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会认为不可能再有奴隶制这样的事情了，几年前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对于现代人而言，奴隶似乎只是一个历史词汇。事实好像也确实如此，如今无论在哪个国家，奴隶制都是非法的，作为一种制度的奴役早已终结。然而我们无法想象的是，其实仍有超过2700万人生活在这种悲惨的命运中。
从泰国的妓院到巴基斯坦的砖窑，从印度的农场到巴西的木炭营，英国学者凯文·贝尔斯通过实地考察揭露了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新奴隶制”。这种新的奴役大多隐藏在欺骗性劳动合同的面具之下，公认的劳动关系被用来合法化并掩盖奴役的本质。和曾经的旧奴隶制不同，今天的奴隶不再被视为一种长期资产，相反他们如此廉价，因此无须照料，只不过是用后即弃的一次性工具。
西瑞醒来时，已经中午。在醒来的瞬间，她确切地明白了她是谁并且变成了什么。当她向我解释时，外阴的疼痛提醒着她，前夜与她发生性关系的男人有15个。西瑞15岁，一年前被父母卖到妓院，她的反抗与逃跑的欲望逐渐溃散，并被接受和顺从取代。
西瑞在一家妓院工作、生活，它位于泰国东北部乌汶府的一个偏僻城市。大约有十家妓院和酒吧，破旧且满是灰尘的建筑排在一条西式商业街拐角处的路旁。卖饭的小摊小贩分散在妓院之间。在西瑞的妓院外的面条摊后工作的女人，同时是密探、守卫、看门狗、皮条客和晚餐监管阿姨，管着西瑞和妓院其他24个女性。妓院被一堵厚墙环绕，铁门朝向大街。厚墙之内有一个破败的小院，一张水泥餐桌以及随处可见的灵屋，在泰国所有建筑物外都会有这样一个小的神龛。一个低矮的小门导向一间无窗的水泥屋，那里弥漫着香烟、陈啤酒、呕吐物和汗液的味道。这就是“选召屋”。屋子一面被染色，放着可折叠的桌子和雅座；另一面是一个狭窄的可升降的平台，放着一张与屋同长的长凳。聚光灯照在长凳上，晚上女孩们坐在耀眼的光下，男人们则在桌子那里喝酒，并挑走他们想要的那一个。穿过长凳末端的一道门，男人跟着女孩经过一个窗户，会计会在那里收钱并记下那个被带走的女孩。在这之后他便被带到了女孩的房间。在水泥前屋之后，妓院甚至简化成了杂乱的小棚屋，女孩们在那里生活、工作。一个临时凑合的梯子导向曾经被称作谷仓的地方，如今在上面5英尺宽的房门连成一排，门后是5英尺×7英尺大小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床，以及其他少量东西。木材的碎料和硬纸板将每个房间隔开，西瑞在她的墙上贴了些青少年流行明星的照片和海报，它们都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她床的一头，和大多数房间一样，也挂着一张带框的泰国国王肖像画，还有一个光秃秃的灯泡悬在那里。挨着床，一个大的锡盆用来盛水，旁边是挂钩，用来挂抹布和毛巾。在床尾靠近门的地方，衣服被叠着放在壁架上。墙壁非常薄，能听到周围屋子的一切声音。不管她们的门关或者不关，楼下会计的一声高喊都会在她们之间回荡。中午起床后，西瑞用冷水洗把脸，妓院25个女孩共用仅有的一个水槽。之后，她穿上T恤和裙子，到一个面摊儿喝碗热汤，这是一种泰国早餐。如果她没有客人的话，整个下午她便会和其他女孩喝酒、聊天、打牌或者做饰品。如果皮条客不在，她们会互相打趣，但如果皮条客在，她们就必须时刻毕恭毕敬，随时注意他的出现，因为皮条客会肆意地伤害或“享用”她们。男人们很少会在下午过来，但那些会过来的一般都很有钱，能够随他心意买上一个姑娘好几个小时。有一些甚至会提前好几天预约。5点左右，西瑞等女孩被告知去换衣服、化妆并为晚上的工作做准备。大概在7点，男人们陆续进来，购买酒水，挑选女孩，西瑞当晚将会被10到18个男人中的一两个挑中并买下。许多男人挑中西瑞，是因为她看起来比她实际年龄15岁小。柔弱的、圆圆的脸，加上强调她年轻的着装，使她看起来可能只有十一二岁。因为她看起来像个小孩，所以可以作为“新”女孩卖个高价，大约15美元，这是其他女孩价钱的两倍。西瑞非常担心会得艾滋病。在她了解卖淫行业很久之前她便知道艾滋病，她村里许多女孩被卖到妓院，回到家后便死于艾滋病。每一天，西瑞都会向佛陀祈祷，希望能够得其恩惠，保佑她远离疾病。她也会坚持让客人使用安全套，在皮条客的支持下，她大多数时候都能成功。但警察或皮条客使用她时，便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如果她要坚持，就会挨打并被强奸。西瑞也很担心怀孕，尽管和其他女孩一样，接受了避孕针注射。她每月有一次HIV检测，到目前一直都是阴性。她知道，一旦检测结果呈阳性，她便会被扔出妓院，活活饿死。尽管西瑞才15岁，但她现在已经接受了成为一个妓女。刚被卖到妓院时，西瑞发现所谓的工作并不是她想的那样。和许多泰国农村人一样，她也有一个备受呵护的童年，她对在妓院工作意味着什么一无所知。她的第一个客人弄伤了她，一有机会她便逃了出来。站在大街上，她身无分文，很快就被抓到，拖回去又是被打，又是被强奸。那一夜，她被强迫与一连串的客人交易，一直到天亮。一夜又一夜持续的挨打和工作，一直到她意志崩溃。现在她已经相信自己是个坏人，坏到让她觉得这一切都是罪有应得。当我夸她在照片里非常好看，像是个明星时，她回复我：“我不是明星，我只是个妓女，仅此而已。”她尽自己所能应付这一切。她甚至从她的高价和选中她的男人的数量中获取“黑色骄傲”。这是一种集中营式的自我调整，一种理解恐怖的努力。在泰国，卖淫是非法的，饶是如此仍有成千上万个像西瑞一样的女孩，被卖为性奴。相较于整个庞大的性产业，妓院控制的女孩不过是九牛一毛。在清晨柔和的阳光中，在夜露仍浓的时刻，孩子们正在把水和泥土揉成一团，看起来像面包。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谈笑。这会儿工作还算轻松；太阳很低，天还很冷。凌晨6点刚过，马斯赫一家就已经工作了将近2个小时，他们负责制砖。孩子们的工作对家庭的生存至关重要，他们有2个男孩，分别为11岁和9岁，还有1个女孩，6岁。他们负责和泥浆，这些泥浆被父母制成砖。在他们工作的深坑中，孩子们用锄头挖土堤，然后用手把土弄碎。幸运的是，这种旁遮普的土里没有太多石头，也并不坚硬。
小女孩从井里提出两加仑水，孩子们把水变成制砖所需要的光滑泥浆。当泥浆和好后，他们跟着母亲学，把泥浆团成一片面包大小的坯块。妈妈挨着一长列丈夫制好的砖蹲着，她再次揉捏着坯块，并把干土撒在上面。现在轮到用模具了，她把它交给了丈夫，丈夫把它放到一个木制框架中。将坯块打入框架内，制成一个坚硬的泥块，去掉多余的部分，一块新的生砖便做好了，铺在地上，等着晾干。每隔10秒钟就会有一个坯块从孩子手里到母亲手里，再到父亲手里，最后到木制框架中。当太阳升到土坑之上时，地上砖块排成的线向四处延伸。工作时不时地会慢下来，比如刚开始做一排新砖时，或者孩子们不得不等待更多的水从井里流出时。到了第800块砖的时候，柔和的早晨变成了酷热潮湿的白天。温度较高，坑内空气较浑浊。孩子们停止聊天或大笑；他们的动作变得迟缓，开始喘气、出汗，温度的上升使得他们工作起来像机器人，挖土-和泥，挖土-和泥。现在他们需要喝更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并用一块块布包裹着头和肩膀以遮挡太阳。到了1200块砖在坑里排好时，在阳光和湿度的逼迫下，他们因炎热和饥饿而头晕眼花。饶是如此，他们仍然在工作，挖土、和泥，紧跟父亲将泥制成一块块砖坯的步伐。最后，在制成大约1400块砖头之后，他们在下午一两点之间停了下来。现在，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工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把自己拖回到一个仅有泥地面的小屋，他们在这里居住，快速吃完饭后就开始睡觉。睡觉是对付白天的酷热的唯一方法。过了几个小时，天气慢慢转凉。现在又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从坑壁上挖土，松散地堆起来，把它弄湿，以便为第二天早上做好准备。当然还有其他工作要做，母亲要准备晚餐，如果不在坑里挖土，父亲和孩子可能会在巨大的砖窑周围搬砖或垒砖。马斯赫一家是砖窑厂14个家庭的其中一个，有时，在下午晚些时候，这些不同家庭的孩子能够一起玩耍。儿童是巴基斯坦砖窑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和父母一起劳动，把泥和在一起做生砖。其他孩子可能会和那些搬运工一起工作，他们把生砖从坑里搬到窑里，或者在窑中帮忙垒砖，这是个很专业的工作。如果砖块堆放得不对，窑就会坍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之后，灼热、烧好的砖必须从窑中取出，堆放在外面；出售时，必须装上手推车或卡车，然后运走。在这之前，必须把煤运到窑顶，然后放进火孔里。这里的温度远超过130度，工人们包括孩子们，穿着厚木底凉鞋，以抵御酷热。因为他们的鞋子沉重，工人们只能轻步走，孩子们倒是有优势，因为当窑中的火焰在他们脚下熊熊燃烧时，有时是顶部的砖块容易坍塌。当这发生时，可以毁灭一个人。如果工人完全掉进窑中，毫无生还的希望；里面的温度超过1500度，他们会即刻蒸发。如果只是一只腿或脚略过，可能还有希望，这取决于多快地伸出来。但是会有很严重的烧伤，甚至会致残。尽管有风险，孩子们仍在努力工作：他们的家庭需要他们的帮助才能渡过难关。许多家庭，即使在孩子的帮助下，仍然无法维持生计。当我穿越旁遮普省，参观了许多砖窑厂后，我发现了他们工作的代价只有一小部分孩子进入了当地的学校，通常没有孩子接受任何教育。除此之外，也许有三四个男孩可以去上学（当孩子被送进学校时，女孩很少被包括在内）。对于砖厂的孩子来说，工作漫长而艰苦，但艰苦的工作和勤奋并不能保证成功。如果说工作还不算太差，砖窑厂的工作还会带来其他的危险和困难。事实上，所有的制砖家庭都是为了偿还欠砖窑主的债务而工作。这些债务对儿童造成了特别的危险。有时候，当砖窑主觉察到一个家庭试图逃跑或不偿还债务时，孩子可能会被劫持，以迫使家人留下来。这些孩子从窑里被抢走，被强行锁在主人或其亲戚家里。在这里，他们将被投入主人选择的任何工作中，只有极少的食物。把孩子当作抵押物已经够糟糕的了，但这并不是整个系统最糟糕的地方。如果一家之中的父亲死了，欠砖窑主的债务并不会结束，相反，债务传给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十三四岁的小孩可能要背负多年，甚至一生的债务。继承的债务将他与砖窑厂束缚在一起，束缚到永不停歇地和泥、制造生砖上。此外，父亲葬礼的花费也会加到债务上。在我称之为“债务奴隶”的情况中，债务继承是奴役的核心因素，这一制度让许多巴基斯坦家庭处于令人难以忍受的辛劳之中。我第一次见到巴尔德夫时，他正在犁地。他领着一只小公牛在一块小地里上上下下地犁地，木刀在土里挖了一个浅槽，几乎没有把土翻起来。这块地得犁好几次才能播种。他的大部分生活都是这样度过的，因为巴尔德夫是一个被奴役的哈瓦哈。他的主人叫他“我的哈瓦哈”。我遇到巴尔德夫的早上，看到他在努力工作，但他那天过得很愉快。为了证明这一天过得很好，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吃过早饭。早餐对巴尔德夫来说是一顿难得的饭，但由于需要力气犁地，他吃了一些蘸了少许盐和青椒的鹰嘴豆。当我们说话时，已经11点了，他从早上7点起就一直在犁地，再过2个小时，他就会停止工作，躺着度过一天中最热的时刻。从3点到7点，他又要工作了。当我们一起坐在田地边上的河岸上喝水时，巴尔德夫挤到了我们面前。作为科尔种姓的一员，他对上层种姓的人来说是“贱民”，出于礼貌，他不愿站在我旁边他认为我一定属于上层种姓，尽管我否认这点。我问他，他的家人在班迪住了多久，他回答说：我们一直住在这里。我不知道我爷爷之前的事儿，但他告诉我，我们一直住在这里。我的爷爷是地主的哈瓦哈，后来我的爸爸也是他的哈瓦哈。他们都是因为债务被奴役我爸爸是因为他爸爸的债务，我对爷爷的债务了解不多。这是常态。像我们一样的科尔人一直被我主人一样的婆罗门所奴役。这里一切向来如此。当然，每个人都知道。就像我说的，我的家人长期为同一个主人工作。毕竟这是一个小地方，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工作。我不知道那些城里人知不知道，或者政府的检察官知不知道。一开始，当我看到你们的衣服时，我想也许你们两个是政府的检察官。但我怀疑他们根本不关心这里发生了什么。我继承了我父亲的债，所以我会成为一个哈瓦哈。我想每个人都这样。大约15年前，我第一次成为主人的哈瓦哈，我不记得那时候的情况了。现在大约是900卢比（25美元）。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亲戚的婚礼，去那里需要买些新衣服，我向主人借了500卢比；那是几年前的事儿了。有几次，因为我一个孩子病了，需要借点钱买药。大多数情况下，我的债务是从一些小额贷款中积累起来的，比如买化肥之类的东西。我的主人给了我大约3亩土地，我可以种些豆子和蔬菜。为了获得一个好收成，我必须施肥；我可以从主人那里得到肥料，而不是钱，但当收获时，我必须1.5倍地偿还他。任何东西，种子或杀虫剂都是这个价。我同样需要为田地的灌溉付钱，这是当地政府管理水渠的费用。如果我没有钱，就得向主人借钱，因为如果你不付他们的灌溉费，他们就不会给你的庄稼一滴水，这样你就会失去一切。嗯，它们能使我们免于挨饿。我愿意把所有空闲的时间放在照顾庄稼上，因为我可以靠着卖掉一部分作物，来购买我们所需的东西。看，我可以从地里收获400公斤扁豆，它们的售价大约为每公斤10卢比。如果我把它们全卖了，可以得到4000卢比（110美元），但是我不可能挣那么多。种植大约需要60公斤的种子，每公斤大约要花15卢比。任何我从主人那里带回来的东西，我都要多付50%。如果我从主人那里借了60公斤的种子，我就必须还给他90公斤，肥料和其他任何东西都一样。我们留够一年吃的量，剩下的卖掉。所有事情都要花钱。我们必须买的有四样：烹饪用油，一周大约10卢比。然后是盐它很便宜，一个月花掉4卢比；蔬菜价格更高，一周大概要花二三十卢比。我们用煤油照明，每月只需6卢比，因为天黑时我们睡觉，不经常用灯。当我们开始缺钱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购买蔬菜，而是吃主人给我们的粮食，以及我们节省下来的扁豆。丰收之后，当我卖掉了庄稼，便迎来了一年中最大的开销买新衣服。我们只有一两件换洗的衣服，一年后旧衣服就都穿破了；另外，孩子们因为长大了，原有的衣服变得不合身。我们有五个人，所以那是一大笔钱，超过1000卢比（28美元）。我唯一有这么多钱的时候，就是当我卖掉庄稼时。大多数年份，钱会在下一个丰收季到来之前花完；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借钱也能搞定，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借钱。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们来到了巴尔德夫和他的妻子马尔基以及他们三个儿子共同居住的房子。他们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大约7英尺×15英尺。墙壁是把泥塞在一个木架子里建成的。屋顶由杆子撑着，挂在动物够不到的屋顶上的是几袋豆子或扁豆，以及他们发现并带回来晾干的一些草药。有一个低矮的入口，但没有可以关闭的门，墙上高处的两个小开口作为窗户。在泥地的一角有一个小炉子，也是用泥做的；它没有烟筒，烟雾涌上屋顶，把茅草弄黑了。马尔基用牛粪和树枝升起小火做饭。他们所有的财产都可能放在一张床上，一张5英尺长的绳底床架，没有床垫。有几个罐子，一些手工工具，几件衬衫，一个壶，一盏灯和一双凉鞋。在房子的四周，他们种了一圈荆棘，圈起了大约100平方英尺的空间，还有一棵遮阴树。他们的大部分家庭生活都是在树下度过，他们的床也是用来坐的长椅。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也常常睡在那里，在那里他们可能会得到一点微风。大约50码外有一个公共水井，马尔基在那里用绳子和水桶提水。我问马尔基她是不是在村子里长大：不，我来自离班迪大约60英里的马耶普拉德斯邦的昌德普尔。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死了。他被那里的一个主人奴役，跟我们在这里的生活一样。大约十年前，我来到这里，在一些亲戚的安排下，跟巴尔德夫结了婚。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住在这里。除了做饭和洗衣服之外，我还像巴尔德夫一样在地里工作。我做了很多除草的工作，从主人的地里除草。我也会栽培或播种，或当时间到了帮助收割。我几乎什么都做，除了犁地，只有巴尔德夫负责犁地。我想让孩子们也忙起来。有些绿色的叶子和东西可以从一些生长在野外的植物和灌木中摘取，可以当作食物，我让他们去收集这些东西。不，不去了。几年前我们把大一点的两个送到了学校，但没什么好处。看起来他们也学不到什么，有时他们会离开学校去田野里玩。向学校买纸或其他东西都很贵，因此我们现在让他们待在家里，他们在这儿能帮我些忙。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看看这些泥墙，我每两年都要修一次，还有两个星期我就要开始了。它们必须在雨季开始前修复，否则在雨季到来时，它们就会被侵蚀，从框架上掉下来。你必须为雨季做好准备，你必须把地犁好，把墙修牢。然后每两三年，你不得不给房顶换上新的茅草，因为它只能持续那么长时间。这是一个问题，因为附近唯一种茅草的人是地主，因此你要么从他那里获得，要么从他那里借钱，再从别人手里买。当茅草质量不好的时候，你也不能等，因为雨季一旦来了，一切都毁了。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即使我收成不错，也总会入不敷出，我不得不去借钱。不，这些年来，它又一点点积累起来。有了孩子意味着总会有突发情况，如果任何一个生病了，我不得不去买药。有时候，春天我没有足够的钱去买肥料，所以债务一直在涨。也许等孩子们长大了，他们可以工作了，我们就会有所改善吧。我会一直干下去，直到债务付清为止，当我老得不能工作时，我的儿子会照顾我的。嗯，我自打出生就认识他，我的父亲也为他工作。他现在也是个老人了。他总是会给我们一些粮食，对我们也不错，不过最近几年他变得更严厉了。现在，如果有人来到村子，可能是政府官员或其他人，他都不让我见他们。当他知道有人要来，就会派我去做一些工作。他想留住我们，并让我做更多的事情天天说“做这个，做那个”。当然，我必须做他吩咐的任何事情。那天晚些时候，我和巴尔德夫的主人进行了一次奇怪的访谈。在去阿拉哈巴德的公路上，他开了一家小自行车修理店，我们在那里停下来和他聊天。作为一个老人，巴尔德夫的主人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变得容易慌乱、激动。首先，他告诉我们，除了他让巴尔德夫使用的2亩地外，他自己还拥有60亩地。然后他说巴尔德夫的父亲为其他人工作，巴尔德夫在村子里只待了三年。当我们问起在他和巴尔德夫的地上种植的谷物数量时，他说他从来没有让巴尔德夫使用过任何土地，一会儿他又说，他每个季节都要送给巴尔德夫100公斤粮食。矛盾堆积得越来越多，他也变得更紧张了，最后我们不得不放弃，然后离开。我们早些时候同其他地主谈过话，发现他们是科利亚制度的稳定推行者，他们充满了官方的两面派色彩，对他们的“依附”工人表现出热情。巴尔德夫的主人似乎是最后一个旧派作风的人，他无法理解旧制度不得不改变，至少是表面上的。就像发展中国家其他非常贫穷的农民一样，巴尔德夫和马尔基看起来只是非常贫穷的佃农。但是我们不应该被缺乏公开的暴力愚弄：他们是奴隶。巴尔德夫的主人把他视为财产，一个温顺的负重牲口。科利亚体制甚至比美国南部的旧奴隶制还要稳定。显然，它没有新奴隶制短期束缚的恶毒和残酷，它在暴力方面的缺乏被绝望所弥补。巴尔德夫和马尔基完全屈从于他们的命运。暴力很少被用来奴役他们。那些反对新奴隶制的人，像泰国妓院里的女性，她们有时会放弃自由的希望，但巴尔德夫是生来就没有抱希望。经常处在饥饿边缘，他和他的邻居早早为自己掘了个坟墓。他们很少抱怨，他们完全被动地给我讲故事。在几代人都成为哈瓦哈之后，他们几乎看不到其他选择。巴尔德夫相信只要他能犁地，他的家人至少不会饿肚子。但是周围的情况正在改变，他的主人有充分的理由把他藏起来。村里的其他家庭通过政府援助摆脱了束缚。巴尔德夫是这个地主的最后一个耕农，没有他，这个地主就必须支付农场工人工资，才能耕种和收割他的土地。然而，巴尔德夫的邻居曼西的故事表明，他的主人可以通过使他“康复”获得利润。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随着发展浪潮席卷南马托格罗索，招募者开始出现在米纳斯吉拉斯的贫民窟里，雇用一些有木炭制造经验的工人。招募者被称为格托（gatos，意思是猫），他们是奴役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当他们开着拉牲口的卡车进入贫民窟，并宣布正在雇用男人，甚至是整个家庭时，穷困潦倒的居民立即有所回应。格托挨家挨户走访，或者用扩音器把人们叫到街上。有时地方政客，甚至地方教会，会让他们使用公共建筑，帮助他们招募工人。
格托解释说，他们需要在马托格罗索的牧场和森林里工作，像优秀的推销员一样，他们摆出固定工作的许多优点和良好条件。他们承诺提供前往马托格罗索的交通工具、美食、固定工资、工具，以及可以自由回家看望家人。对一个饥饿的家庭来说，这似乎是奇迹的开端。在马托格罗索的一个木炭营地里，我和一个叫雷纳尔多的人谈了话，据他所说，自己是被招募过来的：我父母住在一个非常干燥的农村地区，我长大后在那里没有工作，那里也根本没有工作。所以我决定去城市。我到了圣保罗，发现情况更糟；没有工作，一切都很昂贵，而且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多犯罪！于是，我去了米纳斯吉拉斯，我听人说那里有工作。但是我没有找到。一天一个格托来这里招募工人去马托格罗索工作，他承诺我们每天都能得到良好的食物和优厚的工资。每个月他的车可以载大家回到米纳斯吉拉斯，去看望家人，并给家里带钱。他甚至给其中一些人钱，让他们离家之前给家人，同时买一些旅途中的食物。工人很轻松地填满了整个车厢，我们一路向西。沿途停车补充能量的时候，格托会跟我们说：“去咖啡厅尽情地吃吧，我付钱！”由于我们都饿了很长时间了，你可以想象我们会是怎么个吃法！到了马托格罗索后，我们又继续向更远的地方开了会儿。这个营地在50公里外，远离一切事物。它就是原始的塞拉多森林，你要走50公里才能见到一个牧场，并且这里只有一条路。当我们到达营地时，所见令人恐怖：这里的条件对动物来说都不够好。营地周围是荷枪实弹的守卫。然后格托告诉我们：“你们每个人都欠了我很多钱：旅程的花费、你们吃的所有食物、我给你让你给家里人的钱，所以根本不要想着离开这里。”雷纳尔多被困住了，和其他工人一样，他发现自己不能离开营地，在交给他的工作中他没有发言权。两个月之后，当工人们问及回家探亲的事时，他们被告知仍然负债累累，不能回去。一位有三个儿子的母亲她后来从债务劳役中逃出来曾感叹道：“当这里［贫民窟］的情况很糟糕的时候，格托们就好像能猜到一样，然后他们来欺骗穷人……他们带着花言巧语来，伸出双臂向你保证，但到了那里，他们甚至不愿用指尖碰你。”当工人们还在路上时，格托要求他们提供两份文件：身份证和“劳动”卡。这是巴西生活的关键。身份证是与警察或政府打交道的必备证件，用以证明身份；劳动卡是合法就业的关键。通过在一个人的劳动卡背面签名，雇主会订立一份具约束力的合约，并使工作处于雇佣条例例如最低工资标准的约束之下。没有劳动卡，工人很难实现自己的权利。格托说他们需要这些文件来更新他们的记录，但事实上，这可能是工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它们。通过保留这些卡片，格托们有力地控制着工人。不管情况如何糟糕，工人们都不愿不带证件离开。同时，由于劳动卡尚未签订，就业没有保障，法律保护也不完善。正如一位巴西研究者所说，“从此刻起，工人作为公民死去，作为奴隶诞生。”对格托们来说，他们的远程招聘方式有很大优势。工人们远离家乡，对他们周围的村庄一无所知，远离能够帮助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即使能逃脱，他们也身无分文，负债累累。他们没有钱支付回去的路费。他们经常在最可怕的环境中工作，希望能得到一些现金，用来回家。如果他们真的逃离了木炭营地，当地人往往会对他们感到厌恶和恐惧，因为他们是外人。如果没有身份证，他们可以被警察作为游民或嫌疑犯逮捕。没有劳动卡他们就不能工作；此外，他们在新的工作场所仍未登记，政府劳动监察员和工会组织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在木炭营里，工人们被孤立起来，就像泰国年轻女性被囚禁在妓院里一样：我们可以在巴西看到另一种“集中营”式的奴役形式。木炭营有自己的世界。格托和暴徒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可以随意使用暴力。他们想要的是那些已经投降的工人，那些愿意做他们要求的任何事情的人。与此同时，他们希望俘虏们努力工作，因此他们不断承诺工资，以及更多的食物和优待。通过用希望去抵消恐惧，他们把新奴隶锁在工作上。像被迫卖淫的年轻女性一样，木炭工人并非被终身奴役；事实上，他们在营地逗留的时间通常比泰国妓女在妓院工作的时间短。格托和他们的老板不想拥有这些工人，只是想尽可能地从他们身上挤出更多的价值。与我交谈过的工人们被债务束缚了三个月到两年不等，很少有比这更长的。他们就业时间短暂有几个原因。在任何一个地方，木炭营地只能维持两到三年，直到森林耗尽，工人很少会从一个营地搬到另一个营地。另外，在烤箱一样的环境下工作几个月，大多数工人都筋疲力尽，落下一身病。与其让那些无法再工作的人继续工作，不如抛弃他们，招聘新员工接替他们的工作，这样更具成本效益。由于他们在被赶出营地时通常身无分文，许多工人从未回到他们在米纳斯吉拉斯的家。他们经常在马托格罗索游荡，最终又被拉回到木炭制造营地。一个木炭制造营地被称为一个热炉，因为它由一系列木炭烤炉组成。每个营地有20到100多个炉子，需要8-40个工人。酷热、烟雾和荒凉使它看起来像是森林中的地狱。木炭烤炉是由泥砖搭建的拱形建筑，大约7英尺高，10英尺宽。它们建在一条直线上，有二三十个炉子，相互之间大约相隔4英尺。炉子上只有一个约4英尺高的尖形开口。工人们从这里把炉子装得满满的。木头必须被非常小心、紧密地从地板堆到炉子的圆形屋顶，这样才能正确地将其烧成木炭。木材装好后，门用砖和泥封起来，然后点火。木炭是通过燃烧具有最低氧含量的木材制成的。如果有太多的空气进入通风系统，木材就会被火消耗掉，只剩下灰烬。如果没有足够的空气进入炉子，就会产生废料半焦的木块。为了控制气流，炉子侧面的小通气孔可以通过挖开或用泥浆密封来打开和关闭。燃烧持续了大约两天，工人们不得不日夜不停地监视炉子，以确保它的燃烧温度合适。烧完后，等炉子冷却，然后取出木炭。营地周围1英里左右的土地都被挖光了。裸露的土地是红色的，并且容易被侵蚀。树桩、一块块被烧毁的草地和木头、壕沟和洞，以及永远存在的烟雾将这里变成战场。森林的残骸无处不在。工人们被黑烟灰覆盖，汗流浃背，像幽灵一样在炉子周围来回走动。我看到的所有工人都只有肌肉、骨骼和伤疤；脂肪都被酷热烧掉了。到处是令人窒息的烟雾和味道。桉树制造了气味强烈的油，产生的烟雾辛辣，会灼伤眼睛、鼻子和喉咙。所有的木炭工人都不停地咳嗽、吐痰，试图清除肺部的烟雾、灰、灼热气流和木炭尘埃。如果他们活得足够长，大多数人会遭受黑肺病的折磨。大部分炉子都在冒烟，热得要命。你一进入营地，酷热立马袭来。巴西这一带已经很湿热；把树木所能提供的防日晒的任何保护措施拿走，加上30个炉子的热量，结果就是一个烘烤的地狱。对于那些不得不爬进仍在燃烧的炉子以清空木炭的工人来说，这种热量是难以想象的。当我和一个人在炉子里铲木炭时，高温的压力使我汗如雨下，我的衣服湿透了，滚烫的煤地板透过我厚厚的鞋子灼烧我的双脚。尖屋顶集中了热量，没一会儿，我就头脑混乱、惊慌失措、双腿发软。工人们徘徊在中暑和脱水的边缘。有时在谈话中他们感到困惑，好像大脑被烤熟了似的。清空炉子的工人几乎一丝不挂，这使他们的皮肤暴露在烧伤之下。有时站在一堆堆木炭上，他们会绊跌，或者木炭倒塌，他们会直接掉进炽热的煤中。我遇到的所有工人的手上、胳膊上和腿上都有难看的烧伤疤痕，有些还肿胀溃烂。炉子前面是一大堆4英尺长的木料，准备装载，后面是一堆堆的木炭，等待铲进大袋子里，运送到冶金厂。成排的炉子便是森林破坏的最后一步，森林在环绕着营地的不断扩大的圆圈中消失。在炉子周围被毁区域的外围，工人们正在燃烧灌木丛，砍伐更多的树木，把森林的边缘推向更远的地方。拖拉机挨着拖车，把砍下来的木头运到炉子旁，它们很快就会变成木炭。本文来源 | 全文转载自凤凰网读书，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仅供学习与研究。如果侵权, 请提供版权证明, 以便尽快删除。
【【第2期外刊阅读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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