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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凉山兄弟 | 一席第369位讲者刘绍华

2016-05-07 刘绍华 一席 一席


刘绍华,人类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她在凉山地区做了20个月的田野调查,写成《我的凉山兄弟》,记录了当地年轻人的吸毒和艾滋疫情,分析他们为什么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失败者” 。


真正造成这些社会痛苦的根本问题其实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还有我们对这个时代潮流的放任跟盲从。



我的凉山兄弟
刘绍华

我是刘绍华,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是个人类学家,目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

 

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中,你们一定常听到一句话:地球是平的。但即使地球变成平的,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也不会因此就变得一个样子。通常,因为地球是平的,它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靠近,但是常常在这种靠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其实反而变得更为明显。

  

凉山在去年的暑假很有名,即使在台湾,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也听过一则故事,叫作“史上最悲伤的小学生作文”。在凉山有一所民办的希望小学,有一个小学生在交给老师的作文里面写:

 

「 我把妈妈接回家,坐了一会儿,我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

 

去年6月的时候,这个小学生的作文在微信跟网络上大为流传,当时就有台湾的记者朋友问我这一则新闻是不是伪造的——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网络新闻(是伪造的)。当时我就跟我的朋友讲,就算这一则新闻本身是假的,但是它所描述的一个社会现象,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写实。

 

我2002年开始进入凉山做正式的研究调查,研究的主题主要是凉山的艾滋病。2000年左右,在整个中国跟联合国开始有艾滋病的相关调查之后,在所有的国际报告里面,凉山都被当成是中国艾滋病的重灾区。

 

我所去的这个地方是昭觉县利姆乡——这是一个代名,也就是一个假名,因为我的研究伦理让我必须用假名来称呼它。这个地方就是所谓重灾区的震央。大家在图片上可以看到,这是当地的氏族长老,他们当地彝族称为家支头人,他们在举行自己民间的戒毒仪式。

 

 

这位是毕摩,毕摩就是他们传统的宗教祭司。所谓的祭司也就像我们现在的佛教僧侣一样,他们是一种有制度性的僧侣,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称的Dang-ki。大家可以看到(毕摩)前面有一只鸡,毕摩会把这只鸡杀掉,然后会把血滴在前面的这一堆碗里面的白酒中,后面那些要戒毒的年轻人就会把这个和了鸡血的白酒喝下去,这是当地最重的一种誓约。就相当于我们台湾政治人物常进行的“砍鸡头”,也就是当你喝了这个混了鸡血的白酒之后,如果你又继续吸毒的话,你的下场就会跟这只鸡一样。

 


 

同时,中国政府也跟英国政府官方的国际发展组织展开了这种正式的官方的介入活动。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其实民间社区已经有它自己的行动,政府也有它的行动,那我进去做什么呢,我还是有我的切入点。

 

我的切入点就是,这个地方的艾滋病的起源基本上是从海洛因的吸食开始的,但是吸毒跟艾滋病的绝大多数的感染途径都跟行为有关,我很想知道它既然跟行为有关,那这个行为发生的脉络到底是什么,否则我们只了解了他的行为造成的结果,而不了解这个行为出现的脉络,我们并没有办法对症下药。

 

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吸毒跟感染艾滋病的人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年轻的男子。一般的不管是官方的论述或是地方社区的氏族长老,都把这些年轻的男子当成是“潘因那”,就是坏孩子。这些基本上就是偏差的论述。我一进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开始跟着他们做研究,常年的观察下来,我其实可以说一句话是,他们干了很多坏事,但是我实在很难说他们是坏人。所以对我来讲,我想要了解的就是在形容他们今天造就成这个行为的偏差论述之外,到底他们自己的主体诠释是什么,也就是他们怎么看待自己走到今天的这一步。这是我当时进去的时候所采取的一个想法。

 

这是我当年进去的时候所看到的样貌,现在已经看不见了。这是当地的乡政府大楼的入口,从这张照片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方非常的贫穷。2005年,我一整年都住在这个山区,跟当地人一同生活。这个地方是中国的国家级贫穷地区,所谓的国家级,也就是最严重的贫穷地区。

 



我觉得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非常重要,我发现彝族社会非常的特殊,凉山彝族是在1956年以后才开始进入比较现代化的时期,在那之前,凉山彝族基本上就是一个以亲属关系为主的阶层社会。

 

从195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进行民族识别),到后来1990年代的时候,把中国的少数民族陆陆续续一共分成了55个少数民族。在1950年代分出彝族这个族的时候,它界定凉山彝族是当时50年代中国唯一仅存的奴隶制社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大部分的时候是抓汉族人当奴隶,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它跟主流社会是多大的冲突。所以当以汉族为主的国家在界定这个少数民族的时候,他对他在整个中国民族版图的定位,也相对是属于比较污名化的。

 

凉山彝族是从1910年开始进行鸦片贸易,开始种植鸦片。你会觉得 1910年这个数字非常晚,那我简单地讲一下,中国在1906年之后才真正地开始严禁鸦片,在之前我们看到的林则徐禁烟的事件,他其实都只是持禁,也就是说有法规但没执行。到1906年的时候,英国终于受不了国际的谴责,然后再加上中国自己内部已经生产了非常多的鸦片,所以它才开始跟中国政府约定,不再向中国进口鸦片,条件之一是你自己本身也就不能再种植鸦片。但是当年的中国,成年人口的鸦片吸食行为已经根深蒂固,一夕之间不可能解除,所以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凉山彝族在之前完全是处在跟国家治理脱离的状态,它被称作是独立㑩㑩,也就是独立的野蛮人。汉商、鸦片的种植商就在1910年前后进入凉山这个天高皇帝远三不管的地带去种植鸦片,所以它造就了很多很多特殊的现象。简单讲,鸦片的种植为凉山彝族带来了大量的白银,还有大量的枪支,让他可以抓更多的汉族人当奴隶。这样的一个族群冲突的历史,对我们理解凉山的后期非常关键。

 

1956年开始,中国政府共产党打进凉山,开始在凉山展开了民主改革运动。从1956年之后,一直到1978年之间,凉山就跟和整个中国一样,都进入了集体公社的生活时代。所谓的集体公社的时代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就是人的流动性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也就是你要离开你的家乡到别的地方基本上是受管制的。一直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凉山才跟其他地方慢慢陆续开放。

 

可是请大家先记住一点,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凉山的人,不管是在他以前的传统时代,还是在我称之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时期,他基本上跟外界的接触都非常的有限,大部分的凉山的人的生活空间就是局限在凉山——虽然凉山的面积大概是台湾的1.5到1.6倍大,这样子的一个范围,但他们就是局限在这里。

 

1980年代凉山的年轻人就开始有机会向外走,他们就向外外移。对这些年轻男子来讲,这是一个能够展现他们男子气概的一个探险之旅。怎么说呢,在传统时期,凉山的人有点像是一个部落社会,他从这个部落到另外一个部落,通常都是在征战、在打仗,他们彼此征战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地盘,或者是扩张地盘。他们去探险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主流社会的眼里是打架、打家劫舍,但传统社会的眼里,他是在造福他自己的乡民。所以他们到了80年代可以开始有自由游动的空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这样子做。

 

很多时候,他们其实会到比较临近的城市地区,就是四川省的省会成都跟云南省的省会昆明。他们到这些地方去的时候,这些人不会说汉语,也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他们在自己的社会里可能非常有能力,但是他不具备在都市里面生存的那些技能,所以他们到了都市里面,很快地就会发现没有办法生存。

 

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发挥了传统的本事:偷汉人的、抢汉人的。对他们来讲,偷汉人的、抢汉人的在那个年代不是一种罪过,可能还可以展现他们传统的男子气概。他们到今天都还常常说一句话:石头不能做枕头,汉族不能做朋友。

 

在90年代的时候,整个“金三角”的海洛因进入中国,最早就是从云南的昆明开始,所以到外面去流荡的这些年轻人就在这个时候接触到了海洛因。他们把海洛因称作yeyi,但传统上他们称鸦片也是yeyi,所以对他们来讲,刚开始的时候海洛因跟鸦片是一回事。

 

前面我已经说过,鸦片对这个族群的历史上的记忆,基本上是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凉山彝族是个阶层社会,他有贵族、平民跟奴隶的不同等级。传统上能够种植鸦片的是土地的拥有者,所以这些年轻人在开始接触到海洛因的时候,他们把海洛因就称作yeyi。事实上他们也没有错,因为都是鸦片类毒品,只是海洛因更为精纯,所以它产生的成瘾效应比鸦片还要严重。

 

这些年轻人在城市里面开始吸食海洛因,海洛因对他们来讲就像是以前的鸦片一样,它代表了一个社会地位,因为以前只有土司跟黑彝这些贵族才可以享有海洛因的吸食权。你在城市里面可以买、有能力去消费这种新颖的东西,代表了你有在城市里面赚到钱的本事。

 

还有就是,即使这些年轻人有时候在外面玩得很高兴,但是他们其实还是没办法融入主流社会。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本事去搞到钱,如果没有钱,基本上他连旅馆都住不了,就是餐风露宿。所以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痛苦,而鸦片类毒品是一种镇定剂,是最好的镇定剂跟止痛剂,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海洛因在90年代的初期立刻就成为这些年轻人趋之若鹜的一个时髦商品。

 

给大家看一个人讲的话。其中有个吸毒者,他回忆的是1995年代中期。1995-1996年这个时候是吸毒的高峰期。他就说:

 

「 以前年轻人,你不吸毒,看不起你。以前吃这个好耍。朋友来,我杀猪、买酒,朋友不高兴。买毒给他就高兴了。」

 

这像不像男人之间的社交吸烟。对他们来讲,吸毒可能就跟很多我们现在男性在吸烟上的社交性是一样的。

 

我们主流社会都很清楚地知道,鸦片类的毒品大概是所有的非法毒品里面当中成瘾效力最高的,所以很快地这些年轻人就发现了其实它的祸害还蛮大的,但是一时半刻之间,要去解决这个毒瘾他也没有办法,所以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加上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又没有办法顺利地、定时地去弄到钱,能够固定地让他去吸食毒品,所以到后来他就只好用注射的(办法),因为注射毒品的方式相对而言比较经济,大概只需要1/4的毒品,就可以达到跟吸食毒品一样的效果。这样子一个注射的状态,很快地就让很多可以经过血液传染的传染病在这些年轻人当中展开了。这就是为什么凉山的艾滋病会在短时间当中迅速爆发的一个原因。

 

我去做这个地方的研究的时候,这些资料官方的数据其实都不齐全,因为他有很大的困难:这些人流动性很高,再加上这些在2000年代的时候已经变成是犯罪的行为,所以政府要进去介入了解这些人的私人行为,相对而言比较困难。但对我来讲,因为我在那边做了很久的研究,而且算是一个有经验的人类学者,我跟当地的社群彼此之间有很大的信任,所以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家户调查,大概去了解当地社群他们的一个基本的状况。

 

简单来讲,我2005年在那边做了一个调查是这样子的:我就看15岁到40岁的年轻男子,他们的一些生命状态。之所以会列到40岁,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还是30岁。在这些年龄层的年轻男子,他们的大概的情况是:七成以上的人有过向外流动跟吸食毒品的经验;有四成因为毒品的关系——不管是盗窃还是吸食毒品的关系,他们有被劳改或劳教,也就是坐牢的经验。这么大一批的人,他们在同一个年龄生命的青春时期,经历了类似的生命阶段,对我这个人类学者来讲,我把它称之为“凉山彝族当代男子的成年礼”,是这一代人的成年礼。

 

凉山彝族的人口只占四川省总人口数不到3%,但是2001年中国政府跟英国政府合作进入(凉山),统计四川省当时已经通报的艾滋感染者的数字,凉山彝族的比例占了将近6成。到了2004年的时候,不管是因为统计的方式改变,还是艾滋人口的扩散,也扩散到其他的族群,这个比例还有将近5成。到今天,就算这个数字不断地改变,都还是最高的,所以有很多的彝族学者认为艾滋病要让他们彝族灭亡了。

 

可是,当时我在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刚开始发现艾滋病的这些区域,其实全部都集中在凉山彝族最传统的地区,也就是那些地区在1950年代之前,它基本上跟外界没有接触。并不是在凉山的边区、彝汉交界的边区的那些县的艾滋病问题最多,而是在中心核心地区,也是最传统的地区(最多),当然到了今天整个凉山都已经沦陷了。但是问题的症结是从那些跟早年跟外界交流最少,接触密度最低的地区开始的。

 

我大概已经把这个故事跟各位讲得差不多,所以有几个反省,我们来看凉山兄弟的故事,能够带给我们的什么样子的教训或思考。

 

我们可以看到凉山彝族从1956年开始,才因为中国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开始被迫进入国家的系统,被迫要进入汉族人的系统,所以从那个年代开始到今天,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边缘化跟主流化同时发生的过程。当他们朝向主流的时候,其实他们跟主流社会的差异变得更为明显,当这个变为更明显的差异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其实只是让他们在主流社会当中显得更为边陲。所以凉山彝族的案例对我来讲还有一个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差异是怎样在一个时代的变迁当中变成社会不平等,而这个社会不平等又是怎样在一些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的连接的过程当中,又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毒品跟艾滋病的社会悲剧。

 

也许有人会说,凉山的问题只是一个特例,中国的发展仍是大好前程。可是我想说的是,在现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中,凉山跟中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们再回头来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当它改革开放的时候,其实也正好赶上全球化起飞的时代,所以造就了中国的巨变,这一巨变的密度,它的速度和它的规模,我觉得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它的确是中国的大好机会,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在崛起;但同时,我觉得对中国而言它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我们讲现代性是什么,现代性是一种不断朝向现代化的一种精神状态。我们来想一下,从当年让农民脱胎换骨的工业革命开始,英国花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才走到今天——我们觉得它已经是一个落日贵族的状况——那是两百年。日本已经颓废了三十年,但日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才走到今天这个偏安的死胡同。我们回头看台湾,在五六十年当中,我们就走到今天这个问题丛生的一个表面荣景。而中国大陆不到二三十年的时间,就已经出现很多正负两极的发展效应。


所以我们会说现代性,尤其是全球化下的现代性是个双面刃。对有些人来讲,它也许允诺了一个时代的解放,它让很多人的时空地平线大为开展,它让很多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跟生计的想象也更为多元,个体的移动的跟选择的自由也大为增加;但可能对另外一些人来讲,这可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跟风险。我的凉山兄弟的例子其实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凉山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不管它的历史还是文化,就像前面所说的它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差异是怎么变成不平等的、不平等又是怎样变成是社会悲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凉山不是特例,它绝对不是中国的特例。我可以说,它是在中国向全球转型的过程中的一个地方折射,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它其实不过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折射,它是一个个案而已。

 

所以我说,凉山的毒品跟艾滋病的问题其实它呈现的只是在全球化下的转型的一种表面真相,我也不认为得了艾滋病就是世界末日。真正造成这些社会痛苦的根本问题其实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还有我们对这个时代潮流的放任跟盲从,所以我觉得,我们关心凉山兄弟的故事,其实关心的就是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跟世界,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的凉山兄弟的故事和我的感想。



题图源自网络


据2015年四川凉山公安十大警事新闻发布会,2015年凉山州公安局全年侦破毒品刑事案件1212件,缴获毒品417.37千克,强制隔离戒毒5977人。


看完演讲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在文章下评论中提问,我们会邀请刘绍华回答。




「我的凉山兄弟」20160403 ·台北
刘绍华是一席第369位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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