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何伟「奇石」
何伟，美国作家，英文名Peter Hessler，曾经是《纽约客》驻北京通讯记者。何伟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修习英语文学，1996年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来到中国，先后出版《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中国纪实三部曲，现居埃及。
「奇石」
何伟是一席第二百二十七位讲者
2014.09.07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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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之前，我老婆问我，你在中国要过中秋节，你要吃月饼。我说我可能还要吃面条、饺子，还有川菜，因为我们现在住在埃及的开罗，我们特别想念中餐，但是我们住的地方附近都没有什么好的中餐。
在开罗的南边有一个特别好的川菜饭馆，但是很难去，因为坐出租车很麻烦，特别是如果你有小孩。我们有两个四岁的孩子，要放儿童座椅在出租车上很麻烦，所以今年我们买了一辆车，那时候我说我买车是因为在埃及研究要用，但实际上，我们专门买了车是因为要吃川菜（笑声）。
不好意思，我是刚从埃及来的。在埃及我很少说汉语，所以现在我忘了好多，因为我跟老婆也学习阿拉伯语，所以有的时候，我说的汉语有点混乱，会有一些阿拉伯语的词也一起冒出来的，所以真的不好意思。
今天我要说一些关于我的新书《奇石》，这本书收集了我近年来写的一些报道和文章。你们知道，在中国的时候，我写了个三部曲：《寻路中国》《甲骨文》和《江城》，但是实际上，每一本书的开始也是为了《纽约客》杂志写文章，这是我写作事业的基本重点所在。
《奇石》收集了我最喜欢的故事和文章。在这本书的前言，我还写了关于我自己的背景，和一部分我所接受的教育。我小的时候是在美国的密苏里州长大的，密苏里州在美国的中部，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地方。
我小时候对国外的事情不感兴趣，特别是中国，如果那时候你问我，中国大陆和日本和台湾有什么分别，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没有学过什么外语，实际上我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没有护照，也没出过国。
但我的父亲是个社会学家，他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在工作的时候也采访过好多人。他是特别爱说话的一个人，很会讲故事，他对什么人都感兴趣的，不管你是工人，还是地位高的人，他都跟他们交流。
我有的时候也跟他一起工作。我现在要读一下前言，写到关于我的父亲在我的童年时期的部分：“只要父亲和我在什么地方坐下来，无事可做，比如一个车站，还是旅馆，还是什么没有人的地方，他就会随机选择某个人，问我在这个人身上是否观察到什么，他穿着有趣吗，他走路的姿势如何，你觉得他是做什么的，他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他是要提高我的观察力，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总是这样做。而他这种习惯也是从他的老师那儿学的，我父亲是匹兹堡大学的博士，他60年代在匹兹堡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社会学家，名字叫Peter New，这个人特别受学生爱戴，因为他是个观察力特别强、特别会讲故事的一个人。实际上我的名字Peter，也取自于这个Peter New。
这是Peter New的一张照片。我在左边，中间是Peter New，他抱着的是我的妹妹。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个子很高的中国人，他的汉语名字叫牛康民，他是在上海出生的，在上海长大的，但是高中的时候去了美国，读了书，他也是在美国上的大学，达特茅斯大学。
所以他说话跟美国人是一样的，他那时候是美国公民，他工作的时候都是在美国，因为这是六七十年代，他不能回中国。他是个中国人，但是我们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只知道，他是父亲的老师。
我要读一些我的书里关于Peter New 牛康民的片段：“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叫人难忘，他身高超过一米八，肩宽肚圆，脑袋硕大，脸庞圆如一个月饼，除了喜欢观察人，他还发明了一种方法，他把这个方法叫creative bumbling，你可以说「创造性口吃」（笑声），只要牛康民感到需要完成什么东西时，比如搞定交通警察，在拥挤的餐馆要找座位，他就会立马变成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他说话就口音好重，说得不清楚，他变成一个真的中国人，一个真的外国人，而人们无一例外会尽量安抚这位满脸惶惑、词不达意的中国人，以免节外生枝。”
牛康民的嗓门洪亮，他很喜欢讲故事，他的幽默感特别好，跟我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个爱说话、爱观察的人，即便远离故土，他也能四处为家，所以这是我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
从小我就觉得中国人身材魁梧，无所不能。我觉得他们都是个子好高，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其他的中国人，就是他一个人，他就是代表全中国了。只要我听到「上海」这个词，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充满巨人的城市画面。
牛康民在1985年去世了，那时候我15岁，还小，还没有对中国感兴趣，所以我没有一次跟他谈过中国。他也跟我的父亲简单说过，他说，我是上海长大的，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医生，但是他没说得很详细。
近几年来，我对他的故事开始感兴趣了，所以我看他的背景，实际上是特别有意思的。他的爷爷叫牛尚周，1872年，他的爷爷是清政府派去美国读书的，就是这张图里最右边的小孩。
那时候清政府有一个工程，叫幼童留学计划，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中国要发展，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所以他们派了130多个小孩儿，派了好多去美国的名牌学校。
他的爷爷去的是埃克塞特，一个很有名的寄宿学校。他们大概是在美国待了可能接近15年的时候，然后要回中国帮助建设国家了，但那是在清朝末年，他们有好多问题，所以这个工程后来被停办了，所以他回到了上海。
有人说，这个工程没有成功，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影响特别大。近几年来，有个美国作家写了一本关于这些孩子们的书。你可以看，这本书的封面用的是一样的照片，牛尚周也是在最右边。
然后牛尚周的儿子也去了国外学习，因为他的爸爸有留学经验，所以他去了哈佛大学。然后他回了上海当医生，跟他的弟弟一起。他们在上海有一个私人医院。
这是牛康民的爸爸，他叫牛惠生。他坐在中间，因为他那时候是中华医学会会长，这是在1932年，他们以前这个医院还在，我昨天拍这张照片的，这是在岳阳路，现在是一个文物保护建筑，但是没有人用了。
但是奇怪的是，我小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有这个历史。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拍的照片，我在左边，可以看到牛康民在我父亲后面，他在1985年突然死了，所以实际上他对我了解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影响，我没有跟他说过话。
我27岁去的中国，也是27岁开始学习汉语的，但是我觉得，他给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他是我父亲的老师，他的观察力和他的角度，对我特别有影响。因为我知道他的角度，不是简单的角度，不能说他的角度完全是美国的，还是完全是中国的，因为他有一些文化是中国来的，有一些是美国来的，所以我觉得他的思想是比较灵活的，比较有弹性的。
我觉得，他的创造性口吃对我也有影响，特别是我到涪陵的时候，那时我真的是有点傻，因为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然后我也是，有的时候变成一个外国人，我跟人采访，这是一个好处，就是说，对不起，我不懂啊，你可以再告诉我，你可以再说一下。这很自然，因为我觉得在中国有好多人很有耐心，如果你是个外国人，如果你还是作家，就更有耐心。
我在美国有一个老师叫John Mcphee，他是美国特别有名的一个非虚构写作者。实际上他也是用这个方法，他跟人采访的时候，有时候会问他们一样的问题，第三次第四次，但是每一次他们回答他可以发现新的东西，新的细节。
所以我也是用这个方法。我在中国比较喜欢采访的是农民，还有工人，比较普通的老百姓，因为我可以跟他们讲好长时间，他们很有耐心。有的时候他们困惑了，他们会问我说，你真的有工作吗？（笑声）
我去浙江写《寻路中国》的时候，我写了特别简单特别小的一个工厂，可能只有十几个工人。我去了好多次好多次，我想我可能研究了一共有超过两年的时间。他们有时候问我，你还没有写文章吗？我们是那么差的一个工厂，你为什么对我们感兴趣呢？我觉得他们也在想，他们是好差的一个工厂，我可能是好差的一个记者（笑声）。
但是他们还是有耐心。在浙江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有的时候他们怕我是一个间谍，其实不是什么「间谍」啦，就是要做同样生意的竞争对手派来的。所以我也经常给他们一些证据，比方说你可以看我写了这篇文章，或者一本什么书，在中国的网站什么的。但是大部分在中国的时候，这些普通人对我都是特别有耐心的。
我现在在埃及，也是用一样的方法。我住的地方有一个垃圾清理工，我刚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是文盲，但是特别聪明，观察力特别强，他知道什么人都扔什么东西。
有一次他告诉我，那个人很有钱，因为他在银行有四百万四十四美金存款。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有四百万四十四美金，他说，因为他扔了银行来的信，bank statement，所以他知道他有多少钱。
我在中国待了超过十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写《寻路中国》，我那时觉得中国的生活已经特别好了，工作也好，我也很满意了。但是我跟老婆一样，我们觉得我们不要待一个地方太久了，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怕我们可能会有点迟钝。
因为我觉得，不管你是一个作家，记者，还是非虚构作家，最重要是你的角度。你要重视你的角度，有人说，在美国，如果你是美国人你有美国人的角度，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角度，不管是男人，还是黑人，都有自己的角度。
但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你的角度是跟你的教育有关系的。你可以改变你的教育，你可以学习新的东西，或是去新的地方。这对记者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离开了中国。
我们是在2007年走的，可实际上，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特别好的事情，因为我也是在离开美国之后，才写了好多关于美国的文章。我在美国的时候，看人的角度也有一部分是从中国来的，而不是跟其他美国人一样，后来在埃及也是一样。
我向牛康民学过好多研究的方法，采访的方法，他对我的长期思想有影响。特别是看他的爷爷，因为我们现在说改革开放，中国和世界有什么交流，那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交流跟美国、跟国外的交流是从很早就开始的。
刚才看到照片里的孩子，我感觉很激动。你可以看到，他有点害怕，他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他是在一百多年前的人，但是到现在还有影响力，所以我觉得交流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
清代的时候，他们被派出去的目标是帮助中国，但是他也帮助了美国，因为他的后代也在给美国人教书。我父亲和好多美国同学，他们都特别崇拜这个老师，因为那时候只有130个人，特别少。
但是近几年来，好多中国学生去美国，好多美国人来中国读书，也有人跟我一样的和平队的志愿者，还有好多人来中国工作，所以我觉得以后会有什么结果，是特别难预测的，但是这一定可以提高我们的互相了解。
所以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可能我一段时间在美国待了，然后在埃及待。如果我回来中国，因为我跟彤禾我们可能是以后还要住中国，我觉得有新的角度了。
但是近几年来，我觉得，每一次回来我觉得中国的变化都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写《江城》和《甲骨文》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以后可能没有什么中国读者，因为一般来说的话，一个外国人写的东西，一般的中国的读者我觉得不是太欢迎，他们会说，外国人可能是批评我们，或者他取笑我们，所以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寻路中国》。
那时候我觉得，这些书可能没有什么读者，但我还是要出来，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觉得我写完总有一些人可能要看，但是大部分中国人我觉得不会感兴趣。所以我后来特别惊讶，不少中国读者告诉我，这是因为你的角度跟其他的外国记者、作者不一样。
但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不是这个。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改变了，我觉得是他们自信了，可以看这样的书，他们知道外国人不是批评他们，不是取笑他们，也开始对其他的角度感兴趣，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变化。
上世纪90年代我在涪陵的时候，我觉得身边一般认识的人，很少会回顾和反思，很少想身外之事，比如他们的生命、身体、生活，还有自己的城市，我觉得这很自然，因为有好多东西都改变了，生活压力也是挺大的。
但是现在的中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有好多人，他们在物质上可能差不多已经足够了，但是他们现在想，我们的国家在哪儿，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所以他们有这样反思的思想，这个任务真的特别重要。
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中国记者和组织对非虚构写作感兴趣，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愉快的，因为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对自己的社会比较感兴趣，开始反思。所以我对未来的中国记者和组织抱有期待，因为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比我深得多，他们的汉语水平也比我高多了，他们也可以很自然地与人交流，所以我是比较乐观的，我特别想看未来的这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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