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庆公司倒闭后他拍了部电影拿了金马奖 | 一席第372位讲者毕赣
1989出生的毕赣凭《路边野餐》获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这部拍摄于家乡贵州凯里的电影是他大学毕业后第一部剧情长片。
加油站门口有很多卡车司机，每天早上大概7点钟，他们就会疯狂地在外面叫喊，“加油、加油”，每天早上被人家莫名其妙地加油，我就莫名其妙地被鼓舞了。一个星期后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在回凯里的大巴上，我突然发现我应该是一个特别会拍电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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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是一个理发师，爸爸是一名司机，我从小是跟我奶奶一起长大的。那个时候我奶奶开了一家麻将馆，我就在里面写作业。后来到我拍电影的时候，我在哪儿都可以写剧本，一点都不怕吵。
我就讲一讲是怎么开始拍戏的。高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动物，朋友就送了我一张碟，叫《导盲犬小Q》。我看了以后就特别开心，想着有一天可以去拍动物什么的。同时我的另外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杂志叫《书城》，里面有很多关于哲学的、艺术的、绘画的、音乐的讨论。那些我全部都看不懂，但是影评我可以看得懂，因为影评的每一段前面都会有一个故事梗概。故事梗概是一个简介，我都可以理解，所以我当时一直以为电影是特别简单的，就开始想用电影去拍拍动物什么的。
由于成绩特别差，我读了一个大专，专业叫电视编导。我以为跟电影有关系，去了以后发现是学电视的。在大学里面，有一天我很莫名其妙看到了一个前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潜行者》。这部电影的评价特别特别高，说是特别特别好的电影。但我一看就觉得特别糟糕，非常难看，觉得自己完全被骗了。
我就想好好地批评一下这个拍得特别不好的导演，但是要批评别人应该把他的电影看完，所以我就开始想把这部电影看完。但是实在是太难看了，我每天只能看一小段。大概是看了一个星期还是半个月，最后一天终于看完了。我觉得特别高兴，心想我终于把它看完了，回来可以好好地收拾它了。可是在吃饭的时候就突然觉得不对劲，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述那种感觉，直到今天我拍自己真正的第一部长片，包括下一部，都是在与那个感觉对话：我突然找到了电影的美感是什么，但是我没办法表述，就一直用创作去和它对话。
后来我就把塔可夫斯基的一个画像放在我的寝室的床铺旁边。有一天，学校的领导视察工作，进来了看见以后就说：“你为什么要把希特勒放在你的床边？”
我看了一下还蛮像希特勒。我就说我无意的。
后来我就开始看一些电影。但是网络上的电影很多时候没有字幕，很多欧洲电影我也看不懂，因为我英语不好。我就只能看一些台湾电影、香港电影，因为讲中文，比较轻松。但是有些我想看的电影还是没办法找到。当时我生活费很少，也没有钱去买那么多碟来看。没有办法，我就开始骗我的下铺：每当我觉得一部电影好看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好看的道理跟我的下铺讲，第二天他就会把碟买回来，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看，就这样看了好多好多好多的电影。后来他没有做电影。
大二的时候，我拍了自己的第一个作业，拿了学校的最佳影片。奖品是一部手机，我就在那部手机上面写下，“24岁的时候一定要拍出我觉得最好的电影”，特别的意气风发。
读大学时我姑妈给了我一万块钱，我就准备用那笔钱来筹备我的第一部作品，叫《老虎》。回家以后，我开始找一个男主角。我希望他是一个中年人，但是我希望他是一个有着老灵魂的、带着孩子气的一个中年人。这样我发现了我的小姑父。
小姑父在我家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开出租车被抢了很多钱，皮衣也被抢了。三天以后我小姑父就帮他找回来了。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一个英雄一样。
我回家的时候，发现他就在我奶奶家，看雅克·贝汉《迁徙的鸟》。我在学校的时候已经看过了，我就说，你应该换一个频道，换体育频道，我们一起看一场球赛。他说，这是雅克·贝汉《迁徙的鸟》，挺好看的。我好奇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就开始尝试跟他聊天。结果发现他看过很多书，包括陈凯歌《孩子王》的原著小说。原来他对电影、对美学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我就想让他帮我演电影。我就问他：“小姑爹，你能不能帮我演我的电影？”他的回答特别江湖:“别人的忙我都会帮，何况是你的。”
假期过去，回到学校。我想，拍电影应该有一个剧本吧。于是我就写了一页纸的剧本，然后我在那张纸下面垫了厚厚的一叠白纸，下面都是空的。我找到了一个有摄像机的同学，把那叠白纸放在桌子上，说，跟不跟我去拍电影。他一看，那么厚，“跟。”
这样我一共找到4个人，准备回家拍电影。我跟奶奶打电话说想带几个人回家拍电影。我奶奶很担心别人的安全，因为从太原去贵州很远，而且当时交通没有现在这么便利，坐车都要30个小时。她怕人家的人身安全有问题，所以不同意。然后我就哭。结果她就同意了。
我把几个同学带到凯里，可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会拍电影。我不知道怎么拍，每天也不想拍，因为我很懒，剧组的那几个人就崩溃了。因为我的剧本只有一页纸，副导演就把每一句话剪下来贴在黑板上，每天逼我拍一句话。我后来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就是一场戏一个镜头就拍了。
我们会背着一些小小的设备，用黑色的（包）装着它，基本上都是早出晚归的。有一天回家的时候，楼下小卖店的那个人就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说，那你觉得我们是干什么的。他说：“你们是不是钓鱼的？”后来我就保持这样的状态，像钓鱼的一样开始拍。
最后拍完了以后，我发现这个叫《老虎》的作品所有的素材，一半是没有声音的，好多穿帮，话筒都穿到正中央来了。我觉得这个作品非常糟糕，没办法再做它，我就把它放下了。我觉得我可能不是拍电影的这块料。
到了大三，我们学校是要去电视台实习，我就不想去电视台。我有个朋友在加油站里面上班，我想去加油站跟他一起打实况足球。
在这部影片里面，我有个40分钟的长镜头，很多人问我怎么可以把调度做得那么清晰。我说我从前就开始打实况足球，它就有个很小的地图，都是那么调度的，对我来说很习惯。
加油站每天晚上门口就会有很多卡车司机，他们会在那儿住一晚上，第二天起来要加那些柴油、汽油。还有很多那个小镇的青年会给摩托车加柴油。每天早上大概7点钟，他们就会疯狂地在外面叫喊“加油、加油”。
我在里面就是半梦半醒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一个星期，每天早上被人家莫名其妙地加油，我就开始被莫名其妙地鼓舞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在回凯里的大巴上，我突然发现我应该是一个特别会拍电影的人，非常非常有信心。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之前写了很多像日记、随笔一样的东西，一直把它当作QQ空间，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诗。我就开始把我那些很松散的《老虎》的素材组接起来。我发现它特别有美感，虽然有一半的声音也还是没有，还是那么粗糙。穿帮的地方我没有办法，我就把它放大了，所以很多时候，拍的是全景，到了《老虎》那里变成特写，而且特别粗糙，像八毫米的实验电影一样。
特别感激张献民老师还有卫西谛先生，他们把《老虎》选进了那一年的南京影展的主竞赛单元，当时我22岁。拍完《老虎》以后我就回家了，我想我现在应该也不是特别着急拍电影，那就找一份工作吧。
我跟我的录音师一起在贵阳开了一个婚庆工作室。妈妈给了我一点钱，录音师的爸爸把他家的货车卖了给了他一点钱。再加上我师妹，我们三个经营了一个婚庆工作室。
没多久就倒闭了。
我跟录音师就搬到了另外一个毛坯房里面。我们去旧货市场淘了两张床垫，应该是席梦思的吧，买了很多轮胎，把轮胎垫在床垫底下当床睡。那间房子有两个房间，一个有门，一个没有门。因为录音师没有女朋友，所以他睡那个没有门的房间。
就在那里，我们拍了《金刚经》，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短片作品，虽然喜欢它的人很少。
拍完那个作品以后，回到凯里我就特别意气风发，因为当时在香港拿了一个奖。我觉得我应该特别会拍电影，凯里的朋友应该觉得我特别厉害。我跟他们讲我是多么多么厉害，结果他们一点都无动于衷。他们觉得我是拍微电影的，我很生气。
后来拿了金马奖以后，再回去发现他们态度完全改变了。我跟他们喝酒，其中一个朋友跟他新的女朋友介绍说我是谁谁谁，我拿过金马奖。我觉得，“啊，他们终于懂得我在干什么了”。然后他接着说，他拍微电影拍得很好。
所以这样的状态让我保持得非常非常好，我很喜欢他们。我每次拿奖他们都会高兴十分钟，十分钟以后就不会有任何的感觉。我在凯里跟他们待着状态特别特别好，所以我没有去北京，没有去其他地方。
拍完《金刚经》，我想也没有机会去拍我的长片——我当时已经在写《路边野餐》这个长片了——那我就先找个工作吧。我姑妈就在客运站上班，有一个名额可以让我去考试，只要稍微过一下就可以进去工作。我就去考，我觉得就应该放下所有的东西去好好工作，30岁再拍电影。考完的第二天，我让太原的同学给我买了张机票，就走了。还好我姑妈也没有怪我，因为我也没考上。
去太原以后，我跟我的老师丁建国——我一直叫他师父——每天开始酗酒，每天都喝得很醉。后来我就想去北京找一些投资什么的，老师也帮我找，但都没找到。我只好又回到凯里。
刚好那时我的那几个朋友准备去爆破公司上班，我想着跟他们在一起应该蛮好玩的，就一起考了一个爆破证。我拿到爆破证的时候我老师就慌了，他说我可以自掏腰包给你钱拍电影。我一想还蛮感动的，就去跟我妈说我想要拍电影。我妈问你要多少钱，我说两万块，我妈就觉得我有病。她说，两万块够吗，我说够了。后来我妈就给了我两万块，我师父给我打了一些钱，我太太也拿了一点点钱，还有我的朋友也拿了一些。我就开始筹备《路边野餐》这部电影。
我把很多朋友都叫到凯里来，就这么开始拍。我们租了两套房，每天晚上都会开会，墙上画了很多分镜头。开会时我就会带他们玩游戏，比如说真心话大冒险，我就要大家讲出他们最羞耻的事情。所以在剧组里面我们亲密无间，因为我们知道彼此最最羞耻的事情。
两个月以后，因为没有任何资金，大家的情绪和体力都到了一个顶点，我就把剧组解散了。我跟录音师、我太太，还有文学策划，他叫陈骥，我们几个人又开始补拍剩下的30%。
有一天，我们在山上拍戏，下了很大很大的雨，没有地方躲。我们几个就保护着器材一直在那淋雨，大家都特别高兴，因为我重新又找到了当时拍《金刚经》的创作状态了。
拍完以后我就把素材给小姑父看，问他好不好看。他说特别特别好看，但是我发现他在看的时候全程都在睡觉。后来我们在瑞士洛迦诺影展首映的时候，他和三千个人一起看，然后他就看哭了，第一次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他回去的时候一直在抽烟，我也没有再问他好不好看。
拍完素材我就去北京，开始做后期的事情。几家公司陆陆续续看过素材以后，他们分别开始帮助我。第一个后期公司的制片就推荐了剪辑师给我。当时我特别不想见，剪辑师也特别不想见我，但是出于礼仪和礼貌，我们还是见了一下。
我们选在一个咖啡馆见面。一坐下来她告诉我，她学的是造船业，我觉得那这样应该蛮会做剪辑的，因为造船嘛，它有很多结构。我又突然觉得，还蛮想让她来剪我的电影的。我推荐了两部电影给她，一个是塔可夫斯基的《乡愁》，我想让她看看不是那么动作化的剪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接着我又推荐了法制频道《今日说法》的一档栏目，她就完全懵逼了，她不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就想跟我合作剪那些素材。
那个时候我在北京，跟我太太住在我师父丁建国给我们的一个房子里面。房子是他租的，在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特别特别小，只有一张床。隔壁一个大房间是女房东，她的脾气特别暴烈。我和我太太经常没有热水用，我也不敢跟师父说，怕他为难。她也不准我们大声讲话，但是那个房间很小，情绪很容易波动，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就用悄悄话来吵架，但每次都没吵起来。
后来有一天，我发现路由器的密码被改过了，我就很生气，因为房东不让我们用网了。剪辑师叫秦亚楠，我每天去亚楠家剪辑的时候，就先把那个路由器重启了。房东不会弄路由器，她每次都得请人来重新弄，结果三天以后，我和太太就被赶出来了。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就住到亚楠家。
剪辑完以后，我们请了很多老师前辈来看。他们都很关心我，但是每一次都有很多意见，我就很沮丧。我跟亚楠每次去给他们看的时候都满怀期待，每次他们看完以后都摇头，我们再满怀沮丧地坐地铁回去，回去我们就重新看一遍，发现没有问题。大概这样有十几次吧。
后来大概剪完了以后我准备去参加电影节。去洛迦诺以前，亚楠突然告诉我说她的信用卡欠了六万块钱。我一想，她剪我的电影又没有什么钱，还不能接别人的片子，还得请我吃饭。所以我就跟她说，我下面一部电影给你的酬劳应该是六万块钱。没想到，下一部电影资金很多了，我决定还是只给她六万块钱。
我跟剧组的几位制片一起去了洛迦诺，大家都很开心。在洛迦诺，我们体会到了什么是很纯粹的电影互动：在首映的时候，我在候场，等着观众入场入完以后我上台去跟观众打招呼。突然就进来了一个中年男人，胡子也很多，我英语不好听不懂他讲的什么。他讲了一堆，我的制片就特别兴奋。他走了以后制片就说，他说他特别特别喜欢我的电影，因为他们看过媒体场，但是他不应该来找我，因为他是评委。我当时就觉得那可能肯定又会有好的收获，我就没有再把心思放在上面。
我每天都带着两个制片去洛迦诺电影节旁边的赌场玩。我每天都会赢钱，有时候赢20瑞士法郎我就买两瓶酒，我们三个人一起喝，如果赢150的话我们就去吃牛排，这样每天都很高兴。这样陆陆续续我又去了其他影展，然后到了今天。
我没有准备任何的结尾，因为我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
当年《老虎》去南京影展的时候，我在外面坐着，放完以后我要去跟观众互动。我说“谢谢你们花时间来看我的电影。”这句话一直到今天。我去过几百场电影的Q&A，每次我第一句话都会讲这个。
我毕业以后回到凯里，还去过一个广告公司，是朋友介绍的。其实那个老板人蛮好的，但是我拍的东西他老指手画脚，我就特别特别烦。有一天就跟他吵架了，他说滚，我就走，走到电梯里面，我发现他在里面还在喊，说你有才华能当饭吃吗？今天我想说，我能。
看完演讲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在文章下评论中提问，我们会邀请毕赣回答。电影《路边野餐》将在7月全国公映。
「路边野餐」20160403 ·台北
毕赣是一席第372位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