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帮动迁的香港人重建了一个村子 | 一席第371位讲者王维仁
新界菜园村改造曾是香港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这个有着150户居民、仍在从事农耕劳作的自然村落，在2010年由于高铁修建不得不另起新居，但村民们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小区关系，继续从事农业生活。
香港大学建筑系主任王维仁作为该工程的规划师，和他的团队尝试通过一些现代技术，使新村也能反映出旧村传统的社会关系。
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乡村策略，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城市，修补我们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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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跟大家讲两个村子的故事，（准确说）是我作为一个建筑师最近这几年在两个村子盖房子的事情。在村子盖房子的事情跟大家有什么关系？我想的是我们怎样从村子里面学到东西，怎样从我们的乡村建设里面学到东西。
中国这三十年来面临了非常非常大的城乡改造，在这样大的一个环境的改变里面，我想用这个机会自己反省，也可以让大家一起反省：我们还能用什么样的方法维系住我们原来的村落或者城市里面的一些空间文化。
大概十五年前我到云南南边，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村落，（在一个叫）巍山的小县城里。那个时候巍山还有工人能够在那里用传统的方式盖房子。这个村子有典型的风水塔，叫作文笔塔，背后有风水有山，主要的街道有牌坊。
下面图中是在浙江南溪江的一个村落，村的门口有这样一个亭子。大家可以想象，每天村民去种田、回来或者出门远行的时候，都会经过这个村子的门口，（它）很自然地就成为村民聊天、碰面或者交换讯息的地方。这个亭子叫“望兄亭”。
可以想见有这么一个典型的故事：有一对兄弟父母早死，哥哥照顾弟弟。哥哥出外工作，弟弟在亭里面等哥哥回来。有一年弟弟就等不到哥哥了，最后生了病然后就死掉，所以这个（亭）子就叫作“望兄亭”。当然也可以叫“望夫亭”——整个的意思是说这个空间是有意义的，空间是过去跟现在跟未来的一个联系。
这个是黄山山脚的棠樾村（下图）。棠樾村很有名，因为它有十三个牌坊，从村口一直延到田里去。每一个牌坊当然都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考了进士、乐善好施，或者是丈夫过世后养大了十个孩子不改嫁。
学者把这样的空间叫作dialogic narratives，中文就是叙事教化的空间。这当然是儒家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教化，现在我们看它也封建。但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它凝聚了村子里人参与村子的空间塑造。
走到村子里，每个家其实也是一个教化叙事的空间。家里的牌坊两边写了赚钱、升官，也写了过去家里的人对未来人的一种期望。家里一定有一个天井，或者我们说四合院。小小的四合院天井的墙上会有这么样一个窗户。这个窗户是个叶子，因为落叶归根。
我想讲的两个村子，一个在香港新界。香港当然是一个现代城市，但是在香港的郊区有一些农村，菜园村是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农村。过去这六年来，我帮这些村民重新建了一个村子。
其实这个村子一开始被大家知道是因为这是一个社会事件，有比较长远的政治跟社会意义。香港要建一条高铁到北京，交通工程师选路线的时候选中了菜园村。菜园村居住的是1949年以后的移民，不是原居民。他们跟政府租土地，有临时耕牌可以种田。
过去五十年来，这批人是新界真正的农民。选中他们也是因为他们比较好搬迁。一百多户里面大概有一半的人也接受了政府的赔偿搬到公共住宅去了。香港的公共住宅做得很好，就某个角度来说这其实也是一种生活质量的提高。
但是大概有一半的村民非常非常不愿意“上楼”，他们希望维持原来自己的朋友关系，希望能够继续耕种。五六年前，他们就到皇后像广场抗议，那是天星码头运动一连串社会运动其中之一。这跟反高铁有关，跟香港政府对新界的土地政策、发展商在新界的土地开发以及保护农业和保护村落有关，使得很多社会运动者跟学者加入了这个运动。
经过了半年多，大家大概知道这个村是非拆不可了，村民们开始比较冷静地想如果我们不想“上楼”，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还可以继续留在新界这块土地上。有一批学者包括我的朋友陈允中，一开始就参与他们（菜园村）的抗议运动。他们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建村。
这是原来村子一个很典型的周末的情景（下图）。大家在讨论如果我们盖新村要盖在什么地方、要怎样盖。一开始，我也很学者地画了很多图，图里面有多少人家，每家的房子跟他们的菜田、耕寮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对未来的期望是什么。做了些这些讨论后，我们开始找地。
我们在原来的菜园村附近找到一块农地，通过中介陆陆续续把这个地买下来，那是一个不很工整的地。一开始政府恨不得你赶快搬走，因为推土机要来了。他们不搬政府也很烦恼。我们就开始介入，跟政府的官员私底下找地方喝咖啡。我们是在学校教书的嘛，他们（政府）比较信任我们，村民也信任我们，我们变成一个中介人。
后来政府答应了（给村民）盖临时的房子，临时房子盖在原来规划里面的空地。通过盖临时房子，我们让政府进去帮他们接水接电——我也在想办法怎么替他们省钱——把粪管铺出来。因为政府盖房子就一定要有所有的公共设施，所以我们就在无形中占政府的“便宜”，帮他们（村民）做一些事情让他们省一些钱。反正我们想了很多策略：最后怎样施工，怎样搬到新房子，然后把临时的房子弄开。
这中间政府也帮了我们很多忙。香港新界有很多地方势力，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叫袁刚黑的大哥。他们就堵了路不让进去，后来政府来盖房子了，袁刚黑就只好让路让政府进去。这样他们进村的路也解决了。
我们也说服了村民把那块地上原来有的龙眼树、水塘、小溪都能够留下来。我们不希望每一家都有一部车子在家门口——那就跟小别墅没什么两样了，还是希望像原来的村子一样，都是一米半的道路，车子就在村口，大家可以走进去。我们还希望这里面能保留三分之一的地是公田，就是在这儿还能够继续耕种，有公田就有大家一起的厨房。这是我们可以继续农业的一个开始。村民在这个过程中都陆陆续续地同意、认可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有我、陈允中这些人都来帮他们，所以村民就比较容易地被我们说服。比如我们说要做生态村，他们说王老师说得很对啊，说得很有道理。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生态村是什么东西。我们就开始灌输各种理念。刚才我说一条一米半的小路，下面当然会埋排水管。我们希望每一家用完的灰水能够进入这个排水管，经过200米的自然过滤以后，（灰水）变成比较干净的水可以回去再继续使用，最少可以做灌溉。我们也想出各种办法，有机厕所，屋顶种草，每一家自然通风采光等，希望能够把环保的理念灌注到村子里面来。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每一家怎样设计自己的房子。50个人我不可能画50套施工图，做50套小别墅，但是每一家有每一家的需求。我想中国的房子都是三开间嘛，如果我们让每一家楼梯跟浴厕的位置是固定的，然后掉转过来就变成两种了。再下来你是要三间房、四间房我们在楼上就可以调整。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有些东西就很多样性。我们也做了一个有天井的。我说中间这个天井其实都是你的，所以你可以多占一点空间，他们也都觉得非常好。接着就有人说中国人盖房子是方的，那我就弄了一个方的给他。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出了很多很多种的可能性。
现在有ABC三种房子了，我就做了三套手册，叫作“菜园村居住完全手册”。在上面画了平面图，还给大家选项勾。然后做了很多模型、做了些渲染图，大家就进入一种高昂的状态，觉得这真是一个美丽的未来。好像房地产（商）卖楼，他们就要下订金了一样。事实上在这过程里面，我们要有一种方法让他们开始想自己要什么样的房子，而且这个想法是一个模型，是我们可以控制、可以帮忙的一个过程。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做圣诞卡帮他们把这些房子模型做起来。大家拿了这张圣诞卡都觉得很高兴。
再下来一个问题比较难一点，就是我们要怎么配置宅基地。因为不是大家都喜欢彼此的，有些人上一辈吵架了就老不来往；有些人喜欢靠村口，因为他想开杂货店，而且离停车场近；有些人没钱，村后面的房价就便宜一点……就这样协调出中区南区北区，大概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
再接下来每个房子还是要摆它的宅基地。每个周末我们就像看医生一样（排队摆房子），礼拜六早上9点钟开始，9点到10点是这3家，一家20分钟。
比如说第一个罗太太来摆她的房子。她摆完了以后，高婆婆摆房子的时候她不走，她留在那边看高婆婆的房子怎么摆——因为她们是邻居嘛。她可能会有意见说你这样挡住我的风不好，我们就一起这么弄弄弄。就这样弄了两三次，我们就把这个配置就定下来了。每一个人基本上觉得他们的房子在什么位置是他们需要的，同时跟邻居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我们更希望能够制造一些公共空间。做公共空间其实很麻烦，因为大家都没钱嘛。大家自己房子盖好了以后心想还要盖亭子：“老师，没钱啊。”我就想该怎么办。比如说政府说每一家要做电表，我说不然我们大家一起做吧，六个人一起做个电表。我就把电表做成一个凳子，凳子旁边就变成又一个大家共享的空间。（就这样通过）一些方法来促进这些事情发生。
从规划到整个施工完成大概花了两三年。这两三年时间包括筹钱、找Contractor（建筑承包商）、通水通电，都是各式各样的困难，我们就夹在中间，我也想了一些办法激励大家的士气。
比如说我们盖生态亭时刚好碰到香港建筑双年展。我就跟香港大学要了一点钱，说我们用很简单的方法，学习村子里现在盖东西的方法，盖一个小亭子，放到九龙公园建筑双年展去。居民突然觉得非常兴奋，一下子整个事情提升到一个文化层次了。他们觉得我很够意思帮他们盖村子，他们也很够意思来帮我盖亭子。我们用了环保屏，也做了个小的太阳能。村里老老少少都来帮忙（盖亭子）。完成以后我们把这个生态亭拆掉运回菜园村，等到有一天建好村子，它就可以变成第一个公共空间了。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村民）住临时屋，我也帮他们把临时屋安排好。比如说拿掉几块中间就出现一个小广场，居民很快用他们的方法做了遮棚、做了椅子，变成了整个村子的大客厅。这段时间开始有很多人访问菜园村学习生态农业，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教室，事实上也就开启了一些大家叙事共事的空间。
建筑盖得差不多的时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样子：村子后面是山，有一个好的环境；村子里面有很多公共空间。每一次去的时候，他们都给我有机蔬菜，也会开始跟我讨论这些问题。我相信居民自己的能力，像他们在临时屋、铁皮屋的旁边开始经营环境的能力。我相信这个村子能够达到一种叙事空间，或者大家一起拥有的是一个有意义的村落空间。这是我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我最近两年在浙江南部松阳县平田村的工作。松阳县因为交通相对不方便，所以在整个都市化过程或是工业化过程里面，算是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它们大概还有70多个像这样的传统村子。
一般来讲，山村没有太多的稻田，他们种蔬菜。山村里面都有溪谷，每一个居民都有一块山林。山林里面的竹笋、香菇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生活很重要的元素。每一座山下面都一定是水，谷地就有水，下面就有水口，祠堂通常都在水口旁边。简单地说，整个村子的配置跟自然生态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不是每个人都有四合院，比较有钱的人才有，但是每一个人的房子都跟自然有一种关系。四合院中间的天井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雨水下来，河里的卵石铺成铺面，旁边种了植物。从这个小天井往上望过去，外面是竹林。风一吹竹子就会动，整个山村有一种山气，有一种灵气，有一种云气。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
松阳县县长非常希望能够保存这些村子，同时也希望这些村子的改造能够跟村民有关系，因为这个机缘我们知道了平田这样一个小村。有个村民小江，他是个交警，在村子里长大的。他目睹几十年来村子变化的过程：小时候村子里很热闹，过年过节大家都在；接着都市化，大家都慢慢地搬离了这个村子，村子变成空的了，只有老人住在这里；后来又把乡村小学取消了，小孩子没书念，当然是不能够住在村子里面，慢慢房子就破败了。
小江的爸爸是村里的老书记，很希望能把他们祖先的房子修好，村子里的人能多一些。小江的太太做广告公司赚了一点钱，他就把亲戚朋友的十来栋房子买下来，想做民宿。其实他也很犹豫，这个钱投进去回不回来他也不晓得。照片右边这个是小江，左边是我的助理王浩然。
整个过程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因为我们做了很多效果图、渲染画、施工图，但是工匠看不懂你的施工图，所以你都要在现场跟他们谈。有一次我跟浩然过去，发现房子不行。我对浩然说我明天得回港大上课，你再多留两天吧。结果浩然一留留了两个月，因为他没办法离开。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跟村民一起盖了这些房子。
我们分析这些房子哪些地方可以改，哪些地方不可以改。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破败的房子。我们当然也很系统设计房子一楼可以怎样，二楼可以怎样，旁边的厢房（怎么去做），这是我们原来计划。后来的发展跟原来的这个修建计划稍微有点出入。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地方，因为它是在一个协商的过程中发生的。
中国说土木，在这里面最清楚了。土就是夯土墙，木就是里面的结构构造。土木放在一起，中间是木头搭起来的桁架，外面是一圈土。我们开始修这房子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已经腐朽的木头全部拆掉，然后一把火烧掉，再从中找可以用的好的砖瓦，把它们堆起来整理在旁边。一个四合院看起来是蛮大的，中间这一块是天井。
接着石匠就进来了，把旁边这个挡土墙地基统统做好；把原来拆掉以后留下来的石头重新组织，把周围巩固起来。
同时旁边的祠堂就有四个师傅开始备料了。这是隔壁村的四个木匠师傅，他们传统的技法都非常赞，大概几个礼拜的时间把这些料都备好了，所有的榫卯构件的名称统统都写在旁边，井然有序。
这几位师傅他们传统的建筑技巧和知识统统都在。在过去这几年，因为没有这种传统的活，他们到温州去替卡拉OK做装修，而事实上这些人还在的。
这个是大木架，把大的桁架、梁、檩条统统都做起来，后面看到这是夯土，这边是新的松木。一路一路、一步一步，房子慢慢成型。
我们去掉了下面厢房的隔间，想要强调中间的院子。事实上，传统房子去掉隔间以后是一个流动空间，跟Mies van der Rohe的建筑一样，是非常现代的。当你往上看，天空、自然都进来了。盖好以后，中间的四合院就变成房子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原来的二楼比较低矮，主要做储存。我们把二楼提升了一米多，让二楼比较舒服可以居住。然后我们也想用一些新的方式，让身体跟周边的山能够产生更直接的关系。
比如新加出来的厢房一角，我们觉得可以开比较大的窗户，把山景慢慢地融合进旁边村子里的景观中。过去传统房子周边窗户小，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能够把人的舒适以及旁边的景观慢慢地结合在一起。
我是个建筑师，总想创新，但是我不想光做古迹保存。（我想的是）我们怎样很小心地把一些新的（材料）比如说轻钢架能够带进来，但是能把原来的空间关系改善，产生一种新的建筑状态。
原来这里（下图左侧）有一个牛棚，牛棚倒塌了以后我们后来要加一个厢房、厕所，于是就把它做成地面的建筑。因为房子有高差，上面我们铺了瓦，就可以变成一个小的广场。
后面的这角原来有一个破掉的房子，改造过程中感觉到这个地方的景观特别好，就想能不能把这里变成一个小亭子。
这就是我们在盖这个茶亭。盖茶亭的时候跟传统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希望这个茶亭往前看可以看到山，往上面还可以看到山。这就跟刚才改造那个传统的四合院是一样的方法。
这边有位老太太（下图上方），我一来就注意到她了。她老是坐在那个平台上看山。本来她只看山的，后来我们开始盖房子她就顺带看看我们。后来我盖了一个茶亭在那里喝茶，她就老喜欢这样看我，虽然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话，但是对我来讲她是一个可以想象的故事，对她来讲我希望这也是她共同参与的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广场，我们后来在这里铺了瓦。铺瓦是春节前一个周末，我觉得春节快到了，要赶快把这公共空间做好。周末我就动员了大家一起来把这个小广场给做出来。那天下午广场做了一半，大家中午在那边休闲喝茶，七嘴八舌地说这个瓦要怎么铺、这边要做什么东西。
下图中间站着的这位是老江书记。他那天特别特别兴奋，因为他看到老房子修好了，并且旁边的空间环境又都改善了。站在边上的是非常好的一位石匠，负责了大部分的石头工程。
那天到了傍晚我们就铺得差不多了。沿着村子的路走上来，以前是牛棚，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广场。到了那天下午我要离开的时候，餐厅里的灯打开了，顺着灯看到后面的远山，觉得那个山村的趣味出来了。
过春节的时候，小江发了一张照片给我，听说摄影师很喜欢去那里拍照。这照片像一张圣诞节贺卡，给我很多想象。
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不只是改造房子，还希望跟旁边的空间一步一步地改善关系。房子本身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但是我稍稍做了一点手脚，希望它能够跟我们的现代生活结合在一起。葡萄牙有个建筑师叫Álvaro Siza，他说我们盖房子不单单只是盖房子—— building the ground ——我们是盖地，房子是从地上长出来的。
村民都在参与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小江的父亲，或者是村里的其他人、参与这个过程的人，甚至是旅客，让这样子的空间能够变成他们对这个村子的记忆、认知跟对未来的一种期望。
做点结论。现在中国乡村是大热，很多人因为政策上“要把乡愁留住”就开始复兴农村；有很多人要开民宿；也有很多修复传统聚落的工作。
我们也有很成功的例子。比如说乌镇，原来很漂亮的水乡修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但是在修的过程中，先让村民搬了出去——大部分发展商、政府都是这么做的，然后它就变成一个很成功的旅游景点。我去住了我也很佩服，修得非常好。但是对我来说，这里面少了些什么，就是原来的村民不见了。
这是很典型的一种修复现象。我们怎样让这个过程里面有村民，即使它将来无可避免地要做旅游做观光，但我们希望它多元化，希望有不同的人在这里面能够受惠，有不同的产业。我们希望它的建筑不只是古迹保存，而是有新的生活在里面。我们相信村子的建设都是跟整体的生态有关系的——不只是说它的环境是从自然而来，它排放出去的东西也能够回归到自然。
我更希望，乡村能够对城市起一个示范作用。说白了，我们能不能让乡村“反攻”城市。中国这三十年来是史无前例的移山倒海。城市大规模地改变，或者说，破坏。
这是深圳的深南大道，要过这条马路不容易，我都不晓得这几个人怎么跑到中间去的。你说它不重视绿化不重视生态，可它树很多，都是新种的，但人不知道怎样用。后面这些房子大都是世界著名大师盖的，但是住在房子里的人，跟自然应该有的基本关系、妥协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少的。
乡村变成唯一剩下来，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景观。它能够让我们跟自然产生比较具体的关系，能够让尺度留下来——因为村子的房子就这么大嘛，不是那个40层的高楼，没有人的尺度。
房子到房子之间的中介空间，在乡村还可能找到，在城市已经找不到了。如果我们在乡村学会了做这些事情，能不能把这样的技能、这样的感知、这样的过程带到城市里面来。在城市里的大房子跟大房子中间建立一些有意义的空间，让点跟点连成线，虽然不可能变成一个面，但是可以变成一个网络，让我们在新的生活中找到一些大家共享的叙事空间。
在香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这是最近我在观塘盖的一个亭子。我们把这个展览亭变成开放的，观塘附近的白领蓝领、叔叔婆婆中午都喜欢去那边吃便当、看手机，亭子变成了一个公共空间。小尺度、比较能够参与的东西，还是能够改变我们的居住环境的。
下面是我自己做的一些学校设计，我称之为“都市合院主义”。说来说去我想做的就是在高层学校里面，保持院落，保持平台。比如，在一个八层楼的学校建筑里，同学们只要上一层下一层就可以去到户外的空间，让人跟自然的关系不是一分为二，不是里面有冷气外面没有，而是有更多的协商、协调。
最后一张是我15年前在台湾9•21地震以后盖的一个小学——中坑国小。这个小学是村子的一部分，它是村子的公共空间。盖这所小学的过程中，所有的村民都参与了。地震以后房子倒了，但树留了下来，树可以把这些村民联系起来，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希望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乡村策略，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城市，修补我们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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