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藏区、推土机：道德优越感下的困惑

吕植，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物种保护区负责人。

19岁，吕植以一种单纯的兴趣，与导师开始了国内最早的大熊猫保护研究，在秦岭“潜伏”8年。她创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从科学家到环保实践者，见证着中国自然保护的萌芽到蓬勃。

从1985年至今，她的足迹遍及中国西部。尽管读了那么多书，走了那么多路，但她还是回答不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要保护自然，以及，如何保护自然？

吕植.「下一个平衡在何处」

20140722 一席北京

我是做自然保护工作的。说到保护自然，总有人问，你们怎么保护自然呢，自然听起来是一个特别大的事物，几个人怎么来保护自然？这确实是个好问题，我们也常常在问自己。

一说到自然，说到野生动物，大家可能想到的是BBC纪录片那样的景象，非洲原野，大规模迁徙的野生动物，风餐露宿，浪漫的野外生活等等，我当年最早去野外的时候也是抱着这种想法，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在1985年第一次到野外时的那种兴奋。

当时我从北大生物系毕业，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做实验室的工作，一是去野外。做实验室的工作你基本上可以预期，但野外不同，你每天出去的时候不知道会看到什么，任何一点小事都会让你自得其乐一阵子，即使没看到什么，也会觉得「哎呀，今天光线真好啊」，或者是「今天的光线跟昨天不同啊」。

更何况有时候还会意想不到地看到熊猫。

其实看熊猫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有的科学家几个月也没有看到一只熊猫，我比较幸运，到野外的第一个星期就看到了四只熊猫，所以当时我对自己说，「哎呀，你是应该来研究熊猫的」。但是很快，这样一种非常肤浅的兴奋就被焦虑所取代了，因为你常常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

我们当时是在一个林业局做熊猫的研究。这个林业局是国营企业，每年由国家下达采伐任务，当时的作业方式是采伐60%，剩下40%的树能让森林恢复起来。我们刚去的时候这个做法是行得通的，因为我们看到采伐过后的森林里仍然有熊猫，甚至有的时候竹子会长得更好，因为竹子是喜阳的，更多的阳光可以让竹子蔓延得更快。

我们当时还写了一本书，说熊猫可以和森林采伐共存。但是没想到，我们是过于天真了。因为在计划经济下，木材是国家统购统销的，采伐多采伐少没区别，所以林业局就一直按国家规定保留40%的树木，但是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了以后，这个规定就名存实亡了。市场经济确实激发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但是积极性的后果之一就是付出环境的代价。

我跟林业工人是住在一起的，你跟他们一块交流的时候，你从来不会觉得他们不是好人，都是周围农村出来打工的，要养活一家老小，砍树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有错的吗？这是我回答不了的问题。

这张照片上是我当时做研究时一个野外的助手，我曾经跟着他走了120里山路，去吃他哥哥的酒席。走了一天很累，但第二天一大早村子里就人声鼎沸，大人小孩都在叫，我好奇就爬起来看，结果发现一只毛冠鹿被全村的人堵在一个角落里面。

这只毛冠鹿是一只怀孕的母鹿，它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村里来，大家发现了以后喊打喊杀，我看见的时候它已经不行了，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看起来就要流产的样子，我心里头很不忍，就想是不是应该劝一下，但是我正准备往前凑的时候，旁边一个人回头说，哎呀，你可真有福气，来了就有肉吃。

我当时一下就语塞了。我知道这个村子很穷，他们一年就能吃到一次肉，就是过年的时候杀一头猪，吃一点就把这头猪挂在房上把它腌起来，只有客人来的时候才会切下一小条给客人吃，小孩子也会眼巴巴盯着客人的碗。在这种情况下一只鹿被当成肉来吃，有没有错？

这些问题是我作为一个当时在研究熊猫的生物学博士，哪怕是写完一篇PHD论文也回答不了的问题，一个科学家回答不了的问题。所以我开始琢磨，自然保护该怎么做，显然，保护是一件远比简单制止人们砍树、制止人们打猎要复杂得多的事情。怎么样才能做到人们不去砍树、不去打猎，仍然也能够满意呢？

在研究过程中还有一件最苦恼的事情，就是大家跟我关系都挺好，但他们始终在问我一个问题，说你们从北京大城市跑到我们这山沟沟里来又冷又饿，吃不好住不好的，为了什么？我说这个熊猫挺好玩的呀，每天看着熊猫跑来跑去的，研究它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生小孩，怎么扩大种群，我觉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说：「没看出来有趣」。

这个问题是一直困扰我，就是虽然在做事情，也在看熊猫，可是怎么跟人解释我们为什么来这儿，显得特别虚无，好像你跟当地的生活有一个巨大的鸿沟，没有办法用语言说清。虽然墙上的标题写得很明白，「保护大熊猫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可是这话我自己都说不出口。

后来媒体发现了我们，因为所有人都喜欢熊猫，所以媒体就追着来报道啊、采访啊，然后老百姓就说：「哎，这人要出名是要吃苦的，这个我们能理解，你早说嘛」，我就更苦闷了。

这个问题在个人层面上是一个困扰，在更大的层面上也是一个困扰，后来我在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在熊猫最多、采伐也最厉害的一个县，找一些其它经济来源，当时想到的是生态旅游，让采伐慢下来甚至停下来。

90年代的时候，生态旅游在中国还非常少，我们做了非常细致的调查，四川平武县整个这条山沟，哪个拐弯上有一颗杜鹃树，哪个角度看起来前面的村落和后面的雪山值得一看，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培训，把这个地区所有值得了解的信息和以及背后它的地质、生物、历史、文化知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能够向外面的人讲解的故事。

但是我在那工作了五年之后，平武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采伐停止了，新一轮水电开发又开始了，这一轮比采伐挣了更多的钱，但是我们所设计那条线路上出现的景色都变样了，所以当时我非常伤心，觉得我们几年的工作抵不上一个推土机推一个星期。

这就是我们在做保护工作时候临的真实情况，所以经常会灰心，甚至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跟人性相违背。因为所有这些水坝也好，砍伐也好，打猎也好，都是有非常合理的现实逻辑，我们能够撼动那个逻辑吗？是不是不撼动那个逻辑，就没有办法做保护呢？

但是，这种沮丧在我们来到藏区之后，就像乌云里露出了一线阳光。我们到西部藏区调查野生动物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当地的林业局官员说，我们这儿有50多个保护区。但是整个西藏只有十几个保护区，怎么会有50多个保护区？这50多个是老百姓保护的神山。

神山是怎么回事儿？它是一块地，同时也是人们心里头对自然的一种态度，这块地上有禁忌，不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这个禁忌时间长了以后呢，不需要警察，不需要任何人来监督，成为人们自律的一个行为。

在神山上，你能看到非常粗大的树木不会被砍伐，野生动物自由活动不会被围猎，圣湖里的鱼从来没有被当作食物对待过，所以它不知道是要被吃的，人走近了以后它会索取食物，所以你可以拿手去摸这些鱼。

这样的景色对于一个做自然保护的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但是不是靠法律，不是靠我们这些做自然保护的人促成了这样的情况。

我们在藏区行走的时候，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个山沟里来，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物？因为在藏族当地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他信仰的一部分，人跟自然、人跟其它生命的关系是平等的，不是超越，生命是轮回的。

这样的震撼，对我来说是一种教育，我们以前在跟别人讨论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是抱着一种道德优越感的，你虽然觉得能够理解大家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心里头觉得是不应该这么做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又是很无力的，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变这一切。

但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保护原本就不是什么外来人、知识分子或者城里人的事情，而是当地人的事情，这里面所蕴含的根本问题是人心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当你看到一个老太太一心认为这只红嘴鸦是她过世的女儿转世的一个生命，她眼睛里头散发出的那个光芒的时候，你不由得受她的感染，会跟她站在一起。

这样的力量在我生长的环境里面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所以这时我意识到，我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的看法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局限于我所受的教育，我所出生的地方，我所交流的语言，我所读的东西，还有这么大的世界我们没有认识，也许答案在这些地方。

虽然保护自然这个道理从科学上非常清晰，但这样的道理如果跟人的内心没有建立起联系的话，是说不通的，无效的。在藏区，人们把自然保护看做是对生活和生命的保护，是它文化和精神的依附，只有这样的价值观才有可能让自然成为人们发自内心愿意呵护的一个东西。

但在藏区以外的地方怎么办，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来信藏传佛教，都来信神山这个体系。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一些有用的工具的话，这个困难是有可能克服的。比如在美国有人曾经测算过，如果把一棵树，算清楚它吸收二氧化碳、保护水源、释放氧气、保护水土包括提供一个美好的景色、让人们心情愉悦的经济价值，如果都算下来，一棵树应该是20万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砍一棵树要付20万美元的话，那所有砍树的人可能都会犹豫，被砍的树就会少很多，那这样的价值其实目前还是非常少被市场认可的，但是有没有可能让市场更加往前走一步呢？

我们创造出了那么多的金融产品，非实体的商品，为什么生长在树里面的这些价值不能够变成商品呢？这是我们现在试图推动的一些东西，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是这个熊猫蜂蜜，也就是熊猫栖息地产出的蜂蜜。

这瓶蜜它不仅是一瓶好蜜，因为采蜜的蜂是由当地的老百姓来养的当地土蜂，它把城市的消费者和熊猫的栖息地连接起来，让收入成为保护栖息地老百姓参与保护所需用的经费和其它生计所用的基金，那么这瓶蜜就变成了一个媒介，它背后的价值除了蜜本身以外，还有人们保护的服务，人们的保护带来的是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良好的森林。所以这瓶蜜从5块钱开始卖到500块钱，希望你们看到不会吃惊，因为它背后有这样的价值在里面。

还有一些新的商品在被创造出来，比如说种树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树木除了有可能为熊猫提供栖息地以外，它的生长过程中也在不断吸收二氧化碳。现在大家关注气候变化是因为空气里边我们化石能源释放的二氧化碳太多，那么树把这些二氧化碳吸收回去，它实际上减缓了气候变化的进程。

我们每年因为气候灾难要损失多少钱，如果说有地球上森林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越来越强，那么减缓二氧化碳的能力就会增强，带来的灾难会减少，我们可以算出这个价值，市场上已经开始创造出「碳汇」这样的商品。

所以这样一些新的生态友好的商品，甚至就是生态产品，有可能是在更广大区域里面，能够把生态价值和自然价值转化成为人们收入的一个体现，这样的体系如果一旦建立起来，自然保护才有可能是有希望的。

这张图所显示的是中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濒危物种最多出现的地方，这几百个濒危物种出现的集中在中国的西南青藏高原东缘这一带，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区域。情况非常危急，栖息地仍然在下降，包括熊猫的栖息地。

1998年国家发布了禁伐令以后，我们想熊猫应该是安全了，但事实上熊猫的栖息地仍然在不断地后退，因为最好的栖息地在后退，虽然我们国家的森林面积看起来在扩大，但是好的、天然的森林在不断地在降，因为人类的开发速度实际上更快，更多的路修进去，更多的人涌进去，开矿、城镇化等等，我们最好的自然是在消失的，很多物种是没有生存之地。

我特别喜欢这张图，这是从月球上看到的地球。这个蓝色的星球到目前为止，是我们所知道唯一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那天我跟一个天文学家讨论说，究竟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另外一个适合人类生活的星球，NASA也不断地在发布新的消息说，快了，快了，但是我问了一下有多快，他说要快的话，人到那个地方恐怕也得100万年的时间。

所以在100万年内，我们还要坚持待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面，我们真的是很孤独的，我们如果自己不把这个地方搞好的话，我们就没有出路，所以下一个平衡，其实归根到底是在人们的心里，如果我们在心里找到我们怎么跟自然相处的平衡之道，地球就平衡了。

以上摘自吕植在一席北京的演讲，观看完整视频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