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丑的课本，该拿它怎么办呢？| 张柏韦 一席第407位讲者
一群刚毕业的台湾年轻人组建了“美感细胞团队”，邀请14位设计师与插画家，重新设计了台湾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内容，让课本改头换面。
今天我们说教科书长成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也不会只是出版社的问题，也不会只是教育部门的问题；它可能多多少少也是学生的问题，也是家长的问题，也是老师的问题。因为每一个齿轮就这样扣在一起，好像每一个都只错了一点点，可它们互相影响所造成的问题就非常大。
大家好，我叫张柏韦，来自台湾。我毕业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其实交通大学是一个非常理工的学校，我在里面读了一个文科。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们都是那种学渣类型的，平常聚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讨论学生会要玩什么活动，讨论我们接下来要办什么，甚至有时候会讨论台湾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
2013年的春天，我们三个都跑到国外做交换学生，我去了荷兰，在荷兰的生活让我有很多反思。我生活在阿姆斯特丹，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城市，尤其在建筑方面。你会发现那里的建筑物有点奇怪：它过分细长，尤其是中间这一个，你会觉得它好像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房子，门一打开可能就要上楼。
这样子的房子怎么会存在？十七十八世纪，阿姆斯特丹跟现在的国际大城市一样，地价或者说课税都非常高，跟如今依楼板面积课税的方式不一样，当时课税只看房子占地大小，盖一层楼跟盖十层楼的税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非常穷，还想要住在阿姆斯特丹，就只能靠往上盖楼这种方式。
但是我觉得很酷啊，这么有历史味道这么有故事的东西就留在他们的生活里。
学渣到哪里都是学渣，所以在这半年里，我们还是到处玩。我们去巴黎时正在举办叫“70年前的巴黎”的活动。70年前，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巴黎人很开心，所以拍了很多照片。这个活动就把70年前巴黎的照片跟现在的街景对上，反白之后，很多场景都无缝接上了。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欧洲这些国家在城市样貌上，都自然而然呈现了一种美学。生活在这样的环境，自然而然就得到享受与滋养。
半年之后交换结束了，回到台湾，视觉反差非常强烈。看看我们的街道——
所以我们几个就聚在一起开始讨论：为什么好看的设计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我们的设计师不如人家吗？欧洲的设计师确实都很厉害，但台湾也有很多非常厉害的设计师，国际水准的，像古又文、聂永真等等。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精英的好品味不能传递给大众呢？
其实精英跟大众本来就有落差很正常，然而断层过大，大众失去了理解精英的耐心，就会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做那么好看的东西，渐渐地没有要求，美的事物就会消逝。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断层？
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小孩子平常看到的。这是我随便找的他们网络上一些海报的设计。
而我们呢，这是我们常见的样子，有台湾的也有大陆的。
在这两种环境生活二十年，有什么差别？最大的差别就是：
前者觉得这样叫60分，后者觉得这样叫60分。当他们的60分是我们的90分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就继续问，难道我们没有美学教育吗？有，但是……
博物馆太遥远，台湾小朋友一年去美术馆的次数不到一次。博物馆在资源非常集中的地方才会产生，必须要有钱有闲才能有可能。如果我不是一个都市小孩，我住在偏乡，获得这样的美学资源就非常困难。
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念书，早上四节课下午四节课，8个小时一天，40个钟头一周，1400多个钟头一年。惨一点的还要晚自习，还要周末补习……
到这里，我们就发现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改造教科书——上课太无聊，课本太难看，我们经常创作这样的，杜甫很忙，他扮演很多角色。
一本好看的教科书是多么重要的事。所以我们开始了这个“美感细胞 | 教科书再造计划”。而且我们决定一定要做主科，不能做一个大家不重视、可能很容易丢弃的科目，美术啊，音乐之类的，我们选择做了国文这一科。
国文科其实非常有趣。如果大家觉得哈利·波特或者金庸可以出精装版，每一页都做得很漂亮、封面做得很美，难道国文科不行吗？
所以我们那时候几个人讨论就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做，自己觉得很雀跃，可是事实上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我自己念人文社会学系的，我另外两个伙伴更惨，一个念电机系，一个念机械系。
那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开始问别人。前半年访问出版社的业务，问市场的状况、饱和程度；我们去问设计师对教科书现行设计的想法；甚至还找到一些政治人物，问他们对这样的政策推行的看法。
花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也遇到很多挫折，有些人觉得在这么保守的市场底下，你不太可能做到创新，还是不要做这件事情了。或者有人就一直鼓吹我们做破坏式创新——就是来开一家出版社跟大家开干，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出来。
不过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发现问一个好问题的价值比得到一个好的答案重要多了。一个好的问题它可以引领到下一个层次，因为你了解这件事情，在问下一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一个好答案只是帮你结束到当下这个问题的回答而已。所以那半年之内，我们突飞猛进地开始了解这件事情可能会遇到的阻碍。
有一天我问了一个教授，把这个idea重新跟他讲了一次。他就说：“哎，你这个idea不错，可是为什么你不做一个demo？”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做demo有一个非常巨量的价值。
今天我在这儿说我要做一本美感的教科书，在场有四百个人就有四百个想象，每一个人想象的美感教科书都跟我想的不一样，一定会有一点落差。今天我在跟你们讨论这个东西可不可行、能不能做的时候，你们是依据自己心中的想象去做判断的，所以很可能我们讲的根本就不是同一本书，那今天在做这样讨论的时候很容易就失焦，唯有你把一个demo做出来，告诉他真的长这样，我们依据这样的东西来做，哪里可以修正哪里可以做得更好，这样的讨论才有价值。
因为我们自己既不是念设计也不是搞教育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做一个demo就必须非常拼命。那时候我记得我自己的生活费大概是六七千块台币，大概折合1200块人民币左右。我们那个时候就透过脸书去敲我们认识的会做设计的人，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所限，所有参加的设计师，我们都只能要求他们用无偿的方式跟我们合作。我们大概前前后后找了快三十几个设计师，最后有十四个设计师同意跟我们一起做这一次的尝试。
这是我们第一次开会。我们跑到台北的一个地下街，那边有一个小空间可以开会，然后租下他的场子把大家都叫过来。
我们也跑去做群众募资，你们这边叫众筹。我们募到不多，大概是五万人民币左右，至少有一个基本的本可以把这个教科书做出来、印出来。
这是原本教科书的样子。
这是我们改的。
这是原来的。
这是我们改的。
简单播一下我们在香山大湖国小第一次发书的状况。大湖国小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学校，一个班级的学生大概只有九个人，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才比较愿意跟我们做这样的尝试。当时我们名不见经传的，大家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很高兴可以找到这间学校。
我先声明，整个影片我们都是像透明人在旁边看，现在小孩子讲话就是可以这么成熟，讲到这些不可思议的字句都跑出来了。
如果用比较科学的方式，我们应该找一个实验组跟对照组：今天他用我的教科书五年，他不用我的教科书五年，两者之间做一个比较，最后才告诉你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效。可是这件事情不太可能做到，而且影响这样环境的因素也很多。
所以透过这些小朋友的反应，你可以知道：第一，他们可以了解设计师在想什么；第二，他可以真正有意识地去想象所有课文的内容。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震惊而且很高兴的事情。
我们也得到蛮多回馈的，这些回馈是一些实物上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地方，所以我们第二本做了一些改良。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标楷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可能觉得标楷体很常见很丑，可是后来发现，在小朋友学习字体的时候，因为标楷体保存字的一撇一捺的粗细大小的差别，所以小朋友可以透过这一撇一捺的书写过程，理解什么东西先写什么东西后写。标楷体在小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体，还没有什么字体可以取代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第二本就全部都恢复标楷体。
第二，我们发现生字排列的位置必须要统一。虽然你会觉得好像有个地方放就好了，可事实上你会发现，小学生都习惯在右下角可以看到生字，如果你哪一天拿掉了，他就真的找不到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把所有的生字都摆在下面。
第三，我们尝试了一些比较特殊风格的东西。这一课叫作《空城计》，就是司马懿跟孔明斗智的那一段。我们用这样泼墨的方式来呈现千军万马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在过去教科书非常少见的状态。
第四，我们发现过去教科书会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会把课文的名称变成一个非常小的标题，龟缩在角落里。可是后来我们觉得，如果所有的书面都会有一个很美的封面放在前面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把每一课都做出一个主视觉，映入眼帘就会有一个直接的想象，所以我们把每一课的视觉都做出来，不管是蒋勋的这一课，或者是《果真如此吗》等等。
后来我们为了延续下去，就申请法蓝瓷的想象计划，又得到大约10万人民币的奖金，就可以继续做下去。这一次我们就想要做出更多不同的尝试。过去我们都做一个年级，我们希望可以开始做中高低年级，你也会渐渐发现，每个年级的审美或者是欣赏的东西都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当时我们就找了全台湾大概80多个班级、60几所学校，一共发了2000多本书。弄了一台车，做一次巡回的发书之旅，这是今年的事情。
一年级我们做了一些尝试。首先我们把课本用纸的底色弄得淡了一点，让它不会那么白。因为我们发现长时间的阅读，过白的字体其实很伤眼睛。不过也意外地发现，其实一年级的小孩对这样子刺激炫目的东西反而是更有感觉的，饱和度非常鲜明的颜色在课本上他就觉得开心，所以这是一个尝试。
后来我们也做了一些东西。譬如说像一年级前面的封面，我们就做了一些贴纸，有些人贴出恐龙，有些人贴了他自己喜欢的字，有些人贴了古代人的脸等等。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创作的过程，让每一个课本都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三年级我们就混入更多的风格的选择。譬如说像这一个，我们就做了一个拼贴的手法，让整个课本里面的风格更加多元。每一课都是一个独立的插画师设计师去做这样的排版跟设计。
五年级我们就试图地把它导入更多的设计感。可能有些东西是你要必须理解这个课文之后才能了解的，或者是在它的印刷上面做一些浮水的设计，让它们有一点不同的感觉。
最后我想要讲的是这个改变的过程。两年前你说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太多，我也不可能想太多，因为我了解得太少。我大二的时候有一本很喜欢的书叫《精英的反叛》，这本书其实蛮有趣的，它是透过一点点反讽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今天如果你自诩为精英分子的话，你应该肩负起这个社会更多的责任，有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你要试图把它解决。
做了这两年回头看，我觉得这个世界的长相就有点像这张图片。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巨大的机械结构，因为人的协作越来越复杂，一环扣一环的，每一个单位都好像是一个齿轮。所以今天我们说教科书长成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也不会只是出版社的问题，也不会只是教育部门的问题；它可能多多少少也是学生的问题，也是家长的问题，也是老师的问题。因为每一个齿轮就这样扣在一起，好像每一个都只错了一点点，可它们互相影响所造成的问题就非常大。
我们会觉得要做一些改变非常困难的原因就是，你好像要扳掉其中一颗齿轮，可是你要扳的事实上是整个机械的齿轮，所以你遇到很大的阻力就很难动。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你要知道你有哪些齿轮必须应付，然后该怎么扳动这些齿轮。
拿教科书为例。今天和一本教科书有关系的就这几个：学生、老师、家长、设计师、出版社、民众。你要找到一个切入点。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将美感这个元素打入现今的教科书市场。换句话说，只要发生一件事情就好。
当好看的课本卖得比不好看的课本好，那就会产生市场机制，大家就会想办法把自己的书本做得更好看，更好看的书本就会想办法通过审查，然后送到学生的手里。
现在我们的脸书都会有很多家长或是老师询问到底哪里可以得到我们的书；也有非常多的教师工会愿意帮我们推行这样的idea给所有的教师；出版社成立了新的设计部门重新设计他们的教科书；当初跟我们一起画课本的几位插画家，因为风格受欢迎，所以就去画了现在的教科书的封面……这样的事渐渐发生。
大家开始讨论这件事情，无形中对体制产生压力，你透过对这些系统的了解，给他们最适合的东西，这个机会就有可能成。
其实当初在做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这件事情，可是你会发现，当你生产出的东西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时候，社会会用无限的力量来扶植你存在。
比如说当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出版社对你其实非常有兴趣，他会想知道你打算要怎么做，不管是文字方面或者教学经验方面，我们都得到出版社很大的帮助。
教育部门也会对你有兴趣，因为它觉得如果真的可以做好的话，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政策，他们开始思考审查教科书的流程是不是有地方可以优化。
所以这些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得到赞助或者是转圜的余地，然后一直走到今天。
最后讲一下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五到十年之内，台湾50%的孩子可以用我们设计过的课本。其实这个数字不难，我们透过跟一些出版社的合作，事实上可以慢慢追上这个数字。我们相信这些孩子最后都会长大，那他们可以继续改变台湾。
这是我们的slogan：给我一本教科书，给你一座美术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翻开你的教科书，每一页都是不同的插画师，6年国小，12个学期，一本课本有14课，那就有168种风格。如果你可以从书本上体验168种不同风格的美，那我们今天还需要美术馆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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