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磊：杂志的黄金时代远远还没到来
令狐磊，杂志癖先生，过去15年是杂志人，现在是衡山和集的创意总监，在这家书店的三层，令狐磊做了十二米的杂志墙，陈列国内外500多种杂志。
如果杂志做不好，其实很大的原因是我们的生活过不好，或者我们缺生活的一些层次，或者它的细密度不够。
看完演讲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在文章下评论中提问，我们会邀请令狐磊回答。
令狐磊
我想讲的是12米这个概念。可以看到这个线，其实我们如果把m看成一个月份呢，那个Month就是12个月，很多杂志是按月出版的，一年会有12期，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在想，12米如果正常人走，大概15秒就可以走完，但是我的12米结果走了大概十五年。
我是一个杂志人，但是在中国这个行业里面，如果你填身份填一个职业的话，你没法填杂志人，在中国传统的72行，也没有杂志人这个领域，或者这个行业。杂志人是什么？在“杂志人”这个概念之前，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在发现每个人去选择一个行业的时候，或者每个人选择一个职业的时候，有时候是发自内心，有时候是命运所驱使，有时候是国家推使。比如我是学新闻的，一直到1990年代的时候，我们学新闻的学生都得接受这样的命运，就你要不进入通讯社，要不你进入一个报纸或者电视台，你没法选择你的职业的路线。我1997年进入大学，然后2001年毕业，在我这个过程之前，我发现，如果我不按国家或按正常的职业的路线去走的话，我就可能现在就是在报纸上，可能写写那个豆腐块，我有同学就写，我记得他在大学的时候是个非常有趣的人，非常不羁，然后踢球踢得特别帅，基本是巴乔那个风格的，然后结果他最后学完广告，所谓在新闻系里待了四年之后，最后我很可悲发现他到了一个都市报的报纸里面，每天写天气预报，有些突发新闻像台风的时候，他可能会有所表现，但更多的时候他就是写天气预报。
这不能说是悲哀或者一个什么，我觉得就是人生，我们每个人都在这12个m或12个月里面去选择不断地循环，因为一年12个月，我们都按这个节奏来走，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出路，或者更有趣的人生的活法呢？
在新浪微博还在红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杂志发现室”的一个微博，可能喜欢杂志的会关注，我会随时发表新发现的杂志和关于这个产业的新想法。我直到今天还在坚持做，一共发了一万三千多个推，现在的粉丝量基本有十二万，我大概写很多的量我才能换到一个粉丝，这可能是专业的原因或者什么。我做了些什么？我发了很多很多封面，有人看到了会有些共鸣，举例来说，这个人大家可能有些已经忘记了，赖昌星，他出了很大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在看经济的一个转型的话，赖昌星的出逃或者他的变化跟中国产业的变化是很大的。当时我发这个的时候也获得很大的关注。
然后这个是日本在遭受海啸之后它经济的一个状况，这个杂志叫《经济学人》，它每一期都会，你说它大胆呢，或者你说它敢于去颠覆我们的一些想象，它经常很爱用人家的国旗做事情，这个就是用了日本国旗，下面扛住的都是救援人员，一些消防队员等等。
这个是近些年大家可能关注度很高，《彭博商业周刊》，现在出了中文版，这个是它2月14号关于情侣经济的一个问题，或者性与情侣之间关系问题的报道，然后设计师做了一个这样疯狂的封面。
它还有另外的封面，就是玩字体，艺术字体的解放，把传统的刊头变成画面的一部分。
然后有一些很经典的杂志封面，像Vogue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看Vogue，它的黄金时代基本已经过去了，在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它都会有非常杰出的一个艺术作品，但它更早的时候，三零年代或者被康泰纳仕收进来之前，Vogue已经是非常牛的一个艺术品了，包括达利都是为Vogue去做创作。
然后有些杂志它会敢于挑战或者挑衅现在我们传统的一些经验，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主流媒体或电视媒体，或者保守主义的一些刊物或者报纸，都很少能出现像《纽约客》这样的封面，它远在同性恋婚姻合法之前，它出了这样一个封面。
我现在看到这个封面的时候还愣了一下，这个人是谁，就是前些年我们都在关注利比亚问题或者卡扎菲的问题，但现在我们再看他本人的形象就跟这个封面一样，像沙子一样飞去，散掉。
接下来我会快速在过，因为在座可能不是那么多人去关注杂志，或者可能一年买不了一本杂志，或者从来没接触过这个领域的人，我想推荐的杂志，分别有这些，这本是我觉得它很有趣的概念，这个封面是山本耀司请了Paolo Roversi拍照的一个封面，然后山本耀司他不是做杂志的，但他从来只做过一本杂志，就是这本，这本杂志一开始他野心很大，希望从ABCD一直做到Z，一直这样做完之后，所有这个封面就会成为一个列阵，但它其实出了A之后就停了，他希望做成A magazine created by who，就是每个人都为这个杂志做一本封面，或者做一期。
然后大家可能会喜欢建筑，喜欢城市设计，喜欢日本的家装的话，会喜欢这本Brutus Casa。
这又是一本杂志，它1942年已经创办，每一期会讨论文化议题，比如这一期封面它在讨论人在夜晚的时候会想些什么。
这个是我们前阵子微信上会说的一本杂志，所谓全世界最神秘的一本杂志，Plethora，它做的是什么，就是神秘学的一些，用fine art的艺术来拍摄神秘，它一本就是用全开本来印刷，一本大概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卖要1000块。
gentle woman杂志，有时候它可以定义一种人群或者一种读者形态，就是比如，我们所认为新的女性或者新绅士女性这样的词，在中国现在，在中文，这个词依然没有被翻译，就gentle woman。
这本杂志也是传了蛮多，就是modern famer，就是我们翻译成现代农民，现代农民其实就是美国现在的一个风潮，就是大家不要在城市里面待了，你就去承包一个农场，跟你的同好从农业生产的最基本去产生你的生活形态。
然后这本是给宠物狗的一本杂志，它的名字叫four&sons，就是四个腿的儿子。
然后这个是我的本行，就是我做了十年的一本杂志叫《生活月刊》，我在做这本杂志的创意总监。
我会邀请一些我们的艺术家朋友参与到这个创作里面，比如这个是徐冰老师的一个作品，他用他的新英文书法来写我们要的这一期的主题，这是我们创刊号的主题，就是Aspiration，在他的书法里面会使用到这个字母。
这是刘野，刘野在画那些可爱或者像符号的时候，他都用蒙德里安的语言，所以这里面有蒙德里安的元素。
然后这是曾梵志，他用他的乱笔做的一个《生活》的封面。
然后这是周春芽，周春芽他的工作室在回到上海的时候，我们让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封面。
这是张洹，他其实之前其实是个行为艺术家，他做这个封面的时候，我们在做关于1910，就是回到最初五四运动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在想那个年代的时候的人会是怎么样的，他就选了两个人物给我们，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蒋中正，最后我们在大陆出版的话我们只能用毛泽东。
这是汶川地震在2008这个事件，我们请了徐冰老师做了这个，他用天佑中华这样的词来写在我们的封面上，所以这个封面依然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财富。
然后这是清华大学的一棵银杏树，我们请艺术家张恩利老师到了校园里面去选一些画面，结果他只画了一棵树给我们，代表了他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对清华大学的理解。
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冲击力很大的封面，比如左边是一个基督徒的拍照他的教友，右边是刘小东他认为他如果要创作生活的话，他一定要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他就画了一个腿。
这个可能年轻的朋友会喜欢，我们找奈良美智帮我们画的一个新一期封面，也是今年出版的。
我在这里一共待了十年，所以差不多做了120期杂志。
人家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只能说我是做杂志的，然后他就会问你做的是月刊还是双月刊，我就说月刊，然后他会问那你出版多少份，往往这个问题就到这里为止，因为很少人就会问你这期杂志准备做什么，或者你上一期杂志做了些什么。很多人会看杂志人身份就会很固定，就是认为你做的事情不是一个实体，或者不是一个像小说或者像诗人，你能知道他写了哪部小说，我们杂志就像一个，每个月在巡回的一件很没有固定的模式的产品，这个产品它有点想代表我们人的一些生活的某个方面，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很多杂志都是在循环中洗脱，或者在循环中去呈现我们的资讯，这个资讯未必是你最需要的，或者未必是你去强调的。
这是我每一天的工作差不多快要结束的时候，摄影师肖全突然就从北京来到我的编辑部，要为我拍照我所谓工作的一个状态。
我认为做杂志的话你要用非常大的心力去凝聚，去用全身心的一个集中度去完成的一种文化产品，这个文化产品你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因为它不像写书，你可以有无数机会去修改去调整，然后到你满意的时候再推，但杂志它是一个固定时间，每月都要出版或者每个周期要出版的东西。
我做完十年之后，这是我在收拾我的办公桌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我那时候就想，除了做杂志我还能做些什么？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杂志人，我如何在这个新的一个状态下去呈现我个人的一些文化的理想？很多人看到或者听说我要走了之后就会说，你要去做网站，你要去做APP，或者你要去做一个视频，这些都是很多疑问，但我依然是取一个新的状态就是，我不想重复更多人的一个选择。
我们会看到比如大家这种画面都会出现，就是在地铁里面，以前大家都说中国人在地铁里面都看手机，其实如果我们到东京到巴黎，只要地铁信号允许的话全球人都是这样做的，都是掏出手机然后就在那里看。
这是一个我们时代的悲哀还是我们的日常心态，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去使用这个手机或者新媒体的时候，它依然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生活形态，但这种是否压缩了我们很多想象，比如我们在看，这是《纽约客》封面的一个选择，就是如果全是用地铁这个元素来做的话，《纽约客》它在地铁这个元素就可以玩出很多很多插画的形态，这里面有一些也，比如地铁之间的擦身而过这种心里默默的状态的话，《纽约客》用一个封面他把我们这个瞬间给定格下来，或者我们脑洞里面出现了无底洞的脑洞，也会在《纽约客》的封面上用非常小说语言，或者剧情片的一个状态呈现出来。
再把时间回溯一下，比如我们再看这张照片，大概是拍摄1930到1940年代的一个报摊，我们会看到里面竟然有《LIFE》也有《TIME》，但我们要想当时是战乱时期，大家你看到路上的人都不是那么有光彩的一个状态，但他们的报刊里面会有这样的文化阅读的产品。
这个是玛格南摄影师在1940年代拍摄的一张更清楚的一张照片，除了依然右手边会有TIME和LIFE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当时的中国人办的刊物，比如有时政观察像《观察》杂志，有少女杂志，有旅行杂志，有电影，有音乐杂志，都会产生在这个小的报摊里面。
我们在想，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反思一下自己现在是什么状态的话，因为我喜欢看报摊，我有时候会在书店里面待很久，这个是我在里斯本一个非常有名的书店叫Ler Devagar，葡萄牙语翻译出来就是慢阅读，书店里面十几米高的一个书墙，然后在半空中飘着一个这样的装置，一个骑单车的少女，我们看到她的围巾会随风而飘。艺术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机械艺术家，他为这个单车少女加上了一个翅膀，所以我们在看到的时候这个翅膀是在飘动的。
我的落脚点是在这里，上海的朋友会知道有一条路叫衡山路，这个路如果在追溯历史的话，它是法国租界的非常重要的一条路，他们把这条路起了个名叫贝当路，贝当是一个将军，在一战时期，因为他的一些过错他又被法国人自己也看不起，可见当时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路才会使用他的名字。这条路人们是从整个黄埔区，或者以前的卢湾区，过到徐家汇的一个天文台或者教堂的一条必经的道路，两边的梧桐树非常高，就是应该是上海景观最好的一条路，周边的花园洋楼也是特别好。
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这个地方是1930年代的那些老房子，所谓最早开发的一波花园别墅，在这个地方我们想，如果有一个书店开在这里的话会多好，我们在这个书店里面像穿越时空一样会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以前旁边有一个小红楼，这个小红楼是百代唱片，当时我在想周璇可能在这里录过她的金嗓子一样的歌声，我们可以路过1950年代建设的一个电影院叫衡山路电影院，这个电影院是当时上海市民为了迎接解放，他们觉得新中国需要一个属于新中国的电影院，所以所有人捐钱做了这么一个电影院，现在我们再看这个众筹嘛，就是当时国家没有钱的时候，市民们自己众筹，这就是当时的市民社会或者市民文化，他们就是对新的国家会充满新的希望的时候会选择的一件事情。
这个旁边还住着像费穆，就是《小城之春》的导演，我们还会看到著名的男演员，应该是中国男演员里面的影帝，不是梁朝伟啊，是赵丹，他住过在这里。
所以这里面其实文人墨客也好，或者城市生活是非常密集的一条地段，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书店，书店的老板毛继鸿先生，大家可能知道方所，他在广州起家，然后在成都开出了一个非常美的书店，当我们来到上海的时候，他就指着其中一栋楼跟我说，他要做一个杂志博物馆。我在说他最早是时装人或者他是一个企业家，为什么要做杂志博物馆，他给我的回答就是，在他这个年代，杂志是为他打开整个世界的一个钥匙。他是一个时装设计师，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通过电视或者通过网络去看到别的国家的同样牛的设计师在做些什么，他看的就是杂志，在里面他可以找到他的信息或者他对应的人物，找到自己的坐标。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做很多，像我们有时装，我们有设计产品，我们有美学产品，我们可以放电影，可以做讲座，我们或者可以把事情干得更小一点，就是我刚刚说的12米长的一个杂志墙，这是我们的书店的一个装修的画面，如果现在大家还有机会再重新看到这个书店的时候会发现，现在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形态。
在做一个书店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在想，因为商业部门它要求我们要做一个落柜的说明，所谓落柜就是哪些地方会摆哪些东西，我其实当时也不懂，因为我还是个做杂志的人当时，我会做的就是排位表，就是把内容排到格子里面去。我慢慢发现，柜子或者书柜或者书墙其实就像摆一个排位表一样，你可以无穷地想象，但你要落到实处的话，你要想人在书墙里面走的时候他的一些心理感应，或者他眼睛看到的东西跟他摸到的东西，他能接触到的东西的一些直接的关系。这是我们的书店在装修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要把整栋楼去做一个艺文空间，或者叫书店也好，或者叫杂志博物馆，我们在想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果在现代杂志大概100多年的一个历史，很多杂志在我们出生之前它已经不在了，或者我们在做一本杂志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旁边的人就说另外一本杂志也不做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书墙？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书墙这个形态要呈现给杂志人？
我在想，中国杂志有一个做得不好的地方，或者他们的一个先天的不足，有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少有机会站在一个地方看其他杂志在同个月或者同一个时期它在出些什么，我们很少有机会能站在一起去讨论，他们的杂志这一期做得好，或者哪一期他们做的不好，我们有什么办法去超越他。
看完演讲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在文章下评论中提问，我们会邀请令狐磊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