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可能要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它不在院线里放，很多人没看过,它里边有大部分是描绘现实的，还有一部分是艺术探索的。这些电影就是大家只要想看，都能找到。在院线电影不怎么描绘现实的现在，独立电影做了一个特别好的补充。成为导演之前，其实我是一个文学青年。因为我是70后嘛，那个时候大家喜欢看武侠小说，就是男生看武侠，女生看言情。就是琼瑶和那个金庸啊什么的，这些人就在那个时代是最受我们追捧的。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跟我的一个同学，李正民，我们一起写过武侠小说。中学的时候写武侠小说，形成了一个互相刁难的局面。两个人写嘛，就是拿新华字典，翻到哪一页的第一个字，谁就拿这个字开头。李正民他有的时候运气好，就会赶上“一”字，像“一席”的“一”字。他就可以这么开头，他说，“一杯酒下去之后，这个侠客站了起来。”完了如果我赶上“席”字的话，我可能就要绞尽脑汁，就“席地而坐，两个人开始发功”啊什么的，类似于这样的胡编乱造吧，差不多写了三、四本稿纸。到后来，两人已经形成了折磨，因为新华字典有差不多一千多页。你也不知道哪一页翻出来第一个字是哪个字，到后来就不写了。我中学读完之后上中专，没有去读高中也没有参加过高考，相当于幸运儿吧。中专在我们那儿其实是特别容易考的，只要你报。因为我们那个中专叫粮食中专，那个里边一共两个重点科目，一个是财会，一个叫油脂检查，就是检查大豆油啊什么的。但是我们93年那一届，就有俄语专业。因为我的家乡黑龙江鹤岗紧挨着俄罗斯，93年的时候其实对俄贸易还不错。我们就想把俄语学好，完了去边境做贸易。你知道俄罗斯的姑娘是特别漂亮的，我当时就打了这个念头，完了周围的姑娘其实都不放在眼里，我说我是要去俄罗斯的。中专嘛，特别简单，就两年就毕业了，但是95年对俄贸易就不好了，我们那个就所有的同学，我是学了差不多三、四名，最好的也没用上。 中专毕业19岁，就变成了一个无业青年，或者叫待业青年。因为虽然我们家生活在煤矿。但是没有人在煤矿上班，煤矿太危险了。虽然我是兄弟两个人，但是家里边人我父母到了鹤岗之后，就没有在煤矿上过班。搞副业就是养鸡卖鸡蛋来维持这个家庭，19岁正好是叛逆期。就是我爸说你再中专完了之后上个大专，大专再专升个本，你也算一个就是有文凭的人。我那个时候其实口才就已经还可以了，就可以跟家里边的人对着说一会儿了。我说那个有文凭也不相当于有文化，完了我爸想了一想，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反驳你，反正你照样办吧，你要是不想花家里边人的钱去上学的话，也是一件挺好的事儿。我真的就没有花家里边的钱继续上学。上中专的时候，我们班级里面有一个文学特别好的。这个同学叫曲宪利，在我们读武侠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看《废都》了，《废都》是贾平凹先生的一本特别有名的小说，里边有很多方块，就是省略很多字啊什么的。这本书他看完之后就在我们班里边开始流传。因为十七八岁拿那本书当黄色小说来看嘛，但它确实也挺黄的，我们班级里边就形成了一种风气，谁要是没看过《废都》就相当于落后，所以男生女生基本上把那本书都看了，看上瘾了。我就办了一个图书证，去我们当地的图书馆借了陈忠实的那本《白鹿原》，专门找小娥的部分看。我们文学的兴趣是这么培养起来的，那时候当然也读了刘震云啊，余华啊，王朔啊，刘毅然啊，完了其实还有一本特别重要，就是刘恒老师的《菊豆》。那是本剧本集，里边有《本命年》，有《秋菊打官司》，还有他编路遥的一个电视剧，看了那本书之后其实就是知道剧本是一个大概一个什么模样。你们知道就是一个中专生对剧本感兴趣，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那个时候电影票价特别人性化，5毛，1块，2块，我们就在电影院里边看了很多电影。就是《红高粱》啊，《霸王别姬》啊什么，包括国外的电影，还有香港的那些电影，什么都是在我们当地的电影院里看的。那个时候就觉得，除了民族英雄，还有科学家，完了就属导演厉害了。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世界，就虽然那个世界只是在那个荧幕里面嘛。那个时候就是会感觉这个是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儿，就不可琢磨。因为对电影不了解，对它充满好奇，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靠近这个东西。正好我弟弟和我最好的朋友张稀稀，他们在美术班学画画，他们的美术老师是一个特别魁梧，用我弟弟和张稀稀的话来说，他的脑袋有点类似于一个油漆桶。因为他们男生对男老师充满了敌意，那个老师只给女生做辅导，手把手的教。完了就开始报复老师，偷老师的颜料，偷老师的纸。我们当地的那个培训班，两个老师之间还互相斗，就是都要拿刀子去到对门，说你为什么抢我的学生。我一个月40块钱，你为什么降到35。这样的事儿多了之后，我就写了个一个剧本叫《画圈》，就是画画的那个圈子，同时也是画一个圆圈。19岁的时候就开始，那个半夜在家里边写剧本，写完剧本之后就谋划着去北京。因为拍电影的都在北京嘛，但我又不能跟我爸说我要去北京。完了我就跟他讲我在这儿的情况，就是我想找一个工作，一天挣15块钱，一个月挣450。那个时候是95年，我是找不到的。完了我们家养鸡呢有一千多只鸡，我爸我妈是可以打发的，就没问题。我又不想把养鸡场给扩大，完了我就说我去沈阳去找我的朋友杜春峰。杜春峰他爸是沈阳的一个包工头，在工地上，我说一天可以给我20块钱。他说，一个月能挣到六百吗，我说对啊，他说那你如果想去的话你就去呗。沈阳也是一个省会城市，但是你得把你的长发剪掉。那个时候十八九岁留长发，因为听摇滚乐嘛，觉得自己是条汉子，完了走在走在大街上。我们那个时候十八九岁的时候走在大街上，我们那儿的老混子就开始退役的那帮混子会说，“霍元甲来了”。完了他们其实是让路的，因为混子到40多岁的时候还没混起来，他是给新上来的混子让路的。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敞胸咧怀，就是留着长发，那时候洗发水其实已经有力士啊，海飞丝。但是还是有点贵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没有钱，那个是打绺的，拿我妈那个发卡给别上。其实我爸是很生气的，他说你听唐朝听黑豹，就呜嗷的这种音乐，你要把头发剪了我就给你这个路费钱，我去那个发廊就剪了一个郭富城的发型。完了我爸就给了我六百块钱，我联系上那个要去北京搞摇滚乐的杜春峰。我就揣着剧本跟杜春峰在1996年的9月6号就去了北京了。其实那次去北京一共四个人，还有两个是被黑中介骗去北京当保安的，他们被骗了两千块钱。所以就我对中介到现在也怀着敌意吧，我们到了北京之后我就直接去了徐昂的母校，就中戏嘛。那个时候正好，夏雨刚拍完《西洋镜》，梁伯龙老师也见到了。我说我想请夏雨演我的剧本，我说梁老师你看看我的剧本，他说你要拍电影是吗。他说你应该去电影学院。他说演员是这儿的，但是电影得去电影学院找老师。诶，我说那我就去电影学院吧。那个时候碰到了张丹老师，他是教视听语言的，她也特别认真，她说我看一看你的剧本。她把我的剧本收了看完之后，她说你这个构不成剧本，里边有些情节还算生动，如果你要是喜欢电影的话，你可以来听我的课。我说，可以吗？她说可以啊。我在三环上在蓟门桥路过电影学院的时候，那时候门口站着戴大盖帽的，我以为是警察，我说，这么好的学校有警察把守是应该的。但我不知道是保安。我就去听她的课，那个时候其实，到了北京要生存嘛，要挣到六百块钱或是几百块钱交房租什么的，做饺子推销员，做宾馆服务员，做北京晚报的广告版的广告业务员，又做电视广告什么的，其实中间做了很多职业，其实还是挺开心的，因为在北京什么都能见到。我爸中途会劝我，他说你回来呗。他说家里边也挺好的，你在那能挣一千，在家里也能挣一千。我说我在家里边，可能会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可能会形成争吵啊，会互相看着不满意什么的。我说我在北京，完了我们还能形成思念。这么一思念就思念了很多年，他们已经渐渐地习惯了，就相当于有一个儿子给放走了。但是非常不争气就是我的弟弟，考完学之后去江苏教书，两个儿子都飞走了。在北京打工的时候跟电影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2000年到来了 。2000年到来什么意思？就是数码时代到来了，DV来了。那个时候北京有一个叫实践社的组织。其实是一个沙龙组织，它在清华大学，盒子咖啡那个酒吧，里边有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有电影学院的本科生，完了还有电影爱好者组成的一个组织。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用DV拍作品，我们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就会有几个人用DV拍出来自己的作品，完了就在盒子咖啡放映。我那个时候其实对电影的了解特别单一，我不知道有实验电影，但是那些作者拍的都是实验电影，几分钟的那种。它不是叙事的，在台上放，完了之后导演坐到台上，翘着二郎腿，挺牛逼的坐在那儿跟观众分享。我说你的电影都看不懂，你还牛逼哄哄地来介绍那电影。你都拍不明白，完了之后你去介绍。我觉得这太失败了，我心里边特别不爽。其实我是对那个时候对实验电影不了解，我就觉得我可能用脚可能拍得都比他要好懂。因为对电影没有那么了解的时候就觉得好懂，是最重要的。我说得有故事，没有故事叫电影吗？就这种不服气就导致我一直想弄一台DV机。但是DV那时候很贵，有一万多。也弄不到。2001年，北京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雪。那场雪大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我在北三环，但我家在东四环，我租的房子在东四环，所有的交通全废掉了，我走着回去的，从夜里七点多走到夜里两点多，走到了东四环。那场大雪后没几天就吐血，大口大口的那种，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医院说你这个是肺结核，但是你不要怕，这个不传染，而且你吃药差不多半年就能恢复。我查了一下，2002年肺结核的死亡率是20%，其实还挺高的，我就回家养病了。因为那个病要吃治肺结核的药，同时还要吃护肝和护肾的药，每天差不多吃三十片药，吃完药之后就特别渴，没有体力，我要想出门的话我要拎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桶，里面装满白开水，很绝望，在家里想，我26了，我要死了的话，我这辈子什么事都没干，也不算夭折，就是也没结婚，也没生孩子，就完蛋了，就看着街上的那些健康人，觉得特别难过。但就在家里边住了两个月之后，我就觉得，临死之前应该拍一个东西，但是因为没有设备，我就可能要先写一个剧本，我想写一个短一点儿的，体力可以支撑，我就写了一个剧本叫《山楂》。现在这个是《散装日记》的海报。《山楂》因为拍得太烂了，现在我也不好意思说我还有个短片叫《山楂》。
我一直说《散装日记》是我继第一部处女作之后的又一部处女作。《山楂》那个片子其实是一个打工者去鹤岗打工，受排挤，他想报复，在报复的时候他又不敢了，那样的一个想走极端又不敢走的一个故事。我没有摄影机，我就打我们当地2002年特别火的一个广播节目，就中午点歌的那种，就我要跟谁好啊，我要跟小丽好，我要给她点一首《伤心太平洋》，我要祝小强生日快乐，我要给他点一首《粉红色的回忆》什么的，那样的一个节目。我给那个节目打电话，我说我要招摄影师，我说我要拍一个电影短片。
那个城市有人说要拍电影短片，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事。不到五分钟，就有两个拍婚礼录像的给我回了电话，他说我们有DV机，我们有摄影师，我们可以见面。于是，一胖一瘦两个婚礼录像就出现在我面前。我当时提溜着一个五斤的一个大水桶，演员都是我的同学和朋友，其实后来他们又演了我很多片子，里边有个女演员，我们的中专同学，是我们班里边长得比较漂亮的，我给她打电话，我说我要拍个片子，我说我希望你过来帮忙，她知道我得了肺结核，她说你去医院还用我去吗，她以为我要拍一个胸透。这个女生来到了现场，她知道我要跟她演一对夫妻，她也是男孩性格，喜欢乔丹啊什么的。我们拍了一周的时间就拍完了，之后病也好了，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养病，拍片，做后期。这个短片可能花了接近两千块钱吧，我就回到了北京，我说先给我这帮文艺青年朋友们看，他们看完片子之后就说，你这个要内容没内容，要形式没形式，里边的主人公性格不立体，细节不可信。就是，相当于摧毁性的，你知道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听到这种话是非常难过的。我一难过，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排解方式，就是坐北京三环上的300路。我一般去终点站坐，因为它可以有座。我坐在最后一排，戴上耳机听广播。就这样在三环绕，排解我的郁闷。我觉得我不能就不干了，既然我拍得这么差，我是不是能再拍能比这稍微好一点儿。当年年底的时候，我又写了一个剧本。费穆有个电影叫《小城之春》，我在它后面加了个字：《小城之春梦》。完了我在网上借了一个DV机，我要回家去完成我这个长片。其实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剧本写大了。写大了的意思就是执行不了，拍不了，完不成，我拍了一天就不拍了，我知道这个剧本写得太大了，我控制不了，我也不能借一个DV机回来完了又不拍，过年又拿回去，那样的话特别不爷们儿。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利用这么好的一个机器。那个时候，DV机差不多一万五千块钱吧，用磁带的。大年初二的时候我就和几个朋友一起聊天，侃大山，扯犊子，聊了几个故事，四个故事，一个结尾，初二的时候聊天，初三下午我就把剧本写出来了，就是这个《散装日记》，它是几个青年面对他们的生活的那种尴尬的窘境，也比较荒诞，用喜剧的方式来呈现。拍完这个其实是03年非典那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论坛，叫首届DV影像论坛，这个短片就得了一个优秀奖。你知道就是一个有点理想的人，在电影那个那么庞大的一个体系面前得了一个奖，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强心剂，我就一鼓作气又写了一个剧本，那个剧本就是《烧烤》，它是北京晨报上的一个两百字左右的一个新闻，两个来京务工的男青年，年底没有钱，无法体面地回家，他们把一个陪聊女给绑架了，但是他们绑架的这个人也没有钱，在一周左右的相处里边，其中一个绑匪爱上了这个陪聊女。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太刺激了，我就把这个写成了剧本。其实那个DV比赛的时候认识了电影学院的张献民老师，我就把这个剧本拿给他看，我说，你觉得这个可以吗，他说可以啊，他说这个特别适合你，因为它不需要太大的制作，它只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边发生的故事，他说你可以完成。完了我就找了摇滚乐队的两个鼓手，其中一个是液氧罐头的打击乐手，另一个正在学，学打鼓的，袁立国，女演员是群头介绍的，叫李芳。我们在北京郊区，石景山五里坨那样的一个地方，在一个朋友租的房子，一个小院里边拍了十八天吧，就拍完了。当时我身上有七千块钱，拍这个电影花了五千块钱。当时我的剪辑师，就是王耀治，正在给管虎剪电视剧，他一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他说你过来，咱俩剪你的片子，这样跟他差不多蹭了半年多机房，把《烧烤》剪完。剪完之后，因为看了上百遍，非常郁闷，我觉得我拍了一个特别闷的一个片，特别对不起观看它的观众的一个片，我的主演们跟我一致的表示，这片子太难看了，他说以后真的还是封存起来，也许能照顾到我们的脸面。做完片子之后，北京现象工作室的万小刚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要放你的片子，在师大放，阶梯教室，差不多有两百多人，但是不知道能来多少，他说你愿意吗，我说你最好不要放吧，我说这片子太难看了。他说没事，我们看了不太闷。那个时候不太了解，艺术电影其实挺闷的，好的电影都挺闷的，就是那些艺术造诣比较高的，品质比较高的电影都是闷的。那时候不太了解，我说那就放吧。我们就去北师大。当时两百多人的教室坐满了，过道里都是人。03年那个时候，网络上很少能看到东西，一有什么消息大家都来了，我跟我的两个主演坐在第一排，没等放呢，我就上了三次厕所，每次都能尿出来，放的过程中就笑声一片一片的，我坐在那儿特别不自在，腿一直抖，我说，他们在嘲笑我，他们对剧情挑剔到嘲笑了。中间又上了四五趟，也是每次都能尿出来，就不是肾的问题，手心也一直在出汗。后来他们告诉我你电影不太闷，聚众看的时候还是挺有观赏效果的，里边有喜剧的元素。我说，是吗，完了我就跟我的主演聊天，放完电影喝了点酒，他说，老耿，咱们这电影啊，其实在家里边看闷，聚众看的时候没有那么闷，所以我们的片也没有那么差。后来这电影入围了法国南特啊还有鹿特丹影展什么的，后来发行了DVD，卖了三、四万块钱吧，它是一个挣钱的电影，接下来就是青年，青年就是描述我家乡的事嘛，就是这些为了亲情友情爱情受伤、死亡啊什么的，这个电影其实是我最重要的电影，因为它直接涉及到我的经历，都是我身边的，同学的哥哥呀，或者我们家邻居，这几个青年。青年跟古代的马一样。马那个时候是武器，就是冲锋陷阵，或者奔驰在草原上，就是最壮烈的时候，我的海报也提示了，现在马在卡车上，青年在轮椅上，这样的一个困境吧。这个电影其实陆陆续续做了两年半时间，拍完冬天拍夏天，回去剪辑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些戏不好，第二年又重拍，中间还在广告公司上班啊什么的。在做后期的时候特别恍惚，因为我要跟着我的剪辑师搬家，我跟一个幽灵一样跟着王耀治，他搬到哪儿，我就跟着住到哪儿，有的时候夜里工作，走道是扶着墙根的，我怕被车撞死，这个电影就没人能做完了。《诗与病的旅程》是一个纪录片，是纪录我的好朋友张稀稀，因为得了抑郁症，后来抑郁症转化成精神分裂，是他的一段康复和创作之旅吧。《烧烤》、《青年》、《诗与病的旅程》，现实主义写实风格之后我又尝试了这种荒诞现实主义，《飞机》是其中一个，最新的就是这部《锤子镰刀都休息》。我的电影都是表现这个时代里边的失败者这样的人群。失败者，是这个时代里边最大的人群，因为我也是一个失败者，我可能这辈子都不是一个成功者。我觉得那些成功者可能有电视去关注就可以了，有中央台去关注就可以了。我希望我今天说的不是什么经验之谈，我聊的是我自己人生的一段轨迹，这个东西不是正能量，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反感正能量鸡汤的人，我也不希望这是鸡血，可能会是一块血豆腐。负能量反而会更真实，它让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现实，能搞明白常识。
《锤子镰刀都休息》预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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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导演」20150627·深圳耿军是一席第305位讲者微信号：yixiclub网址：yixi.tv微博：@一席YiXi合作：yixitv@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