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100多万字的历史著作在我这个只有两年科技英语基础的人手里译成了中文 | 戴大洪 一席第459位讲者
戴大洪，译者。译著《古拉格：一部历史》《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等。
我说我只能从这种小事做起，从这种容易的事情做起。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你连这么一个简单的事都不认真去做，很容易就把它做对了你都不肯做，那么，怎么能相信你面对那些复杂困难的事情时会认真地把它做好呢。
译者戴大洪
戴大洪
大家好，快十点了，正是我译书出活儿的时候。
我叫戴大洪，1956年出生，上过学，下过乡，当过矿山工人、工厂技术人员、图书管理员、公司职员，我还开过饭店、夜总会、宾馆，管理过足球俱乐部。最近十年主要在干一件事：翻译书。
我涉足翻译这个行业非常偶然。那是2006至2007年，我刚刚向原来工作的公司提出辞职，这时候新星出版社购买了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那位作者的另一本历史著作《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的中文版权。出版之前他们想找个人把原有的一个译本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大问题。我的朋友止庵先生当时在新星出版社担任副总编，他就找到了我。
止庵先生为什么找我呢？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他知道我当时赋闲在家，所以有的是时间。第二个呢，我们相识在那时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知道我有一定的中文写作能力和英语水平。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足球俱乐部工作期间曾经写过很多关于足球改革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为了和中国足协的官员讨论问题，我还把国际足联章程翻译成中文。
新星出版社把那个译稿让我看，看了一部分之后我发现问题非常多，就向新星出版社建议是不是另外找人重新翻译。到这时，大概是2006年，我还没有想过我要译一本书。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译点文章，译点百科全书的条目，那跟译一本书是两回事。
但是，过了两年，经过一波三折，这里边很多故事我就不讲了，主要还是因为止庵对我的了解和信任，到2008年年底，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历史著作在我这个只有两年科技英语基础的人手里译成了中文。我就是这么由此走上了翻译之路。
2010年《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出版之后，我又相继翻译了《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古拉格：一部历史》，还有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的第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949》，以及最近刚刚出版的《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已出版的译著
由于这些书本身的价值，它们很快引起读者和媒体的注意，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作为译者，我因此也跟媒体和读者有了一些接触。
在接触的过程中，我经常被问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老戴 ，你从指点足坛那么热闹到现在闭门译书这么冷清，你是怎么适应这种环境的。
我说过去在足球俱乐部工作，那是我的工作，无论它热闹不热闹，我必须把它干好，就好比我对吃喝没有兴趣，我不会唱歌跳舞而且也不喜欢，但这不影响我把饭店、夜总会的工作做好。
可译书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喜欢做这个事，这不是工作，这是我个人的爱好，其中充满了乐趣，无所谓冷清不冷清，不存在适应不适应的问题。
我常被问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怎么能以两年科技英语的基础完成这么多大部头的译著。我说，这对我来说也是个问题。
新译著校样
在最初翻译的时候，像翻译《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翻译《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时，我经常遇到很多难题，我解决不了的难题。于是，我就隔一段时间把这些问题总结到一块，抄到一个本子上，带着一些资料，出去找我那些我认为他们精通英语的朋友，去向他们求教。
但是慢慢地我发现，我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同样也是问题。这不是说他们的英语不好，他们英语水平很高。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问题，一本书里的具体内容，把它译成中文，这就需要你了解这本书本身的语境，它里边的语法关系，还有这个书涉及到的背景知识，它的内容。
他们虽然英语很好，但他们可能不了解这些，所以你跟他一提问题，他们最初也是茫然。就好比咱们可能中文很好，可是并不是每一本中文书咱们都能看得懂。
既然求助不得，那怎么办？这又是我喜欢的事情，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怎么解决？按照自己常规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我对问题做出判断、对事情做出决定有三种依据：
第一是事实，你判断一个问题要根据事实。可是咱们有时候不能了解事实，现在经常有掩盖事实歪曲事实的情况存在，那么，在不能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依据什么？
常识，你根据常识做出判断。可是常识涉及到知识面、知识范围，咱们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哪怕是一些专家，专家也许更有限，因为他专攻。那么，常识不够的时候怎么办？
逻辑。凡事都有自身的逻辑性，能从逻辑上讲通的事情一般都是合理的，都可以相信。逻辑上讲不通的事情，哪怕它说得再好，表面上看再圆满，肯定也是有问题的。
任职于足球俱乐部时录制节目
说到翻译，怎么来说这个事实、常识、逻辑呢？
对于翻译来讲，事实就是原著的文本。我发现好多译者，好多翻译的书，里边有很多中国特色，例如把“authoritarianism”全都译成“威权主义”。大家常说信达雅，这个“信”你就不能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有你译者的色彩。
但是，中国确实在图书出版各方面有很多限制。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不是译者考虑的，你只能把原著的真实描述、准确反映作者立场的译文交出来，至于为了出版需要不需要修改，需要不需要做一些处理，那是出版社的事，那是编辑的事。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尊重事实，就是尊重原著的文本。这是第一种事实。
另一种事实是字典。当然了，你也可以把它归在常识里，我把它归到事实里。你要尊重字典，多查字典。很多人，我听说他们英语很熟，不查字典。我呢，不行，因为我只有两年科技英语的基础，1980年英语课结业考试后，直到2007年正式开始翻译，这中间有二十七年，我除了翻译国际足联章程，没接触过这件事，所以即使当年有一定词汇量现在也已生疏了，我只能靠翻字典。
这十年我已经翻烂了四本英文字典，然后不停买新的，还有中文字典，就连《现代汉语词典》都翻烂了一本。我还有法汉词典、德汉词典、西汉词典、俄汉词典，因为翻译的书里边有时候牵涉到这些语种的一些词句短语，你也得准确地翻译过来。
我觉得，外语再熟，记性再好，也不可能对字典的内容滴水不漏，何况我是个外语不熟、记性不好的译者。查字典就是补这个“漏”。有时候，译文的质量就在这查与不查之间。
有一种字典我在这儿要特别说一下，那就是人名地名词典。很多人做了一辈子翻译，可能不知道有这种词典，至少可能没查过。比如现在的美国总统，你可以说他是川普，你也可以说是特朗普，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在一本具体的学术著作里边出现这么一个人物，如果译名不准确的话，更不用说在同一本书里出现一名多译的情况，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我看过一本书，某个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上个世纪国际政治的书，其中提到东德最后一任领导人，它译成了“何内克”。当时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何内克是谁呀，怎么这么陌生呢。后来我想这应该是昂纳克吧，可是译者把他译成了何内克，以致读者不知所云。
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不知道，你没有这个知识，当然这很正常，因为现在许多大学教授都很年轻，没有那时候的记忆。另一个问题是，这个昂纳克的名字我不知道是怎么拼的，但我觉得第一个字母可能是H，在很多语种里H有时候是不发音的。发不发音不好判断，但是你可以查一查，如果查一查姓名词典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
姓名这个问题虽然很小，但是它里边很复杂。例如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语种，同样拼写的一个名字的译名是不一样的。咱们就说篮球飞人迈克尔·乔丹吧，他的名字叫Michael，在美国这就是迈克尔，如果他是一个法国人，他是一个德国人，这就不能翻译成迈克尔，就应该翻译成米夏埃尔。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我因为翻译《古拉格：一部历史》接触大量俄国人的姓名。英文书里把俄国人的姓名全都由本来的西里尔字母拼写转为拉丁字母拼写，就像咱们在中文书里边你必须写汉字，你不能用一堆拼音字母，西里尔字母在英文里面就相当于拼音字母。
古拉格劳改营
它有一个转换规则，所以我在译《古拉格：一部历史》时把所有俄国人的姓名全部按照转换规则转回西里尔字母拼写，再查《俄语姓名译名手册》，然后我把它附在索引后面。后来这本书出版了，中央党校一个研究国际共运史和苏联问题的老教师跟我说，老戴，你翻译的这本书上面的人我们全认识。
我们现在经常碰到就是翻译出来的这个人名不知道说的是谁。所以说姓名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实际上很重要，因为对于历史事实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个问题虽然重要，但解决起来却很简单，这是举手之劳，可是很多人不去做。
我说我只能从这种小事做起，从这种容易的事情做起。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你连这么一个简单的事都不认真去做，很容易就把它做对了你都不肯做，那么，怎么能相信你面对那些复杂困难的事情时会认真地把它做好呢。
下边接着说常识。常识就是关于你翻译的具体这本书的内容的基础知识、背景知识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我在翻译《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的时候把《第三帝国的兴亡》看了一遍。这本书以前我看过，但是为了增加对我翻译的这本书的内容的理解，我又重新看了一遍。
然后还看了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前两卷，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塔奇曼的《八月炮火》，还有《法国知识分子》《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等书籍。
后来，像在译《古拉格：一部历史》时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读陀氏的小说，译《西班牙内战》时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以及不厌其烦地翻百科全书、查资料。这些都是为了加强常识判断，通过这些常识、知识的补充弥补语言上的不足。
第三点是逻辑。翻译时逻辑指的主要是语言逻辑。语言这个东西逻辑性非常强，举个简单的例子。例如if，看似简单，怎么翻译，翻译成如果，翻译成虽然，还是翻译成即使，要看原文的逻辑关系，合乎逻辑的译文才可能“达”，阅读起来才舒服。
当然，逻辑与事实、常识相互关联。对此我在翻译《西班牙内战》时深有体会。也许是通过亲身经历和大量调查研究了解到掩盖歪曲真相的历史事实，该书作者立场鲜明，但是，在论证某些权威史学结论的荒谬时，他表现出严密的逻辑性。这种体会使我在翻译过程中受益匪浅。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为什么能够以两年科技英语的基础最后完成这么多大部头译著的原因。
因为经常有读者、媒体问我这第二个问题，我就想为什么他们老问这个问题，他们又不打算做翻译。后来我想这可能涉及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业余人士，如何在某个专业领域有所作为。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可以说一些具体的例子。
一个例子是《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的作者威廉·夏伊勒。他1925年大学毕业，上的也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是个学院，大概是个社区大学，毕业后他就上欧洲去了。从1925年到1940年这十几年他先后在法国、德国、近东和印度工作过，作为美国一些电台报社的通讯记者在欧洲采访。他在法国工作过多年，把法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威廉·夏依勒（右）1940年在德国报道
1934年到了德国，正好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希特勒发出的那些战争叫嚣，在纽伦堡的演讲，在柏林的演讲，很多时候威廉·夏伊勒就是现场的听众之一，因而他有很深的感受。
1940年5月10日，德军通过荷兰、比利时入侵法国，到6月14日，一个多月后，德军占领了巴黎。6月17日，威廉·夏伊勒作为中立国记者跟随德军后续部队进入巴黎，因为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所以威廉·夏伊勒可以作为中立国记者随军采访。
德军进入法国
当时整个欧洲甚至包括美国的一些人都认为，以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宣言为代表的世界民主文明的潮流已经终结，大势已去，今后这个世界将被希特勒所统治。但是威廉·夏伊勒不这么认为，但他也不完全清楚是怎么回事。他思考着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文明而且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怎么在二十世纪中叶坠入野蛮状态，他们甘愿舍弃自由，置人类生活的一般行为准则于不顾，用极其粗暴残忍的手段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这里他说的是德国。
同时他还思考第二个问题，另一个同样伟大而且更加文明的民族，过去一百多年人类自由、平等、博爱的倡导者，为什么会在1940年四五十天的时间里一战亡国。这是他视为第二故乡的法国。
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思考这些问题。到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战争的胜利为他提供了某种条件，那就是缴获了大批纳粹德国的档案。他有幸接触到这些档案，这些档案为他的思考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使他有可能解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所以他想把这些事情写出来。
可是，他写书的打算受到某些人的怀疑。当时很多人认为只有教授历史的人才有资格撰写历史，你一个新闻记者凭什么撰写历史。但是夏伊勒不以为然，他相信，通过对于事件的身临其境，通过接触领袖人物而获得的第一手材料，通过对有关国家、社会、体制，尤其是平民百姓在危机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和精神状态的感受，足以弥补一个非专业历史研究者自身的缺陷。
结果，到了1960年，在思考二十年、开始接触文献资料十五年后，《第三帝国的兴亡》出版了。又过了八年，1968年，《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出版了。
迄今为止，《第三帝国的兴亡》被认为是研究纳粹德国的权威著作，所有研究纳粹德国的历史学家都不能回避这本书。《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被认为是描写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的最佳著作，至少《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么评价的。一个新闻记者因此成为权威的历史学家。
第二个例子是我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的作者约瑟夫·弗兰克。约瑟夫·弗兰克是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学术身份相对比威廉·夏伊勒高，但他不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他是一位比较文学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应普林斯顿大学高斯研究生院的邀请前去举办系列讲座“现代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主题”。他在这个讲座中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作为存在主义的先例进行了解读。
一学期后讲座结束，他在整理讲座讲义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对《地下室手记》的解读不够充分，于是又开始寻找相关的资料来阅读。他把能够找到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英语法语资料都阅读了，但觉得还不够，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不是一个英国作家，也不是一个法国作家，他想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他开始自学俄语，他的俄语达到了能够阅读翻译俄文资料的水平。
他是2013年去世的，1919年出生，活了94岁。关于存在主义的那个讲义没有出版，因为他改变主意了，他对那个已不感兴趣，他决定写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这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二十年后，到了19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的第一卷出版了，又过了二十六年，到2002年，这部总共五卷的巨著完成了。
这部著作被认为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佳传记，甚至有人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就是七十年以来的最佳传记，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他虽然是一个大学教授，但他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他是一个局外人，但是最后他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电影《白夜》（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中篇小说）
第三个人是最近刚刚出版的《西班牙内战》的作者伯内特·博洛滕。与上述两人相比，我觉得伯内特·博洛滕的身份更接近我们大家，更像一个普通人。
伯内特·博洛滕出生于1909年，英国人，家里小有产业。大家可以想一想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环境，那时候的人更理想主义，所以他不甘于继承家产就这么生活，于是就四处游历。
伯内特·博洛滕
1936年7月18日这一天，他来到了巴塞罗那，当天就住在巴塞罗那市中心的一个旅馆。晚上他觉得外边听着有动静，好像使劲拍打地毯的声音，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哦，发生军事叛乱了，他听见的是外边街头战斗的枪声。
军事叛乱之后接着就爆发了西班牙内战。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日子就是1936年7月18至19日。巴塞罗那是左派的一个大本营，所以那里的军事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了。但战事虽然结束了，革命却仍在进行。当地的无政府主义工会、激进的社会党左派、还有更激进的共产党派别发动了社会革命。
作为一个英国人，博洛滕没有见过革命。那时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些社会主义实验之外，只在俄国发生了。所以，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如旋风般席卷着城市的革命深深吸引了他。
没收私人财产，把公共设施、公共财产集体化，不是国有化，是集体化，焚烧教堂，杀死教士。他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乔治·奥威尔曾经说过，“对于一个直接从英国来到这里的人，巴塞罗那看起来既令人吃惊，又无法抗拒”。
博洛滕决定留下来。此前他曾为合众通讯社短期工作过，于是就给合众通讯社伦敦办事处发了封电报，合众通讯社让他作为记者留在西班牙采访报道西班牙内战。
他在那里一待就是两年，到了1938年5月，因为采访内战，作为一名大通讯社的记者，他的压力非常大，工作也非常辛苦，而且还有生命危险，他产生了疲劳感，这时他想休息一下，正好他也刚刚结了婚。于是就与新婚妻子到墨西哥去度蜜月，随身带了几个柳条箱，柳条箱里是他这两年搜集到的许多内战的资料，他想在度假期间把自己在内战中的见闻感受整理记录下来。
在墨西哥待了不到一年，西班牙内战结束了。1939年4月1日佛朗哥军队进入马德里，内战随即结束了。大批共和派人士逃亡到墨西哥。在这里，伯内特·博洛滕有机会与他们近距离接触，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采访这些人。采访之后他对内战有了某种更加精准的概念，所以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原来只是想整理一下那些资料，现在他决定“利用我有幸得到的这些个人证言和文件，写一部全面的内战史”。为这个计划他在墨西哥待了十年，采访搜集了大量资料。
毕加索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创作的《格尔尼卡》
1949年他移居美国。到美国后他没有工作，可是他有太太、有家，必须挣钱养家糊口。他先后做过房地产经纪人和百科全书推销员，但他并没有放弃对西班牙内战的研究。
实际上，到了美国四年后，也就是1953年，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精心的伪装》，记述西班牙内战前九个月的事情，“把发生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的那些事情从宣传和党争的领域提升至得到文献资料充分证明的历史记录的水平”。
又过了十几年，到1979年，他的第二本书《西班牙革命》出版了，这本书“对西班牙内战头十个月的政治斗争作了更加完整的论述”。这时他年满六十岁，退休了，可以全心全意地干这件事了。
到1987年他因患前列腺癌去世。又过了八年，他全力完成了最后一部全面的西班牙内战史。四年之后，他的朋友和学生在一些历史学界的权威帮助下出版了这部名为《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的著作。
美国著名西班牙历史学家斯坦利·佩恩把这部著作称为“将使未来的研究者永久受益的学术丰碑，同时也为作者的不懈努力竖起了一座纪念碑。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如此重要而艰巨的事业中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就是一个西班牙史的权威对他这本书的评价。
一个平民百姓、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取得了被学术界、被专业人士给予这么高评价的成就。为什么？有什么诀窍？我也不知道。但是，在我翻译的五本书中，有三本书的作者是这么一种类型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个业余人士在某个专业领域有所作为，并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怎么完成？我觉得，在尊重事实、常识、逻辑的前提下，耐得住寂寞，坚持不懈，那么，咱们就到了那句陈词滥调：有志者事竟成。
尽管最后我说了“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但我知道现实情况往往是精诚所至，金石不开。还是哈维尔说得好：“我们之所以做某件事，不是因为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而是因为我们应当这么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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