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一个临界点，他还是会濒临崩溃。我问他，在这种地方崩溃是什么感觉？｜刘子超 一席第770位讲者
刘子超，作家。著有《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他的中亚系列作品在2019年获得“全球真实故事奖”（The Story Award）特别关注奖。
我问他，在这种地方崩溃是什么感觉？他说，怎么形容呢？就是心特别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这时他就会骑上四轮摩托，在荒无人迹的丘陵上狂飙。冲上高处，再冲下来，让飙升的肾上腺素麻痹自己。他说，附近有一只母狼。他们经常互相对视，然后他突然加大油门冲过去，把母狼吓得转身就跑，发出凄厉的嚎叫。这样折腾一个多小时，脸被风吹麻木了，心里才好受一些。
大家好，我叫刘子超，是一名作家。这些年我写过三本非虚构作品，一本叫《午夜降临前抵达》（关于中欧），一本叫《沿着季风的方向》（关于印度和东南亚），还有一本叫《失落的卫星》（关于中亚）。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对这个世界某个区域私人化的、带有文学性的记录。
我今天想讲的是中亚。地图上，这里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历史上，这里是“丝绸之路”的枢纽。今天，中亚徘徊在全球化的边缘和大国的夹缝间，是我们最陌生的邻居。
我决定踏上中亚的旅程，最初也是出于好奇。2010年夏天，我去了一趟新疆的霍尔果斯。那是中国通往哈萨克斯坦的口岸城市，有一种边境地带特有的混杂。在国门附近，我看到等待通关的货运卡车排着长龙，远处就是冰雪覆盖的天山。
当时我对中亚的了解非常有限，虽然我看过斯坦因、斯文·赫定之类的纪行，但那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书了。
当下的中亚是什么样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历史和未来有怎样的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于是我决定通过脚踏实地的行走去探索中亚，写一写这个鲜为人知却愈加重要的世界一隅。
话虽如此，但是10年前的中亚还是一个很少有人去的地方。我既不知道该怎么去，也找不到可以打听的人。但一旦做了决定，困难总是有办法克服。2011年的秋天，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我去了中亚的第一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到了首都塔什干，然后立刻就被中亚的“呼愁”吸引。
我住在乌兹别克斯坦大酒店。那是一个宏大的苏联未来主义式建筑，但里面的设施非常陈旧。
我晚上从酒店出来，天下着鹅毛大雪。雪花在昏黄的路灯下飞舞。酒店门口停着几辆黑车，司机留着小胡子，戴着鸭舌帽，守着他们破旧的拉达或者伏尔加。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好像穿越回了90年代初的北京——那种后苏联时代的、几乎被世界遗忘的感觉。
后来，我在街上发现一家酒吧，酒吧的招牌上用英文写着“外交官”，我想应该是个比较正经的地方，没想到进去之后大吃一惊。酒吧里到处都是穿得特别少的女孩。中亚是一个基因的大熔炉。酒吧里既有完全欧化长相的女孩，也有蒙古脸的女孩，也有突厥脸或波斯脸的女孩。我后来才知道，她们是在酒吧里做皮肉生意的，而客源就是像狼一样徘徊其间的跨国公司的外籍雇员。
我的第一次中亚之旅伴随着这种震撼。可回到家，我却发现自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我面对的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世界，有着复杂而悠久的传统。历史上，中亚曾被不同的文明和族群征服和塑造——希腊、波斯、中国、阿拉伯、蒙古、突厥、苏俄——它们都在这里留下过独特的印迹。
苏联解体后，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迷失了方向。我之所以用“卫星”这个意象，是因为卫星的轨道很难由自己决定，它总是被周围更大的行星所左右——而中亚也是如此。我迷恋这种挣扎、寻觅的失重状态，而这种迷恋最终又转化为一种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因为不管是否愿意，我们一直被这种潮流裹挟着前进。
接下来的几年，我开始了在中亚的探索。我一边慢慢地旅行，一边学习俄语、乌兹别克语。作为一个自由人，我几乎去到了中亚所有可以去到的地方。我看着自己当年的冲动渐渐变成了一张标满记号的地图。
一路上，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我想让这本书充满人的故事。我希望它是一个全景式的描述，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解释中亚的过去和未来，以及它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下面我想和大家分享三个小故事。
01
阿拜，一位吉尔吉斯青年作家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存在感很弱的国家，但其实它是和我们接壤的邻国。
吉尔吉斯1991年独立，之后发生过两场革命，赶走了两任总统。第一任总统倒台后逃到了莫斯科，成了莫斯科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还是很有文化的；第二任总统则跑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被迫过上了退休生活。
9·11之后，吉尔吉斯在国际版图上的重要性略有提升。主要是因为美国入侵阿富汗，需要在周边建立军事行动的补给站，因此就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附近建了一座空军基地。吉尔吉斯人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发了一笔财，但随之而来的贪腐也让这个国家饱受折磨。
吉尔吉斯的财政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为美军基地提供后勤；另一个是很多人去俄罗斯打工。吉尔吉斯的经济就是靠美元和卢布支撑起来的。后来美军基地关了，只剩下打工一条路，于是吉尔吉斯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很多在俄罗斯打工的丈夫突然间就消失了。他们可能是打黑工出了事，死了。但更有可能的是认识了别的女人，就不再联系国内的妻子了。
这种情况在吉尔吉斯乃至整个中亚都很常见。有的妻子不甘心，会去俄罗斯找丈夫，发现丈夫早就不在原先的城市了。俄罗斯那么大，想在另外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太容易了。
我在莫斯科就认识这么一个吉尔吉斯女孩，她是去找丈夫的。但我今天想讲的不是她的故事。我想讲的是一位吉尔吉斯的青年作家。
他的名字叫阿拜。他没去俄罗斯打工，而是想成为一名作家。他有这样的野心是因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是苏联解体后出生的，从小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会说俄语、英语和法语。他的理想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不只是嘴上说说，而且对怎么获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最开始的时候他不想告诉我，因为担心同行之间互相剽窃创意。但是考虑到这是中吉两国作家之间的一次历史性会面，他还是决定告诉我。
他说，你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想得诺奖，那你千万不能抨击绿色和平，更不能抨击LGBT。他说，吉尔吉斯有个作叫家艾特玛托夫——其实他应该算是苏联作家——原本有机会得诺奖，但他自己搞砸了。有一次，他在某个欧洲国家演讲的时候，顺嘴就讽刺了LGBT，从此西方就不理他了。
那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谁呢？
高行健。
他跟我谈了很多这种国际文坛的“政治正确”。虽然他生活在吉尔吉斯这么一个小地方，但对这类事却摸得很透。我问他有没有发表过作品。他说有一篇小说刚被翻译成了英文，发在了一本美国期刊上。
那篇小说叫《移民的命运》。情节很“戏剧化”。但那种戏剧化是他把所有符合移民题材“政治正确”的东西一股脑塞进去的结果。它也很“国际化”。如果你把其中的吉尔吉斯主人公换成任何一个在美国底层打工的移民——不管是拉美人、非洲人还是中国人——你会发现，这个故事依然说得通。
这时我就明白，他的小说不是写给吉尔吉斯人看的，也未必是他真正想讲的故事，而是为了能在一本美国期刊上发表，按照他所理解的美国读者的喜好制造出来的故事。于是我也就明白了他当作家的困境。
我们往往以为写作是一件很私人的事，但实际上如果你想靠写作为生，最重要的是生活在一个有文化和经济条件的社会。这个社会要有复杂的商业结构，有消费文学的需求，有一个完整的产业，有真的会去买书和看书的读者。我们生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很容易以为这样的社会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不是。
比如在吉尔吉斯，如果你想成为职业作家，你要么移民，要么用外语写作，要么尽量把故事套进别人的框架里。无论哪种方式，最后你都可能会成为一个“流亡作家”。
来这个节目之前，我特意去网上看了看那位吉尔吉斯作家的近况。他的头像变成了一个大胖小子。我们互相问候，聊了聊疫情。他告诉我，他结婚了，生了个儿子，也找了份工作。我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等疫情缓解了，他可能去俄罗斯做点生意。他没有再提写作的事。
今天，当我站在这里讲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其实是那个幸运的人。虽然大家都说当作家很苦、很穷，但至少假如你不幸有了这个抱负，它还是有实现的条件。我在中亚也遇到过很多有抱负的人，但在那样狭小的社会里，你可以想象，你能有多少选择的机会？你实现抱负的难度有多大？
于是就引出了我想讲的第二个故事。
02
学中文的“幸运”
这个故事发生在塔吉克斯坦。
即便在中亚五国里，塔吉克斯坦也很特殊。第一，它93%的国土是山区，一半以上的海拔在3000米以上。最大的一片山是帕米尔高原，占了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但几乎没有工业，大部分是无人区，当地人仍在采用古老的农业方法。
第二，它与阿富汗有漫长的边界线。帕米尔公路几乎就是沿着这条边界线走。
阿富汗是著名的毒品产地，所以帕米尔公路又有个别名，叫“海洛因公路”。大量毒品就是通过这条路运到俄罗斯，再进入欧洲。
当你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不时可以看到荷枪实弹的士兵，但巡逻的效果很有限。因为当地人告诉我，毒贩已经会用无人机了。
第三，塔吉克人是中亚唯一的波斯民族，其它几个都是突厥民族。塔吉克人和伊朗人是亲戚，但问题是波斯语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而塔吉克语用的是俄国的西里尔字母。这就造成一种很尴尬的局面：塔吉克人在用俄国人的字母拼写波斯人的文字。结果就是他们成了最孤独的人，除了他们自己，谁也无法理解他们。
1991年9月，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杜尚别市中心有座列宁像，成为了整个中亚地区第一座被推倒的列宁像。
接着，塔吉克爆发内战，各种宗派势力互相残杀。这场内战打了五年，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不仅让这个国家变得满目疮痍，而且独立20年后还没有恢复到独立前的水平。
有一天下午，我在杜尚别那个曾经有列宁像的公园晃荡，碰到了一个叫“幸运”的大学生。他突然拦住我，用中文说：“哥，我正在学中文！我给你免费当导游吧？”
在国外我很少遇到这种事，就算遇到一般也会礼貌地拒绝，但我发现这次没法拒绝——我没办法拒绝一个给自己起名叫“幸运”，想练习中文，还管我叫哥的人。
幸运是个1997年出生的小孩，很高很瘦，脸上还长着青春痘。他有个大他十岁的姐姐。几年前，他的姐夫去俄罗斯打工，从此音讯全无。按照幸运的说法，他的姐夫在俄罗斯重组了家庭。
他的姐姐一直没有再婚，也没有去俄罗斯找丈夫，她就当这个男人不存在了。她平时接些针线活，希望以后能开一家自己的裁缝店。据幸运说，他姐姐的手艺特别好。有一次他在街上拦住了一个中国女人，想跟她练中文。最后，那个女人买了他姐姐做的两条裙子。
幸运不喜欢俄罗斯，也不想去那边打工，因为在俄罗斯打工的塔吉克人一般只能做很辛苦的修路盖房、打扫卫生这样的工作。他也不想去美国，大概也没机会。因为他之前有个女友，她的叔叔在美国做生意，她的人生目标就是将来去美国，但显然没把幸运考虑进去。
幸运很生气，也很受伤。他觉得自己像河床上一艘搁浅的小船，无处可去，而女朋友却是大海上神气活现的航行者，有着固定的方向。于是，他开始自学中文，作为一种对抗。他决定，如果女朋友要去美国，那他就要去中国：留学，赚钱，出人头地。我对他说，我很能理解你这种赌气的心态。
幸运先是自学，然后报了孔子学院。他准备参加汉语能力考试。一旦通过就能申请中国大学的奖学金，每月还有一千多块钱的补助。这就是他经常在街上转悠，找中国人练口语的原因。
幸运有句口头禅：“我被困在这里了，哥。”然后他就不失时机地问我，能不能借他两百块钱。
我开玩笑说：你学中文，应该知道，在中国的文化里，如果你刚认识一个人就管对方借钱，我们会很容易认为你是个骗子。再说，两百块钱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他说，那怎么办？我安慰他说，你现在在学中文，将来去中国留学，你肯定不会困在这里。
我当时在杜尚别是为了研究一个叫维克多·布特的人。他是塔吉克人，在杜尚别的贫民区长大，当过格鲁乌少校。苏联解体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军火贩子，不仅向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提供武器，也给非洲的内战国家输送军火。他在阿联酋买了栋海滨别墅，靠自学掌握了六七种语言。后来他风生水起，上了美国的通缉名单，排在第二位，第一位是本·拉登。
到了杜尚别，我很想看看这个人成长的环境。我很好奇在这么一个闭塞的地方，怎么会冒出这么一个人。
我本来打算坐公交车去，但杜尚别的公交车正在推行刷卡制度，于是我只好改坐可以付现金的黑车。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当有黑车经过时，司机就会像拈花微笑的佛陀，做一个手势。开始，我以为这是在跟我这个外国人打招呼。不过幸运说，你想多了，哥。那其实是一个暗号，代表这辆黑车的行驶线路与这个数字的公交车相同。
我们上了一辆黑车奔向贫民区。市中心还有些高大的建筑物，但是到了外面，整个天际线都在缩小。在市中心我还能看到一些穿着不错衣服的人，但到了郊区，人的阶层也开始向下移动。
到了目的地，我们下了车。周围都是人，有的在闲逛，有的在做点小生意。对面是一片苏联风格的住宅区。阳台上晾着衣服，竖着白色的卫星电视接收器。淡黄色的墙面已经都开裂了，有些地方补上了水泥，有些地方露着砖头。
我们转来转去，后来路过一个街边的小酒馆，它完全只是在墙上开了个洞而已。不时有男人过来，简单地说两句，老板就紧张兮兮地从柜子下面拿出一瓶劣质的伏特加，倒上一杯，递给对方，然后再把瓶子藏回去。老板拿起一把水果刀，在案板上切两片黄瓜、两片西红柿，撒一点盐，再配上一段蔫头蔫脑的小葱——这就是免费的下酒菜。那些男人全都用俄国人一口闷的方式喝酒，喝完发会儿呆，然后面无表情地走了。
这时，进来两个男人，怀里抱着黑皮包。老板倒了两杯酒后，他们从黑皮包里掏出证件晃了一下。幸运说，他们是执法人员，来这里检查无证私售烈酒的。两个男人转到柜台后面，把伏特加都收缴了，又罚了老板一笔钱，他们就走了。
走了以后，我发现老板松了口气，脸上既没有愤怒，也没有失望。某种程度上，执法人员和小商贩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前者的工资很少，必须靠罚款维持生活，但他们不会置小商贩于死地，因为如果一次性罚破产了，以后就没得罚了。所以对小商贩来说，交罚款等于交保护费，之后的一段时间就可以放心地卖酒了。
我跟老板聊起来，问了他几个关于内战的问题。他当时特别惊讶，没想到一个外国人居然对塔吉克内战有所了解。对他来说，那是一段心痛的回忆。他的弟弟就死于内战，就死在这条街上。所以，这条街和这个小酒馆，既是他的伤心之地，也是他现在唯一有机会挣点钱的地方。在整条街上，我都能感到类似的情绪在跳动。
我意识到，无论多么闭塞的地方，都有可能冒出几个维克多·布特这样的枭雄——因为这种天才人物往往是不受环境影响的。但大部分人只能过着十分卑微的生活。当然，你也会遇见几个像幸运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不甘心命运，想要找到一个出口。如果你给他一个机会，他就能飞出去；如果没有机会，他就可能慢慢地沉落。
一年以后，我正在哈萨克斯坦，收到了幸运的邮件，说他通过了汉语考试，拿到了中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
我当时很高兴。我知道那个考试很难。现在他的人生有机会改变了。他的三个理想“去中国、赚钱、出人头地”，至少有一条已经实现了。
然而，幸运这时又有了新的烦恼。他现在想的是怎么能留在中国。这就更不是借他两百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了。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以及在这样的文化和社会里，作为一个外来者，能不能找到立足之地。
我想，对我们来说，这同样是一种挑战。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将面对这个问题：如何接纳像幸运这样的人？是包容？是排斥？我们的态度不仅决定了幸运能不能留下来，在更大的层面上，也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03
困守咸海的人
这些年在中亚，我很明显地感受到中国的存在。不少基础设施是中国援建的。比如，从塔吉克北部重镇苦盏到杜尚别的公路——相当于从上海到北京——以前是季节性的，一到冬天就断。后来中国修了很多隧道，现在全年可以通行。
走在中国修的路上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的。那种沥青的铺设方式，那种轮胎摩擦的声音。
但作为一个旅行者，我其实不太喜欢走中国修的路。因为当地车普遍都超载，也没人系安全带。过去走烂路开不快，安全还有保障。现在动辄可以开出一百公里的时速，对面有车来也不减速，而是故意制造一种呼啸而过的效果。
每次出发前，司机都会带着全车人向真主祈祷。我以前是不信伊斯兰教的，但坐了这么多次超载又超速的车，我还活着，我觉得自己快要拜服在真主脚下了。
除了公路，还有一些挺超现实的工程。比如霍尔果斯的另一侧是哈萨克斯坦的扎尔肯特。这里原本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在规划中，将来有可能成为下一座迪拜。因为中哈两国要在这里建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港，作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物流转运中心。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在短短半个月之内，把货物从中国运到欧洲——费用比空运低，速度比海运快。
我去的时候，看到一些工程已经动工了。远处的地平线上有高楼大厦的剪影在闪闪发光，就像沙漠中虚幻的图腾柱。那就是霍尔果斯。你可以想象，假如有一天这里真的变成了迪拜，中亚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
此外，还有很多出海淘金的人。在荒凉如月球的咸海边，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中国人——他的故事是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第三个故事。
咸海曾经是世界第四大湖，典型的鱼米之乡，它的水源主要来自中亚的两条大河阿姆河和锡尔河。1921年，苏联发生饥荒，列宁在短短数日内就从咸海调来两万一千吨鱼罐头，拯救了无数生命。但1960年代以后，由于苏联在乌兹别克大规模引水灌溉种植棉花，咸海的面积不断缩减，现在已经不到原来的10%了。
今天，离咸海最近的乌兹别克小镇叫木伊那克，原本是咸海最大的港口，如今离海已经有160多公里了。你能看到干涸的河床上停着锈迹斑斑的渔船。由于咸海的盐分大幅增加，鱼类已经无法生存了。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些祖祖辈辈打鱼为生的木伊那克人突然没了工作，成为环境灾难最令人震撼的注脚。
我雇的那个司机就是木伊那克人，他说了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他这辈子经历过两次巨变：第一次是苏联解体，那意味着国家和身份的转变；第二次是咸海的消失，那意味着几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就此终结。
如果你看地图会发现，从木伊那克到今天咸海边的大片土地，在地图上是一块非常干净的空白，没有任何标记。我就很好奇，在真实的世界里，这片空白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省略掉过程，说一下我的结论。那是一片黄褐色的平坦的大地，无边无际，没有树木，没有山脉，没有任何遮挡。你可以在上面开车，但不管怎么开，周围的风景都看不出任何变化。
就这样开了几个小时，你就终于到了咸海。那是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沙地上散落着贝壳，植被全都干枯了，就像远古时代的遗骸。阳光是白色的，很亮，但气温很低。海风吹在脸上，有一种咸咸的黏稠感。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发现海边有几个人影在晃。我走过去，发现是四个正在挖泥的工人。他们看到我也吓了一跳。
我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正在收集泥中的一种虫卵。这时，其中一个工人突然用很蹩脚的中文说：“我们的老板是中国人，他也住在这里。”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不远处有个帐篷。有个男人就站在帐篷前面。工人说，他的名字叫王。
出于隐私，我在下面姑且称他为“咸海王”。他戴着一副茶色眼镜，牙齿完全被烟熏黑了。很瘦，有点驼背，说话有点山东口音。后来他告诉我，他是滨州人。
原来，咸海盐分升高以后，虽然鱼类没办法生存了，但却繁殖出一种叫卤虫籽的微生物。这种东西经过深加工就能变成虾苗的饲料。为了开采这种卤虫籽，咸海王在荒凉的咸海边生活了七年。每年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独自住在帐篷里。
走进帐篷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在这里没有伴儿，因为帐篷里有一种单身汉的混乱。墙角堆着中国运来的食品箱子，有一只小猫，有一张木板床，上面堆满了杂物。床边支着一张小矮桌，上面垂下来一只很油腻的灯泡。还有一个中国北方农村的那种小煤炉，取暖加做饭用，已经完全熏黑了。这几乎就是帐篷里的全部家当。你根本无法想象这是一个人长达七年的居所。
咸海王说，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离他最近的WiFi在木伊那克的厂房——也就是160公里之外。所有的补给，包括淡水，都要从外面运来。他两个月去一次厂房，收发邮件，向中国总部汇报工作，再驾车返回这里。
他手下有四个当地工人，他们通过简单的俄语交流。咸海王禁止工人酗酒。但他也知道，在这种地方，私下里人人都会喝。只要不闹出事来，就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管这叫“中国人的智慧”。
在这里，白天过得很快，去海边转转，看看虫卵的情况，一天就过去了。到了晚上，他会简单地做点饭。因为吃不惯工人做的菜，他从来都自己做饭。他兴奋地告诉我，前几天弄到了点大白菜，还没吃完。那种口气完全是谈论大闸蟹的口气，而不是大白菜。
这种长时间的与世隔绝让他的烟瘾大增。我们说话时，他几乎一刻不停地抽烟。他说，天黑以后，还要有酒，不然很难熬。他从中国带过一些白酒，但很快喝完了。现在他喝更容易弄到的伏特加。尽管如此，每到一个临界点，他还是会濒临崩溃。
我问他，在这种地方崩溃是什么感觉？
他说，怎么形容呢？就是心特别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这时他就会骑上四轮摩托，在荒无人迹的丘陵上狂飙。冲上高处，再冲下来，让飙升的肾上腺素麻痹自己。
他说，附近有一只母狼。他们经常互相对视，然后他突然加大油门冲过去，把母狼吓得转身就跑，发出凄厉的嚎叫。这样折腾一个多小时，脸被风吹麻木了，心里才好受一些。
那天晚上，我和咸海王一起吃了晚餐。他拿出伏特加和一盘非常珍贵的炒白菜。他向我讲起以前来过这里的人，不时掏出手机，给我看当时的照片。都是几年前的事了，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在谈论昨天刚发生的事。对他来说，每一次有人来都像是节日，但这个节日的频率是以年计的。
我们很快就喝光了一瓶伏特加。他几次说要走，却总是主动挑起新的话题。他说，几年前，他的帐篷就在咸海边，现在离海边已经有一百多米了，说明咸海还在缩小。他说，咸海中间有一座小岛，传说中有恶龙守护着宝藏。实际上，那是苏联进行秘密生化试验的地方。小岛原本沉没在海底，但因为咸海的消退，已经浮出了水面。
后来，他终于走了。我钻进睡袋，却感到特别清醒。我想起了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那里写了一个名叫库尔兹的白人。他独自生活在刚果的热带雨林里，为大英帝国搜罗了不计其数的钻石和象牙。
那是一百多年前的故事了，当时的英国在世界上开疆拓土。现在这个开拓的角色似乎轮到了我们。
我看到咸海王在这种极端的环境里，依旧保持着强大的、无法摧毁的内核。这一点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我觉得像咸海王这样的中国人或许还有很多，他们散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可能仅仅是为了谋生，也可能有更大的抱负。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人与世界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的紧密、生动而复杂。
当我最初想写中亚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些年的行走和思考让我渐渐感到，如果说中亚像一颗卫星，徘徊在不同文明与势力之间，那么中国或许将改变这里的引力。眼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作为作家，我写作的动力之一就是去见证这个世界的流动，抛弃抽象的观念，捕捉其中纷繁的细节。那么，制造这个流动并且居于核心的永远是人。无论是吉尔吉斯青年作家、学中文的幸运、咸海王，还是我在书里写到的其他人——人的生存经验就像历史河流中的卵石，从当下向着未来延展，阐明了这个世界演进的曲折。当你通过旅行和文字打捞起这些卵石，它就慢慢地构筑起你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可能比真实的世界更牢固、更有依靠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