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一席】芦苇「善恶表达」

2015-02-19 芦苇 一席

芦苇,中国内地著名编剧。现任西部电影集团编剧、导演,中国影协理事,代表作品有《霸王别姬》、《活着》及《图雅的婚事》等,三部影片分别拿下了戛纳“金棕榈大奖”,戛纳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和一座柏林金熊奖。芦苇也是今天上映的电影《狼图腾》的编剧。


「善恶表达」

芦苇是一席第一百八十位讲者

2014.04.12 武汉


(点击查看完整演讲视频)

http://v.qq.com/iframe/player.html?vid=w0130ro0aud&width=500&height=375&auto=0


我是一个电影编剧。但我做电影编剧源自一个特别荒唐的开始。我是一个老三届的学生,下乡以后在农村里呆了好几年,电影厂来招炊事员的时候,我当时想炊事员也不错,至少可以混个肚儿圆,至少能贪吃贪喝。


后来到了电影厂以后,人家问你还会什么呀,我说我还会画画。于是我就回家把我的画拿来了,别人一看说还不错,有点基础,于是我就当上了美工。


刚好我碰到个非常好的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大学都停办了,有十年时间没有毕业生,所以电影制片厂有很多岗位是空缺的。我就趁着这个机会进去当了美工,一做就是十几年。在这期间我还比较注意自我锤炼,开始看一些参考片--专供电影专业的外国电影。



在今天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那个年代里它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那个时候想学电影,哪有今天的这个条件,哪有今天的这个机会,这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觉得如果谁要想学电影的话,现在真是生对了时代了,真是投胎投得很好。为什么呢?如今盗版碟满天下都是,我们要看什么电影,从经典的到通俗的,甚至到色情的,一应俱全,只要你掏人民币你就能买来。


可是我那个年代要学电影别提多难,除非你自己拼了命,找一切机会。那时候看电影看一场电影都是非常紧张。我记得看一个南斯拉夫的电影叫《桥》,那是七十年代后期的一个电影。


我拿一个速写本画它的构图,记下它的构图位置、它的内容,我都要把它写下来,所以我看一场电影是特别累的。一般一场电影看完了,一个速写本基本就用完了。


这种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虽然很笨、很劳累,但是它很有效。当你画上二十本的时候,我相信你对电影的结构、对电影的本体、对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基本上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了。


我的文化程度很低,我是初中二年级下乡的,下乡以后在农村里待了好多年再没有上过学了。我所谓电影的知识都是自学而来的,全凭自己学习。虽然很吃力,但是它有一个好处,你能把你研究、你关注的对象吃得很透彻。


大概进工厂十几年,我是一直在做美工。当吴天明当了厂长后,他把我们都叫去了说现在要扶植年轻人做电影,那年说年轻,其实我已经三十六岁了,但是在他的眼睛里边我还是年轻人。


我还不算主要创作人员,他把我们叫去说现在要开始重新大干一场了,周小文、芦苇你们这伙人去拍商业片挣钱,我来搞艺术片。所以当时把这个任务就给了我们。


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片名叫《最后的疯狂》,拍的时候导演老觉得这个剧本不行,就找我把这个剧本改一下。因为我当时是练过童子功的人,这个童子功就是研究电影每个画面、电影的本体、电影的表达方法、电影的构成部分、电影的结构,我对电影来说是比较熟的了。


所以当时周小文就把剧本给了我,我把剧本看了一遍,哎呦,这个剧本真烂,于是我回家关上门,把那个剧本改了一个礼拜,改完以后我就把剧本给交了。交了以后时间快到中午,周小文就说你等一会,我在这看剧本,你就留在这吃饭。


其实我知道他是想留我再讨论一下这个剧本,大概过了一个半小时,我听见他在饭厅里边鼓掌,他一鼓掌我心里就有底了。我知道他还是很认可我这个剧本的,后来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对我特别热情,说芦苇这个戏有根了、有门了,可以拍了。


后来我们就根据我的剧本把这个电影拍下来了,电影在当年还不是卖票房,而是卖拷贝,一个拷贝是一万块钱。那个时候在八十年代,这个电影卖了将近三百多个拷贝,赚了很多钱,赚得吴天明特别高兴。


这样了以后我就知道我能够写剧本,而且我知道我能够写赚钱的剧本。后来紧跟着第二个《疯狂的代价》,也称之为叫疯狂系列。那是中国最早的商业片,这些电影大家恐怕都没看过,但是当年是卖得大火。


《疯狂的代价》卖了将近二百多个拷贝,也算是猛赚了一把钱。那个时候电影的投资特别小,因为那时候人民币比现在也值钱,我记得投资是一百万左右,如果拷贝能卖到二三百的话,那么肯定是赚了。


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编剧的道路,厂领导找我谈话,吴天明也找我谈话,说你小子不错,你给我们挣钱了,你将来要想当导演还是想当编剧呢,我当时还有点发懵,因为那个时候导演和编剧都是专业学校毕业的,像我这样初二的程度,我觉得有点难为我。


我说我文化程度太低了,厂长是不是考虑叫合适的人去啊,还是让我当美工吧。后来我就继续当美工,到了1990年的时候,顾长卫——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厂的摄影师找我,说陈凯歌在找你。


我说凯歌找我什么事啊,我也不认识他。后来我就去见了陈凯歌,凯歌说我找你来帮我写个剧本,我说什么剧本,他说有关京剧的,就是《霸王别姬》。




我说京剧的话你还真找对人了,别的不灵,但是对京剧我算是一个行家了,从小就喜欢听各家各个流派的京剧,对京剧的历史也是略知一二,总之比不知道的人要强。后来我就问凯歌,你为什么要找我来当编剧呢。


凯歌说我看了你写的一篇文章叫《说说周小文》,那个文章写得很有生气,我希望你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能把你文章里的那种生气带到这个剧本里来。


我说那我就明白了,只要你干京剧我就给你写,到一九九二年我把剧本写完了,九三年的时候这个电影拍完了,当年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也是被世界电影史认为是最高的一个奖项。


非常遗憾的是凯歌自从得了这个奖以后好像睡着了,从此以后他不要说得奖了,让他再参加戛纳电影节入围都很困难了。所以这是胜利可以剿杀一个人才华的很好例子,我也得敲敲警钟,不敢因为成功而骄妄自大、自我抬高。



这是艺术里边的一个死穴,跳进去以后你很难出来。到了九三年,张艺谋来找我,他是看了《霸王别姬》以后,找我来写《活着》。九三年我们把这个电影拍完了,到九四年的时候葛优凭这个电影得了戛纳电影节的影帝。


同时这个电影还得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其中还有一个奖我特别自豪叫最佳人道精神奖,这个奖我特别自豪。我觉得评委们把这个电影真是看懂了,如果要问《活着》和《霸王别姬》里面渗透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就是人道主义精神。这是我觉得是现在中国电影里面特别稀缺的一种品质,也是我自己不停地在写剧本、努力的一个方向,这是我的目标。




二零零五年的时候我们又拍了一个电影叫《图雅的婚事》,这个剧本是我写的,这个题材也是我找的,资金也是我找的。我们拍了以后,这个电影在二零零七年的时候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王全安也就一片成名、一炮鸣响。


说到现在,我写一个剧本刚刚拍完,导演是法国的导演让•阿诺,这个电影名字叫《狼图腾》,这个电影里讲了一个严峻的事实,中国北方蒙古草原退化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及时的主题。




因为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危急关头,我们都知道北京的雾霾天、北方的沙尘暴、黄河的断流都跟我们的草原退化有关系,都跟我们当年执行的错误政策——把中国的北方的草原都开发成农田有关系。


草原一旦破坏以后,气候也跟着破坏了,空气里边含的水分就越来越少了。这样的话整个草原大面积地被开发,草原大面积的因为缺水而枯死,造成了草原退化的严峻事实。


我们希望这个电影在上演以后能够引起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政府重视这个问题。这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每一条生命、每一颗心灵,阿诺告诉我这个电影可能在年底就可以上映,他现在正在做后期。


我下一部电影准备是想和赵本山合作,一部关于中国二人转历史题材的电影,写解放以前、一九三零年到一九四五年东北二人转艺人的真实生活,我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片子,我也希望这个片子能够拍成功,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电影了解到那段时间中国北方的历史。


谢谢大家。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