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路，我们取了一个名字 ，叫“让乡长亮瞎眼的路” | 于晓刚 一席第479位讲者
于晓刚，环保NGO组织“绿色流域”主任。
人类学就在两个极端中摸索，能不能有一个人类学能够帮助原住民发展得更好，而且在发展中又能够很好地保护原住民的文化和他们的尊严？拉市海项目我们也在这样地探索。
拉市海的选择
于晓刚
大家好，我是于晓刚。过去我在社科院民族学所工作，后来我离开了民族学所，自己创立了一个民间组织，叫作绿色流域。绿色流域一直致力于关注少数民族的生态和文化。
大学毕业以后我到了民族学所，非常喜欢上山下乡去做调查，对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生态知识特别钦佩。比如说云南元阳的哈尼梯田，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中国唯一一个以少数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遗产。哈尼梯田从上到下，层层叠叠，犹如天梯。在春季灌水的时候，波光粼粼、晶莹剔透。
中原梯田最有名的就是大寨田。可是大寨田没有水也没有树，因为它的山头都已经剃平了。而哈尼族梯田的山上都是大树林。山有多高，水就到多高。因此我开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生态知识产生了兴趣。
1997年长江大水的时候，我到拉市海去做流域管理方面的一些调查，想了解长江大水的原因。拉市海是云南省第一个以湿地命名的自然保护区，后来它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因为小小的一个拉市海竟然有七八万只过冬海鸟。
但到了拉市海，我们就发现那里有几个非常严重的流域问题。当时很多纳西族的田地被大水淹没了，人们把原因归咎于上游彝族的天然林采伐，于是政府很快就出了一个禁止天然林采伐的禁令。
可我们进一步调查就发现：拉市海被水淹，远远不是彝族的问题，彝族不过是“躺枪”了。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地政府要建立一个东方的威尼斯、高原的水城，要把丽江古城打造成一个旅游集散地。这样就得保证丽江的小桥流水，就要在拉市海建一座大坝，每年向古城供应3000万立方水，这个过程造成了大面积的农田被淹。
除了农业，渔业的问题也很严重。因为拉市海成立了一个湿地保护区，为了保护海鸟，出台了一个冬季封海的规定，海鸟来的时候就不能够捕鱼了。冬季封海一直持续到三月，鸟飞走的时候才允许捕鱼。但是当鸟飞走的时候，刚好是鱼繁殖排卵的季节。如果这个时候捕了鱼，那么后续的渔业资源就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实际上在很多国家都可能会出现，拉市海比较集中，但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后来我们找到了乡政府。乡政府非常欢迎我们，因为他们也向我们诉苦，说365天，天天有人上访。不是这个村子来，就是那个村子来，他们也是苦不堪言。
2000年，拉市海乡就成立了流域管理委员会，这是在乡一级建立的一个流域管理委员会，在中国还是第一只螃蟹。
刚才我们讲了那三个问题，大坝导致农田被淹，农民因为没有了农业的收入，只好加强渔业方面的投入和捕捞。但同时，为了保护海鸟，冬季封海，导致在渔业繁殖时期才允许捕鱼，结果一下子鱼子鱼孙一网打尽。
渔民们既不能在冬天捕鱼，又没了农业收入，所以在捕鱼期的竞争就非常激烈，几乎是在湖里抢鱼。他们增加了很多网具，网眼非常小，非常密。很多网具是非法的。
有这么多的问题，我就把湿地管理局、水利局、渔民代表都召在一起开个会，分析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角色互换。我要求他们假戏真做，演得越真越好，捍卫自己的角色说出自己的理由。
比如当湿地管理所的人来装扮渔民的时候，说我们一定要捕鱼，如果我们不捕鱼就没有收入了，收入没了以后我们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
渔民来扮演管理所的时候说，我们为了国家，为了湿地来保护海鸟，我们不能失职。如果我们失职以后，那么我们可能会丢掉这个工作，或者我们就没有奖金了。
这时候大家就开始坐下来，把所有的问题都理清楚以后，以大家的立场，而不是湿地管理所和渔民各自的立场，来考虑拉市海的保护应该怎么做，渔业应该怎么发展。这样我们就发现这个乌龙政策开始解开了——
湿地管理所过去要冬季封海，这时候它就开始松动了，说只要渔民能够很好地保护它，可以做调整。渔民就说要建立一个渔业管理协会，搞一个渔业规划，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这套规章制度中要有一句话：任何渔业行为都要保护海鸟。——皆大欢喜。
可是渔业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后，并不是所有渔民都赞成或者是愿意加入。在3至6月份渔类繁殖季节，依然有一些渔民好像是故意地要下海去捕捞。
还有一些渔民，依然坚持用非法网具去捕鱼。这些渔业管理协会的成员走家串户，希望渔民们能听从渔业协会的管理，但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有用。
终于有一天，拉市海的悲剧降临了。拉市海到了无鱼可打的那天。过去拉市海每年的渔获量大概有300吨，给丽江带来了相当高的商业价值，可能有几千万。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拉市海的渔获量不足20吨。乡政府的报告是拉市海渔民的收入“忽略不计”。
我们看到一些渔民在没有鱼可打的情况下，晚上打着一个电筒到拉市海的浅水区捉蚂蟥，因为蚂蟥可以用来做药。如果有鱼的话是绝不会有蚂蟥的，但是没有鱼的时候蚂蟥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渔民开始浪子回头了，那些过去带头用非法网具的，带头破坏规矩的回来了，来学习渔业管理的知识，来学习渔业的规章制度。经过了两年，拉市海的鱼突然多了起来了，而且很大。
渔业协会的会长阿六叔过去巡逻的时候老是被那些渔民骂，说你们这些人毁了我们的生计，骂绿色流域，也骂渔业协会，阿六叔都忍着，都不出气。结果两年之后老百姓都有鱼打了，渔业协会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就回忆当时的情形，我们拍了这么一段。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到最底不会反弹。最后到了最底，可以说救了渔业协会也救了他们。
渔业协会的管理进入了正轨，不久之后，它的功能开始逐步地衰降了。因为目标已经达成，大家都开始按规矩来捕鱼了。阿六叔现在组织了大量的渔民参与滨海湿地的生态旅游，比如骑马旅游等等。骑马旅游一天的收入远远大于渔业的收入，于是慢慢地，这些渔业协会的人都去搞骑马旅游了。
从另一方面讲，就是鱼已经不重要了，鱼的过度捕捞也没有了，鱼发展就很正常了。
这是拉市海下游的故事，我们现在从下游再到山上。这个是我第一次到山上，那个时候好像还有点年轻，差不多是二十年前。
去了以后我们先做调查。我们走遍了八个彝族村寨。这八个村寨有一个村子特别特殊，叫波多罗村。波多罗村在当地叫“第一”，也不知道祖宗怎么取的，是第一漂亮呢，第一美呢，还是第一富呢？但实际上在当时，它是第一穷的一个村子。
调查结束，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村长说我们还没喝酒呢，喝了酒这些才算数。我就说好啊，拿酒来，咱们干。结果后来等了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一直没等到酒来。差不多四个小时以后，见着一个12岁的小男孩，全身都湿透了，抬着两瓶酒，说是酒买到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当地没有小卖部，也没有什么酒。为了喝这杯酒，这个小孩跑下去跑上来，用了四个小时。
喝了这杯酒之后，我心里就暗暗地下决心：这个村子我们一定还要来，和这个村子的合作一定会成功。
我们到这个村子里面的时候，就拿着一张大白纸。我们就问，你们有没有学画画的或者是想画画的？把你们村子里的一些风貌画出来。你们有森林，有河流，有牧场，有田园，有房子，都可以画出来，尽量地表现出来。
他们大多数人都上去画。画出来以后我们又问大家，这里边你们觉得哪些地方是最漂亮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是需要改善的？这时候他们就说，森林、牧场、河流，这些生态都是最漂亮的，需要保护。但是不足的是没有路，没有电，我们只有泥石流滑坡。
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大白纸作画的形式，把山、水、林、田、路、村寨都做了一个了解，并做了一个规划。我们把这个规划进行了整理，拿到乡政府。乡政府说，支持。我们又找到了一些基金会，基金会说需要多少资金，我们支持。
在中国，当时还真没有这样的小流域综合性的发展规划。三年之后，老百姓就说这个大白纸怎么那么神奇呀，一百年我们都没有完成的东西，这三年竟然就实现了。我们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脑袋，自己的规划，通了路，通了电，治理了一些灾害。这就是我们说的参与式的规划。
过去我们的规划是政府拿文件下来，政府有什么资金，老百姓要做一些什么配套。这个还算是好的。但是最差的就是老百姓都不知道，政府就修了一条路，修了一个水渠。过了几年社区就说，政府啊，你修的那个水渠漏了，你修的那个路断了，你们赶快派人来重新修一下吧。甚至说政府啊，你给我们的救济粮吃完了，你们再来一些吧。这就是一种输血式的发展。
而大白纸这样一种规划，是一种造血式的和参与式的发展。
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山上的彝族青黄不接，没有粮食吃。乡长第一次和我们上去，他的同事告诉他，你要上山啊，带一袋面，见着五保户，你就舀两碗。乡长听了，带了一袋面跟我们的车上去了。
果真，乡长就专找五保户。找到五保户就舀了两碗面，五保户感激涕零，旁边的那些村民们都非常感动。接下来乡长又到了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这样的感动不断地上演。
这时我就说了，我说乡长，这样做是不对的。作为乡长的责任应该是找到适宜的项目来解决他们的饥荒，而不是这样救济来获得成就感。乡长说，好，那我们怎么解决？
我们当时刚好了解到在拉市乡附近有一个太安乡。这个太安乡有国际马铃薯子种的一个试验田，实际上当时规模不大，现在你们要去太安乡的话到处都是种子，因为他们以生产土豆种子为主业了。
当时我们就从那儿买回来一些种子，让老百姓在三月种下。八九月份的时候，老百姓说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个土豆很大很大，在家里面都堆得满满的，连门都开不了了。
过去的土豆每亩大概是不到1000斤，现在这个土豆是5000到6000斤。他们连从地里面把土豆背回家的力量都没有了。
乡长知道了以后，说这下子我找回了成就感，找回了自信。而且这个时候他是真正地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
饥荒问题解决了以后，老百姓的身板子也硬了。但是这时候老百姓说，那么多土豆，应该卖，但是我们怎么拿出去卖呢？老百姓觉得这时候公路是必须要修的了。
修路，我们取了一个名字 ，叫“让乡长亮瞎眼的路”。这个路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每一户彝族承包100米，这100米不是一般的100米，实际上是在悬崖峭壁上的100米。非常艰难。我们在乐施会争取了些钱，在县里面争取了些钱，最后来支持他们修这条路。
一年之后，突然接到电话，说他们要开通车典礼。我们就马上告诉乡里，要把乡里的官员请到山上去。乡里来了个新的乡长，说你怎么会相信他们呢，他们有钱就喝酒了，我才不相信他们能修路呢。
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个乡长拽上去了。虽然那条路很颠簸，但乡长的确看到这个路还是通了。但是让他亮瞎眼的是彝族把他的领导都请到了这个山上，有副市长、副县长，这些都是彝族的头人。这时候他就服了。
但是山上还有一段比较艰难的路还没有通。副市长说我代表市里愿意出点钱，副县长也说我们代表县里也出点钱。乡长没有办法了，就说我代表乡里面全力地支持彝族把路修通。
当时修这条路没有任何机械，挖土机、推土机什么的都没有。那个时候也是十多年前了，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全村的人没有一个手上是完好的，都是血泡。那些石头都是几吨几十吨，那么大的石头怎么能够挖起来运走，我当时在跟他们劳动的时候都非常非常地绝望。坚持了一天我就走了。
但是这些彝族一天天地坚持，一直坚持了一年，这条21公里的山路最后通车了。
除了修路，对山上的老百姓来说，防灾减灾的规划也至关重要。2008年，拉市海遭受了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风灾和雪灾。我们知道2008年南方是大雪灾，在拉市海山上也是一样的，几乎半个村子的屋顶都被大风给掀走了。这是我们在给老百姓送救济款。
这样的事实际上很简单，而且这样的事往往政府官员是愿意做的。我们知道泰国有一个英拉总理，人们就叫她灾害政治家。她平常可能做不了什么事，一到发大水的时候她就坐一个小船给大家发米发钱。所以在电视上面她是一个多么亲民的形象，最后在大选的时候就可以获得选票。这叫作灾害政治学。
其实我们民间组织是不愿意做这样的事的。我们做的是防灾减灾的规划以及减灾项目。往往人们对灾害救济感兴趣，因为那个出镜率高。但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事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看，你去找钱也找不到。别人说你这个有什么新闻价值啊？没有。
但是我们认为老百姓、穷人，遇到灾就更穷了，脱贫的遇到灾又返贫。灾害管理，在农村在贫困地区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依然是带着大白纸，让八个社的彝族都集中在一起——当然是他们的代表。每个社都要画这样的一张图，叫作社区图。把历史上发生过灾害的时间和地点都标志在这个图上，这个图实际上就是一个灾害管理的图。
我们知道有些灾害在地质上会重复的，有些灾害在时间上也会重复的，它有个时间规律。这样老百姓就实实在在地看到哪些地方有灾害的隐患，比如说有泥石流，有洪沟。同时他们也知道几年前发生过这样的灾害，这个灾害离我们不远。
这时候有个老人说了一句，声音很小，平常也不敢说话。他说我40年前经历了一次旱灾。水灾来了，短期就过了。但是旱灾来了就不好过了。当时很多牲口都死了，人也都逃离了。
2008年云南还没有旱灾，我们感觉到既然他这么说了，这个地方一定会有旱灾。我们就争取了几个基金会的资金，给他们修水窖。每一个村要修一到两个水窖，每一个水窖大概是20立方，基本上够村子使用至少10天。
2009年我们刚把这个水窖修好，云南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一发生就延续了五年。这个村子刚好修好了水窖，因此旱灾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国家民政部感到非常惊奇，说你们怎么有这样的预见性。民政部在2012年嘉奖了他们，并且把这个村子作为全国减灾示范村。
其实就是一件小事，其实也就是那么很低声低语的一个提醒，最后他们躲过了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灾害。
现在在我们逐渐撤出的过程中，当地的流域小组已经能够独立管理项目，讨论自己村庄的发展计划，有社区决策能力；他们也有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和能力，种植、养殖、外出打工、生态旅游，种种方式都可以选择，都可以去实现自己对幸福的理解。
最后我还是要说一个故事。在太平洋的一些小岛上有一些原住民，这些原住民有很奇怪的一些社会制度和婚姻关系，有很多人类学学者到那儿去调查，产生了诸多人类学博士。
但是一百年以后，人们就发现这个岛依然还是这个岛，这些人依然还是赤身裸体，那么贫困。产生了那么多的博士，却没有对这个岛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这些博士在研究的时候，难道它的价值就是继续维持它这种贫困，不发展不发达？
也有一些人类学家说，当你不知道你的行为有好结果还是坏结果的时候，你不要碰它。
我们的确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发展是GDP导向的，也有一些发展是政绩导向的，甚至还有一些是外来资本要开发当地的资源，强加给当地的一些发展。这些发展都无视老百姓、少数民族的文化，他们的尊严以及他们的决策权。
人类学就在两个极端中摸索，能不能有一个人类学能够帮助原住民发展得更好，而且在发展中又能够很好地保护原住民的文化和他们的尊严？
拉市海项目我们也在这样地探索。我们希望拉市海老百姓能够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协助者。我们也希望他们有真正的一种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多一点发展、少一点保护，或者多一点保护、少一点发展，或者什么其他的选择，这些都应该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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