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可以说从中唐以后到宋代，“忠”的观念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个观念变化的核心就是大臣的责任越来越多，皇帝的责任越来越少。而且“忠”变成了一项无限的义务，或者说变成了衡量一个大臣好坏的最高道德品质。
大家好，我是仇鹿鸣，来自复旦大学，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最近十来年，我比较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是出土的石刻。在中古时期，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死后，他生平的经历，主要是他做官的情况和婚姻的情况，会刻在一个方方正正的石头上，然后埋在他的墓里面。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发现了大概五千多方唐代的墓志。现在能够看到的唐代墓志总量，已经到了一万多方，可以说它包含的信息已经大大超过了两唐书里面传记的总和，所以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历史上重要的无名者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话题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历史上重要的无名者，他的名字叫王伷。首先要交代一下他活动的历史背景。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是整个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是唐玄宗晚年最信任的将领。天宝十四载年末，他突然从范阳起兵发动叛乱。当时天下承平已久，内地武备废弛，而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拥有非常强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一路南下，仅仅一个多月就攻陷了洛阳。次年，又攻陷了长安，唐玄宗仓促出逃，最后跑到了成都。唐玄宗刚刚逃出长安的时候，保卫他的禁军发生了哗变，逼迫他处死自己最喜欢的妃子杨贵妃。所以大家所熟悉的唐代，或者说最为一般公众所了解的那些故事，其实只是这样一个巨变时代的小小注脚而已。安史之乱大概持续了七八年的时间，可以说在安史之乱后期，唐和燕双方都有一些精疲力尽了。一直到公元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的十月，仆固怀恩率领的唐与回纥联军，在洛阳城外击败了史朝义的军队，从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史朝义仓促逃到了河北，并在第二年的春天被他的部将田承嗣所杀，持续了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了。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王伷，在这时候留下了他在历史上唯一的一条记载。当然，这个时候他的形象并不那么光彩，仆固怀恩收复洛阳的时候，史书记载：伪中书令许叔冀、王伷等大臣向唐军投降。某种意义上来说，王伷他是生活在历史的缝隙当中，假如安史之乱取得了成功，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他作为新王朝的开国元勋——因为中书令大概相当于宰相的位置，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其实容易想象，在叛乱的七八年间，他大概追随安史的叛军做过非常多重要的事情。可惜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因为安史的叛乱最后没有成功，所以他在这七八年当中的所作所为，也就淹没在历史当中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他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无名者。这样一个人，他投降唐王朝之后的命运会是怎样呢？按照一般的逻辑推测，他投降之后的命运不会太好，即使没有被按照国法严厉惩处，也会惶惶而不可终日。我这样的推测其实也是有一些材料依据的。因为根据史书记载，唐王朝曾经非常严厉地处分过那些参与叛乱的，或者说投降安史叛军的唐朝原来的官员。我举两个大家稍微熟悉一点的例子。王维是唐代最有名的几位诗人之一，在中国只要上过初中的人，大概都知道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当安史的叛军攻陷长安的时候，王维来不及逃跑，他实际上是被叛军控制了。他一方面装疯卖傻，另外一方面假装自己的嗓子出了问题，没有办法说话。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和文人，所以安禄山依然强迫他到了洛阳，做了伪给事中。尽管王维在安史的叛军里面做过官，但他本人其实还是心向唐廷的，所以他被挟持在安史叛军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表达自己思念唐朝的心情：王维本身只是一个文人，所以安禄山只不过是用他来点缀门面而已，谈不上有太大的作用。在公元757年年初，就是安史叛乱的第三个年头，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伙同他的重要谋士严庄，谋杀了安禄山。唐军利用安史叛军之间内讧这个机会取得了战场上的一系列胜利，在757年的九月和十月之间，唐军第一次收复了长安和洛阳。这个时候王维也被唐军所俘获。尽管王维在叛军当中没有特别大的过恶，但是他和郑虔、张通都被囚禁在洛阳的宣阳里，每天担心得要死，生怕被处决。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不但是非常有名的文人，还是当时知名的画家。这个时候唐王朝的宰相崔远做了一件假公济私的事情，就是让这三个被囚禁的人到他家里去画壁画，帮他家的房子做一点装修，这三个人希望崔远能够帮助他们脱罪，所以做得非常卖力，“运思精巧，颇绝其艺”。但是最后这三个人也没有逃脱惩罚，该被流放的被流放，该被贬官的被贬官。当时投降安禄山的最重要的唐的官员是陈希烈，陈希烈在玄宗的时候，天宝年间，长期担任左相的职务。在唐军收复两京的时候，俘获了以陈希烈为首的三百多名陷伪的官员。当时朝廷对如何处分这些人其实是有争议的，比如最有名的功臣郭子仪就主张宽大，但是最后处分的结果非常严厉，这些叛臣被按照六等来定罪。
请大家注意的一点，这六等当中的前三等，实质上都是处决，“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什么叫“重杖一百”呢？就是把这些人拖到京兆府的衙门门口，打一百下。一般人是很难捱过一百下重杖的，所以基本上都是决杖而死。再后面三等才是流放、贬官等等。我们明白了这个背景，其实才能够知道，像王维这样的人，尽管在叛军当中谈不上有太大的过恶，为什么还害怕得要死。即使你没有做过伪官，但是在安禄山盘踞两京期间，因为各种原因和叛军有比较密切联系的人，“因与贼往来者，皆听自首除罪”，就是你要向政府说明一下，为什么和安史叛军往来这么密切，说清楚了你才可以免罪。即使那些坚决抵抗安史叛军，但兵败被俘的将领，也受到了另眼相看。当时有个将领叫作程千里，他其实是抵抗安史叛军，然后兵败被俘的。他一直没有投降安史，非常坚决。安庆绪在逃出洛阳之前匆忙地把他杀害。在唐军收复两京的时候，讨论是不是要给这样一个人追赠，最终也是因为他“生执贼庭，不沾褒赠”，谁让你被俘了呢？这样的一些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家其实并不那么陌生。如果根据网上一些最粗浅的中西文化的比较，大家可能都会听过类似的话，比如说在西方文化当中，会觉得战俘是英雄，而中国人总是觉得战俘是要另眼相看的，更何况投降的人。“忠”这样一个观念，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传统的道德，传统的儒家文化，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个面向。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王伷的经历，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我们首先来讲一讲他在安史叛乱当中可以说相当传奇的经历，就是所谓的“四易其主”。在五六年之前，我们发现了王伷的墓志。墓志这类材料，有点类似于现在葬礼上读的悼词。葬礼上的悼词都是充满着溢美的话，尽管里面记载了一个人的生平，但是可信度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所以墓志里面讲的东西恐怕也不能全信。但是我们结合了其他一些文献的记载，大概能够勾勒出王伷这个人一生的经历。
▲ 王伷墓志
王伷大概是在天宝初年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之前他在唐王朝做了十来年的官，但可惜官运不太好，到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起兵叛乱的时候，他只不过做到河南道采访支使这样一个小官。等到安禄山攻陷了洛阳，墓志里称他是逃到了陆浑的南山，然后被安禄山胁迫才做了伪官的。但是这个记载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他进入到安史政权之后表现得非常地活跃，主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帮助安禄山去安抚河北新降附的地区。之后墓志里面的记载其实有一段时间空白，等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背景，就是当唐王朝第一次收复两京，在公元757年九十月份的时候，安庆绪仓皇北逃，他逃到了相州。相州是在现在河北的临漳，这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王伷也在相州，他再一次卷入了安庆绪的政权。当唐军第一次收复两京的时候，战场的形势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当时安史政权最重要的将领史思明，他控制着范阳。我们刚刚讲到过，范阳是安史叛军的起家之地，所以聚集了大量的军队和财富。史思明当时大概控制了河北13个郡的地方，而且拥有8万军队。他看到形势不对，就宣布起义归顺唐王朝，所以这个时候夹在相州的安庆绪其实只有一隅之地，可以说是危在旦夕。混在安庆绪阵营里面的王伷，他要寻找自己的出路，这个时候就伙同几个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叫邵说，另外一个叫张献诚。他们想摆脱身在叛军当中，即将被唐军消灭的命运，就选择了北上，投奔史思明。当然墓志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墓志里面有一个修饰。他说我们是为了北上投奔史思明，再从史思明控制的地方辗转回到长安，最终还是为了效忠大唐王朝的，只是后来被史思明所羁押，导致我没有跑到唐王朝控制的地方来。他们选择的线路是北上赵州，赵州就是现在河北的赵县，大家非常熟悉的，或者是中国最有名的桥梁赵州桥就在那个地方。进入到赵州就进入到了史思明控制的区域。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当时唐王朝非常严厉地处分那些曾经投降安禄山的官员。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大概是绝不敢轻易回到唐王朝控制的区域的。而史思明当时尽管名义上归附于唐王朝，但他依然处在半独立的地位，所以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庇护者，所以王伷的这个选择其实是很巧妙的。他进入到史思明政权之后，史思明很快再次起兵反叛，南下相州，击败了唐军九个节度使的联军，并且借机吞并了安庆绪，再次攻陷了洛阳，彻底改变了战场的形势。而王伷又随着史思明从范阳一路南下到相州，到洛阳，一直到762年，他以燕的中书令的身份投降唐。在安史之乱的七八年中，王伷这个人可以说运气很好，他实际上是辗转于四五个主子当中，而且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低级官员，一直做到了燕的中书令这样的高位。那回归了唐王朝之后，他的好运气是不是就用完了？他是不是会和王维、陈希烈那样受到或轻或重的处分呢？有时候历史是会和人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的。我们看到王伷的墓志，非常吃惊的一点就是，尽管这个人在燕的政权中有这么高的地位，但是他回到唐王朝之后，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还先后做过驾部、考工、吏部三郎中，之后又活了十来年，一直到公元779年大历十四年才去世，而去世的时候给他写墓志的，是著名的诗人刘复。刘复这个人现在一般人是不太知道的，因为他也是属于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无名者。我们现在要讲文学史的话，唐代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时代，大家都知道唐代最重要的那些诗人和文学家——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等。但如果按照唐代人自己的表达，当时做诗做文章做得最好的人，刘复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中唐的张祜《叙诗》：江宁王昌龄，名贵人可垂。波澜到李杜，碧海 东弥弥。曲江兼在才，善奏珠累累。四面近刘复，远与何相追。迩来韦苏州，气韵甚怡怡。
你看他前面提到那些人，王昌龄、李白、杜甫，后面提到的韦苏州，就是韦应物，这些都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最重要的唐代的诗人和文学家。但是刘复目前流传下来的诗歌和文章非常少，所以尽管唐人非常看重他，但是他本人到底文学才能如何，我们其实不太知道，因为没有太多的东西留下来。那么王伷和刘复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也还是不太清楚，但至少我们可以证明一点，有刘复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来给他写墓志，王伷之前在安史政权做官的那些我们现在看起来不光彩的经历，唐人似乎没有那么在意。好，我们首先要来解释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第一批被唐军俘获的，从安史政权转而投向唐王朝的那些大臣这么倒霉，被贬的贬，流放的流放，被杀的被杀，而王伷运气又这么好呢？这样的变化是有现实主义的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当时在安史叛乱的七八年中，投降安史的唐的官员非常多，所以当时的人有一个表述，叫作“为贼所污者半天下”，所以这些人如果都要清查的话，查不胜查。而且等到史思明第二次反叛重新控制洛阳，整个战场的形势再次发生逆转的时候，唐廷内部就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要尽量赦免这些政治上有污点的人，以此减轻平定叛乱的阻力。这个大家非常容易理解，如果你曾经是唐王朝的大臣，你投降了安史，我绝不赦免你，那你就会拼命地为安史抵抗。所以在宝应元年十月份第二次收复东都之后，十一月份代宗就下诏，东京及河南、河北，受伪官的官员一概不问。所以王伷这个人确实运气非常好，他就是趁了这个东风，最终可以说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唐廷当中。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考虑，大家其实都是能够理解的，我想可能我们今天要讲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些“贰臣”，就是这些在政治上有污点的人，他们是不是应该被人所鄙视呢？大概在大家所认可的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毫无疑问是应该被人所指责、所耻笑的。但当时人的观念和我们一般的理解似乎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讲一个唐代人认为真实发生的事情，当然因为我们现代人有科学的观念，所以会认为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崔器，他是力主严厉惩处那些投降过的大臣的一个官员。等到崔器死的时候，当时的一个故事就说他受到了报应，说他病危弥留之际，非常痛苦，一直讲某某人的鬼魂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来找他的人是谁呢？达奚珣。达奚珣是原来唐的河南尹，相当于洛阳市的市长，他就是和陈希烈一起投降了安禄山，然后和陈希烈一起被杀的一个重要官员。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故事视为当时舆论的一个反映，我们会看到那些主张按照法律，严厉惩处叛臣和贰臣的官员，反而被认为是酷吏，而舆论其实是同情那些被处决的官员的，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的。或许受这个影响，在宋代人所修的《新唐书》当中，把崔器列进了《酷吏传》，和武则天所用的那些酷吏来俊臣、索元礼同一个传。
▲ 《酷吏传·崔器传》
另外一个方面，唐廷是不是会觉得那些以死殉国的忠臣就非常可贵？在大家熟悉的唐代的忠臣系谱当中，文天祥的《正气歌》里面举例了两个人，一个叫作“为颜常山舌”，一个叫作“为张睢阳齿”。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在安史之乱当中，坚决抵抗叛军而殉国的大臣，颜杲卿和张巡。所以这些人如果按照后世的观念来看的话，是非常受后世人的推崇的，但是当时的人似乎也没把他们看得特别重。当时有一个在安禄山攻陷洛阳的过程当中殉国的官员，他的名字叫作卢奕。因为他是一个烈士，等到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之后，有一个讨论就是要不要给卢奕一个比较好的谥号。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不成问题的，他是一个忠臣嘛。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当时的朝廷当中引起了争论。我们现在可以从独孤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唐的文人所保存下来的谥议当中看到反对的意见。因为独孤及是支持给卢奕一个比较好的谥号的，但是有人反对。反对的意见是什么呢？叫作“洛阳之存亡，操兵者实任其咎，非执法吏所能抗”，就是说洛阳守得住守不住，是军事将领的责任。卢奕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分司东都，他是一个执法官，所以城守得住守不住和你没有关系。“师败将奔，去之可也”，仗打败了你赶快跑。“委身寇雠，以死谁怼”，这个“怼”字现在在网上非常流行，但是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异。古汉语当中这个“怼”字是怨恨的意思，解释下来就是说你自己不跑，然后被敌人杀掉了，你怨谁？这样一个观念可能和我们现在想象的有点大相径庭，所以尽管独孤及是要给他辩护的，因为他讲卢奕是一个忠臣的表率，但是独孤及给他的辩护中也要承认当时舆论的一个主流，就是认为跑是合理的。所以独孤及讲“危而去之，是为智免也”，就是你看到城守不住了赶快跑，那是你很聪明的一个表现，但是这个不能称之为“忠”。在当时的舆论中给那些投降安史的大臣的一种辩护，叫作“万乘南巡，各顾其生”，皇帝你自己都逃跑了，那我们剩下一些大臣自己给自己找一点出路，给自己求得一点活命的机会有什么不可以呢？第二个故事是和张巡有关的，张巡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在安史之乱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忠臣的表率。张巡守住睢阳，其实对于整个安史叛乱的平定有非常大的作用，因为他使得安史叛军没有办法南下江南和淮南，保住了唐王朝最重要的物资供应的地方。但是张巡守睢阳这个战打得非常残酷，到后期出现了没有粮食被迫吃人，就是把这个城里面的老人和妇女、小孩先吃掉的情况。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所以当时人对于张巡是有批评的，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完美的忠臣。当时对他的一个批评是什么呢？“与其食人，曷若全人”——你何必这样呢？与其要走到吃人这一步，何不让这些人保全下来呢？但是那些批评者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把人保全下来的，是投降把人保全下来，还是逃跑把人保全下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会注意到“忠”这样一个观念的变迁，唐代人理解的“忠”，安史之乱当中这些大臣们所表现出来的“忠”，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忠”，其实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尽管我们可以说“忠”这个观念在中国起源非常早，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忠”这个观念，在早期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有限的义务，甚至可以讲是带有一定的契约性。孔子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话，也是非常有争议的话，叫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话本意上来说是讲，君和父是具有优先地位的，但是这个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说，君和父尽管是居于上位者，但他依然是要受到礼法规范的。就是你做君主要有做君主的样子，做臣子要有做臣子的样子，做父亲要有做父亲的样子，做儿子要有做儿子的样子。《论语》当中也有一句话，叫作“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所以君臣之间实际上是有互相的责任的。这样的看法在《孟子》里边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发挥，叫作“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大概就是一种带有一点互相责任，甚至契约式的君臣关系，所以后世的专制君主看到孟子这个话是非常讨厌的。朱元璋读到孟子这段话的时候非常生气，因为这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大臣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反抗君主统治提供了一个理由，所以朱元璋一度甚至想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当中移走，指责孟子竟然说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唐代这样的“忠”的观念，某种意义上来讲，实际上还是一种有限的义务的观念，就说我尽到了自己的职分，但是仗打败了，那我就可以逃跑，甚至投降，也没有太大的责任。安史之乱那个时候，大概是最后一个所谓的有限的忠臣的时代。距离安史之乱过了半个多世纪，大概是在中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忠”的观念其实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所以到了中唐时非常有名的大臣李德裕，他就开始批评这样的一些事情。他特别讲到了在安史之乱的时候，“至有弃城郭委符节者，其身不以为耻”。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后的那批唐朝大臣觉得，你跑得快是你很聪明的一个标志，叫作智免。但是李德裕已经开始讲了，放弃自己守城的职能而逃跑的人，那些是“世风日坏，人心不古”的一个标志。可以说从中唐以后到宋代这样的一个“忠”的观念，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个观念的一个变化的核心就是大臣的责任越来越多，而皇帝的责任越来越少。而且“忠”变成了一项无限的义务，或者说变成了衡量一个大臣好坏的最高的道德品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在清军入关的时候，明代的那些抵抗清军入关的人，殉国是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你不殉国你什么都不要谈。很多人还要举家自杀，甚至举家上百口一起自杀，才能表达我是真的忠于皇帝。唐宋以来，或者说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当中，“忠”这样一个概念有非常巨大的变化，而我们今天讲的标题里面的“贰臣”这个词，其实可以在标题里面打一个引号，因为这样的观念在唐代是没有的。“贰臣”这个词真正地定型是要到清代，清人修国史的时候，把在明清之际投降清的那些重要的官员，那些为满清入关立下了很大功劳的——比如洪承畴，觉得那些人是大节有亏的，所以把这些人专门列了一个传，叫作《贰臣传》。▲ 《明末汉奸列传》（原名《贰臣传》），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印行
《贰臣传》的起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欧阳修来修《新五代史》的时候，他写过一个《唐六臣传》，就是六个在后梁篡唐的时候劝进的，把唐的末代皇帝的玉玺拿到朱温手里的那些人，他认为他们是大节有亏的，就专门列一个传表示贬低。这大概是“贰臣”这个概念的起源，到清代最后发展定型。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下，“忠”这样一个观念，在我们现代的社会中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是我们如何来理解它。如果按照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标尺来讲的话，“忠”这样的一个观念毫无疑问是属于旧道德和旧时代的范畴。我们是现代人，现代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是平等社会，是契约社会。“忠”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是对于上下级的关系，而且是对居上位者有利的。所以按照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或者是追求现代化的观念来说的话，“忠”当然是一种旧道德。当然毫无疑问我们也清楚认识到，我们不可能和传统完全割裂，所以“忠”类似的语言，类似的行为，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强的渗透性，而且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复兴传统，当然传统中有很多值得延续和继承的东西。我想在这里其实可以思考的有两个点，一个是什么传统，就是传统很大程度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像对于“忠”的理解，我们刚刚讲到了孔子、孟子和朱元璋的理解就有非常大的不同。第二个，复兴传统，我想讲的一点是，如果我们复兴的某一项传统只对居于上位者有利，只对统治者有利，那么我想我们是要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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