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行家：摘下口罩后，除了伤痛、麻木和沉默下去的故事，我们还会有什么不同？| 枝桠第三季

一席出品的谈话类视频节目「枝桠」第三季今日正式上线！

这一季的主题是「在变动的世界，追问真实」。

我们希望能在这个变动不居、被层层迷雾包裹的世界，在琐碎困顿的日常之外，找到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恒定和安稳，触碰到真实的一角。

第一期的访谈嘉宾是贾行家。

▲「一席·枝桠」S03E01 贾行家 正片01

▲「一席·枝桠」S03E01 贾行家 正片02 

 01 

好像所有人都不太讨论事情的限度，

都选择走在悬崖的两端

我们今天谈话的质量挺让人难受的。年轻人经常在所有的发言后面打一个狗头。这个时代运行了千百年，来到了一个所有的语言都要加一个狗头作为幽默方式的时代。而狗头是最不幽默的一个符号，它让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在一个一切都需要加狗头的时候，说话有什么意思呢？但是如果不说话，我们还是人吗？我这些天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不说话，你还是个人吗？

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有些人喜欢它是真的，有些人就相信它是真的，而有些人没有任何依据，直接说它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什么才叫真的？

我所能谈的真实，就是从小到大我见到的东西。

我的父亲母亲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这代人。他们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虽然我和他们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都没有共同的观点，虽然也许他们的自我意识没有那么强，但是他们活得很有尊严感，他们的情感是很醇厚、很热烈的。

要是作为朋友、亲戚之间相处，他们是比我好得多的人，比我有道德得多，用我们东北话说，是比我“讲究得多”的人。而我完全就是一个一滩烂泥一样的虚无主义者。我这样的人，我自己都觉得不值得一看。

当我想到和他们生命重叠的那个阶段，我和他们共享的真实为什么会成就两代不一样的人？

我自认为应该作为我记忆起点的场景，是在80年代初期，我坐在那种有四个小胶皮轱辘、柳条编织成的婴儿车里，我妈推着我，从我家出来，上坡，沿着马家沟到秋林，再回来。我会一路去看街上的人，看刚刚萌芽的树，看春天的阳光。

那一幕可能组合成了我所认识的真实中的很多词汇。

首先是位置。哲学家、翻译家张卜天说，人类现在的一大困境，就是所有人都没有位置。科学时代来临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数字，是物理规则，而所有人在这个几何体当中都是均等的，而这种均等是没有“人”的。“人”成了被取消的价值和命题。 

其次还有环境。很多人对不同的事情有着不同的态度，你不能说一定一个人代表正确，另一个人代表正确的对面，它也可能代表对环境的不同体验。一个完全来自于自然界的人，和一个从小到大只看电子色的人是不一样的。

然后还有质感。就像侯孝贤的电影《海上花》。在侯孝贤的电影里它不是评价最高的，但是我很喜欢，因为它的质感建立得非常好。当他一个碗一个碗，一个纸捻一个纸捻去建立它的质感，你会被感动。你会发现，生活重要的不是故事，生活重要的甚至不是那些人物关系，是这个质感。

最后还有节奏。你会发现，过去的人生活在一种和今天不同的节奏里。这个时间节奏、时间感也很重要，它是决定价值观的。什么东西对你来说重要？你这一天要怎么去过？你一天要做多少事情？

我们认为人一天可以做很多事情。而拉美人认为这一天运气好的话，我们凑巧就做一件事。仔细想想，你很难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因为你会拥有一个终局思维：假如有一天，一个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躺在床上，他去想这一辈子忙忙碌碌做过的事情，哪一件事是自己想做的。

据我的观察，当你和一个临终的人聊天，他不再和你谈大问题了，不再和你谈人类的主要事业，谈我们集体、共同体的命运，大命题他不谈了。你会听他讲他小时候的事。我们讨论真实，其实讨论的就是这些事，是一个一个的细节。

我最喜欢的布罗茨基的散文是那篇《战利品》。他写了好多很深刻很冗长的文章，但是我仔细想，他写的《悲伤与理智》的第一篇《战利品》是最感人的：讲他从小到大看到的午餐肉罐头，看到的一辆汽车、家里大大小小的唱片，用这一个一个的事情去连缀一种情感，去抒发他对很多事物的惆怅、眷恋以及仇恨。

我一开始会认为他是找一个小切口，找一个小的东西来以小见大。不是。那就是他的世界。那才是他的世界。

我现在想，那是对的。你的世界真的是由观念构成的吗？有几个人的世界是观念构成的？大部分人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具体事物构成的。

我们今天的很多讨论，之所以陷入了狗头的境地，可能是因为所有人都不太讨论事情的限度，好像只有这两条路可走，中间这一带都是不能走路的地方。中间都是可以走路的地方，甚至唯一不应该走的就是最极致的两端。极致就是真正的危险，你已经沿着刀尖上一侧、沿着悬崖的两端在走路。

中间那么大的地方你不走，就走悬崖的地方。这是我小时候我妈一直在骂我的一件事情：你为什么非要走到马葫芦盖上去？但是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走到那个马葫芦盖上去了。就像一条船，所有人都跑到一边去，不管这一边是左边还是右边，你都会知道这条船是什么下场。

 02 

我的父辈有一个比我完整的世界，

去履行自己所相信和感知的

我姥姥不认字，但她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智者。我的父母，他们的教育也止于他们那个时代，虽然他们在那个时代也算知识分子，但是对今天的事情他们是不懂得的，如果他们活到今天的话。但他们有一个比较完整，起码比我完整的世界，他们能够说得清、体验到，并且用行为去履行自己所相信和感知的。

像我姥姥就是最好的例子。她接触的事情不多，就是她生活的周边，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她不能够掌握、不知道本质的。

她做饭是挺动人的。她做的鱼你永远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吃到。她从18岁到快80岁，60多年她一直在炖这个鲤鱼。她就是炖得比任何人都好吃。她不懂得和不理解的东西，她会认认真真说“俺不知道”。而她理解的东西，她一定会说出一个让你很难拒绝的道理。

在为远方的事情打得不可开交，朋友圈互相拉黑，结果你们俩没有一个人去过那儿，没有一个人会说那两个语言中间的任何一个字，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一个人，然后你就可以指责生活在那儿的任何人。

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放任自己愚蠢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我们究竟和别人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其实这是全世界范围的现象，就是一个家庭、一些朋友、老同学为了所谓的大事大非分道扬镳。和父辈凑到一起，说到一些问题，最后不欢而散，一两年不说话。

问题是不值得。真的轮到你拿起什么东西保卫自己的生活，你在这个事件中间的时候，你的态度很重要。

我说别人的时候也在说我自己。我一点都没有过上我倡导的生活。这也许是所有当代人的一个特征——我们都是落在一只共同的猪身上的乌鸦。

 03 

为什么年轻人

对这个世界不会再有话好好说？

我们今天鼓吹的各种疗愈方式，都是让你回避那个终极意义的。好像告诉你做了这个事情，你的生活就有意义了。其实也不见得。如果你是一个链条的一环，你是很难看到什么意义的，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吗。

这是现代人的一大痛苦，也反映了一种代际差异。而我上一代中的很多人，他们还是相信一些人之为人的东西的。就因为我们进入到了这么一个工具理性的时代；只剩下极致权力的尺度和钱的尺度，人被挤出去了。

就像我们这代人还是觉得，我们是有机会进入到一个潮流里去的。那时候如果你到北京、深圳，只要你愿意付出更多、加更多的班，你可以和当地人一样买上房子。就算不考公务员，不进体制，而是进入任何一个欣欣向荣的行业，你都有机会在那里寻找到一个位置。

而现在的90后00后，大部分不会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大学毕业，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一年的积蓄还不一定够得上一平米的房子。那样的话，年轻人一定对这个世界不会是有话好好说的状态。他不会再想跟你讲道理，因为你没有跟我讲道理。而他们反击的方式除了调侃、躺平以外，他们的愤怒还会转化成一种集体语言。但它是最怂的一种集体语言，会找一个最安全的对象去攻击。

 04 

当每件事情都被记下来的时候，

可能就不一样了

我们在七八十年代过的是一种类似于宋代笔记小说里的城市生活。它是城市，但它是一种农村逻辑。

我们小时候最大的游乐场是什么样的呢？是一种废园。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它就被废弃了，里面的植物没人照管，长得比你个子还高。这个废园里会有一辆老公共汽车，就剩一个铁壳。它往往会变成一群孩子盘踞的一个据点，迸发出无穷的魅力。

现在你会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小孩在哪儿呢？就是你没有给他提供一个好的确认自我和反叛的出口。今天的孩子天天和爹妈在一起，和其他的孩子不在一起补课见不到面。你挺希望他来发泄一下他的愤怒的，因为这对他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发现他自己都已经没魂了，被抽空了，天天目光呆滞地做那些卷子。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我们小时候，路灯底下就有大团大团的蝲蝲蛄。我小时候就玩那个东西，因为这虫子傻，好抓。

后来蝲蝲蛄没有了，究竟是不是因为环境的恶化，它存疑。有可能是因为城市的扩张，城市化的水平一下子太高了。就像我们家变成老城区之后，连蚊子都没有，因为没有树，树都被砍掉了。

你不知道这个城市是出于对工业化的热爱，还是对旧景观的憎恨，它砍树砍得非常没有必要。

过去的树本来就有，你为什么要砍掉它呢？这件事情我一直很想查一查是谁干的。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应该去查一查，那些对它的景观起着决定作用的人是谁？这些人都值得被记下来。

当每件事情都被记下来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了。

究竟那个砍掉嵇康脑袋的人是谁？能不能把这个人的名字记下来？不只说那个皇帝是谁，不只说那个憎恨他、看他打铁的人是谁，砍掉他脑袋的人是谁？

这很重要。你会不会把你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在临终前过一遍，坦然地和孩子讲，还是会说那事不怨我。成年人是没有这句话的。成年人自己面对死亡，面对自己成年以后做的每一件事情。

 05 

我们应该有能力、有尊严，

从生活中找到对问题大体的方向感

前两天我去了趟四川。四川的朋友说起了一个老现象：5·12 地震之后，四川好多地方打麻将都赌得很大。

我的这个四川朋友是在高新企业工作的高收入人士。他说：“我都不敢去跟那些地方的农民打麻将，觉得那个输赢肉疼。一宿输了半年的积蓄他也不难受，因为他说，一场地震也没了。”这个厄运给了他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现在经历这个事情，如果它能过去——当然我还是希望它能过去，理论上讲也应该能过去——大家伙过去之后，给你留下的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东西：除了无尽的伤痛和更多的麻木，还有一些逐渐沉默下去的故事之外，我们有没有一种开放性的结论？

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说的都是一些表面的问题和相关的概念。但是我们也说不清，当你摘下口罩的时候，你和今天的自己有什么不一样了？有哪些你过去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不重要了？或者不重要的事情现在变重要了？

我们应该有能力、有尊严，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对问题大体的方向感。而这个方向感可以是你和别人很好的一个沟通原则。因为我见过，因为我是这样感受到的——如果我们有希望摆脱狗头的状态，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希望。

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对身边的人、对自己的生活还有一点兴趣？而这个兴趣我认为是自我意识的一个来源，而且它是实实在在的自我意识。我们真的能像哲学家那样，把这件事、把自己孤悬起来去想吗？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做不到的时候假装自己做到也很痛苦，因为你骗不了自己，你骗不了自己的最后一天。

总策划、采访 | 张畅

执行导演、摄影 | 房子 高意超

剪辑 | 高意超

设计 | 乔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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