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许宏「考古队长」
许宏，考古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二里头队队长。长期致力于三代考古及公众考古，主要著作成果有《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等。
「考古队长」
许宏是一席第一百三十五位讲者
2013.12.08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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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许宏，还有一个别称是@考古人许宏 ，我是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
我是1999年当这个队长的，那一年之前呢，我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到大学讲师。学考古干考古总共已经将近20年了，而我去的那个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40年。那么我是第三任队长，我也属于第三代领导集体。
说到我们这考古队，我们这考古队大概有十个人吧。首先我们有三个人，我手下两个兵，这是叫研究人员，现在还被称为「干部」，因为北京来的吃皇粮的。这三个人然后再往下呢，还有六七个技师和技工。
这些人他们不是研究历史的，他们特别注重基础层面的工作，有一些水平很高，甚至可以说是身怀绝技，许多活儿比如说钻探发掘辨土认土，这些东西都由他们来完成。
我们的出土物，大部分是以这种破碎的状况出来。这是陶片，他们就负责找陶片，合并同类项，把它粘到一起，然后逐渐进行复原，这样大量的复原器，都是他们一点一点修出来的，用于考古研究。
除此之外，比如说绘图、摄影、写记录这些，都是他们的事，这是我们考古队的第二梯队。还有第三梯队，只要开始发掘了，我们就从当地的村里雇佣村民，作为体力劳动者。
中国的农村还比较有活力，那时候年轻人还都在村里，所以我们要聘用壮劳力都有，还有一些辍学的小姑娘。这样一来就有我们的大学生，跟小女民工发生恋情的。
你想啊，比较偏僻的村庄年轻人，憧憬和向往着外面的世界，突然间来了这么一帮大学生知识分子，整天在这个比较小的探方里面工作，然后又正值豆蔻年华，难免有冒出点火花来的。
所以我们圈子里就流传着这么一个事。有一个考古专业毕业生，他就写一小说，小说的名就叫《油菜花黄了》。也就是每年当油菜花黄了的时候，考古队开拔了，考古队一开拔这段恋情就结束了。
那么早些年呢，所以听起来让人唏嘘感叹，但是现在的，大学考古专业老师或者像我们这样的领队，没有这个担忧了。大家看看这个合影，这是我们考古队现在发掘之后的一张全家福，我们看看我们现在聘的这些民工，那就是大婶大妈加大爷，所以要发生点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所以尽可放心。这是我们的第三梯队。
要说到我们这个工作呢，我们考古人田野考古三把刷子，一调查二钻探三发掘。现在给大家放的这张图，就是我带着我们团队在野外调查。我们看这图，我们叫地毯式的全覆盖式的踏察，隔上一段放一个人，排成一排每个人一部对讲机，一个人还拎一个编织袋，随时把陶片石器之类的往里放。
我们一遇到断崖剖面之类的就非常兴奋，因为我们说考古人就是破译无字地书嘛，我们就从这个上面来搞清地下的信息。所以这样就给人一种感觉，四个字：形迹可疑。
所以经常有老乡见了就问，你们到底是干嘛的，神秘兮兮的。没办法，时间一长，我们的队员就干脆编了顺口溜自我调侃，说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社科院的，原来是文物调查勘探的。
我们最拿手的绝活儿，刚才我说了，叫辨土认土。你比如说，墓葬里的土「五花土」，这东西一打出来，我知道这是个墓，然后宫殿建筑或者城墙的土。因为当时夯过非常结实，夯土。
那么广场或路面上踩踏过像千层饼那样的土，路土，然后像垃圾坑里的土，草木灰都有，实际上古人粪便都在里面，现在都已经干化了。商代的土汉代的土，我们基本上到一个地方干一段时间之后，一看就知道这什么时候的土，什么土。
那么所以说，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先生，大学问家是吧，然后大家说考古学家，但是你到考古圈去问问去，考古圈内的人不认他是考古学家，只认他是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认土，不知道钻探发掘嘛。
我们说我们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一个利器，就是这把铲子，钻探用的，用好钢打的。然后这个半圆形的铲头，洛阳铲洛阳盗墓贼发明的，现在是为我所用。
说一句不谦虚的话，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任何高精尖的钻探仪器设备，通通都没法替代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实在是一项极有中国特色的发明。
像这个铲子的这个头是钢的，那么上边呢？大家看套上木杆就是常规长度两米多，基本上一般情况下够了。如果再深一点的话，套上竹竿可以到四五米。如果四五米还没打到底的话，杆上再拴上绳，利用自由落体原理，可以往下打十几米。
就是熟练的工人，往下一扔啪一家伙，因为它比较重，自由落体一下扎进去了，然后把绳一揽出来，看土怎么样。五花土墓葬挖，盗墓贼以前就是这么干的，所以一座一座墓被探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还利用这样的技术，所以像这种破译无字地书，就是这样。说起在中国考古发现，一般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大部分是农民和施工队发现的，大家都清楚，最著名的例子秦始皇陵兵马俑是吧。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二里头遗址。那还真就是前辈老先生，为了寻找夏王朝的文化，先梳理古典文献中的记载，有线索就在豫西晋南这一带，山西南部河南西部这一带，过来找，这一下还真就找到了这么大遗址。
在这个遗址上，我们有无数可以被称为超级国宝，或者中国之最的东西出土。在这里给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刚接队长不久，我们主要是在宫殿区发掘，有一天2002年春天，有一天我一个年轻队友过来悄悄地跟我说，许老师出铜器了，我一听赶紧跟他过去一看，是一个铜铃刚露出一点儿。
我意识到这个应该是一座贵族的墓葬，然后后来的发掘果然证明，墓里边除了铜器之外，玉器绿松石器漆器，还有海贝的项链一百多件器物，但那个时候就露出这么一点儿来，不过那个时候民工已经知道这个事儿，已经保不住密了。
所以我当即决定，一个是抓紧时间清理，而且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清理完毕，全天候地盯守。那这样就是白天就这么一直紧张地干，晚上就开始值班。
我那时候还是兵强马壮的，当时下面有三个队友四个技师，还有九个来考古队实习的硕士生和本科生，所以兵强马壮，大家轮班来。然后把我们考古队的大屁股吉普，开过去北京2020，车灯开着，隔一阵就冲着那个黑魆魆的墓穴照一照，严防死守。
同时又从邻村借来一个大狼狗，壮我们自己的声势。这样上半夜还挺浪漫的，男生说说笑笑数着星星，还有晚春时节飘着麦香的空气，挺好的。到了下半夜的时候就比较难受了，四月份的时候就有温差了，得穿大衣，但是大家还是斗志昂扬的，说是我们在给二里头贵族「守夜」。
白天还得干活，白天干活清理逐渐逐渐往下做。然后就开始和其他器物一样，就开始出来这种绿松石片儿，很小的绿松石片儿。我们当时觉得没有意外，因为二里头很早就出过这样的东西。但是这个墓很怪，这个墓一往下做，整个绿松石片儿范围达到70公分，从这个墓主人的肩部一直到胯部。
而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小铜牌啊，那个就是15公分顶多20公分，一般在墓主人的腰部或者是胸部，那么一下这么大的东西而且没有铜托，也就意味着它是原来粘嵌在有机质上面的，也就是说木头或者是皮革上。木头和皮革腐烂之后，只剩下这些片了。
那么这样一来就是说，我们不要说用这个竹签来剔这些片，就是用嘴来往上吹一下，想把它上面的土粒儿吹去的话，都有可能使它换地方移位，都会把它吹飞。如果那样的话呢，恐怕这个东西就保不住了。
我总说考古学本来可以说是研究物的，但是我们更强调，考古学与其说是研究物的，不如说是研究物背后的context，就是它背后的这种背景关系，是吧？
比如说在座的朋友，或者哪位学生没有参加过考古发掘？头一次去很兴奋，但是领队老师又不在场，然后他见这些小绿松石片儿，他就见一片儿抠一片儿，见一片儿抠一片儿。
老师回来，他说老师你看2000多片绿松石片儿。一下很高兴，重大发现，所谓文物一件都不少，但是context它所镶嵌的那个东西呢？这个是考古和文物收藏的最大的差别。
这样就是说，我意识到这样清不行，清得越细啊，越不利于文物的保护和以后的复原。而且天长日久连续的熬夜守候，队员们也都非常疲惫。加上这个文物在工地上每多呆一天，就又多一分危险。然后我紧急跟我们北京考古所的科技中心联系，那个技师跟我说，那还是整体起取吧，把它整个取回来放在室内慢慢清理。
然后好，那就这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因为是晚上清的，所以没有照片。大家看就是这个大木箱子，整个就是套箱灌石膏用铁丝装上，这样终于把它从工地请回了我们位于二里头村的考古队，然后我们再把它运到北京。
运到北京就像这么清理，然后这样就是它的真面目才出现。然后我们以前做过多种想象，70公分的东西应该是个什么东西呢？完全心里没底，但是技师把我们喊过去，这东西清理出来我们一看呢，这简直是就觉得，以往的一切想象都黯然失色。
居然是一条保存得这么好的大龙！那么你站在它的正上方俯视它，你看它好像身子和尾巴都在游动，然后你要是逼近它那个头，它那两双白玉镶嵌的眼睛好像也在瞪着你，催着你读出它的身份来。我们的专家管这个叫「超级国宝」，就这样一件东西就是这么出来的。
这样说起来，大家也总有朋友问，许老师，你当队长这段时间有很多收获，最令你激动的发现是什么？一般记者朋友都会替我回答，就应该是那个绿松石龙，因为绿松石龙太有名了。
但是我说还不是，我最得意的还应该是在我手里，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中国最早的宫城也就是紫禁城，在我手里发现了。
因为我个人是做城市考古的，那么在考古界，我自称我是做「不动产」的。我是玩这个宫城城墙啊道路啊宫殿建筑四合院紫禁城这些东西，这是我的强项。所以我要搞清这个不动产的布局，这是我最大的梦。
这样我们就先翻以前前辈留下来那些资料，寻找蛛丝马迹。在二里头队看先生们留下的发黄的记录，然后一看1976年，我们前辈已经探出，大家看宫城东面这条大道啊，200米长，但是后来由于有什么事儿，就把这个放下了，放下之后，这个就只有记录在这写着。我非常兴奋，意识到这个道路，很有可能就是解开二里头宫殿布局的一把钥匙，然后就决定继续追探。
在这个过程中，中间有一天，一个村民过来跟我说，许队长我家那个地呢，小麦长得不好，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哎唷，我这心里一喜，因为大家知道，小麦长得不好很有可能是由于地下有比较坚硬的东西，渗水不畅，所以导致它结构异常。
而在考古遗迹里面，最有可能是宫殿建筑。因为都是用夯土夯的，用夯具夯的宫殿建筑或者说城墙。这个一般长得不好，有的时候航片上都能看出来这个城墙呀，我非常兴奋，很有可能是这个。让技工过去一钻探一看，不是，那是条路。就是这个，宫城北边这条东西向的路。
这个也非常令我们兴奋，因为大家知道路是踩踏之后千层饼似的，也不容易渗水，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线索。这个顺藤摸瓜往东探，图上注明的那个井字形大道，第一个大十字路口，就跟我们前辈探出来那条大道呢，跟那个交上了。
这样就是，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发现了，然后我们接着追探那条南北向的大道，一下子探出了700米。这个路10多米宽，有一些地方达到20米，我们队友开玩笑说，这已经达到了现代道路四车道的标准，这个是具有王气的，只有王都才有这么宽的道路。就跟我们说，只有北京才有长安街这么宽的道路是一样的。
这个非常兴奋，就这样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顺藤摸瓜，乘胜追击把这个井字形的大道就搞清楚了。而这个井字形大道围起来的这个空间，它又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所在。
我说说起来，中国最早的宫城的发现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的一本小书叫《最早的中国》，在那里面有一节，我把它叫《想出来的宫城》。因为我们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有过一段话，我听课的时候听着的：他说在考古工作中啊，你只有想到什么你才能挖到什么。
实际上各行各业都是这么个理儿。但当时做学生吧，还不理解，想这怎么理解，这甚至还有点唯心主义的感觉。但是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啊，你就痛感这句话的分量太深刻。我接手二里头二里头已经挖了40年了，我的前辈一直想找城墙，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但是这个二里头宫城城墙在我手里找到了。
所以有朋友就说许宏太幸运了，实际上呢我知道我是有一整套思考的。因为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梳理过中国早期城市发展过程，就意识到在早期城市里边，它外围大的城圈，是可有可无的，有的有，有的没有。
二里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大的城圈。那它有没有完全取决于，当时的需求情况是不是有防御上的需求，跟它的政治军事形势都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坚信作为统治中心王室重地的宫殿区，不应该是开放的，因为政治性这种决策就是有封闭性和独占性。
那么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信念，二里头宫殿区也应该有防御设施，所以我就顺着这个思路，就按胡适先生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看究竟有没有。在这之前，我刚才跟大家讲过，我们前辈已经发现了这么一条大道。大家看紧接着它这个西边就是二号宫殿，这二号宫殿的东墙外就是大路了。那么大路以外就不是宫殿区了，因为都是一些小的房子已经不是贵族住的了。
这条大路和二号宫殿的这个东墙，它就应该是宫殿区的东缘，这是可以肯定的。那它们之间已经不可能再有城墙或者是壕沟出现了，而这样那就是一个推测。就是如果有宫城城墙的话，那么二号宫殿的东墙，就应该是利用宫城东墙建的，就应该它们是一条线的。
那么我就在这个，现在二号宫殿的东北揭开一看，果然二号宫殿的东墙继续向北去。然后我又把二号宫殿的这个东南角揭开，然后再进一步扩大面积一看，它又往南去了。那么2003年我记得非常清楚，十年以前到五月下旬，这条墙已经确认了300多米了，而且后来我们又找到了宫城东北角。那么这样就是2003年，在我40岁生日的前夕，我觉得中国最早的宫城就紫禁城的发现，是我自己收到的一份最厚重的礼物。
到了第二年，我们又乘胜追击，把这四面墙都找到了。确认中国最早的宫城超过十万平方米，它建于距今3700年左右，别看它的面积只有现在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但它是以后所有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就是这样一个发现。
这说了半天绿松石龙啊宫城城墙啊，这些东西都是统治者用的，所以我们觉得它很重要，它可以说明金字塔塔尖儿。但是实际上考古人也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起居，一些生活细节，他们吃什么他们用什么他们扔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考古学就是一门关于垃圾的学问。是不是？我们一切一切的发掘对象都是废墟和垃圾堆，但是我们能从其中探出许多宝物来。
现在给大家放的这个，就是我们把垃圾坑里的土和地层里面的土，通过浮选，就是用水来冲洗这个土，到最后让这些粮食颗粒浮上来。哦我们知道二里头时代的那些人，已经五谷齐备了，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探究一些历史的细节。
那么到明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发掘，已经到了第55个年头。而我自己作为二里头队队长，也干到了第15个年头。二里头都邑总共300万平方米，这几代人下来我们发掘了多少平方米呢，我们只挖了4万多平方米，也就是1%多一点儿，绝对的冰山一角。
但是已经有刚才跟大家说的那样重大收获了。可以想一想，这就是跟愚公移山一样，就是一个大遗址，一个都邑遗址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更多代的人，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工作的。
考古人就是凭着这个劲儿。用我太太的话来说就是，这考古人都是一根筋，一生只干一件事，但一定要有这样的劲儿，才能把这件事做好。
几年之前，我的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我在那里边介绍了，关于二里头大量的它的中国之最，这个都邑遗址它在中国文明史上，开创新纪元的这样的历史地位。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与其说我们这几代人的探索解决了什么问题，不如说我们提出了更多的新的问题，它在引导着我们进一步探索，引导我们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的真实。
说到考古学是研究人的学问，考古学只研究人，人以前的不归考古人管，那么光是人的历史，大家知道已经二三百万年了。如果把人类历史300万，把它假设为24小时的话，那么到了半夜11点57分之后，才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中国的文字出来的更晚，不到两分钟，就是在这两三分钟之内，才有文字记载。
而这之外的漫长人类发展史，要想搞清它的过程，复原它的轨迹，要想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是怎么来的。诸如此类这样的问题，那只能是靠考古学了，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想起来这个著名小说家张承志先生，他是我们考古专业毕业的。张承志先生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仿佛这个满身泥土的学科，有一句严厉的门规那就是：或者作为特殊技术工人告终，或者攀援为思想家，在这条路上探索没有止境，我们还在前行，我们企图透物见人，也就是透过那些冷冰冰的遗物，来窥探它背后的古人，探知他们的行为甚至思想。
也正因此，我们坚信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故事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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