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觉得职校生实现阶层跃迁才是成功，而是学到真本领、获得应有的待遇和尊重｜梁自存 一席第1026位讲者
梁自存，HOPE学堂创办人。
改变命运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改变命运不能等同于个体的阶层流动。 我并不觉得职校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所谓的阶层跃迁才是成功，而是，我今天所付出的劳动值得一个有保障的待遇，值得一个别人的尊敬，我应该是一个有尊严的劳动者。
大家好，我叫梁自存，是HOPE学堂的发起人。
HOPE学堂是一个服务职校学生和老师的公益团队。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我们觉得教育是给人提供希望的事业。
我们在设计logo的时候，把字母O做成了灯泡样子，灯泡寓意着清明的头脑，里面还有手的形状，这是借用了陶行知先生的“手脑并用”的理念。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普通工人，乃至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的看法是，会动手就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会。一个工人或者说劳动者，并非只是动手而已，会动脑也是极端重要的。我们希望强调这一点，这也是我发起HOPE学堂的重要初衷。
2010年，深圳的富士康工厂发生了工人十连跳的事件。当时我在读社会学的博士，跟一些同学和老师参与到了富士康工厂的调查，想要搞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工业区里，工人的流动性非常大，很多人来到工厂还没能跟别人认识、形成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就离开了，因此工业区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原子化的社会。
我发现，流水线上百分之五六十的工人都来自于职业学校，很多学生刚刚入学成为职校学生，就以实习生的身份来到了流水线。
工业区里面有非常多让人不安的现象。比如当时传销是非常嚣张的；另外有非常多黄色杂志，还有一些打着“三分钟无痛人流”广告的小诊所。我们走访过一些诊所，发现来到这些诊所里面的很多都是未成年人。
这些现象给了我非常大的冲击。我当时就在想，这些同学刚刚走向社会来到这个工业区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吗？学校有没有帮学生准备好去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
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到职业学校里做一些项目，帮助这些学生在走出校园的时候更好地保护自己。从那时我开始做一些针对职校学生的性教育和职业安全教育的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我听到了一些以往没有听到的声音。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不够好？
比如有个同学告诉我，当他把自己要去职校读书的消息告诉父母时，父母正在炒菜，他们停了下来。最后，他从父母的嘴里听到了一句话：你就是个垃圾。这位同学到现在都对这句话耿耿于怀。
很多同学习惯了自我否定，当你去表扬他的时候，他会说不不不，我不行，我不是这样的，没你想象得这么好。他们内化了社会对于职校学生的不认可，也不认可自己作为职校生的身份。
有很多同学会说，进了职校之后，我就觉得自己不正常了，而且我会觉得我身边的同学好像都不太正常。因此，他们也很难与周围同学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一些同学在学校里感到非常孤独，没有朋友，很多同学经常失眠或者情绪失控。
我们发现，对职校学生来说，心理健康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基础的能力，因此，我们开始把性教育跟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到后来，我们工作的重心也转移到了心理健康教育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采用了教育戏剧的一些方法。我们会邀请同学们表演，用身体去表达，重新理解自己过去的经历。
很多同学会分享从小学到初中经历的校园霸凌，可能是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长相、气质，比如男生因为自己比较瘦弱被同学说“娘娘腔”。
应用戏剧像一个魔法，让学生在很短的时间里将自己心头沉甸甸的东西表达出来，并且尝试在剧场中回应这些压力，甚至是创伤。
我们也会邀请同学们去做一些角色扮演。比如有这样一个场景——过年回家，亲戚们坐在一起吃饭，大家开始谈论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一些亲戚开始炫耀自己孩子学习成绩如何好的时候了。
当谈论到某个同学在读职校的时候，亲戚们可能会抱有一种轻蔑的态度。这个时候，他很想去反驳，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我们就用论坛剧场的形式，让同学们扮演父母、亲戚或者自己。而我在里面扮演的就是那个说三道四的亲戚。我们会邀请同学们上来做替换，请同学们跟亲戚或者家长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会选择职校。
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中国的职校学生70%以上来自于农村。很多职校学生父母学历在初中以下，25%的家长没有固定的职业或者收入。有相当多同学有留守和流动的经历，而且很多同学没有学前教育的经历。
在今天这样一个教育内卷，提高学习成绩需要靠各种校外补习、各种文化资本去加持的环境下，职校学生的确不太具备优势。
他们的学习成绩没有办法提上去，不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甚至我们也很难讲是因为他们的家长不努力——因为他们的父母已经非常非常努力了，他们为这个城市建造各种光明的高楼大厦，也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支持自己的孩子。更何况还有很多同学面临父母关系破裂的问题。
很多学生成长过程中遭遇了非常多的不幸和挫折，但学校的课程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时间和方法去回应这些经历，非但如此，社会对这些创伤最常见的解释是一种个体主义的个人缺陷的归因：因为你自己不努力、懒、瞎混等。
我们希望剧场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言说的空间，回溯自己的成长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重新去认识：我之所以选择来了职业学校，不是因为我不好，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我已经尽力了。
我们也希望戏剧能够让公众看见职校学生，打破大家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因此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做了很多场戏剧演出，戏剧的名字叫《影子》。
《影子》的剧本是按照职校学生自己的故事写成的，每一个人在这个剧里面演的都是自己的故事。我们的工作只是把故事串起来，让它在舞台上更好地呈现。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剧场之后发现，原来职校学生是这么丰富、经历这么复杂的人群。有的观众听了同学们的讲述之后说，你今天能够成为你这个样子真的很不容易，如果我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不知道我自己会怎么样。
为什么我们特别看重学生跟公众之间的交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学生常常被误解，而且这种误解往往是充满恶意的。
“混日子”？
有关职校生最常见的标签就是“混日子”。
于是，有些同学甚至会自嘲地讲：我们来到职校就是为了长身体，混几年，把年龄混大了之后出去打工就好了。
还有一些同学会在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去买夜宵，然后通宵打游戏。我就问他：你现在晚上不睡觉，明天上课怎么办？他就反过来问我：晚上把觉睡了，上课的时候睡不着怎么办？
实际上，这样的情况是很容易被理解为混日子。
但在我看来，一些同学所谓“混日子”只是迷茫的体现，因为学校的安排与他们的预期并不相符，没有在学校重视的事情上投入精力，就显得像是混日子。另一些同学经常心情低落，来到教室里就趴在桌子上流泪，这其实是需要支持的表现。
还有一些同学的所谓“混日子”可能包含了对学校的一些不满或者不服从。
有一次在沙龙上，同学们很认真地区分了“混日子”和“摆烂”。他们说，混日子是真的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但摆烂是这件事情我可以做得到，但是我就不想做。现场很多同学似乎更愿意称自己是摆烂。
这让我想起了2016年在职校遇到的一件事。当时我正好要在一个班上一个关于职业素养的课程。在上课开始的几分钟，班主任突然匆匆地闯了进来，给学生们发指甲刀。过了一会儿，来了三个老师在教室里面巡堂。
等这些巡堂老师走了之后，我就问班主任，刚才为什么给学生发指甲刀呢？
他说，学校规定了学生不能把指甲留得太长，但是学生不会主动剪手指甲，所以学校每个月就会检查一次。如果检查发现这个班里面很多同学的指甲都很长，不达到标准的话，班主任和学生都会受罚。班主任为了让学生不受罚，就会在检查前发指甲刀，看着学生当场把手指甲剪掉。
我当时就觉得，天底下还出现这样的事情吗，十几岁的年轻人不会剪手指甲吗？但是，我更关注的是，为什么这些同学没有动力主动剪手指甲。
一些职校的管理中有个特别有趣的循环：因为学校有这样的规定，学生们就觉得“你不是要来检查吗，那你来检查的时候我再剪”；从学校的角度上来讲，学校就会觉得学生连这一点主动性都没有，素质太差了，只能加强管理。
学校的管理方式是重管理、轻教育的，这会减弱学生本身的能动性，这样学校就会以学生没有能动性为由加强管理。
在管理上最极端的就是所谓的“军事化管理”。曾经有一个职业学校的德育副校长告诉我，我们学校最大的德育特色就是军事化管理，学生宿舍必须要按军训的标准，把牙杯、牙刷、鞋子、衣服整整齐齐摆到该摆的地方，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学校每天都会组织检查，这是学生德育评价标准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我们学校没有学生打架。因为如果学生想要打架，我们就会找教官来陪他打，一直打到他不敢打为止，“专治各种不服”。当时我很震惊。
但后面我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其实很多职校的管理逻辑中都有这样一个预设：职校学生不太听从管理、不太听话，所以就需要一些很强的方式管理他们。
管理这件事情不只涉及职校的学生，很多老师也被困其中。
2015年开始，我举办了一个关注职校学生的工作坊，在这个工作坊里我认识了一些心理老师。我发现，心理老师可能是职校里面比较能够站在学生角度去思考学生的需求以及更多给到学生一些支持的角色。
因此，2016年HOPE学堂成立之后，我们就开始做跟老师一起的教育戏剧工作坊。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第一次工作坊的时候，一位老师说，大学毕业进到职校当老师的前五年，大部分时间都感觉到非常挫败。很多老师本来是某个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以为来到职校当老师是一件可以奉献自我的事情，结果发现学生根本不听他讲课，他就觉得非常受挫败。甚至有些老师跟我们说，在工作刚开始的几年里常常以泪洗面。
还有一位职校的德育主任说，不只是职校学生会在社会上受到一些贬低性的评价，作为一个职校老师也常常会觉得自己在社会上特别没有地位。她有一次去医院看病，当旁边的一些人知道她是学校老师的时候就特别热情。但是很不幸，这些人很快就知道她是职校的老师，态度马上就冷淡了。
实际上，很多职校老师的管理压力也非常大。比如，一些老师会提到——
“我们只要睡觉人多就算教学事故了”
“课堂上出现5人及以上趴着睡觉，每发现一次扣1分”
“课堂上出现1人及以上玩手机，每发现一次扣1分。”
而学生面对这种管控也常常会采取一些不配合的策略，所以老师在管理的过程中也觉得非常受挫。这种受挫又常常变成对学生的贬低。
2020年《教育家》杂志做了一个面向全国10万人的调查，这个调查里面有一对非常有趣的数据。
70%多的职校学生认为自己读职校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社会的不认可。但是另外有70%的老师认为，自己在从事职业教育的过程当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学生素质差。把这一对数据凑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想象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在戏剧工作坊中，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给到老师一些支持。我们知道老师的工作其实需要付出非常多体力和情感的劳动，他们也需要重新放松他们的身心。所以我们会玩很多游戏，希望老师们能够放松。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老师能够学习到一种不一样的教学方法，试着让学生把课堂变成一个小剧场，让同学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演绎故事的过程当中去探讨学生所关心的那些议题，而不是完成一个规定的动作。
对于职业教育，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学生在学校里面到底能学到什么。
我遇到一位汽车专业部的主任和我说：我们职校的学生就是几个简单动作重复地练，练会了就可以了。那一刻我就知道，原来在他的心里，职校学生就是一个熟练工。
另外一些同学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我现在在学校里面是学汽修的，我会修汽油发动机的车，只会修某一个车型的车；但是如果我毕业之后遇到了新能源汽车，或者另外一个牌子的汽车，我可能得重新开始学习。
这点出了一个中职学生学习技能的困境。很多时候，职校的课程设置是按照某一个岗位来定点培养的，所以技能的可迁移性比较差。
另外，职校学习技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实训设备。
很多年前，我去到一些职校，老师给我们讲，我们学校汽修专业的实操是在黑板上进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开设了汽修专业，但是学校里面没有一台汽车可以让学生去拆装，所以只能在图纸上面进行。
还有一些学校开设模具专业，日常实操就是在一个机台上面去磨铁、锯铁。但是实际上，现在最先进的模具制造已经是3D打印了，学生需要在电脑上面建模去做模具方面的工作。
这里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实训的设备从哪来。
在我看来，职业学校的机器设备就像一个科研型大学里面的实验室和图书馆一样必不可少。这些先进的设备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一般情况下，职业学校的办学成本是普通学校办学成本的三倍。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职业学校获得的支持还没有跟普通学校持平，还没有达到1:1，更不用说要达到1:3这样的一个比例。
而且实训设备很受当地的产业条件的影响，比如说像在长三角、珠三角这样产业链比较发达、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学生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到更多的技术。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学生要去到工作场所、包括工厂里实习。
十年前，我们在做工厂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了大量非法使用学生工的现象。
在今天我们依然会发现很多地方的职业学校并没有按照实习生管理办法来安排学生的实习。因为实习在职业学校里面是一个必修课，有一些学校就会以“不去实习不给你发毕业证”为由，要求学生去学校固定安排的某一个地方实习。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做法比较不规范的学校，就可能把它变成一个有着暴利和黑色的产业链。
要不要进工厂？
当然，有一些同学即使是在规范的流程中完成了实习，也可能去了工厂之后不想再去。《中国青年报》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显示64%的受访学生不愿意在毕业之后选择进工厂、工地或者车间等一线工作岗位。
有一些同学会说——
“如果要我去工厂做流水线，我是不愿意的，那我不就又回到打工生活了吗，我想有一份八个小时的工作。谁想做流水线呀，你想做吗？”
“我是不太愿意。现在去当工人，我觉得是受罪。就像一条河流吧，一条流向大海，一条流向污水厂，你愿意当哪条河流里的水滴呢？”
当然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不反对学生进工厂的。对我来说，工厂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工厂里面的工人为我们生产了非常多必需品和日常用品，他们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劳动的。
我们一个同学中职毕业之后又去读了一个大专，他是学模具的，在工厂里面已经工作了三年了。他现在每个月只能休息4天，周六、周日的所谓“加班”也不会给他算加班费。他一个月能够拿到5000块钱左右的工资，这对于他们同龄人来说，已经算是比较高的工资了。
但是他最近跟我说，想要辞职重新换一个工厂去工作。因为他想要去学加工组装，现在这个工作岗位不太能够让他不断学习到新的技能。
这也是很多同学在工厂里工作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工厂里面一步一步地积累自己的技能。
国家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出台了一个关于技能型人才成长的办法。我们把它简称为“新八级工”制度。
“新八级工”制度将原有的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从五级延伸为八级，向上增加特级技师、首席技师，向下增设学徒工——形成由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序列。
这八个步骤就像我们在学校里职称评审一样。一个学生要从学徒工变成首席技师，估计要走一二十年的道路。而且现在的“新八级工”制度主要还是在一些以高技能为主导的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里面实行。
所以它能覆盖多少同学、能够为多少同学提供晋升的道路，我们还需要时间去观察。
其实职校里开设的课程也不需要每个同学都进工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职校里面所开设的课程是非常丰富的。
▲ 来源：2020年度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报告
但是不进工厂不意味着他不会遇到工厂里的困境。有一个学珠宝加工的学生，毕业后去了一个五金加工的工厂工作。因为工厂的防护措施非常不规范，所以当我们看到她的时候，发现她的手和脚到处都有被铁水烫坏了的斑块。后来，她就不在工厂里面工作了，从事服务行业，去做了酒店前台。
她现在的工作是什么状态呢？三班倒，每十天要换一个班。她常常说，我在这个地方睡不好觉。而且因为这种工作制度，没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每天就只能面对我的五个同事。一个月只能拿到3500块钱到3800块钱的工资，没有社保，也没有合同。她甚至觉得，这就是服务行业的一个常态。
这样的情况会让我觉得，其实很多职校学生所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社会一线劳动者所面临的一个普遍性的困境，劳动待遇比较低、社会保障比较差。
这让我想到了最近这些年我们在讨论教育能否改变命运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讨论上大学是不是可以促进个体的阶层流动。
在我看来，改变命运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改变命运不能等同于个体的阶层流动。
我并不觉得职校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所谓的阶层跃迁才是成功，而是，我今天所付出的劳动值得一个有保障的待遇，值得一个别人的尊敬，我应该是一个有尊严的劳动者。
2017年，我们组织了一些学生去一个人工智能工厂里面参观。有一个同学在参观完之后，当场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工智能发展得这么快，我们会不会被替代？
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在思考这个问题：职业学校里面所开设的这些课程、所学习的这些技能，如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之内可能会被替代，那学校应该提供给学生什么样的技能，能够长远来说对他们有用。
这涉及职校学生的核心技能。我们不能再把学生当成是一个会动手的人，我们还希望学生能够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能够跟别人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协作，能够去创造性地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带学生去参观非常多的职业场景，比如说去工厂、农场、社会企业，让学生看到不同的工作选择。
我们刚刚举行的一个夏令营，是带着学生去到广州一个保存得非常好的村子，村子里有很多关心社会、生态的人，从事各行各业，有公共空间，有艺术从业者，有手工艺人。
学生去了之后就说：原来在这些城市的边边角角还有这么多的工作可以做，我原本以为我就是只能去工厂里面打螺丝了。
2017年我们认识的一个学生，她非常喜欢唱歌，因为遭受校园欺凌，她的学习成绩很不好。父母一直非常焦虑，从小就觉得她没有什么前途。后来我们就鼓励她把自己的特长和未来的职业选择结合起来。
比如，你喜欢弹钢琴、喜欢唱歌，有没有可能尝试学习幼教这样的专业。这个专业不需要给学生上语数英的课程，因为你不擅长，但是可以发挥你的特长。
最后她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去读了一个大专的幼教专业。一年前，她从这个大专毕业，去了一个幼儿园当实习老师，在实习当中的表现也非常好，所以这个幼儿园就想跟她签合同，让她转正。
但是她最后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她发现这个学校特别重视学生安静，特别重视把学生管起来，但我们学习的关于教育的理念好像不是这样的。我在学校里面，应该跟学生平等地相处还是应该把学生管起来？她有这样的思考。最后，她选择去探索一个可能更符合她的教育理念的机构。
看见职校生们
我们接触了非常多职校学生，他们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很多学生也非常有想法。
8月份，戏剧演出之后，参加演出的一个同学就去了一个关注留守儿童的机构做志愿者，给孩子们读绘本。因为他自己曾经是一个留守儿童，现在也希望能够给这些孩子一些支持。
还有一位叫沐鑫的同学，平时非常沉默，头发留了很长，经常会遮住他的半个脸。有一次，我们在书店举行一个沙龙，他就坐在角落里面在认真地看书。
今年的戏剧集训期间，他记录了演出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些感受。
夏天的时候，三十多度的天气，他看到在集训场地外面的一个建筑工地有很多工人在劳动。
他就写了这样一首诗——
地上的阴影是你们的汗水吗
希望我能变成一朵很大的白云
上帝的阴影照不到工地的工人
我想如果我是自由的
请让我来照顾他们
我们经常会说社工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我们从来都不觉得职校学生是一个需要被我们照顾的弱者，很多时候他们在用这样的方式温暖着这个世界。
谢谢大家！
文字版内容根据试讲有所增补。
本演讲提供一个基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视角，不代表作者对职业教育的全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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