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丽霞，“木兰花开”创始人。
可能她们在你上班的地铁口卖早点，也可能在你吃饭的饭店里做服务员，也可能在你经常购物的超市里做销售。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对她们微笑一下，尊重她们的劳动，她们也能感受到温暖。
大家好，我叫木兰丽霞。我的名字很普通，普通得很多人记不住，很多人见面会脱口而出，叫我「木兰」「木兰姐」，我很喜欢这个称呼。「木兰」是我们机构名字的简称，我们机构的全称叫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它是为我们基层流动姐妹服务支持提供陪伴的一个公益机构，今年已经是第13年了。
姐妹们来自全国各地，从事的工作也多种多样，但是主要还是以服务行业为主，有家政工、小时工、保洁，在超市里做促销，在饭店里做服务员，还有在街上卖水果，还有小商小贩，还有全职妈妈。木兰社区活动中心为姐妹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有主要面向儿童的，比如成长陪伴、儿童影院、周末兴趣小组，而更多的是面向我们姐妹的，像摄影、写作营，还有反家暴、反性骚扰的课程等等。这个群体是非常庞大的，但也是失声的，我们常常听不到基层打工姐妹的声音。为了提升姐妹们的自信，我们就开办写作营，让姐妹们能自己书写自己的故事。
我们也开办摄影小组，让姐妹们用相机、用手机、用自己的眼光去拍摄自己的生活。有的姐妹们不会写，我们就让姐妹们去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整理成口述史。我们也有文艺队，用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去表达我们真实的生活。这是2012年我们创作的一个独白剧，叫《离家》，有十位姐妹在这里讲述自己离开家乡的故事——我们当初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在离开家乡的那一刻我们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打工过程中我们又经历了什么？我们希望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位姐妹叫小梅，她讲述了刚刚来到北京的时候，她和丈夫在一家工厂打工，好几个月都没有发工资。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一捆菠菜能吃好几天，恰巧这个时候她怀孕了，她说，孩子，妈妈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我怎么养活得了你？最后她去做了流产，回到家里和丈夫抱头痛哭。
这位姐妹是四川的，她的昵称叫「开心果」，她做过很多工作，开过电梯，做过保洁，做过家政。
有一次在电梯里，她拉了满满一桶垃圾，恰好这时候有一个雇主急着上班，雇主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指着她说，「臭死了，臭死了，你这个臭保洁赶快给我出来」。这个姐妹很气愤，她说，「什么臭保洁，我是有名字的，臭的是垃圾，不是我，这些垃圾也不是我制造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保洁，这些楼道不知道有多脏。」她后来跟我们说，我用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养活家人，去清洁了楼道、清洁了小区环境，我是自豪的。这两个姐妹的故事是千千万万普通打工姐妹的缩影，我也是她们中的一员。出来打工之前，我是一名妈妈，是一个妻子，也是一位乡村老师，但是这些身份都不会让我开心，不会让我觉得有乐趣。我并不想当老师，但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师范几乎是免费的，而且国家还包分配，大家都认为这份工作特别适合女孩子，于是我就上了师范，成了一名乡村老师。在家里，我有无尽的家务，还要照顾孩子；在学校，我做着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我觉得生活毫无意义，于是我想离开。2000年左右，我离开了刚刚三岁的女儿，也离开了在别人眼里光鲜的教师岗位。那个时候，南下打工成了一种潮流，我曾经看过安子写的一本小说，叫《青春驿站》。安子是一名初中毕业的打工妹，她在这本书里记录了非常多打工姐妹的故事。我也有一个小小的文青梦，我就想，我能不能写一个我的工厂纪实小说呢？这是我外出打工的第一个梦想，所以刚进工厂的时候，每到下班我就拿着一个小本写写画画。有工友就跟我开玩笑，你是来挣钱的吗？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你是不是一个卧底的作家？我就笑笑不说话，但是很快我的文青梦就破灭了。工厂开始加班，从刚开始进厂培训每天上8个小时，慢慢地变成上10个小时、12个小时。最多的时候我加班加了36个小时，当我走出车间的时候，我的双腿都是软的，我要扶着扶手才能走下来，工友说我的脸色是乌青煞白的，我再也没有力气在我的小本子上写写画画。其实很多打工姐妹跟我一样，在刚开始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提升自己的想法，大家的床头经常放着英语、办公室文秘等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料，但是工厂的繁重劳动经常会让大家放下了这个念头。第二个梦想，我希望寻找生活的意义，其中一个意义就是要实现财务自由。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怎么从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升为小组长、车间主任，再升为高级管理人员。但是，我的第二个梦想也很快破裂了，因为我所在的工厂是分派系的，有河南帮、江西帮、四川帮，我在工厂的时候恰恰河南派系落败，我自然升迁无望，我又陷入了苦闷。我想，我背井离乡难道就是为了每个月这薄薄的几张钞票？真的只有薄薄的几张，不到三百。在我苦闷的时候，有一点曙光升起了。我下班的路上停着一辆大巴车，这个大巴车是被改装过的，上面写着「文学小组」「放电影」「劳动法」，其他的我没在意，但「文学小组」这几个字让我已经破灭了的文青梦再一次燃起。我很好奇，他们也在旁边写了大大地两个字“免费”，我不相信天下有免费的午餐，但是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了，我就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我觉得无论怎么样他们都骗不到我，于是我上了这辆大巴车。上了大巴车后我发现，其实是工作人员带着工厂周边的几个工友一起讨论「大家喜欢谁的小说、谁的散文写得好」，还会念念自己写的文章，文章里大部分写的都是「思念家乡」。慢慢地，我在这里做了志愿者，后来也成了一名工作人员。和大家讨论时，我发现我的苦闷不是我一个人的，整个打工群体都有这样的苦闷。我也开始从只关注小我，到开始关注工人群体。在深圳工作，我每年只能回家一次，所以跟我女儿在一起的时间特别短。有一年，她奶奶带着女儿到深圳去找我，她问我，妈妈，我能在这上学吗？我想跟你在一起。我当时的条件根本没有办法让她在深圳上学，我只好敷衍她说，现在还不行，你还太小，你长大了就好了。她就开始每天吃很多很多的饭，她告诉奶奶说，我得多吃饭，多吃饭了我就可以跟妈妈在一起了。我听了很是心酸，特别是后来，我发现她身上出了很多留守儿童特有的问题。我下决心回了老家，但是在老家找不到适合我的工作。正好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开了一个打工子弟学校，我就带着她到了北京。把孩子安顿好之后，我就思考，那我做些什么呢？在北京，我们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们发现北京的基层打工女性非常多，但是为她们服务的机构特别少，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门为基层打工姐妹服务的公益机构。
大家都说「木兰花开」这个名字非常响亮，我们起名字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周折。经过我们分析发现，姐妹们跟花木兰很像，都是远离家乡、为家分忧，为国家创造了很多GDP，但是她们的劳动经常不被人看见。我们还发现，姐妹们跟花木兰相比，还有不足的地方。有的姐妹并不是自愿外出打工，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差，没得选择；有的姐妹的自主性、自我意识都比较差。比如，我们遇到过两个姐妹，她们已经认识十多年了，她们居然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因为她们一直叫对方「小龙妈」「小华妈」。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姐妹们需要的，就带着志愿者一起做街头调研、做问卷。我们发现姐妹们朋友很少，有的几乎一个都没有，最多的也只有三五个，缺乏人际网络的支持，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找谁商量。有的会说，我会在宿舍里大哭一场，有的会打电话给远方的亲人、同学，也缺乏精神文化生活。姐妹们最关注的是子女教育，但是子女教育也让她们非常发愁，很难找到合适的学校，有时候也觉得教育子女力不从心；她们经常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工作不稳定，薪酬比较低；她们住的地方通常是在城边村，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经常搬家；医疗方面，只有农村合作医疗，小病通常是不看或拖着，或者买点药，遇到大病就回老家。谈到养老，姐妹们经常说，眼下的生计还顾不着呢，养老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和小朋友志愿者们一起绘海报，贴到村子里显眼的地方，让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最早是从儿童工作开始的。中间这个小女孩就是我的女儿，她当时十来岁，我们带着她到村子里宣传，一会儿就吸引来一群小朋友。姐妹们缺乏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就一起唱歌，但是唱着唱着就发现，这些歌离我们很遥远，像什么《香水有毒》《爱情买卖》，这些歌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我们决定要创作我们自己的歌曲，跳我们自己的舞蹈，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这是我们原创的第一个舞蹈《疯狂的清洁工》，道具有盆、拖把、扫把、抹布，甚至有时候会用锅铲。这些动作、这些工具都是我们的日常，但是经常不被人看到，也不被人关注。我们就创作了这支舞蹈，在结尾的时候，我们一起欢呼「劳动最光荣」，希望我们的劳动被看见、被尊重。这是我们的原创歌曲《不完美的妈妈》，我很想请大家先听一下。
这是我们在一个母亲节创作的。那天大家聚在一起要庆祝母亲节，自然就讨论了母亲这个身份。有人说，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不会做饭；有人说，我妈妈特别能干，她家务做得好，又会做饭，又会做衣服；有人说，我总是控制不住我自己，我会骂孩子、打孩子。
我们就一起讨论——怎么做一个妈妈，我是不是一个好妈妈，有没有一个模式是完美妈妈？做完美妈妈是谁规定的，我们能不能不做一个完美妈妈？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歌词。这些歌词都是姐妹们分享感受后写出来的。有个姐妹分享说，我其实很喜欢穿连衣裙，但是自从我有了孩子，这件连衣裙就一直放在衣柜最深处，我多想穿上它在外面走走，所以歌里就有了「沉默已久的连衣裙它也向往阳光」。也有姐妹分享，我也有不想做饭的时候，我也有情绪的时候，那我生气的时候、不想做饭的时候，我做的饭是很难吃的，我开心的时候，我做的饭也是好吃的。我们就一起讨论，你做的菜也是有情绪的，当不开心的时候、当累的时候就给自己放个假吧。我们在歌里唱，妈妈无论什么样子，我们都接纳，我们不要期望太多，不要牺牲，也不要伟大，我们希望每个妈妈都要用不完美的态度去对待妈妈的身份，也期望每一个子女不要让妈妈牺牲，不要期望妈妈是一个伟大的完全失去自我的人。我们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好像在风花雪月，其实回到现实，我们面临着非常多的困难。我们经常搬家，木兰成立13年，搬了6次家。因为资金太少，每次搬家我们都没办法请专业的搬家公司，姐妹们、小朋友们和志愿者们，每次都肩扛手抬地搬到下一个地方。每到一个新地方，我们要自己粉刷墙壁，自己扯电和通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木兰可以成立搬家公司了，也可以成立装修小分队了。
我们真的太草根了，这十几年我们一直缺少资源，经常断粮，面临不同的困难。最难的是2012年左右，木兰一分钱的支持都没有。那年，我们和志愿者们、小朋友们一起吃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人多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打地铺，就这样熬过了最困难的时候。尤其是外地的朋友经常会问，木兰到底在北京哪儿？我经常笑着说，木兰在5.7环吧，不对，其实是5.9环，因为再过两三公里我们就到了六环。经过很多次的搬家，这是现在的木兰。穿过这个小小的几乎看不到的小门，是一个只能容一人通过的小胡同，走过这个胡同就到了我们现在的活动室。这个活动室冬天特别冷，经常比室外还冷。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持续工作着。我们一直认为，有非常多的名人有自己的传记，那我们每一个普通姐妹的故事难道就不值得聆听吗？所以我们一直不间断地在做姐妹们的口述史。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上百位姐妹的口述史。这些口述史的累积，再加上2019年的疫情，让我们以往的演出更加困难。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以一个新型的、体量比较轻的、灵活方便的形式，去跟更多的人进行对话呢？于是就有了游戏剧场——「木兰花的一生」，以姐妹们的口述史为最重要的资料。
这个时候观众不仅仅是观众，而变成了玩家。观众进到游戏剧场后，就像体验剧本杀一样，会带着一个基层流动姐妹的身份，去经历她是怎么出生的，她上学的时候经历了什么，她外出打工遇到了什么事，她步入婚姻又经历了什么。在游戏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扭蛋机，里面装满了小球，玩家扭动后就会跳出来一个小球。然后你掰开小球，就会有一个纸条，上面可能写着「恭喜你出生了，你叫董桂花，你有两个哥哥，你的爸爸在外面打工，你的妈妈在家里务农」。也可能有一个纸条写着「对不起，你是个女生，你没能出生」。参与的玩家会拿到一个选项卡，选择权取决于你手中的钱超不超过三百。如果超过三百，那你就减掉三百，继续上学，学识加一；如果不超过三百，那对不起，意味着你辍学了，学识就得往下减。在生育环节，我们有一个生育的盲盒，让玩家去抽取生育过程中会遇到什么事。有玩家就问，怎么这里面感觉没有好事呢？实际上抽到这个盲盒最好的结果就是，母子或者母女平安，但后面你的金钱会减少，你的健康会减少。这是模拟工厂体力活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结束的时候，让大家计算工资。主持人会说，河南籍的打八折。有人就不满意，问为什么？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复盘，来讨论地域歧视。玩到婚姻的环节，玩家会面临相亲还是远嫁的选择，远嫁其实在我们这里代表着自由恋爱。也有玩家问，那我们可不可以有别的选项？对不起，没有，因为我们姐妹就没有别的选项。游戏结束后，每个玩家扫码拿到一个结局报告，这个结局是根据她手上的金币值、学习值来的。比如说这个玩家，她是相亲，没有负债，她是低学历、低健康、高人际的，另外她也会接到跟她的化名对应的一个姐妹的真实的故事。
结束之后我们跟玩家一起复盘，这才是真正对话的开始。很多玩家就会分享，游戏令我突然理解了我的母亲、我的远房表妹，她们的经历跟我们今天参与的经历一模一样。有的人说，我之前不理解这些女性她们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那样，我今天明白了，喔，原来是因为她们不像我有那么多的选择。我常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做了这么多年了，改变了这个群体的什么呢？这个问题常常让我没办法回答，因为改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这个姐妹受过家暴，她叫佳佳，来自内蒙。佳佳刚怀孕的时候就遭受家暴，她丈夫拿着镰刀放到她的脖子上问她「你服不服？你不服我就把你搂开了」，她啥都不敢说。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挣扎，她终于离婚了。有一次，她在老家的大街上又遇到了前夫，她前夫再一次把她打倒在地，只有她4岁的儿子护着她说「你不要打我妈妈」。她后来说，我恨家暴我的这个人，我也恨为什么周围的人都这么冷漠。后来佳佳出来打工了，她做过很多很艰辛的工作，只想养活自己和儿子，她对人不信任，也不想说话。有一天她进了木兰，然后慢慢地参与了木兰的很多活动，她的儿子也参与了。最后她说，我其实是很爱说很爱笑的，现在我能说了，我也能唱了。另外一个姐妹就没有这么幸运，她也是被木兰姐妹介绍到木兰，她受家暴很严重，跑到北京后，木兰也做了非常多的支持工作，帮她找工作，帮她找住处，甚至跟她老公和家人通电话，但是最后她还是回了那个家暴的家庭。她说，我现在还能养活自己，等我到了50岁60岁，我能去哪呢？我已经离过一次婚，我还能再离婚，还能再有家庭吗？
其实改变并不是那么容易，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发现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甚至在某些时候因为某些原因还是会倒退。但是我们能不做吗？我们还是会坚持做下去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给姐妹们打开一扇窗，看到外界，看到其他的可能的方式，那这就会带来改变的可能性。我们不坚持一定要改变某个人，但是我们相信某些改变会悄悄地发生，我们也希望因为我们的存在，让姐妹们在特别困难的时候，能有一把手托着她，能给她一点温暖。我们做了十几年，始终没办法实现规模化，服务的人数可能不那么多。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质疑，但是最后经过讨论，经过深深的思索，我们决定走一条很难走的路。因为我们认为对人的陪伴没有办法规模化，我们选择扎根社区，深度陪伴我们的姐妹们。关注基层流动女性，关注打工姐妹。这个话题好像很宏大，有人说这个群体离我很远，我也做不了什么，其实我们的姐妹就在你们身边。可能她们在你上班的地铁口卖早点，也可能在你吃饭的饭店里做服务员，也可能在你经常购物的超市里做销售。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对她们微笑一下，尊重她们的劳动，她们也能感受到温暖。另外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我们，做我们的志愿者，做我们的月捐人，支持我们陪伴更多的打工姐妹。我们像野草一样，我们要倔强地活着，我们希望每一个姐妹像木兰花一样美丽、自信，像花木兰一样勇敢、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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