国家保险费，但在养育下一代、照顾上一辈却贡献良多，只是未被记上酬劳而已。

更重要的是，据阿堤亚-唐福所言，世代不平等只是不平等中的其中一种，而且还比性别和种族不平等来的轻微许多；然而，愤愤不平的年轻专栏作家总是忙着控诉买房困难，拨不出空写写穷困的家庭是如何分布在各个年龄层，或者为什么妇女的收入仍然低于男性同胞那么多。

在现实生活中，最年轻或最年长人们几乎总也是最贫穷的一群；他们没有得瓜分利益，唯有取用那小小一点的资源。当政府提供福利给最年长的家庭成员，其他成员也能够沾上一些好处；有趣的是，世代之间最为平等的国家也少有其他不公。

那么，这些关于世代冲突的错误观念为什么反而在过去几年当中日益盛行？原因之一在于公共支出：当资源有限竞争就会增加，于是自然有人忙着找替罪羔羊；政府的养老金只是刚好赶上妖魔化任何公共支出的风潮。

●本文摘自时报出版《艾伦‧狄波顿的人生学校：关于变老这件事》 

作者简介：安妮‧卡普芙｜Anne Karpf 

作家、医疗社会学家及获奖记者。曾担任《柯梦波丹》（Cosmopolitan）杂志的特约编辑多年，同时也为《卫报》（Guardian）撰写家庭版专栏，每周撰文探讨社会、政治与文化等议题。除了为《周日独立报》（Independent on Sunday）及其它刊物撰文，亦在BBC 4任广播节目主持人，并出版有《人的声音》（The Human Voice，暂译）等三本着作。现于伦敦都会大学教授专业写作与文化探索课程。二○一四年，她以本书及《卫报》上的“老后议题”新闻赢得乐龄传媒大奖（Older People in the Media award）的最佳个人发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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