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个人的命运，只是一个人的悲喜，只是一个人的上升和坠落 | 双雪涛 一席第465位讲者
双雪涛，写作者。主要作品：《平原上的摩西》《聋哑时代》等。
我有时候也想，人生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口袋，只能装这么多东西。有时候一个人走来走去，身边的人一定会更迭。这种更迭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要不然人生就太臃肿了。拖着好几火车皮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走远路的。
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也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失去的。所以所谓“冬天的骨头”，我就想说，有时候人心里应该坚持一些东西。可能对于我来说，讲到这儿也该结束了，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句话：首先人应该善良，其次应该诚实，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相互遗忘。
冬天的骨头
双雪涛
大家下午好，我叫双雪涛。我是一个沈阳人，是个写小说的。
《冬天的骨头》这个题目确实憋了我挺长时间。我自从应下这事以后，其实有点悔恨。打心眼里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是躲在作品后边，去源源不断地制造梦和幻觉，而不是应该出来讲演。这个事好像是违背作家的本职工作。
但另一方面呢，我有时候也想，一个作家这种自闭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或者恰当的自闭才能赢得恰当的自由吧。就比如说咱们知道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塞林格，塞林格就是出了几本书之后，感觉不行，得躲起来，得去写一本大书，然后就躲起来了。这一躲可能五六十年，他就像一个在闭关研究武林绝学的高手。但是最后六十年过去了也没出关，也不知道他练成了什么。所以这种自闭和自我的封锁可能也有些问题。我从这方面一想，哎哟，鼓励自己还是来讲一下。
另一方面我问了一席，他们说可以讲东北话。因为我从小也比较爱讲故事，但这故事吧，如果不拿东北话讲，就不能说是我的故事了。所以我得到这个允许之后，就大概讲一下《冬天的骨头》。
这个“冬天的骨头”的原意，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知道的。有一部美国的小说叫《冬天的骨头》，也有一部电影叫这个名字，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这个故事就讲一个女孩的父亲失踪了，她要把她父亲找回来。她找了很久，发现父亲是一个毒贩，然后进一步又发现父亲其实已经死掉了。所以她的工作其实从找父亲回家，变成找父亲的尸骨。因为尸骨一方面是个念想，另一方面可能涉及一些遗产的继承、房产分割等很多问题。所以这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就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去找父亲的尸骨。
这个电影的结尾是她终于感动了一些人，带着她去找父亲的尸体。他们乘着一叶小舟划到了一个河上，是个冬天，那个小舟就像凝在河面上一样。父亲的尸体其实已经被沉在水下，冻得硬梆梆的。她伸手去捞这个尸体，拽不动。也不能把这尸体整个拿走，因为整个拿走之后，对于杀他的这些人可能也是一个麻烦。旁边的女人就说，你把他的手锯下来拿走吧。所以这个电影的结尾是，旁边一个人帮助她，用电锯把她父亲的双手锯下来带走了。
电影《冬天的骨头》海报
当时看完电影我很震撼。所以我今天想讲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可能都跟“冬天的骨头”有关系。具体是什么样的关系，讲完大家可能清楚一点。
我先讲第一个故事。我小时候，东北其实比现在要冷，非常冷，漫天彻夜的大雪是经常会下的。这种大雪下起来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在路上走是睁不开眼的。彻夜的大雪下完之后，第二天早上一看，整个世界就像一个悬停在半空的琥珀一样，晶莹剔透。
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沈阳人都知道，有一片巨大的棚户区叫艳粉街，也叫艳粉屯。它处在沈阳市市区和乡村之间，从空中看像蚊香一样，一圈一圈的，有2000多户居民吧。因为房租很便宜，治安很混乱，属于一个三不管的地带，所以一些刑满释放人员、诈骗犯、妓女、残障人士，还有一些想涌入城市失败又退回来的农民都聚在那一片。
艳粉街
那时候我父母是双职工全部下岗，所以只能租最便宜的房子，就从市区搬到艳粉街。艳粉街的地基是下陷的，比地面要低。所以一场夜晚的大雪下完之后，第二天门是推不开的，已经完全被雪堵住了。
所以我和我父亲基本都是拎着铁锹从窗户跳出来，把门前的雪挖通，把门推开。这活干完之后，一摘帽子基本上头发全都是热气向上升起，像内力很强的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妈的面条已经煮好了。
我记得有一个小女孩就住在我家旁边，她姓仇。仇姑娘的父亲经常打她，因为她没有妈妈，就把她绑在一个长条的椅子上殴打她，所以她积累了很多战斗经验，在街上一般人是打不过她的。虽然她是一个女孩，同龄的男孩都打不过她。
有一天我可能不知是哪根筋对了，可能也是休息得比较好，就打赢了一仗，把她头发薅下来一撮，她大败而归。晚上我回家跟我妈炫耀，我说今天把老仇家那个老大给打了。我妈说哎哟，你还真挺出息的，你能打赢她真不错。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这么冷啊，就跟我爸说。我爸当时睡得特香，我把他捅醒。我说，爸，不太对呀，有点漏风呀。我爸也感觉不对，确实冷，就开始找。窗户都关得很严，没有风。我爸就下地，出门一看，家里门没有了。
这位仇姑娘连夜把我们家的门给卸走了。我们家的门就是一个薄薄的铁皮，但是它也很有用，也能挡点风啊。这门一卸走之后，基本上穿堂风就全过来了。所以第二天我就负荆请罪去道歉了。说昨天不应该打你，不应该薅你头发。她就基本上把前天挨的那些打偿还给我了，给我几个嘴巴子，就把这个门还给我。我就背回来了，再把这门装上。
在座的各位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冰尜。冰尜有点像陀螺，木制的，底下有一个钢珠。下过大雪之后，雪一扫掉其实地下是有一层薄薄的冰的，我们就在冰上玩这个冰尜。冰尜需要另一个配套的工具，是个鞭子，用鞭子抽冰尜。在鞭子前面做一个小小的扣，一抽这个冰尜就迅速地旋转。
冰尜
一般每家孩子都有冰尜，而且互相比较做工和工艺。我们的父亲基本都是工人嘛，车工、钳工，可能有的手艺好一点，有的手艺差一点，但是也跟所用木头的质地有关系。我们家的冰尜一般都是比较糊弄，可能是杨树的或者是什么一般的木头就凑合弄了，比较轻。最好的冰尜，我记得应该是用那种垫在铁轨底下枕木做的，质量非常大，密度非常高。一转起来威风凛凛，像要钻到地里一样。
仇姑娘就经常会得到这种冰尜。当然不是她爸给她做的，是李师傅给她做的。这个李师傅是我的邻居，我也认识他。我央求他过好几次，他也不给我做。他的手艺特别棒，是个修自行车的。我对的他印象，一般都是冬天叼一根烟，穿一个破棉袄，然后坐在路边去给别人粘车带。
1981年 哈尔滨 / 久保田博二
老李是一个独身的男人，在我们那儿算是一个很老实也很沉默，然后看起来又比较温和的中年人。他曾经可能在喝醉酒之后提过，说他女儿一直在国外读书。这在我们那儿其实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事情，因为我们那儿布满了一些不读书的人，感觉他好像是在吹牛。但是他并不是总拿这事炫耀，很少说。
有一天，我记得应该是1999年左右吧，我们艳粉街就来了几个陌生人。因为我们邻里都非常熟，大家都认识，甚至邻里的亲戚我们都认识。这几个陌生人进来之后其实很扎眼，我们就能看到。
他们直奔老李的修车摊，老李当时正在家里下面条。他们进去之后就问老李，说某某某你认识吗，大概是分散注意力吧。老李可能就在脑子里过了一下，刚要想，就被按在灶台上了铐起来了。问他钱在哪里，李师傅就保持沉默，然后就被带走了。
后来开始搜查，我们很多人都围观。他的房子很小，十几平。后来就在房子上面的大梁上找到了。都是方块的，一个个牛皮纸包好的，大量的现钞，大概有个一百多万吧。但在当年，一百万已经很多很多了。这事儿震惊了我们整个艳粉街。
后来才知道，他们这个团伙可能是5个人，从1995年到1999年，跨度大概四年半，杀害了19个人，累计抢劫应该是三四百万。这在我们那边是一个特别重大的案件。我们在电视台经常能看到，滚动播出，说今天这个案子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进展。很难想到这个人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因为1995年那个时间，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节点。改革开放的浪潮到我们那之后，整个东北的计划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这里头其实包含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贫富迅速地分化了。
这个团伙其实是两兄弟、两兄弟再加一个老李，那两个都是亲哥俩，他是一个单崩儿的。他干什么活，他就是负责弄点尼龙绳，准备点作案工具。然后放个哨，踩个点，开个车，属于这种剧务辅助人员。
他们主要的抢劫对象就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一些下岗工人，还有一些恶习，有的酗酒，有的赌博。他们看这些人迅速地富起来，很眼馋，很着急。唯一的方法就是我迅速地把你累积的财富抢过来，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抢劫那些批发业者，还有一些富起来以后对自己的财产有点炫耀的那种人。
这个团伙基本上都是不留活口，当场打死，而且有一个非常缜密的作案路线。他们先要抢劫一辆出租车，因为出租车的性能是最好的，天天在路上跑肯定没有问题。比如这出租车要去苏家屯，可能需要50块钱，他们说好，我给你100你去不去？一般出租车司机都会去。
他们去了之后，把这司机从前面的驾驶舱骗下来，把他勒死，放在后备厢，直接开这个车就去抢。而且路线他们已经勘查几个月了，用这个车可能就用一两分钟最关键的时刻，就是逃走的时刻。
这个案件被我们沈阳市当时的电视台拍成了一个纪录片。这五个人最后都是死刑，立即执行了。老李可能是这里头最不服气的，他说他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只是为大家准备点材料。但是其实这个案子性质非常恶劣，我们都知道谁也逃不过这个东西，杀人偿命嘛。
他的女儿真的是在国外，从日本赶回来为他奔走辩护。可能他女儿出国的钱还有一些是他抢来的。
我当时十五六岁，这个故事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一方面是我们能看到人的肉身，肉身都能看得很清楚。但人的骨头碎了，骨头变形了，出了问题其实很难看到。
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世界看起来都很平滑地运转，其实内部有很多暴虐的事情，有很多残酷的事情，其实并不被我们所知晓。当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赋予它一个正义，把这事情抹平，好像这事情就跟没有存在过一样。但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他的邻居，我知道这个事情真真实实地发生过。
这个人当然是有巨大的问题，他是个冷血动物，残害同类，绝对是不能够允许的，而且没有任何大时代的借口。这里头其实涉及的是个人的命运。
那时候学校给我们灌输的教育是我们对世界有宏观的认识，有一些哲学经济学的方法告诉你、教给你要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但是当时这个事情给我的冲击是，可能从一个个体认识世界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总结性的，不是一般性的，不是要从这里面提炼出什么大道理。只是一个人的命运，只是一个人的悲喜，只是一个人的上升和坠落。其实你仔细琢磨琢磨，是非常值得写的。
当时我没有想去写小说，去当个作家。但后来当我去写作的时候，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想去写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命运。我并不想折射什么大时代，或者用一个人的命运去折射大时代。我觉得一个人的命运就非常值得一写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对我人生改变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也算是我讲的关于冬天的骨头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可能这个骨头就有那么一点象征意义了。
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姑且叫他小霍。我们两个小学是一个学校，但不是一个班级。我们东北的小学其实有的时候很寒碜，大家小时候都很喜欢打乒乓球，但是没有那种专业的乒乓球台。就是水泥台子，中间没有网，拿砖头一摆。当大家为了抢乒乓球台的使用权的时候，这个砖头就不是网子了，就可以拿起来使用了。我跟小霍为了抢乒乓球台还真的是动过手，我记得我脑壳还被他打开了。后来上初中之后，我们俩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为什么会要好呢，首先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很孤僻的人，但是孤僻的原因不一样。我是从艳粉街考到市里的一个所谓精英的学校，整个属于格格不入的。我非常没有规矩，非常野，非常不懂得什么是纪律。也非常不知道老师的话是应该听的，不听是要吃亏的。
而且其他人家里都有电话，有有线电视，我是没有的。我家里一共就收俩台，一个中央1，一个中央2。所以这种谈资，比如别人看一个电视剧，看一个什么特别好的节目，我是看不到的。然后放学了之后互相打电话说咱出去玩吧，我们家没有电话，也找不到我。
这种孤立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就属于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想符合父母的期望，但是又对当时那个制度那种教育非常抵触。这种内心的张力让人非常痛苦，尤其在那种比较小的年龄。所以当时就睡不着觉，很年轻的时候就失眠了，基本上睡觉比考试还要紧张。每到晚上，哎哟，又要睡觉了，这种紧张的感觉基本等于上考场。
小霍是什么问题呢，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他表面是唯唯诺诺，而且有点哈腰驼背的感觉，但其实内心里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原则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并不是纷繁复杂的，并不是一个很难琢磨的世界；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是个颜色问题，是个黑白问题，就是对与错的问题。他的孤僻是因为他要坚持自己的一些原则，他一定不妥协。所以我们两个特别能玩到一块去。
那时候我们俩最喜欢玩什么呢，踢足球。但是学校不允许踢，只要有老师逮着，马上拿钉子把球给你扎漏，让你拿回去也白扯。“你看漏了吧？行，今天歇菜了。”就这种感觉。适者生存嘛，没有办法，逼得我们只能踢那种小网球。这么大点的小网球，倍儿硬。那会儿经常是20个人抢这么一个球，“咣当”一脚射门踢兜里了，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小霍踢后卫，我踢前锋，我们俩配合非常默契。因为很多时候，尤其是少年的时候，需要一个共同的爱好走到一块。所以我们俩因为足球这事就迅速地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一到周末，别人都去补课了，我们俩就骑个自行车去郊外看火车。我们俩特别爱看火车，觉得火车往远方去，哎呦，这真牛逼。小时候没坐过火车，就喜欢看那种隆隆而过的庞然大物。那种感觉特棒，有一种心神俱被震慑的感觉。
1981年 哈尔滨 / 久保田博二
后来阴差阳错我们家就搬家，从艳粉街要搬到市区来。因为上学实在太远了，基本上顶着大雪骑车得骑两个钟头才能到学校，如果没有雪的话也要40分钟。我父亲那时候骑车送我是个非常痛苦的事情。经常是蹬个自行车，我坐在后边，然后风刮起来了，雪下起来了。我爸就使劲蹬那车，怎么蹬也蹬不动。我爸说今天这自行车怎么就不动弹呢，后来发现我那脚别在车轱辘里了，直接就去医院了。
这条走起来很漫长道路，搬家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正好我家就搬到小霍家跟前了，所以我们俩就成了又是邻居又是同学又是朋友。这就不做好朋友都不行了，只能这么办了。
我经常去他们家玩。他们家是一个非常诡异的家庭。他的父亲应该是粮食局的一个文职干部，他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羞辱自己的儿子。他母亲最大的爱好就是宠爱他，就是夸你真牛逼，你今天做得真棒。所以他们家其实一共就仨人，三个党派，非常混乱，每天都开会。我一去他们家非常受欢迎，有时候能当一把法官，有时候能当个陪审团，有时候能当个倾听者，地位非常高，所以我特别喜欢去他们家玩。
1982年 吉林郊区工厂 / 久保田博二
后来大概在初三上学期左右吧，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使得这个小霍成为了我们学校最著名的人物。
当时我们哥俩还有一个不错的朋友，我们姑且叫他小刘吧。小刘跟小霍都是数理化比较偏科，属于数理化基本都能考很高的分数，然后英语26个字母认不全，每次考试拿手指头数这是第几个，基本都是这种情况。但是那次考试，这个小刘同学阴差阳错就考了我们年级组第一名。我们那个年级有1800人，考第一名是很困难的。
就在这个考试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可能我们当地的教育局下了一件批文，说你们这次的第一名，可以保送去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的高中。去了之后这三年可以免你的学费，然后可以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继续深造。毕业之后可能有个合同，需要在新加坡工作几年。
这个当时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方夜谭一样的事情。我们都没听说过，说新加坡还能跟自己产生联系，新加坡基本等于伊甸园的感觉。所以当时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我们都特别替小刘高兴，同时有点感伤，要离别嘛。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高兴，看到自己的朋友牛逼了，那种感觉还是蛮好。
结果就迟迟不发榜。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心里犯嘀咕，是不是有问题呀。后来终于有一天发榜的时候，这个小刘就变成第二名了，第一名是另一个孩子。这个事情我们就不用去深究了，肯定里头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势力在较劲，最后变成这么一个结果。
我和小刘，我们俩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顺民里的叛徒”。首先其实是一个顺民，然后才是一个有点捣蛋的人。所以我们俩就接受这个事情，就觉得反正这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本来想砸到自己脑袋顶上，风一刮砸别人脑袋顶上了，也就算了吧。
但这个小霍就跟小刘说，这事不能这么拉倒。他那种对体制的厌恶，对体制的怀疑和不信任，在这个时候，这个事情正好触及他神经里最敏感最不驯服的那个点了。当事人都说算了，他说这事我不能接受。所以他有一天晚上跟我说，雪涛，我们两个去把这事反映反映。我说我还想在学校混呢，我还有一年呢，你可别折腾了。那天晚上我就没有去。
结果第二天早上，这事就出来了。小霍干了一个什么事呢，他连夜在校长室的门口贴了一个大字报。那时候快2000年左右了，他就用了一个“文革”时候的方式。大字报用透明胶条贴了五层，校长和助理拿手抠两个小时没抠下来，愣糊在门上了。这里头基本上都是我们能想到的一些“文革”的词汇：“我要炮打司令部”“我坚决拥护谁谁谁”“我坚决反对谁谁谁”“我坚决不同意这个事情要这么办”“我坚决不认为应该去新加坡的是某某某而不是某某某”。
那个言辞组织之犀利，那种说理之清晰，真是使我刮目相看。我以前以为他的语文不行，通过这个大字报我发现真的是很不错，确实是以前没有逼到这份上。
这个事情一出就把我和小刘都叫去了——你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玩，这都是谁干的？小霍说就是我一个人呀，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校长说你把这事怎么干的当着大伙说一遍吧。他说我怎么去买的透明胶，我拿一什么笔，我写了几遍。打了一个草稿，不太满意，然后又誊写了一遍，然后如何如何。
这个事情，其实当时是想把他开除掉的。但是后来一想影响很大，因为开除学生基本上就是毁掉一个人的前程。那时候我和小刘，咱俩基本属于靠边站，就是这事可千万别刮着我。因为对于我来说，我父母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的目的就是要去考学，获得那种世俗的承认。在这个关节上要是落下来，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事就是小霍自己扛下来了。
扛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后边这一年基本上就是水深火热了。本来他坐在前两排，因为个儿不高嘛，这事出了之后马上放到最后一排，永远不能坐到前面来了。家长三天两头往学校找，用一个屁大点事就把你弄来，给你臭骂一顿。
在这种气压里头，一个人是不可能自强的。我能感觉到那种强烈的压力，那种对你的排斥力，认为你是个异己，认为你是一个搅屎棍。个人是很难在这里头再去翻身的，所以小霍其实坠落得非常快，就像一个悬崖似的坠落。他高中就考了一个很差的高中，很差很差，差到令人发指。
我记得那时候中考完了之后，因为他一直认为我有点文学天赋，他就说哎雪涛，你这个语文怎么考这么烂，肯定是判分判错了，我们俩去反映反映吧。我说哥们儿我可不去，我认了。他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事你不能认，你认我也不认，我们得去反映反映。
当时还真假模假式弄了一个查分的部门，这部门离市区极远，骑自行车需要三个钟头。那是夏天，烈日高照，我们俩就骑自行车去查这分。我当时心里就在闹心，我心想，我擦，我都认了，你不能放过我吗？我现在都记不得这分到底是不是查到了。好像是人家下班了吧，或者是用一个什么理由搪塞我们，这事就过去了。
我只记得我们俩骑到半道，渴得不行，都没有带水，就看到有一个卖西瓜的，一大车西瓜。我们俩就凑了点钱去吃这个西瓜，一人一半。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个西瓜特别绿，特别大，特别甜，是我人生中吃过最甜最甜的西瓜。但是那分到底怎么回事完全忘得一干二净了。
后来我还跟小霍是很好的朋友，因为家住得很近，谁也跑不了。他还穿着初中的校服，也一直没太长个儿，背着初中的书包。他好像不愿意从那个时光里脱离出来，一直是那身打扮。
再后来我就去了银行当职员，当一个信贷经理，就是去给别人放贷款那种人，天天也人模狗样穿个西服什么的。小霍还那身行头。我就感觉有时候跟他出去玩有点丢人，有点不太得劲。我跟他说要不你找一工作，你不能这么待着呀。那时候他就天天搁自己家里做点初中时候那种实验，买点坩埚、酒精灯，就做实验。后来就一点点变成一个啃老族。
其实当时我是有能力也是有希望去帮他的。但是我忙着要工作，忙着讨领导喜欢，忙着去挣钱养家糊口，所以就这么一点点地走远了。
1981年 沈阳故宫 / 久保田博二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小霍是我父亲去世。那是2008年12月份，冬天，又是一个冬天。我是个独生子，所以家里摊上这么大一个事，基本上都得是朋友帮衬。我那时候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小霍了，我跟他打电话，我知道他肯定会来。然后他半夜就来了，都凌晨两三点钟了。骑个自行车，还是初中的校服，背着初中的书包，拿着初中时候的热水瓶。
那时候家里非常乱，有很多人在里头，指导应该这么弄应该那么弄，这东西挂在这儿这东西摆在这儿……好多好多事情。我就跟小霍说，我给你派一活吧。那时候我家里有一个小小的书房，很小很窄，有个小床，有一个书桌。我从小在那写作业，一点点长大的。我说你就扎点白花吧。他说行，行行行，雪涛，我给你弄这个。我就把门一关，去忙别的事了。
这一忙可能大概就得五六个小时过去了吧，我就把小霍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了。等到天都亮了，我突然想起来，我说小霍还在屋里呢。我一开门，发现他扎了满床的白花，全都是白花，布满了整个床，连角落里都是。当时我那个眼泪哗就下来了。我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没有那么多朋友，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多白花的。
这可能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霍了。
我记得塞林格小说的主人公走在路上说，不要让我消失，不要让我消失。其实他在想我特别喜欢自己少年时候的样子，我不想长大，我想保持自己的样子。其实是不可能的，人一定会消失掉的。但是小霍就不希望自己消失。他用一种方式去对抗这个世界对他的打磨，但这个世界通过另一种残酷的方式把他抹平掉。
说到这儿我经常会想，人生有很多不可逆转的失去。有一种像我父亲这种，生病了，无可救药，没有办法，从知道就已经宣判了。另一种是小霍这种。我一直眼睛盯着前方在走，今天去银行工作，明天想去写作，想如何如何。身边人其实都消失掉了自己都不知道，还在往前走。这一种我觉得是更可悲的失去吧。
后来其实我母亲在路上见过一次他的母亲，这两个母亲也是朋友。那时候都2010年之后了，他母亲说他近况很不好，好像有点抑郁症。当时我非常沉迷于写作，我在心里又犯起初中时的念头，我想人生都是自己过的，我说我能帮你什么呢，你自己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啊，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其实现在想来是非常后悔的。
我有时候也想，人生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口袋，只能装这么多东西。有时候一个人走来走去，身边的人一定会更迭。这种更迭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要不然人生就太臃肿了。拖着好几火车皮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走远路的。
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也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失去的。所以所谓冬天的骨头，我就想说，有时候人心里应该坚持一些东西。可能对于我来说，讲到这儿也该结束了，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句话：首先人应该善良，其次应该诚实，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相互遗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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