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周浩「以纪录片之名」

周浩，纪录片导演，曾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担任摄影记者。从2001年开始尝试制作纪录片，作品《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棉花》获得2014年度金马奖最佳长纪录片奖。

「以纪录片之名」

周浩是一席第二百五十六位讲者

2014.12.23 台北松菸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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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做纪录片已经十多年了，在做纪录片之前，我做过十多年的记者，我应该说是在中国最优秀的媒体吧，新华社，《南方周末》，后来在《21世纪经济报道》做摄影师。

在座不知道有没有30岁以上的朋友，还记得当年台湾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地理杂志叫《大地地理》，我当时是这本杂志在中国大陆，应该是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吧，我帮这本杂志做过大概10多个专题，所以说我是应该跟30岁以上的台湾朋友是有缘分的。

我们做摄影师，你就要学习，你就要去看别人拍的照片，其中有些照片会特别吸引我们的注意，就是那些欧美的摄影师，他们来中国拍照片，我刚刚做摄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认为我对中国的了解比他们要深入得多，对这个国家，对这些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永远能拍出一些，我觉得无论是瞬间还是构图都要完美的照片，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没想通。

后来，随着中国有钱了，中国的媒体也慢慢开始往外面走了，然后我所服务的机构也有钱把我派出到国外去拍照片。我那个时候从云南的版纳坐着小货轮沿湄公河而下，去探寻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去过尼泊尔，在波兰加入欧盟之前，在波兰待过很长一段时间，还有2003年，在美国对伊拉克开战之前，我和另外两个记者是那里唯一的中国纸质媒体记者。

我慢慢走出去了以后，可能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吧，我就发现好像我的照片慢慢也可以看了，就是我的相机里面不时也能够出现一些还不错的照片。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之所以外国摄影师来到中国，他拍的照片会比我们可能要好看一点，我觉得很主要的原因是，他对每一个问题特别好奇，他没有先入为主。

相对而言，他不像我们这样对一些东西会熟视无睹，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会抱有那种新鲜感。这是国外摄影师也许比当地摄影师更有优势的地方。但在另一方面呢，也是让我不喜欢摄影，最后开始做纪录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发现其实照片里面那些人，那些物和各种构件，就是照片里面的那些元素吧，我觉得好像在摄影师的脑海里面，他已经有一个模式了，就是好像这些人和物吧，他只是摄影师的工具。这种说法当然会遭到很多摄影师的不满。

而且我觉得摄影这种玩意儿，它很像艺术家做的东西，它本身跟这些被拍者之间，并没有发生一种特别深层次的交流。后来我就觉得好像纪录片也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然后我就开始去做纪录片了。因为因为纪录片这种媒介，它一直是以真实来标榜它的客观性，而且真实也是它最有特点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去拍纪录片。

我在中国拍纪录片，也许是中国所有的纪录片导演里面涉及的题材最广泛的人。因为这可能跟我从事记者有关系，我拍过工人，拍过农民，拍过毒贩，医院，派出所，就是警察局，甚至我还拍过很多很高级别的官员。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片子，它叫「厚街」，它讲的是东莞的一个镇，叫厚街镇，那大概是台湾人进入中国大陆最早的一个地区，那个地方主要是生产鞋，就是贴牌生产，比如说很多adidas，很多Nike都在那里生产。

我在那里的一个出租屋里面，待了大概10个月的时间，和一些农民工住在一起然后我见证了两个孩子在出租屋里面的出生，经历过一次非常血腥的杀人事件，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两个女人抢一个男人，就这样非常世俗的故事。

做完那个片子以后，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是，做完这个片子以后剪辑，在署名的时候，我特别拒绝署「导演」这个词儿，因为我觉得这个词是充满着贬义的，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的生活是它自己衍生出来的，不是我导演出来的，所以说我这个片子署名最后是「制作」周浩。

这是最早我对纪录片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最真实的展现，我拍的都是真实。实际上我在国内我是一个特别会善于跟采访对象打交道的导演，至少看我的片子是这样，我的很多片子别人都想问，你是怎么拍到的？

其实，大家看到的当然都是我的成片了，那么还有很多大家看不到的片子，实际上我被拒绝的时候是十之八九，就是当我对别人提出拍摄要求的时候，我被拒绝的时候应该是占绝大多数，然后被拍摄的人大概只有十之一二。

那这个时候我自己也开始想一个问题了，就是我拍的人物都是十之一二，按照抽样样本这种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我选择的人物他是不是一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呢，那我拍的这个东西它还是所谓的真实吗，它跟真实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比如说我的第二部片子是叫「高三」。我在福建一个县城中学里面拍一群孩子参加中国高考的故事，我拍的时间大概是一年吧，最后这个片子也剪出来了，剪出来了以后有观众就问我说，你这个片子里面怎么这些孩子都不看镜头啊？我说很简单，我把看镜头的部分剪掉了呀。

然后这个时候我又开始问我自己了，大概我也是喜欢拷问自己的人，那我把这些别人看我的镜头的部分剪掉了，那么我呈现的是真实吗？而且大家也知道，一个摄像机，我们的祖师爷告诉我们，说我们拍纪录片的人，应该像一个墙头的苍蝇一样的去俯视众生，像上帝一样的不要去影响别人的正常生活，我们只要静静去观看就行了。

但是这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呀，就你怎么可能一个摄像机到了现场以后，你对别人的生活是没有影响的？这种影响是永远都存在的，平时你看到那些好像没有影响的片子，那不过是导演把那个镜头剪掉了而已。

我有时候还会做一个比喻。比如就像一个口述史的调查一样，比如说我们前面坐的是一个老伯，他说的话跟这个采访对象是男是女，多大年纪，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哪怕是同样一个人，他说出了同样的话，最后你会发现我们记录下来的文案也许都千差万别，有非常大的差异性。

我这时候就陷入了一种困惑，就是我做的东西到底是现实吗，是真实吗，还是只是我的真实？应该说我还是有一次顿悟吧，这个顿悟是来自于一次聊天。那个时候在几年前，四五年前，大陆有一份一纸风行的报纸叫《南方周末》，但最近比较衰败了。

南方周末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期大概是同期成长起来的这样一份报纸，当年他们曾经想做一个艺术展，他们想请一个德国人，这个人叫Ackermann，是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德国汉学家，请他来做这个展览的策划。

做策划就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后来我就私下问他，他当然是想以南方周末为由头来做中国这么多年改革开放的一些变化，然后去收集一些物证，做一个当代艺术展。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展览做出来以后，你想给德国人，看过这个展览的欧洲人，你想告诉他什么，或者你想告诉他们，想给他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他告诉我，就两个字：「混沌」。我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他给我解释，他说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其实已经有一些很固化的观点，我希望他看完我这个展览以后，他对中国的概念模糊起来，他不再那么坚定别人所告诉他的那个中国，他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开始来想象这个国家。

我大概就从他的这个想法里面，我觉得好像我找到了我为什么要拍纪录片，我拍纪录片的意义又何在。

我有另外一部片子叫「差馆」，拍的地方是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派出所。大家都知道每年中国有春运嘛，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回家过年，那么因为珠三角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地非常大的地区，很多人都会从这里回到家，那么那个火车站就是一个晴雨表，就可以看见中国春运。

广州火车站是最繁忙的一个火车站，它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运送30万人。我就在这个广场派出所，就在派出所里面拍了一个纪录片，讲这些警察跟这些普通民众之间打交道，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小故事。

这个片子应该在台湾公视播过。然后我拍完这个片子后有一次在交流的时候，有一个观众跟我说，说你拍得不够真实，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没看见警察打人。

我承认警察会打人。警察肯定也会打人，我觉得我们脾气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打人，也会骂人，但是如果你以此给某一个职业贴上标签的话，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

你说这个世界上充满着这么多矛盾，这么多战争，这么多纠纷、冲突，归根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就是人群和人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我根本就不愿意去听你说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许是当今这个世界最糟糕的问题。

我们的世界好像互联网这么发达，媒介这么发达，其实你觉得我们人和人之间了解吗，就像我们大陆人和你们了解吗？我觉得，真是缺少这种管道，缺少这种沟通的可能性。

就像比如说你们看了我的纪录片以后，我是希望能够给你们增加一点混沌，比如说你们对中国大陆已经有一个很坚定的看法，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够多看一下中国大陆的非官方非主流的一些民间的声音。

我不认为我们说的就一定是正确的，或者说是完美的，但是我是希望它能够增加你思维的一种维度，它能够让你知道这个世界原来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方式，我觉得我们做纪录片也许就找到了它某种存在的价值。

我还另外拍过一个片子做《急诊》。《急诊》这个片子说的是什么，就是我在广东省的一所医院里面急诊室里面，我大概在那儿待了10个月的时间，拍了一个中国医患关系的这么的一个片子。

大家知道可能大陆的医患矛盾是非常大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陆人就有这种观点，认为人只要送进医院以后他一定会被救活的，他就不会死，如果他死了的话一定是医生的责任，所以说你们想大陆的医生的压力有多大。

我其实那个片子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冲突，但是就讲了一下医生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故事。片子拍出来以后，当然医生和护士挺高兴的，说我们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拍过我们，但是那个护士长就不高兴，就是这个急诊科的护士长。

她就在那个片子里面，她就私下跟我说，她说，怎么能拍片子的时候，里面那几个小护士在那儿私下聊天呢，她们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情呢？还有她的衣着好像又不整洁了，幸亏这个医院的院长还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院长最后没说什么，护士长最后也没说什么。

这就让我想起最近这两天，中国发生的一件事情，就中国的一个大医院，在网上流传出一个照片，就是他刚刚完成一个大型手术，完成手术以后，这个医务人员就在手术室有一张合影，这个合影的画面的左边还有患者的一个躯体，然后就遭到很多人的攻击。

他们认为这是不职业、不道德的做法，而且这个医院也迫于压力，把这个院长给撤职了，然后扣医务人员的工资。其实我是觉得以我的对世界的观察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荒诞的一件事情。

我们其实每个人活在世上，你没发现我们都是那种叫什么「严于律人 宽于待己」，我们对别人的要求都是特别严格的，但是对我们自己也许我们会蛮放松的，我倒是觉得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处罚。

谈到这个「严于律人 宽与待己」，就是当我拍纪录片拍到一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对真实不能够再那么去执着追求的时候，同时我又给自己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于是我就认为也许做纪录片还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我们在中国做纪录片，其实全世界做纪录片的人来说都是他都是穷人，没有因为做纪录片而发财的人，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做纪录片呢？

当然除了一方面，我承认它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他能够让人群和人群之间去发生一些沟通，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得到什么东西了呢？当然能得奖，拿个金马也挺好玩的，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它吸引我的反而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事情。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十多年前，我和云南社科院的一个研究员，我们接到一个杂志的任务，我们去徒步穿越三江并流。就是在云南的西北部有三条江，金沙江、怒江和澜沧江，这三条江在80公里的一个县上，它对河谷进行了很深的切割，然后我们就穿越这三条江去做一个地理类的报道。

有一天，我还记得我们早上出发的时候，大概是海拔1800米，然后上到4005米，有雪，最后再下到1700米，走了整整12个小时，然后那个时候是秋天，满山的落叶把林间的小路都遮住了，然后我们还迷路，最后带路的那个藏民，带着我们沿着一个小河沟走出来的。

我们俩一边走就在那一边骂，我那个时候大概三十五六岁，他四十多岁了，说我们干嘛来接这么苦的一个活，太辛苦了。若干年以后，我们俩再相聚的时候谈到这个事情，我们不约而同的都在说，谁再找我们再走一次啊？因为那个满山的落叶，那个五彩的落叶真是太美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纪录片也许就是这样的。虽然说一部片子又一部片子的呈现出来，但其实我觉得它最大的快乐，还是在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这种过程。这种过程其实就是让我们生命的这种厚度得以增加，而且我们也希望看我们片子的人，也能够从片子里面吸取他们所要的很多东西。

我从02年开始做纪录片，现在已经差不多做了10部片子了，我一直给自己有一个有一个妄想，就是在我60岁的时候，我能做20部这样的片子。其实我们就是对人特别有兴趣，对其他人的生活方式有兴趣，然后我们开始介入别人的生活，然后也把我们所经历的故事，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所谓的做这么一件事情，以纪录片之名。

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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