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菜场里面还嵌套了一个超市，诸位别忘了，它曾经是个庙啊 | 一席第575位讲者
朱起鹏，建筑师。
可以发现，北京这个城市的空间在一定的时间里非常具有弹性。人们依据季节的变化，事件的变化，来延展建筑之外空间的利用。整个城市无论是什么阶层，无论他是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还是普通的百姓，都被庇护在这些变化的非正式建造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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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私搭乱建”局部史
朱起鹏
大家好，我叫朱起鹏，来自北京，是一个建筑师。
感谢各位能坚持到现在。一席当时跟我说：朱起鹏，你的演讲排到最后一个。我问为什么呢？他们说因为你这个内容比较敏感，放在最后一个，便于我们整段切掉。我说，谢谢，呵。
我讲的题目叫《北京“私搭乱建”局部史》，听起来就是个很奇怪的东西，谁没事儿研究这个呢？但我听前面一哥们儿研究吃什么水果放屁是香的，和他比起来，我觉得我这个也还挺正式的。
当然，研究这东西肯定有原因。我在北京有一个非常小的设计公司，几个朋友合开的，我们事务所的名字叫作“神奇建筑研究室”，听上去就挺不靠谱的。
2017年的4月我们完成了一个项目，是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厢房的改造。改造之前这厢房是个很普通的老房子，空间闭塞，里面住得也挺憋屈的。然后我们做了一些设计，大概就是这样的。
何（志森）老师肯定会觉得这又是建筑师个人意志的作品，可能吧。其实他讲完我都想把这段儿掐了，但是我后面又不知道说什么，所以说演讲顺序非常重要。
这个项目做得其实一般，但是登上了美国ArchDaily的网站，还上了热门。当然了，ArchDaily好像每年会展示几万个建筑。
但对我来讲，它有个商务用途。我给甲方打电话，说你知道吗，咱们这个项目上了美国的网站，全世界都知道这房子了。出乎我的意料，甲方并没有很开心。他说，小朱，你最近是不是没回来转过。我说怎么了？原来就在那段时间，北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综合治理行动，甲方很担心这个房子会成为治理的对象。
我觉得还好，我当时跟他解释，第一，咱们的用地没有超出原有建筑的边界，第二，高度符合规划要求，是没问题的。当然，面对这次综合治理，我还有别的担心，因为我们有一个项目是这样的。
这个项目也在胡同里，它几乎是在用生命来诠释什么叫拆墙打洞。这房子原先是四合院后罩房的一间，当时开了个门，开了个窗户。这不是我开的啊，原来就有。这住着一户人，住得也挺憋屈，因为它只有15平米。
这个改造更简单，我们往里加入了一组类似家具的东西，然后让它区隔出了公共和私密的区域，塞进了卫生间，女孩子喜欢的衣帽间，还有一个工作室，不怕摔的话，你还能在大阶梯上看电影。
这个房子改完之后是这样的，我们叫它橱窗之家。
我们当时拍摄这房子，找了个模特小姑娘，她站进去，自然就这个姿势了。所以说设计还是有些魅力呵，空间它是塑造行为的。
但话说回来，这个建筑很危险，因为明显是个橱窗。我很紧张，因为我们设计的这两个作品，可能都面临着城市监管的治理，要么被划为私搭乱建，要么被划为拆墙打洞。
但是没关系，国家有政策，我们就学习研究政策。我仔细地在看所有有关这方面的文本。我注意到，差不多所有的表述都在指向一个含混的目标，这个目标叫作：恢复清末民初老北京风貌。
这是清末民初的老北京风貌吗？我不知道。但有目标就好。我们就开始研究，什么是“清末民初老北京风貌”，结果我找到了这样一张照片。
熟悉北京的同学应该能看出来，一面是北海的白塔，一面是景山。这个位置应该是地安门外大街，另一面就是你们经常喝酒泡妞的前海。你会看到，在这一张照片里面，它显示的四合院的状态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院子里面的无建筑区域搭出了高出建筑高度的棚子。这棚子算啥呢？而且还不止一处，有七处。
后来我去问老师。老师说，傻小子，你就外行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合院：一正两厢，前面有一倒座，后面有一个后罩房那种，并不是四合院多数时间真正的使用状态。
人的生活是很多样的，他有居住在房间里的时候，也有使用院落的要求。老北京的院子，夏天要搭凉棚，冬天要搭暖棚。为了搭建这些构筑物，当时有一个专门的行业，叫作棚行。
这些精明的匠人在每年的五月份就开始进入各个院，用原木架子搭起来罩棚。他在搭的过程当中不碰院子里的一草一木，连基础都不做的，就靠木架自身的结构力量扒在房子上。
有些罩棚非常精巧，比如这个，你看它上部的席子是可以拉拽开合的。阳光很强烈的时候能挡住阳光，等太阳落下去，晚上风一来，把它打开就可以通风。
当时北京很多建筑都会采用这种季节性的、非正式的建造。所以如果你在那个时代去北京拍摄，会发现很多院子都是这样的情况，人家已经把院落这种外部空间内化为室内的一部分。
这给我很多启示。这样一个在正统建造体系之外的小棚子，形成了巨大的产业。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曾经深刻影响这个城市的外在面貌，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它。
当时我想，反正我们也快失业了，我们就研究一下北京这个城市里这些玩意儿的历史，即现在所谓私搭乱建的历史。当然它有一个相对学术的名字，叫作非正式建造，就是那些坚硬的、不可一世的固定建筑之外的世界。
一旦开始研究这个东西，好玩的例子就都来了。我们首先在故宫故纸堆里面发现了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个桌子吗？不是，它是一个建筑的模型。这个建筑模型上标了一个标签，写着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
这个年头有什么意义呢？它是慈禧皇太后整40岁那年。可这个建筑模型是哪呢？现在故宫里，我们是见不到这样的建筑的。好在它上面还有个标签，写着“畅音阁”。
它是乾隆皇帝给自己盖的私人戏院，规模宏大。畅音阁有三层舞台，有一侧是皇帝观戏的地方，周围廊子是大臣观戏的地方。
我们归拢一下线索，也就是说在1875年的某几天，这个像桌子的玩意儿曾经和畅音阁结合在一起过。它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做了一个还原。1875年畅音阁和这个“桌子”结合成为一个这样的体量。
大家可能还觉得不直观，那么我把它剖开看。
你会看到三层高的戏台后面有一个巨大的扮戏厅，前面是帝后看戏的位置，中间的部分被一个罩棚一样的地方罩住，然后此时它变成了一个室内剧场。那么为什么在1875年，人们要把这个露天戏院变成室内剧场？
刚才说过，慈禧皇太后40岁生日，也在1875年。老太后11月29日生人，射手座，跟我一样。老太太开生日趴体，最重要的娱乐活动就是看戏。女人都是一样的，追剧、追爱豆，她整个生日庆典基本上就是一个盛大的看戏的过程。
但是11月29号的北京，能到零下十度，特别冷，当时又是小冰期，室外看戏肯定太遭罪了，所以她要在这个时间点，把她经常看戏的露天剧场变成一个室内剧院。
这个室内剧场当时是什么样呢？很遗憾，没有照片。但是又很幸运，中央美术学院藏了一张画，叫作《庆寿图》。虽然它的年代可能跟我们的模型的时间不一样，但它展现了一个三层高的戏台被罩棚罩住的场景。
这个罩棚非常地精妙，它的上半部分还能透出后面的屋顶，这证明它的上半部分是用透明材料做的，白天的时候阳光能照进来。在它的侧边，你会看到类似圆饼的装饰物，它是用锡箔或者金箔做成的图案。
这个东西起什么作用呢？夜间看夜戏的时候它能够反射灯光和烛光，把三层的舞台反照得灯火通明。
三层高的舞台，里面布满了各种机关装置。这里主要上演什么剧目呢？当时上演的剧目叫作《升平宝筏》，现在的名字叫作《西游记》。想象一个舞台，有三层高，罩在一个璀璨夺目的室内空间里面。各种舞台机关和特效全能在此展示，这就是18到19世纪北京最大的环绕杜比立体声5D IMAX影院。
说完了北京人在室内、在院子里面干的事，我们再回到街面上，看看还干了什么。诸位注意这张画，这张画特别牛。因为中国的绘画很少有把表达内容精确到时间的，但我告诉你，我能精确到分钟。比如这张画，它描绘了1761年2月5号上午11点15分的北京的情况。
▲《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图》（左右滑动）
因为这张画的名字叫作《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图》。“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代表了一个天象、天文事件，全北京的人都在看天，天象是有准确时间的，是1761年2月5号11点15分。它的地点也很清晰，它描绘了北京东华门到东安门这条商业街当时的面貌。
当然那些我都不关注，我关注的是房子。你可以看到1761年，所谓乾隆盛世的那个时代，北京的商业街是什么样的。这些所谓的店铺跟普通的建筑没有区别。它们表面上只有很简单的招幌牌匾之类的。有点遗憾，所谓的乾隆盛世，街面上也太寒酸了点。
有人说了，朱起鹏，你又胡说八道，这一张画怎么能真正代表一个时代。那我们再用一个国家级主题的大型历史事件绘画说明。
1751年，《乾隆南巡图》同样描绘了北京的城市商业街，在前门地区，你依然可以看到这些挂着招幌牌匾的商店，仅仅是跟普通的建筑有一点点区别。
但是一切在100年后发生了变化，在1879年一队西方人进入了北京，拿起了当时最先进的相机，拍摄了北京的骡马市大街。
你可以看到当时的街道上各种各样的突出于建筑轮廓的装置。有意思的是，它们其实跟建筑没有关系，房子还是那个房子。这些牌坊、冲天的立柱和各种招幌牌匾都附着在建筑外面。
你看，你们喜欢的老北京，跟现行的我们的治理方式可能就不是太一致。
时间过去50年，到了1925年，北京的城市商业立面，到处都是这种独立在建筑表面之外的牌坊、招幌构成的部分。
又过了五年，最为丧心病狂的案例出现了。在王府井北面，有个地方叫八面槽。1925年美国人类学家甘博拍了这样一张照片，他被shock了。
这个房子的前面的这个东西跟后面的商店没有半分钱关系，你完全能够把它拆成两部分。后面是一个普通的北京的二层的旧铺面，前面就是一个完全由轻质材料搭建的纯粹的彩楼。
这彩楼和同样在30年代出现在美国纽约梅西百货门口的圣诞树，意义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的昭示，告诉你我很时尚、很有钱，我这个店马上又有换季大减价之类。
这是1930年，那么时间又过去20多年了，到了1952年，当时人们去调研北京的前门大街的商业建筑，干脆就没有拍到建筑的立面，到处都是招幌牌匾棚子这些玩意儿。
诸位有没有注意到，北京城市商业街立面自身也在变化，由原来的模仿传统建筑的牌楼，逐渐变成了相对简洁的商业的牌匾招幌等等。但它们背后的建筑是跟17世纪差不多的，只是外面这一层临时性的构筑物在变化。
可以发现，北京这个城市的空间在一定的时间里非常具有弹性。人们依据季节的变化，事件的变化，来延展建筑之外空间的利用。整个城市无论是什么阶层，无论他是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还是普通的百姓，都被庇护在这些变化的非正式建造当中。
而我们所认可的这个城市的文化和我们所追慕的它的过往，也许都要依据这些物体来进行想象。但是大家也知道，后来这个东西消失了。
1950年代北京重新成为了国家的首都，大量国家机器要重新嵌入到北京城市的体内，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这时人们开始不再陶醉于通过微妙的空间调整来延展物理空间的这种乐趣，反而开始尝试着砸碎一切旧的东西来拥抱新的世界。
其实不光北京是这样，当时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我们急于摆脱旧有的束缚，急于摆脱这些看上去杂乱的东西，去营建一个新的天地。在这段时间里面，不但整个建设的诉求被转移，同时大量的院落的产权也发生了变化。
原先一家一户的院子很多被分割，变成杂院之后，公共的院落不再被一家独立使用，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动因去为这个院落建设比如罩棚这样的东西。
在1970年代北京的商业街，房子其实跟100年前没有什么区别，但你发现所有的商业的招幌牌匾都没有了，因为它几乎不再是商业街了，城市的商业转移到了其他地方，集中到百货商场这样的地方了。
纵观整条街，只剩下一个服装加工店的牌子，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这个城市几乎已经丧失了它所有的那种有弹性的非正式建造的能力和水平。
1976年的7月28号，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对于华北北部地区非常重要，尤其是城市。我是天津人，当时天津受损很严重，出于对地震的恐慌和大量建筑的塌毁，很多人直接住在街上搭起的临时地震棚里。
我记得我父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地震结束之后，我爸每天骑着自行车全城转，转完之后回来我妈就问，怎么样了，你看到什么了？我爸就说，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建筑的剖面。
因为地震之后立面就都倒下了，你能够清晰地看到每一个房间里面的情况。当然北京确实不一样，刘伯温相的这块地特别好，它没有受到太多的损失，但是恐惧依然是蔓延的。
当时北京最新潮最高端的那些小区，人们纷纷放弃自己舒适的住宅，跑到绿地里面开始搭建起地震棚。而且地震棚的时间会持续很久，因为有一些人家确实是流离失所，他的住宅消失了，要等待重建。
像这样简易的地震棚很快就不负使用了，人们开始要建一个类似半永久的居所来抵御这段时间。但当时的北京人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之前的那些搭罩棚和进行各种非正式建造的能力。他们盖出来的房子是这样的，像不像个掏了窟窿的坟头。这个工艺连带着人才，连带着技术，连带着市场全消失了，恢复起来就挺难的。
当然需求还在，所以人们就开始放弃这种所谓临时性的建造，干脆盖永久性房屋。大量的人开始在胡同，尤其是旧城这种不太有人管的地方见缝插针地盖房子。
地震其实是一个诱因，但我们全归咎于地震也不对。因为地震一出现，你得生活，你得存在下去，所以你要盖房子也没办法阻拦你。这就导致规划的失序，大家也不敢管了，就这样吧。然后大家也都觉得这些四合院早晚得拆，所以我现在随便住，就等待拆迁的时机了。
更重要的，50年代的婴儿潮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了。50年代北京有很多英雄母亲，一个老太太生了十个儿子，50年代他们是一个家庭，到1970年就要变成11个家庭。这个时候，北京的旧城就在一个规划失序的情况下，被迅速地填满了。当时很多新涌现的房子都是这样的。
现在看来，每一个这样的案例，都是一个典型的极小住宅的设计。也就是这样的房子重新构成了北京的居住模式和版图，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北京是这样的，严格说起来这不是四合院，四合院里所有的院落空间，哪有院啊，其实都被塞满了。
我其实非常理解这次城市治理中对于拆违的描述。这样的空间显然问题是非常大的，所有四合院的市政矛盾、居住品质矛盾也集中在这里。但这个过程中，这些“私搭乱建”就完全一无是处吗？也不一定。
像我这样典型的文艺青年，最文艺的旅游方式是什么呢，吃一碗爆肚，然后拿着一本文物地图集，在旧城里按图索骥地寻访古迹。2012年，我在北城找到一座庙。
这个庙叫作宏恩观。
宏恩观很好玩，它原来是北京的那些太监退休之后养老的地方。但当我看见它的时候，我被震惊了，因为它完全不像个庙了。它的西侧是一个菜市场，中间看上去像山门的东西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红砖的车间。
你能发现这是个庙吗？哪有一个庙是这样的？你丝毫感觉不到庙宇的任何气氛。后来我们站在更高的位置去看它，就发现这庙宇的结构其实还存在，但是它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建筑塞满了。
这个庙宇其实在清代末年1902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典型的道观，它在1962年变成了一个工厂。北京标准件二厂的厂区就在这里，在庙内殿宇之间塞进了各种各样的车间。后来工厂改制，它又被分租给了无数家。后来变成这个样子，显得特别杂乱。
在2012年它的面貌是这样的，首先外面一字长蛇阵摆开各种各样的店，呛面馒头、土豆粉——我都吃过，不太好吃。
它的后面，是典型的一个菜市场，跟所有的菜市场一样。有意思的是，菜场里面还嵌套了一个超市，各个阶层各种消费都可以都在这里面。诸位别忘了，它曾经是个庙啊！
在这个超市和菜市场的顶上，见缝插针有一个台球厅。这只是庙的西部。
它中部的山门是个古建筑，里面空间极其复杂。
东部是一个格调不错的咖啡厅，叫作杂家。
杂家的西边，这个山门的另一半是个剧场。这个剧场当时是北京地下摇滚很重要的一个场子。
山门再往东，气氛就变了。明显经过设计，高大上许多。它是个类似酒吧和咖啡厅的东西，叫妙吧。这是我能进到的地方。
在它的后面，我进不去的地方是这样，整个大殿被很精致地改造过。
当时是在2003年，一个文莱建筑师把它租下来，然后改造成一个很高端的会所，这个会所里每天上演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据流落出来的照片表达，是这样的。
它这里面接待的都是谁呢？我仅举一例，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就在这里面被接待过。你想象一个场景，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在北京只有12小时时间，他拿出一个半小时进入到宏恩观的一部分。
他在里面进行外事活动的时候，门口一字长蛇有很多外国帅哥保安在那站着。在他旁边一个地下摇滚乐队在演奏；旁边的菜市场里，大妈跟小贩为了五毛钱吵架。就是这样的一群画面，全部云集在19世纪兴建、20世纪60年代的改建，现在又被杂乱租赁的这么个地方。
这个庙有些魔力。我觉得它当时是北京小资文艺青年的一个圣地。大家都喜欢来这儿，说不上为什么。
你想想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整个北京旧城的阶层，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你看别人的时候你也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大家都以一种自组织的状态存在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我当时觉得这地太好玩了，一定要记录一下。
从2012年到2014年，我建立了关于这个庙宇的整体三维电子模型。把它建完模之后，我觉得更可怕。你把它剖开，里面的空间极其复杂，各种各样的功能杂错其间，不同的人都在这一方小小天地里按照自己的方式存续。
它简直就是北京的一个活历史，每一个阶段每一群人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我也尝试着对它做过一个很粗略的社会调查，比如就是问：
“大妈您在这干什么？”
“我卖菜。”
“您这个租金多少？”
“为什么告诉你呀。”
虽然很困难，但是它基本还是留下了当时的一个面貌，每一群人都在里面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整个宏恩冠几乎就是那时北京旧城社会的一个投影，这些都是不太正式的建造，它都不太被认可，它很快就会被改造的。
但是你会发现这些自组织的非正式的建造，真实地描摹了一个旧城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么地鲜活，这么地生动有力。
那个时代的北京其实这样的东西很多，比如王府井那边有专门卖炸串的一条街。
虽然那地方的菜特别难吃，专骗外国人的。但它又非常非常地有趣，人们都愿意去。老外也不傻，他也知道不好吃，但他们就爱看这个，觉得这就是中国。包括三里屯的脏街，village到北区之间这一段，它们看上去很混乱，但它就是这个城市魅力和活力的来源。
那个时代，几乎呈现出一种新的美学范式，叫做新北京风格，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有个电影叫《老炮儿》，《老炮儿》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场景，这些场景跟惯常文艺作品中的北京形象不一样。
电影里的北京很乱，旧城里面都是电线，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酒吧，都是这种违反规划的东西，然后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店，里面的人的状态也不太好。大家知道这个地是在哪儿拍的吗？它并不是在北京真实的街上取景，它是在影厂搭的。
大家注意，当一种景象或者空间形象开始被提取、被精炼、被重新设计并被再现，然后以一个电影的形式再托出来的时候，这种场景它就已经被接纳成为一种美学范式了。那个时代的北京就是这样，它会被接纳成为去表述当代北京的一个渠道。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张照片，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北京挺美好的。远处你能看到高大上的写字楼，里面一定有腿特别长的白领在里面，然后你也能看到很多标志性的建筑，甚至还有一条高速铁路。
这构图特别美，前景就是一些不那么正式的，可能每天都在变化的小房子，这里面每一个都是深夜食堂。在那些写字楼里工作到半夜的白领，她会拐进巷子里，也许跟土豆粉店、黄焖鸡店的老板打个招呼，但她不去吃，然后拐进了旁边的一个人均七百的日本料理，就这样完成她的一天。
那时的北京特别有温度，内容特别多，你觉得它特别有吸引力。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最后消失了。它是怎么消失的呢？
这要从这个建筑说起，它是北京私搭乱建史上的冠冕——人济山庄顶层改造。
作为一个建筑师，我看到这样的建筑，自叹弗如。我们一直在讲山水城市，美好的人居环境，这是建筑师在模仿山水，这是人家。
啧啧，你把着我的手画，我也画不出来。这个房子除了在荷载上可能有点危险，有点漏水之外，完美。但是说实在话，它确实不太符合规范。从2013年8月13号开始它逐渐被拆除掉了，这是很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从这个时候开始，北京展开城市的综合治理。我再强调一遍，这些综合治理本身是非常正当的，因为它很多是跟产权直接相关的，只不过是它来得太突然了。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跟那大爷聊天，我说您怎么想的，您觉得应该堵吗？大爷说，你别跟我说话啊，你赶紧一边去，我在砌墙，别光顾说话一分神，我把我自己砌里面去了。
这在当时成为北京的一个风景，它们其实在解决多年以来北京内城管理长期相对松懈的结果，但它造成最终的效果却是很令人震惊的。比如当时北京方家胡同有很多这样的店，但现在它变成了这样。
这些当时很知名的店，我觉得它们其实特别有北京的风格，很多是我的设计师朋友在做的。这样的结果是，城市在瞬间地改变，很多人离开了，整个街道的氛围也在发生变化。
北京迅速地在变，这个变背后其实有一个挺明显的动因，这个动因历史非常悠久。
我就举个小例子。
勒·柯布西耶，这是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的大师。他是瑞士人，长期待在法国。他在1933年提出了“光辉城市”这个想法，我们现在很多的建筑教育都围绕这个逻辑来。
他认为建筑师是强大的，特别聪明。我们应该抽着雪茄，开着跑车，我们能一次性地把人类需求都解决。“光辉城市”里就在谈建筑是人居住的机器，城市是这个机器的结合体，建筑师能够高效地解决人的一切要求，生活、工作、休息、玩，都能设计出来。
而且他强调一种普世的美学，人类一定是有一个终极的美的，它来自于0.618等等这样的数。所以那个时代城市开始转向规范的、完整的、漂亮的大轴线的街区。
1960年代的巴西利亚，每一个建筑都被设计得特别完好。人的需求都被认为考虑到了，包括尼迈耶做的这个标志性建筑，几何的形体真的很美，人们大多数都会感受到。
因此这种思潮的影响力巨大，从巴西利亚到蒙古高原。这是2017年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你看像不像，都受到它的影响。
我们有一个规范的美学，我们对城市都是一个要求，这里面能容纳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就是这样的。但是当这样的“规范美景”被大量复制出来之后，大家有没有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城市的识别度突然变得很低。
大家都在一个规范的美学体系里去畅游，很多东西就被排斥掉了。比如这样一个城市你认识吗？你能知道这是哪吗？
等到镜头放低，我们能看出它是香港。我们为什么能认出这是香港？大家有没有想过，哪些东西在提示你，哪些在告诉你这里与别处不同？
我翻过香港的一个博客，它是在对比香港的街道。1930年代香港某条街道是这样子的，几十年之后，2010年重拍了一下，很多老邻居依然认识，起码一眼认出这是香港。所有的建筑都变化了，为什么还能认出？
香港的历史遗产保护是非常糟糕的，城里没有什么老房子，全部变化了，但是你依然能认出它是香港，有人还能认出它是哪条街。其实恰恰是因为牌匾、招幌这些私搭乱建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时刻提醒着你，你到的这个地方，它们背后是什么人。
房子是物理的，是个壳，里面住的是人。香港人按香港人的方式生活，北京人按北京人的方式生活。这些很多来自它的气候、习惯、审美意趣、生活方式。这些没变，壳里还是这些人。
因此当他们被控制在一个牢笼里的时候，一有机会他们就释放自己心里的小野兽，把房子变成他们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们能够通过它们迅速地识别在这些一样的盒子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
这东西有多强大？不单是香港，我们整个东亚都是这样的。大家都特别喜欢挤挤闹闹的，把街道搞得乱七八糟，然后在这样的空间里觉得很开心。
这是大阪的道顿堀，大阪最著名的商业街，我们东亚人就是喜欢这个东西。18世纪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城市，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江户，就是东京。这么一堆人特别爱凑在一起，乱、闹、复杂。
即使当它有了现代的手法、现代的审美、现代的技术，他们还是把它变成这样，比如这样的歌舞伎町。
我们这种习惯太强大了，我们一直在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所以当人们问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面貌？比如大阪是这样，香港是这样。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就是生活着我们这样的人。
在现代主义的诞生地欧洲，巴黎的香榭里舍大道，每个店都是端着的，一个房子盖几十年上百年。建筑师完美地设计，每个地方雕梁画栋，非常精致。每一个作品都是永恒的，要让后代瞻仰。它们是建筑，是艺术，现代主义从这儿来，我们永远瞻仰。
而在香港的旺角，没有建筑立面，人们关注的是生活。我在哪儿吃饭，哪儿洗澡，哪儿打麻将，所有人都把自己的生活表现在建筑的外观上。大家在这样的地方非常地开心，这个立面几乎时刻在变。什么伦敦大酒楼，什么南华戏院，都不重要。
这个东西从很早开始，我们就这样，我们从汉代开始就这样。我们的建筑能拆卸，要是这房子王朝更替，我们马上一把火烧了再盖个新的。建筑不是永恒的，在东亚，它就是一个临时的居所，它要表达现世的价值观和生活。其实你会发现整个世界上人是这么多样，这么不同。
你看原来的世界是这样的。非洲的哥们儿，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他们捏的小土房子都跟玩具似的，色彩特别地艳丽。日本的哥们儿就特别乱，跟我们一样，特别喜欢到处贴字儿，街道上所有东西都能摘，都能换。而19世纪的美国西部，大平原大草原，大家都长得差不多，每个街道都是平坦的，靠个牌子告诉你我是谁。
这样的一些地方，其实它们都在走向当代，都在走向未来，它们演化出了自己的当代性、自己的规范、自己的形态。这挺好的，谁说我们都得端着，我们都得是巴西利亚吗？当然不是，我们喜欢那种依然能识别其中每一个地方的感觉。
虽然我进入到了一个更舒适的环境，我有更新的技术，但我依然让你认识我。因为我在里面生活，我的生活是属于我的，我的建筑表达我的生活。
所以每一种文化，无论它是高高在上的，还是杂乱低俗的，它都有勾勒自己未来的权利。谁说我们一定得是一样的？每一种智慧都值得被尊重，包括私搭乱建的智慧。
你们可能认为我现在讲完了是吧？其实没有。我们刚才又看到一个案例，大兴区一早市关门，商贩纷纷将摊位摆进河道。
你想想这个场景多美。2017年的11月12号，旁边是一片废墟了。但废墟边的河道里面，在一夜之间，原来商业街上的小商小贩和他的顾客，重新在河道里构成了一条梦一样的、诗一样的商业街。
这帮人多顽强啊，他们在多么顽强地恪守自己的生活方式，恪守自己的习惯好恶。这可能并不算美，甚至有点丑，但它里面是最活色生香的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有意义。
我就讲这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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