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看不见的中国」

梁鸿，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长期致力于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近年来连续推出《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两部纪实性著作。

‍看见「看不见的中国」

梁鸿是一席第六十位讲者

2013.4.20.北京

2001年3月的一个傍晚，我接到妹妹的电话，说小柱死了。

小柱是谁？小柱是我的堂弟，他和我同一年出生，比我小7个月。我们小时候非常亲密，我的小妹说，小柱死之前特别想找人说话，因为他怕一睡就醒不过来。

小柱怎么死的呢？小柱最后整个胃部完全溃烂，一咳嗽血就喷得老高，稍微按一下，整个身体就完全发臭了。

当时我一听我妹妹的电话，就非常伤心，因为我们俩曾经那么亲密，我们曾经是村庄里面最要好的朋友，最要好的伙伴。

从16岁开始，小柱在全国各地打工，从北京、安阳，然后再到青岛，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而我一直在求学，最后到了北京，在这边非常安静地生活。

我的意气风发和小柱在辛楚中死去，形成了强烈对比。在他死之前一个月，其实我回到了我的故乡梁庄，但是我没有去看他。

我的哥哥是一个乡村医生，他曾经给小柱打针，他告诉我小柱可能快不行了，但我没去看他。小柱去世之后，我心里非常伤心，一方面是因为一个生命的逝去，另一方面我也在叩问我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去看他？

好像事后这样说有点矫情，但其实的确有一根很尖的刺在扎着我。我为什么没有去看他呢？想对于小柱来说，对于梁庄来说，我们看不见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不见的梁庄，越来越遥远的故乡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在电视上经常会看到一些景象，比如说春运期间那样一个拥挤的火车站，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符号化的场景，我们没有真的想到那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没有想那就是梁庄的某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不安和职业困惑之下，以及我自己一种试图重新回到自己内心的愿望之下，2008年7月份的时候，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带着我的儿子回到了梁庄。

我前后在梁庄住了5个月，两个暑假和一个寒假。这是我在2010年发表的《中国在梁庄》，这本书整个是以梁庄的故事作为基本载体。在这样一个叙述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新生的废墟，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总结。

什么是新生的呢？我看到梁庄有很多新房子，沿着公路盖的三层小楼，非常新，但是几乎每座小楼门前都是一把已经生锈的铁锁在把门，村庄内部是一个大的废墟状态。

我们知道每一个村庄里面都有空心村，我们家前边就是一个空心村，整个村庄五六十家完全倒塌，所以我觉得这个废墟不单是一个自然环境的废墟。

梁庄原来有六七个坑塘，我们小时候曾经在这里边洗过澡，也曾经在这里面摸过鱼，但是我回去的时候，坑塘已经变成发臭的死水，生满了绿苔和苍蝇，你都无法走近。

这个自然环境包括小河，我们庄的湍水曾经是一条贯穿几百公里的大河，在八十年代中期我们要发展工业，曾经有一段时间湍水完全发黑，化工厂那种腥甜的味道让人根本没办法走近，因为工业废水的排流使得河两岸都是一些白色的泡沫，有人用火柴一点，一条绿色的火焰就出来了。

在梁庄，除了自然的废墟状态，还有情感的废墟状态。我在梁庄听了很多故事，比如说我的五奶奶，她在家带着她11岁的孙子，但是在2011年的夏天，孙子在河里淹死了。

因为挖沙船在河里挖沙，是要取到黄泥层才不取的，黄泥层就已经很深了，湍水的河里面是一个又一个大的漩涡，那个小孩他也不知道，然后一下子就淹死了。我的五奶奶知道之后发疯一般跑到河里，而这时这个孩子的父母还在青岛打工。

我听了很多故事，比如说18岁的少年强奸了82岁的老太太，这好像有点耸人听闻，但在梁庄是一个巨大的案件。公安局在我们村庄里住了九个月，把两个单身汉一个吓傻了，一个吓疯了，一个天天在屋里嚎叫，一个脱成光屁股在村里乱跑。

我一听到这个故事，第一感觉就是，我既为这个老人伤心，同时心里面又隐隐觉得这个小孩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我调查，发现这个小孩从他3岁开始他的父母就在在新疆种地，他先跟他奶奶生活，奶奶去世之后跟着婶婶生活，最典型的说法他是一个留守少年。

在梁庄里边，行走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的父母几乎都在外面，中青年群体都在外边。梁庄这样一种情感的废墟，我觉得是自从农民成为打工者这个群体之后，自从中国成为一个打工大国之后最为普遍的一个状态。

梁庄小学在十几年前它已经被迫关闭，其实我们村庄是大村庄。我曾经做过细致的调查，至少有60个适龄的上学儿童，但是也依然要关闭，因为上级有关闭指标。

因为这个学校场地挺大，曾经有一个养猪的人突发奇想，觉得在那儿养猪挺好的，结果我们村支书也答应了，因为可以赚点场租费，所以一时间梁庄小学变成了梁庄猪场，有好事者在大门上写着：「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

看起来好像是非常荒诞，也非常好笑，但是我在跟我的堂哥，他是民办老师交流的时候他就说，即使一个单身汉走过去心里也不美，河南话就是不舒服。

为什么呢，因为原来钟声一响，父母上地干活，孩子们在学校上学，那个钟声就是这个村庄一个特别大的凝聚力，它是一种文化的向上力量。

我觉得一所小学的关闭可能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但是重要的是，这个村庄内部的生命力消失了，这个村庄作为一个民族子宫的功能就慢慢消失了。

这是2008年我在整个梁庄做的一个调查，最后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在梁庄》，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有一种新的想法。

《中国在梁庄》写的是梁庄人在梁庄的生活，老人、妇女、儿童和自然环境，但是梁庄还有一群重要的人，他们就是在外的打工者，梁庄的喜怒哀乐与那一群人是息息相关的。

他们挣到钱了没有，他们多长时间回来一次，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不回来，梁庄的心跟他们是完全在一起的。

但是他们可能一两年见不到面，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把这样一群人的生活状态写出来，他们在城市怎么吃，怎么流转，怎么爱，怎样跟城市发生关系，城市怎么来看他，他们怎么样想梁庄，怎么样想城市。

只有把这样一群人的生活写出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当代村庄，才是一个完整的梁庄。于是2011年，我又跑了全国十几个城市，写了一本《出梁庄记》。我重点跑了有七个城市，第一城是西安，最后一城是青岛。

青岛是我最早确定的城市，但是我最后去了，因为小柱的这个事一直让我内心非常痛苦，我一直也惴惴不安，为自己的冷漠，也为那样一个看不见的生活感到内心的一种无助。但是我最后才去，也是因为迟迟不愿面对自己，迟迟不愿意真的去走进他们的生活。

《出梁庄记》首先沿着梁庄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流转的生活，基本上按照他们的足迹来走。我的第一城写的是西安，我的大堂哥二堂哥，是在西安蹬三轮车，他们在西安做了20年。

我的大堂哥二堂哥就是小柱的哥哥，小柱家是大家族五个兄弟里最小的，前边第一个就是他的哥哥，他的二哥，我到西安之后，我的二哥还有我的大哥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

然后我在那儿住了九天时间，跟他们在一块吃一块住，然后一块到街上蹬三轮。在我去西安的前十天，我大堂哥的三轮车刚刚被扣，因为他是个退伍军人，他特别倔强，他反抗了，死死抱着那个车不放。

我去的时候他整个胳膊还是肿得老高，手腕还用纱布包着，因为手铐铐着他，被手铐一捋，捋下去皮被捋掉了。他就给我讲，他这个车怎么被抓，抓完之后他想要把车要回来。

但是三轮车夫是绝对不可能直接找交警要车的，交警只负责把车抓走，三轮车夫是通过托儿来要车，他就给托儿拿了五百块钱，那个托儿就去了，说不行啊老梁，你的车要不回来，因为你的态度太差了，你居然敢反抗，你居然还骂人家。

我的堂哥说那给你七百块钱行不行，九百块钱行不行，最后说一千块钱行不行，然后那个托儿就跑了两三天说不行，这次人家真的是不给你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然后我这个堂哥就非常生气，因为他的车值两千多块钱，如果他能够把车要过来，掏一千多块钱他也愿意，但是要不过来怎么办呢？他就给我二堂哥打电话，说怎么办？

然后我的二堂哥就打电话，召集了一群三轮车夫，他们把自己的马甲脱掉，然后分成了三辆面包车，到了交警队门口静站，当然也喊了口号，站了一个多小时，我的大堂哥喊了口号，说这就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劫。

我在书里面用「抢劫」做一个小题目，这就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劫。因为他们在大街上影响了交通，后来交警就出来谈判，把车给我的大堂哥了。我大堂哥非常开心，但是他还是交了一百块钱，这一百块钱交给谁呢？交给停车场。

也就是说，交警、交警队、托儿、停车场和我的堂哥三轮车夫们，这是一条利益的生态链，停车场非常愿意车被抓，因为车被抓可以掏停车费，一天十块钱二十块钱。

所以都非常愿意在这个利益链下面，我的堂哥们，我的三轮车夫这些兄弟们，他们是最底层。

所以我的堂哥们他们在西安的生活，他们在每一个城市的生活，只要在中国生活的人，只要你在街道上走过可能都见过这样的风景。

一个老头卖红薯，车被抓了，红薯撒了一地，老头坐在地上，或者被抓，或者痛哭流涕。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也许就是我们的亲人。

同时这背后还有个大的问题就是，城市的建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农民必须来到城里打工来挣钱，但是城市又是怎么样对待他们的呢？

你会发现他是不断被驱逐，不断反抗，在这样不断被驱逐和反抗的过程中，农民变成了暴民，甚至所谓的恶民。

经常会有人说你干嘛不守规矩呢？那么我们反过来再说，为什么城市生活不能包容这样一个职业呢？三轮车夫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一个应当受到尊重的职业，为什么我们的城市道路就不能容纳这样一群人呢？

有官员就说，这群人严重地影响西安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的形象，下一步一定要坚决取缔什么三轮车、电瓶车，严重影响了群众道路的通行。谁是群众？很显然，我的堂哥们不属于西安的群众，不属于城市的群众。

这里边就包含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谓的城镇化，所谓的城市发展，所谓的农民要变成市民，到底什么样的农民才变成市民，什么样的市民才是真正的市民？

所以我在西安感触非常大，我堂哥们一直在跟我讲很多故事，怎么样打架，怎么样去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

其中有一个年轻的三轮车夫让我感触最大。他有18岁左右，我在那儿7天，他从来不正脸看我，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脸刷一下红了，然后我的脸忽然也红了。为什么呢？当时我为他的脸红感到非常难过，就好象我的存在就是他的悲伤，他看到我就像看到他自己一样。

我一直试图跟他说话，跟他交流，但他一直背对着我，后来我就觉得，不能干涉他的生活。那么我在想，我和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和他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宽阔的鸿沟，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去采访他了，你去关注他了，你就有恩于他，你跟他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宽阔的鸿沟。

这个18岁的三轮车夫，染着黄头发，穿着黑色T恤和牛仔裤，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时髦的普通城市青年。但是为什么他那么羞耻呢，是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这个职业是被人看不起的，他的父辈都被抓过，也许他也被抓过。

当他的胳膊被按住的那一瞬间，当他被按在地上的那一瞬间，他所有作为一个青年的尊严，所有作为一个青年那样一种爱美的，期待受到尊敬的，期待得到认同的，甚至期待对面有个女孩能非常喜欢地看着他的那样一个眼光的希望，都没有了。所以我那章我用了「羞耻」这个词，等有一天他脸不红了。

他的父亲每天跟我开玩笑，他说妹子，来照张相，然后自己摆各种姿势。父亲是接受了自己命运的一群三轮车夫，但是儿子还不愿意接受，他还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更向上的生活。

我想，如果我们整个社会尊重三轮车夫，如果我们整个社会尊重这样一种生存群体，那么这个男孩的脸就不会那么红了。

所以我觉得羞耻是我们大家共同塑造的，这个风景是我们大家共同塑造出来的，它不单是制度，还也包含我们在城市道路上每一个行走的人，包括在公交车上，我们鄙视他们的那样一种眼光，它都是有影响的，这是我在西安一个比较大的感想。

我再稍微说一下青岛。青岛可以说是我内心一个一个难以解除的结。我到青岛是因为我的堂叔在那儿，小柱已经去世了，梁庄人在那儿来来去去有三四十个人，现在只剩下有七八个人在那儿打工。

我这个堂叔是谁呢，就是我在《中国在梁庄》里写的那个五奶奶的儿子，他十一岁的的儿子，在河里淹死了，我一直想去看看他们在青岛的生活。

我的堂叔堂婶在电镀厂工作了十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电镀厂，我们戴的首饰只要是镀的都必须通过电镀来完成。而电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物，就是氰化物。氰化物是一种剧毒的化学产品，我的堂叔跟我说，一个小指甲盖那么大就可以毒死人。

它融在水里边，通过金属化合，然后这些金啊铜啊才能够粘在赤色的饰品上，所以氰化物是个必需的中介物。而氰化物所生成的蒸汽是一种剧毒的蒸汽，它需要各种设备来保证通风。

但是我通过各种关系偷偷进到那个厂里面之后，我发现那一群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活呢？就像是幽灵。

也许是我现在作为一个城市人太敏感，但的确是那个样子的，那个蒸汽非常的浓重，我一进去呼吸一下子觉得非常滞重，难以呼吸，有颗粒的感觉，他们的头只有隐隐约约半张脸浮现在蒸汽气里面。

但是每个人都神情正常，都在工作，我的堂叔也神情正常。这个工厂的简陋程度超出我想象，我一直觉得我的堂叔脸部有轻微的中毒，我的堂婶脸也垮了下去，我觉得他们脸部都是有问题的。

现在我堂叔刚刚离开了青岛，我在跟我的堂叔在一块交流，我的堂叔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人家是要咱的命，咱是想要人家钱的，就是拿命来换钱，这就是他们基本的生活。

小柱是在去工厂的路上一下子一歪就倒下了，从此再也没有起来。当时还想着能不能告厂里的状，但是没有办法，没有人啊，因为你也没有倒在厂里边，所以人家工厂根本不管。以至于没有任何办法，然后马上就回梁庄了，回到穰县去治病了。

他身边这个小孩是他五岁的孩子，名叫洋洋。这个孩子生得非常艰难，因为他的大儿子死了之后，我的堂婶一直想要孩子，但是身体太差一直不能怀孕，最后才生这个孩子。

在这个大厂区里面，可能有两千对夫妇在当工人，但在这个电镀厂里边，只有这一个孩子在这儿生活，这还是我的堂叔去求情。

他跟人家说，说我不能再失去这个孩子了，也没有人替我养，你一定得让我留下来。因为我的堂叔是个熟练工，所以厂长才答应了，后来其他老乡也想如法炮制，被厂长骂了回来，说根本不可能，我没有义务来管你们。

这个孩子非常孤独。因为青岛那个地方是一个老的郊区的一个村庄，原住民都住在崭新的楼房里边，这些老居住点是七十年代的建筑，非常潮湿低矮的房屋，住的都是打工者。

这个孩子每天放学，我去接他从幼儿园回来，一个人非常孤独地在巷道里走，非常的单薄，而他的母亲特别爱护他，我的堂婶每天晚上搂着她的儿子睡觉，搂得非常非常紧一动也不动。

后来有一次我就忍不住，我说堂婶你睡觉了没有，她说我没睡着，我说咱们聊聊天吧，然后我的堂婶就跟我开始聊天，她第一句话说，自从宝儿去世之后，我十二点之前从来没睡着过。

因为夜深人静，这样一个农村妇女，她白天是非常正常的，也欢笑，她也工作，也非常正常，但她从来没有机会叙述自己，她从来没有提她的大儿子，他今年如果活着的话已经21岁了。

那么我就想，一个农村人，她为什么没有机会来叙述自己，她为什么让这一切变成看不见的存在，那种悲伤还是在她心里翻滚，一直翻滚，一直压抑，她从来不敢提起，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从来没有给她机会诉说。她的生存，她的环境，她的整个状态，没有人给她机会诉说。所以夜里边的时候，她给我讲这样一个故事，我真的觉得在那一刹那，我觉得整个历史的重担都在我们的身上。

每当说这个我都是比较激动，洋洋呢，他的母亲经常用双重眼光来看他，但是洋洋毕竟还是幸福的，因为他在他父母身边生活，那1999对夫妇的孩子，至少有2000个孩子吧，他们都跟父母分离，有的甚至一年两年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

我想中国农民这样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是怎么回事，是为了什么？这些看不见的生活，这些看不见的存在，它为什么变成了看不见的，为什么变成了一个灰暗的历史底层的存在？

我从西安一离开他们的城中村居住地，一转弯三里地就到了西安世博园。这里有超大街道，超大商场，非常宽阔，非常整齐，非常美好，超出我的想象，仿佛城中村根本不存在，仿佛我的堂哥们从来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过，但是他们的确存在着。

今天我们的城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的政府在提，我们的各级官员都在提，整个现代化要求也在提，但在这样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之后，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忽略了什么，我们把哪些东西看成看不见的了？

我想如果我们的城镇化不考虑农民的存在，如果我们一味地把农民搬上楼，赶进城，就变成了市民，就变成了城里人，我想这太简单化了。这也太没有把农民，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了。

我在南阳采访的时候曾经看到一个算命的，这是我的邻居，他的房间非常混搭，上面是毛泽东像，下面摆的是财神爷，左右是各种佛语，摆的是观音，还有关公，还有土地神，好像非常好笑。

在我们脑海里马上呈现一个算命仙儿，一个带着瓜皮帽、非常陈腐的那样一个算命仙儿。但在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特别美好的东西，非常开阔，非常光亮，他跟他的其他姊妹们相比，反而更加开阔。

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种遥远的光亮，那种光亮来自于我们历史的深处，跟我们的传统息息相关，跟我们的本土文化息息相关，它仍然能够温暖我们的生活。

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传统正在一点点被蚕食掉，我们的城镇化完全模仿着西方，甚至还不是真正的西方，我们的楼房盖得越来越多，但是越来越单调。

我们自身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历史河流断掉了，它不是嬗变，也许我们的河流需要去再生，需要新生，但是它断掉了，被切割掉了，我们成了一个在沙滩上孤零零的人，非常丑陋，没有过去。

一个没有过去、没有历史的民族，一个没有过去、没有生命记忆的民族和人，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是一个即时的人，所以我在想，在这个算命者身上，他身上那种遥远的光亮，特别值得我们珍惜。

他打过十几种工，当过三路车夫、卖过肉、卖过菜、然后在建筑工地当过工人，最后他身体垮掉的时候，只好学算命。

但是他觉得非常开心，他还到他儿子的班级里面去给人讲课，因为他儿子学习非常好。我觉得从他身上真的能看出，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还是有很多积淀的。

最后这张图片是我的亲姑姑一家人新年时的全家福，我2011年春节回家给她照的相，她的四个儿子长年在湖北、新疆、云南打工，最左边这个孩子已经七年没有回来了。

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农村，我们的看不见的中国也能够这么温暖，也能够这么笑口常开，也能够从我们的发展中获取它基本的存在，基本的温暖，基本的幸福。这样一来，看不见的中国才能够散发它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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