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住进养老院的第一天起，那套令她无比自豪的房子就被划入了收割的进程｜王梆 一席第935位讲者
王梆，记者、作家。
Alice的故事对我触动非常大，这种「以房养老」的收割方式一旦开了先河，轮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恐怕就很难改变了。
大家好，我叫王梆，是一名住在英国的自由记者，也从事文学创作。很遗憾因为疫情不能到现场和大家见面，只能在英国伊利的家中录下这期节目。
2016年前后，我开始为《单读》创作非虚构系列「英国观察」，它是我作为一个中国记者对英国民生、政治和文化所作的观察笔记。今年四月底，它以《贫穷的质感》为书名结集出版了。
书的反响还是有些出乎意料的，上市四个月加印了四次。原因可能是它关注的都是一些和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议题。
我对英国社会问题的关注，其中一部分是从老年人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优雅精致的老人。
网球场也好，咖啡馆也好，国家森林、图书馆或者游泳池也好，他们像长盛不衰的绣球花一样随处可见。哪怕是在露天菜市场，你也经常可以遇见那种打着领带、戴着渔夫帽、挽着爱妻的手前来买菜的老人。
不仅大街小巷，在公共领域，为公共机构服务的老人也随处可见。
以慈善为主的英国民间社团为例，民间社团是英国基层社会的毛细血管，数以千万计的英国人在义务为它工作，它每年创造的GDP甚至高于英国本土农业。
在为这些社团服务的志愿者中，就有近五分一是准退休或退休人士。
根据英国一家老年关爱慈善机构Age UK 的一项调查显示， 英国有将近220万60岁以上的热心人士为至少两家以上的民间社团工作[1]。
五年前，我加入了英国食物救济机构「食物银行」。
我们的地区经理就是一位退休女性，退休前她是一名地产律师。她完全可以把退休时光打发在照顾孙子、遛狗、打牌之类所谓老人该做的事情上，但她不会，她要战斗在贫困人口的救援前线，做一颗发光发热的小行星。
每当我看到这些老人，就会由衷希望自己年老时也可以活得像他们那样。只是我们这一代，是否有那么幸运呢？
很快我就发现，这些老人之所以可以生活得那么有活力，是因为他们是战后最受益于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代。
他们从小到大享受着无处不在的公共福利：小学到大学的公立学校是免学费的，课间还有牛奶、午餐和鱼肝油。
他们中很多人，是伴随着全民医疗保障制度NH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诞生而出生的，那是1940年代末，矿工的儿子 Aneurin Bevan当上了英国卫生部长，从此奠定了NHS的根基：它从国民税收中划出一部分作为公共医疗基金，以非牟利、生命至上为宗旨，免费为每一个英国居民看病。
你看热播英剧《呼叫助产士》，当时NHS的医生和助产士们，会冒着大雪提着药箱亲自上门免费为产妇接生。
此外，他们那代人还遇上了二战后重建的高峰期，即使没有高学历，也能找到薪水居中的工作。
而彼时的房价，比如一套三居室带花园的独立洋房，也非常实惠，5000英镑就可以买到很漂亮的房子。正是这拨赶上民主社会主义黄金期的一代人，画出了英国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那纺锥形中最圆胖的部分。
有数据为证，2018年3月，全球房产咨询公司Savills发布调查报告，英国40%的国民财富，约1.6万亿英镑，掌握在65岁以上的退休人士手里。
据说这个国家除了疯子，没人会嫉妒女王，但嫉妒这拨老年人的年轻人却大有人在。
对此，我并不乐观。因为我们自出生起，一个隐形却无处不在的怪物，就在以各种各样的血盆大口收割着我们汗流浃背的生活。
不用等自己变老的那一天，在我身边最不幸的老人身上，就可以看到这种收割的残酷景象。
在这里，我想向大家讲述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
话说2014年末到2015年的秋天，我很幸运地成了Age UK，即英国最大的一家老年关怀中心的义工。他们当时在做一个看访计划，请志愿者亲身上门去看访独居老人。
然后我就去了，每周一下午骑上自行车，穿过黑鸟、乌鸦和野鸡共舞的麦地，到7英里外剑桥市的一个小区看望孤单的老人。
我的看访名单里，有一位叫Alice的漂亮女士。她妆容精致，即使整日在家，也要穿上一双奶油色的皮鞋。
Alice 92岁了，她30多岁时离了婚，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靠教法语谋生。孩子成家立业后，她一个人留在自己的房子里。
▲ 年轻时的Alice
那是一栋带花园的新乔治王朝时代的洋房，古色古香非常漂亮，楼梯是榉木的，有法式落地窗，花园也很阔大齐整，边缘种着苹果树和桃树。
那是她在1973年花3000英镑买下的房子，为此她自豪了42年。她总是对我说：「一个女人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只是一间房也好。再坚实的乳房，再柔顺的头发，也不过只能让你暂时住上几年，而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才能让你毫无顾忌地住上一辈子。」
每天早上，Alice会以「买牛奶去」为借口，骑上她的三轮电动自行车到集市上去和每个人搭讪。市集商人、超市员工、街头艺人，她从不错过任何说话的机会，因此她的冰箱里常常同时放着四五瓶从未开封过的牛奶。
自从我成了Alice每周的定期访客后，健谈的她总算有了一个固定的可以深入交谈的对象。遗憾的是，我只是一个仅会烧水泡茶陪聊的访客，没有任何医学背景和急救技能，万一遇到突发疾病之类的紧急情况，我就束手无策了，而最近的诊所开车也要十分钟左右。
Alice果然不慎摔倒了几次，最严重的一次彻底摔伤了坐骨，自理能力从此大打折扣。她的女儿住在另一个城市，驱车看望太耗时，考虑再三便把她送进了养老院。
Alice所在的养老院就在她女儿家附近，收费据说是那一带比较适中的，尽管如此，一周也要近1000英镑。
女儿有自己的生活、房贷，以及孩子们无比昂贵的大学学费要顾及，所以Alice在养老院的开支就只能用她那套漂亮的房子来抵押了。
从她住进养老院的第一天开始，那套令她无比自豪的房子，就以一种叫「以房养老」的方式被划入了收割的进程。
那套1973年买的房子，到了2015年虽然涨到了市价约40万英镑，但也只够支付Alice在养老院8年左右的开销而已。根据英国公共养老政策，只有当Alice的房产被养老院全部收割完毕之后，当地政府才会负责她的看护费。
Alice的故事对我触动非常大，这种「以房养老」的收割方式一旦开了先河，轮到我们这一代时恐怕就很难改变了。
这个故事在向我暗示，我看到的美好的英国老年生活很可能是一张幻灯片，配乐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挽歌，这怎能不让人政治抑郁呢？
有人说，以房养老很正常啊，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老龄化的社会。不仅如此，我们还在经历一个零工经济时代，产业向劳力廉价的国家大幅度转移，大财团在避税天堂各种合法避税，公共福利资金被大量削减。纳税人的负担已经很重了，如果还要支付每个失能老人的看护费，那工薪阶层简直不用活了。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从不拖累年轻人的角度来看，我并不介意自己支付看护费。但话说回来，Alice的房子本是她留给后代的唯一遗产，这笔遗产若能完整地或部分地交到下一代手中，孩子们的大学学费、未来房子的首期，这笔让所有年轻人举步维艰的起步资金不就有着落吗？
为什么要把我们人生唯一的这笔财产全都给养老院，而不能让房子做一件更好的事情呢？
2018年我开始写作《年老的隐喻》，试图理清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在我的新书《贫穷的质感》里。在写作那篇文章时，我查阅了很多资料。
我发现，英国的养老院收费并不是一直那么昂贵的，在198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人享受着免费的或非常低廉的护理服务。
二战后，英国工党出台了一系列改善社会福利的政策，其中就包括养老。1948年，工党推出国民援助法（National Assistance Act），要求地方政府通过整合税收为老幼病残提供援助。
当时，由地方政府出资或慈善机构开设的老人院在养老业中占了绝大比例，1960年，只有10.3%的老人住在私营老人院。
彼时，住在养老院的失能老人有自己的独立单间，有专业看护料理进食和洗浴，有医务人员在一旁应付紧急状况，暖气、娱乐空间和图书馆一样不少。
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运行模式，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
1980年代初期，全球化经济崛起，为了掌握产品的价格优势，英国本土制造业开始大幅度向人工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造成大量的本土工人一夜间失去了饭碗。
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提倡优胜劣汰，将失业人口、老弱病残统统视为经济大潮下必然的淘汰者，「你穷是你不够努力」那种19世纪的价值体系卷土重来，福利社会的基石开始动摇，国民养老资金开始被裁减，纳税人扶持的养老模式渐渐式微。
在撒切尔主义被保守党大力拥戴的1990年代，私营养老院所向披靡，一下子激增至82%[2]。
到了2016年，公共养老资金被保守党的紧缩政策（Austerity）砍去一半，纳税人扶持的公立养老院基本上就寥寥无几了。剩下95%，共计1万多家养老院则掌握在私营集团和少数慈善机构手里。收割Alice房产的，正是这些私营集团。
在一对叫Tomas和Mary的老年夫妻那里，我看到了和Alice同样的惨剧。Mary 八十多岁，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记忆和自理能力，为了照料她，她的爱人Tomas 曾累得一度晕倒。假如俩人同时失去自理能力，该怎么办呢？
我偷偷计算了一下，Tomas和Mary的房子市价约50万英镑，如果他俩都要住养老院，每人只能支撑4年左右。不出4年，仅需4年，他俩仅有的资产，一栋漂亮的小洋楼，一枚中产的象征，就化为乌有了。
当一套套房子，以50万英镑左右的市场价值，以8年或4年的时速，源源不断地涌入私营集团掌控的养老机构时，你是否会产生某种国民财富众流归海最终纳入那1%的既视感？
有人说，房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临终关怀更要紧。然而当人类的一切，从健康到尊严全都可以待价而沽时，现实给出的却是另一个答案。
为了打探养老机构的内幕，我采访了英国数家私营养老院。
和想象中冰冷孤清的色调不同，今天的老人院大多色彩浓艳。
在一个叫Lily House的老人院，我仿佛撞见了一个「托儿所」。为了让老年痴呆患者能找回自己的房间，每个房门都涂了不同色的油漆，姹紫嫣红，还挂上了照片和名字。此外，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装修房间。接待人员推开一扇扇房门，炫耀地说，你看，每间房都不一样！
颜色是喜庆的，气氛却未必喜庆。不少养老院与闹市一墙之隔，里面却像是一个隐秘的失声世界。一般访客要在门卫处填表，表明亲友关系才能进来。一条狭长的走道，前后左右都是铁门，需要密码才能出入。接待人员对我说，这是为了防止患老年痴呆的人逃跑或趁机溜进厨房捣乱。
有「助老爱老」慈善机构倡议，说养老院应对外开放餐厅，让人们自由地与老人们共进午餐，这样一来，养老院的饭菜就不会那么难吃了，老人们也不用眼巴巴地与外界隔栏相望。但从我的实地观察来看，这一倡议显然并未得到多数养老院的支持。
▲ 养老院里的老人｜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有一次，我把录音笔藏在围巾底下，跟在接待人员的后面走进了电视厅。电视开得震耳欲聋，却没有多少老人在观看，他们或者凝视着自己的鞋子，或者用失焦的瞳孔望着我。
我趁接待人员不注意，半跪在地上握住一位老奶奶的手。「你好吗？」我问。「不好，」她开始流泪，「我的背好疼，这里也很疼。」她伸出脚给我看脚踝，她的脚踝肿得像大象的脚。
这家养老院的收费是998英镑一周。我倒吸一口凉气，问没钱怎么办？接待人员说，可以卖房，或者先住上，死后再用卖房款来偿还。
在另一间私营养老院，接待人员用钥匙打开一间单卧后，似乎才意识到秀错了房间，只好尴尬地向我解释，病人刚走，他们正打算重新装修。可惜已经晚了，空荡荡的房间和厕所飘出一股刺鼻的尿味，我捂着鼻子逃了出来。
秀完阳光充沛的图书馆，接待人员又热情地向我秀一只高科技坐垫。说这是一个结合人体工程学的坐垫，坐在上面的人只要一站起来，就会传出「离开座椅」的信号。也许是有AI坐垫的缘故，这家养老院收费更高了，要1096.54英镑一周。
每当此时我就想，如果我老了，失去部分自理功能，我会愿意住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吗？哪怕有AI坐垫？我肯定不愿意。我喜欢绿植，森林，朋友和自己最熟悉的环境， 比如自己的家，这世上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
但很快我就了解到，失能老人在家接受护理的价格也基本上和养老院是一样的。
两位护工每天上门护理老人三次，每次半小时，工作难度并不大：喂药、打针、清洁、换洗、翻身、用遥控器将老人从升降床吊入沙发之类，一个月也要4000英镑左右。
即使只是简单地上门查看，什么都不用做，收费也在每小时30英镑不等。24小时住家看护的费用同样在4000英镑左右，看护拿小头，看护集团拿大头。看护集团之所以理所当然地拿大头，是因为他们宣称只有他们可以保证「服务质量」。
大集团一定就能保证「质量」吗？
BBC2014年5月的《全景》（Panorama）栏目，借家属在某养老院的偷拍镜头，曝光了一位叫Yvonne的90岁高龄老人晚饭后上厕所的全过程：呼叫「护士」321次，叫「我要上厕所」45次，用茶杯敲饭桌26次。此间看护来过一趟，只抛下一句「等五分钟吧！你以后应该尿到尿片上！」就走了。20分钟过去了，直到22：45之后，Yvonne才终于被粗鲁地搀进了厕所。
该栏目说，像这样不合规范的私营养老院在英国高达1100家。2017年，《全景》栏目再次借用偷拍技术，这次拍到的是看护不停扇老人耳光六次的画面。
波兰公民Marteen 曾在英国从事过看护工作，我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他。我问他，虐待或忽视老人的事件，在私营养老院真的很常见吗？
他告诉我，在他工作过的老人院，虐待事件是普遍存在的。作为目击者，他曾向主管举报过两次，上头却威胁要炒掉他。他说，如果你们不干预，那我只有报警了。后来他终于向监督部门反映了情况。
我问他，这些虐待事件的根源是什么？他的回答并不出乎意料：一部分是看护工资太低；另一部分是员工太少。由于员工太少，看护们根本没有办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大部分看护要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花上将近4个小时才能完成所有老人的穿衣洗漱，并赶上8点的早餐。
▲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工资低，雇员少，全英99%的养老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虐待，听上去不是三无黑店的勾当吗？然而不少被曝光的养老院却身出名门，比如Marteen 曾举报过的那家就隶属BUPA。
BUPA是跨国医保集团，旗下拥有320万顾客，覆盖190个国家，在英拥有超过250家养老院，除了养老以外，还经营保险业务。如此阔绰，付给看护的薪水却只有7.65-8.31英镑/小时（2019年2月数据），与2018年全英最低时薪齐平；付给高管的工资却高达95000英镑/年。
人类社会攀上前所未有的长寿峰，在投机商眼中却是百年难遇的商机。这种以纯牟利为主的营生悬挂在临终关怀的门槛上，注定会酿造悲剧。
难道就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吗？
既不需要纳税人为所有的失能老人买单，又可以让那些身处一线的看护们获得匹配的薪水和劳动的尊严？而我们这些除了房产一无所有的普通工薪阶层，房子不在晚年被资本收割，从而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些遗产和生机。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写了一本关于老年关怀的著作《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其中提到一种「护理保险费机制」，日本居民年满四十岁后，开始交纳「护理保险金」，大概占年收入的3%，参保者到了晚年若不幸失能，除了自己支付10%-30%的护理费之外，其余均由保险公司承担[3]。
还有另外一些可能性，比如建立起一种人本主义的临终关怀，一种不把老年和疾病当摇钱树的信念，从而在本质上改变养老机构以纯牟利为主的宗旨。
这样的设想并不全然是一个乌托邦，在我探访过的一个专门为老人设计的日间活动中心，老人们只需要交5英镑的茶水费和食材费，就可以享有从早上九点半到下午三点的全天服务，包括点心茶水餐饮、趣味问答、拼图游戏，行动不便的老人还能享受专车接送的待遇。
场地要交租，空间要打扫清理，餐饮要提前准备好，趣味问答的题目至少半年内不能重复，杂志、棋牌还得时常更新——是谁在做这一切呢？
答案是：居住在附近的一整条街的居民志愿者。他们用退休后、下班后、放学后的时间，义务做着所有这些幕后工作。寒暑假，村里的中小学生也会帮忙。
▲ 日间服务中心的小志愿者
一位叫Louise Hill的小姑娘就曾创立「每周一蛋糕」的扶助计划，时长一年，Louise Hill也在高度的热情、黄油和面粉当中度过了一年的少女时光。
说到这里，我并不是想说失能老人应该通通交给志愿者来照顾，而是说，人类并不全然是利益驱使的动物，人类内心深处寻求互助、温情和安全感的渴望，会促使人们做一些不那么计较金钱回报的事情，因为唯有如此，人们才能熬过生存意义的饥荒；也唯有如此，贫富分化的巨大裂痕才有弥补的可能。
谢谢大家。
3.徐鲁青：《在家独自临终有何不可？上野千鹤子谈日本的养老制度与观念》，《界面文化》，2022年7月23日。
策划丨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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