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人能谈论性侵，那就由我来做这件事吧 | 伊藤诗织 一席第707位讲者
伊藤诗织，日本记者，《黑箱》作者。
我于是意识到，好，如果我已决心赴死，那我会在死去之前竭尽所能，借新闻之口，讲述自己的故事。假如没人能谈论这件事，那我就用自身的经历做例子好了。
黑箱
好亮啊，我都看不清你们的脸了。你们好，谢谢你们今天来。我的名字叫伊藤诗织，刚刚在中国出版了我的书《黑箱》。今天我要聊的是一个不太容易谈论的话题——性暴力。
在日本，要谈论这个话题相当之难，某些地区也会把这一话题看做是禁忌。所以你们今天能来听我讲，我非常开心。不过我得提醒你们，今天的演讲会很沉重，但好在我们拥有彼此。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来聊聊性暴力吧。
一直以来，我的梦想都是成为一名记者。我发现媒体这片天地主要是由男性主导的，尤其是在日本。
正如你们在这张照片中看到的：中间唯一一位女性就是我。这是在日本前首相的新闻发布会，我身边绝大多数的记者都是男性。
在日本，情况正是如此。作为女性记者，我有时必须要拼尽全力。但我相信讲述，也相信真相，所以我深爱着我的事业。但正如你们刚刚看到的，在我的事业刚起步时，我被一位位高权重的记者前辈性侵了。从那天起，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变了。
调查人员对我说，假如我报告了这个案子，以后就再也不能在日本工作了。在我试图向警方报告此案的过程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来自社会、来自媒体的种种压力。
事发之后我去报警，警察也对我说：诗织，我觉得你不能再在日本工作了。所以自那之后，我开始尝试和外国媒体合作。这是我做过的报道之一，我去了南美的秘鲁，探访了可卡因种植的热带丛林。
这是哥伦比亚，我报道了最为古老、存在时间最长的游击队，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达成了和平协定。我采访了一位前游击队队员，同时也是一位女性。
这是在日本，有关“孤独死”的报道。
这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在西非的塞拉利昂。
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FGM，就是女性割礼（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割礼对女性的伤害特别大，但在非洲和亚洲，这种做法仍然存在。这是另一个全然不同的话题，所以我不会过多深入。
然而在我遭遇性暴力之后，我更多地同这个话题有了联系——不同地区的女性与儿童的生存境遇。不管我报道的主题是什么，也不管我是用纪录片或是新闻报道的形式，我总是能和这样的人相遇。比如屏幕中这个女孩，她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够保护自己，改善社会，而费心养育他。这就是我的主要工作。
今天，我想谈谈我们应该如何阻止性暴力，以及性暴力是什么。首先，我想聊聊“同意”的概念。不幸的是，在日本的强奸法中，不曾界定何谓“同意”。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想展示其中一例。
这是NHK，也就是日本的公共电视台做的一个调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问卷调查：以下哪种行为会让对方误解你已“同意上床”？如你们所见，一些人回答，如果两个人单独吃晚饭或在外面吃饭，11%的人认为对方就是同意上床。你们敢相信吗？但这可是NHK的调查结果啊。
另一个问题是，假如两人乘坐同一辆车，23%的人认为对方同意上床。如果你喝醉了，35%的人认为这是默许性的发生。我们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在生活，这些就可以表示同意？这太可怕了。
我们为什么对“同意”的概念一无所知？因为学校不教我们。尤其是像我就读的公共学校，他们从来都对“同意”避而不谈。我在学校学到的，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女生到一个教室，男生到另一个教室，大家分开学习性知识。比如学习性传染病有多可怕，仅此而已，因为他们不想谈论性本身。
屏幕上列出的所有选项：一起喝酒，一起吃饭，一起乘车，喝醉酒，这些都不表示同意。希望你们能懂我的意思。
这是一位年仅四岁的性侵幸存者，我在塞拉利昂和她聊过天。图中是她在用娃娃解释当时的情况。
她的母亲是怎么发现自己的女儿被强暴了呢？是因为她教她女儿：女儿，如果有人碰你的身体，碰到比基尼或泳装能覆盖的部分，这是不可以的，并且这不是你的错，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你可以告诉妈妈。
然后这个4岁的小女孩对她说：妈妈，爸爸就是这么做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的母亲才得知了女儿被丈夫强暴的事。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尤其是对于孩子而言，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应该教会孩子的是：首先，如果这件事发生了，这并不是你的错。其次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向父母或任何可以求助的人报告。这件事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性教育永远是个话题，因为要改变教育真的太难了。
在日本也是如此，到今天性教育依然落后，我们从不去谈什么是“同意”，也不会教孩子关于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知识，但如果孩子们连性器官都不了解，他们怎么去解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呢？
在塞拉利昂的这家性侵犯救助中心，90%的受害者都是儿童。正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描述，他们总是会说，有人从我后面做了那件事。他们没办法描述，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性器官的名称。因此，性教育真的太重要了，如果学校不能做，那么就像这位母亲一样，在家里完成。
另外我们需要改变的还有社会层面的救助。性侵犯在我身上发生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我当时发现在东京只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性侵犯救助中心，我打电话给他们，当时还是害怕极了。但他们和我说，我必须符合条件才行，所以必须由我本人到那里面谈。
那家救助中心距离我的住处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我没办法前去，我当时太害怕了，出不了门，没办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所以最后就没去。而这类的性侵犯救助中心必须更容易找到，它应该以医院为依托，或是任何我们可以马上联系到的地方。因为在你遭受这种事之后，你首先需要的就是提供物证。
我这里想举一个例子，是我在斯德哥尔摩探访过的一家医院，他们有一个365天都是24小时营业的性侵犯救助中心。如果你去到这家医院，他们会帮你搜集你需要的物证。
▲ 斯德哥尔摩南综合医院“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
他们做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是，他们会替你保留六个月的证据。因为对于遭遇性侵犯的受害者和幸存者而言，他们可能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通常来说，这类犯罪中有90%的施害者是你认识的人，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上司。因此你会困惑：我要不要去报警呢？如果报警的话，我们的关系怎么办？我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改变？你需要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
这家医院会替你保存物证，这在之后的调查阶段是非常关键的，也能给你半年的时间去捋顺。在这里你还可以接受心理辅导，这同样是必要的。因此我们确实需要更多能够第一时间就联系到的性侵犯救助中心。
这是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
简单来说就是你拿到物证之后，需要报告是身体的哪些部分受到了侵犯。这是日本做的一项调查，只有大约4.3%的受害者会选择报警。为什么？为什么约有96%的受害者都决定不报警呢？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有90%的性侵案件都是熟人之间发生的。
要知道，性暴力或者性骚扰的施害者，通常是那些比你更有权势的人，可能是你的老师，你的父亲，你的上司，这就使得报告性侵犯难上加难。为什么在日本报告性侵犯这么难呢？因为警察系统中只有8%的警官是女性。你要报警的话必须和男性警官报告，这真的太难了，非常困难。
我的情况也是一样。我到了警局，想要报告发生的事，我不得不求接待处为我分配一名女性警官。我和这名女性警官聊了大约两个小时，我抽泣，大哭，害怕得不行。但在谈话结束的时候，这位女性警官说，非常抱歉，我是交通部门的，我没办法接手你的案件，请和更高层的男性调查人员讲吧。
这里的问题在于，不光是日本的女性警官人数少，并且职位较高的女性警官人数更少，这是日本存在的问题之一。我经历的另外一件事是，在有些情况下，你必须要重现强奸经过。
这件事同样发生在我身上。我必须躺在垫子上，然后两三个男警官拿过来一个真人大小的人偶，放在我身上，他们要求我用人偶重现那场噩梦，重现强奸的过程，然后他们拿出相机拍照存证。这一切发生时，我记得自己不得不封闭所有的感受，因为这太恐怖了，太过戏剧化了。
我和其他幸存者聊到她们为什么没能报警的时候，她们说，因为我们不得不和男警官聊这件事，他们非但不懂，还会质疑你，而且你还必须回忆犯罪现场，回忆那绝对不想去回想的一幕幕；你可能还得重现这段经历，从生理本能上就不想去碰触的回忆。这些让幸存者报告性侵犯难上加难。
你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份不同国家的性暴力、强奸案发生的件数的排名，这个排名只计算报告了的性侵犯的案件数量。你可能会认为，瑞典的案件数这么高，肯定是个危险的国家。
但事实是，就像我之前说的，是因为在瑞典，更容易报告性侵犯案件，因为你会有六个月的时间去思考。另外他们计算性侵犯案件的方式不同，一次强奸就算一次。这也是他们报告性侵犯的案件数相对较多的原因之一。
这里日本的数据是1.1%，排名第73。如果你看到这个数字，你不能这样想：好吧，在日本这类案件不会发生。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只有4%的受害者会选择报告性侵犯案件，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数目如此之少。
有人说，强暴是被隐藏最深、报警最少的重大犯罪。（乔恩·克拉考尔《米苏拉：一起动摇名牌大学生的性侵事件与司法制度》）这种犯罪如此重大，却无人报警，因为报警真的太难了。不光是在日本，美国、英国，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包括在中国，我相信也是这样。我们要做的，也是我认为我需要做的，是向世界讲述我的故事，讲出真相，讲述发生的事。然而现实却是，没有人真的乐意去谈论它。
在日本，如果有人报告强奸案，他们甚至从来不用“强奸”这个词，他们用的词是“侵犯”。如果受害的幸存者年纪比较小，他们会用いたずら，意思是被骗了。这些词并没有展示发生的全部事实，所以我认为，报告强奸案以便了解实情是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 Mary F. Calvert新闻摄影作品
2016年，我在“世界新闻摄影展”看到了这张照片。每年这个展览都会设置排名，在世界范围内选出最优秀的新闻摄影作品。我看见这张照片时，调查已经进行了一年半时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检察官决定放弃我的案子。
我们已经搜集了DNA作为证据，调取了监视器拍摄的内容，还找到了当晚的出租车司机，他也作证说我是被拖进宾馆的。尽管如此，我的案子还是被搁置了，我完全对日本的司法体系丧失了信心。
我当时很害怕，因为在他们放弃我的案子之前，法院分明对那个男人下发了逮捕令。因为他住在美国，他们已经到了机场准备实施逮捕，然而警方高层却当场叫停了逮捕。
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先例，警方居然会阻止法院下达的命令。这种情况在嫌疑人逃往国外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但在那时，他们万事俱备，证据在手。
我没有相关证据，但很多人都怀疑当时是有权力介入。因为强奸我的那个人曾经为首相写过两部自传，他是如此深入地涉足到政治权力的世界。总之，这个案子最终还是被叫停了。我不知道如何在日本社会继续生存下去，他如今已经得知了我的所作所为。人们告诉我说，你没法再在日本工作下去了。
我失去了向日本媒体讲述事实的希望，但当我在“世界新闻报道摄影展”看到这幅照片时，我又重新燃起了信心。因为这张照片告诉我：强奸也是新闻。那时候人人都说：强奸何时何地都有，根本算不上新闻。但在这里，强奸是新闻。
这张作品的作者是玛丽·F·卡尔弗特，她长期追踪报道了性暴力受害者及其家庭在性暴力发生之后的经历——并非事情发生了，之后就结束了，而是你不得不在一系列连锁反应中挣扎求生。所以她用镜头捕捉到了幸存者的这些瞬间，记录下了这些故事。
▲ Mary F. Calvert
这是其中一个女孩日记中的一页。她叫凯莉。照片上写着：“要是真这么容易就好了。”她在日记中画下了这一幕：她的手腕被刀片割破，伤口开裂。她想停止这种疼痛。我感觉自己就和她一样，已经准备好做这样的事了。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不知道该如何生存下去。
这张照片是凯莉的父亲葛瑞。
他是个单身父亲，独自抚养凯莉长大。凯莉去世后，他从未改变过她房间的样子，就好像她从未离开那里。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受伤害的是我的家人。
正因为这两张照片，让我感受了新闻和真实的力量。不幸的是，凯莉已经不在人世，但正因为有了玛丽的作品，我得以感知她的痛苦，了解她传达的讯息，感受这位仍活在世间的父亲的挣扎。
我于是意识到，好，如果我已决心赴死，那我会在死去之前竭尽所能，借新闻之口，讲述自己的故事。假如没人能谈论这件事，那我就用自身的经历做例子好了。我多希望我不必这么做，因为作为一名记者，谈论自己是多么不符合新闻价值的事，但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法。
从我看到这张照片起，我便下定决心，就由我来做这件事吧。于是2017年5月，我决定向公众讲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为什么要谈论这件事，以及我们多么需要去改变我们的强奸法。
幸运的是，几个星期之后，日本修订了强奸法。这个改变虽如此微小，于我们而言却是巨大的进步。在修订强奸法之前，强奸的最低刑期是3年，而盗窃罪的刑期还要5年。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过去110年间，盗窃罪比强奸罪的刑期还长。如今是两者的刑期都变成了5年。这个改变真的很小，但至少是改变了。并且这同样适用于男性受害者，之前男性受害者都不算在性侵受害者之列。这些就是我做出的改变。
同年，政府决定加大资金投入，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更多家性侵救助中心。我对这个结果还不是特别满意，我们仍然任重道远，但不管怎么说，改变就是件好事。
另外在日本的司法体系中，有一项尤其困难。那就是要证明强奸这一事实，你必须证明有多少过错在你，你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屈服。但由于日本没有“同意”的概念，根据瑞典的一项调查，70%的受害者在当下都会身体僵硬，因为他们想活命，所以没法做出反抗的动作。
虽然调查结果如此，日本司法体系依然认为，受害者必须表现出强烈的反抗动作，才能表示反抗，才能证明强奸的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针对“同意”，我们仍需要作出改变。什么是“同意”？“不可以”就是“不可以”（No means No），更重要的是，只有“可以”代表“可以”（Only yes means yes）。
最难改变的是哪个方面呢？我们已经谈到了教育、社会救助、法律体系、调查过程，有太多需要我们去改变的方面了，但最难改变的就是人们的观念，是我们怎么看强奸这项犯罪行为。
我去报警的时候，调查人员和我说，这种事发生得太多了，我们没办法调查。“这种事发生得太多了，我们没办法调查”，听到这种说法，我实在太震惊了。
在今天，我认为依然有很多值得去讨论的事。去年3月，日本有个案子的裁决结果让人心凉。有个19岁的女孩，从小被自己的父亲强奸，时间长达数年。法官承认了发生的事，但因为她住在家里，因为她在事发之后仍然每天去上学，法官就说，她还在正常生活，所以既然没有反抗，就不能证明是强奸。
这都2019年了，当我们谈论性侵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我太震惊了。再说一次，我们需要教育，不光是教育孩子，还有那些手中握有权力的成年人。因为当这类犯罪发生时，权力常常被滥用。
我常用房子作比喻，因为这正是我的真实感受，是我得以解释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的方式。想象我是一座房子，我的根基是性，每个人都有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性别，这就是我的根基。当我的根基受到侵犯，整座房子便开始摇晃。
自那件事发生之日起，我不知道怎么如常过日子，我不再知道要怎么沏咖啡，不再知道哪个抽屉里放着我的化妆品，我只是终日坐在房间里，无所事事。我忘记了所有，我已内心空空。
去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德尼·慕克维格先生与纳迪亚·穆拉德女士，他们竭力阻止将性暴力用作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武器。慕克维格博士说，强奸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武器。因为这类暴力会摧毁一个人，还会摧毁他们身边的人，经年累月。
我在这里想问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个体，我们要如何终止性暴力？我们有太多值得去做的事了，但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探讨性暴力。我希望你们了解性暴力是什么，了解它带去的痛苦，了解有诸多渠道可以终止，了解每个人都能尽一份力。我相信，只要人人都这样去做，所产生的能量是无穷的。因为有一天可能会轮到你自己，可能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你真心相爱的人。
就像失去女儿的葛瑞一样，我想以葛瑞的一番话作为演讲的结尾。他说，强奸他女儿的施害者，在两年前做过一模一样的事。他相信如果法律体系能够完美运作，如果那个案子得以伸张正义，凯莉或许还活着。
想想吧，我们当然可以只是听听而已，日后无视它，但请把它当做自己的事吧，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它何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从未想过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它发生在我最信赖、认为最安全的日本，它没有发生在秘鲁的丛林中，没有发生在哥伦比亚，没有发生在非洲，它发生在日本，我自己的家乡。恳请各位想一想。
我知道，我们有讲述故事的能量，因为就像此刻，我站在这里，谈论发生的事，在你们面前说起如此艰难的话题。非常感谢你们能听我讲，非常感谢今天你们来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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