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绩效管理的困惑
文跃然:走出绩效考核困境,只需做好这三件事
本文根据华夏基石e洞察【思享会】总第155期文跃然教授主题分享整理而成,经本人审阅
文跃然,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北京幸福时代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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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基石e洞察管理思想群各位群友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结构主义与绩效发生原理”。这个题目比较理论化,所以我先开一下题。在公司运行中,年初定的目标,可能是一亿、两亿、三亿,年末时,有的部门完成了绩效,有的部门就没有完成。完成的我就称之为绩效发生了。这其中是不是有个发生原理?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年轻时立志要做什么人,二十年之后回头看,想做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不想做的事情却发生了,这其中又是什么原理呢?下面我分三个方面来探讨今天的主题。
1. 绩效考核要考虑四个关键问题
绩效管理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在过去的十五、六年里面,我们的绩效管理考核到底搞得怎么样呢?大家普遍的感觉应该还是不行,好像没什么大的作用,而且挺麻烦,面临两难困境。去年德勤、埃森哲,尤其是微软以及美国的世界级的大公司,都纷纷表态说要放弃绩效考核。一时间大家对这种管理方法非常困惑,连这些大企业都放弃绩效考核,绩效考核有什么罪过吗?如果不搞绩效考核,我们要怎样去区别并提高员工的绩效,怎样有针对性地精准支付?其实我们很困惑。
绩效管理考核的重点就是绩效考核的重要性。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如果不考核员工,就无法知道员工的绩效是什么样的,在一个月、一个季度、一年内员工的表现到底如何,如果不知道员工的绩效如何就无法给员工支付报酬,就无法找出员工的差距从而对员工进行培训。不考核又怎么知道投在这个员工身上的钱,投资回报率是不是够高呢?所以不考核,其实是行不通的。
十年前我就认为绩效考核要考虑四个关键问题:第一,考核什么样的指标?第二,谁来考核?第三,考核的过程怎样做才合理?第四,考核后的结果怎么派上用场?
如何把绩效考核做好,这四个困惑都是要处理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考核指标。很多人问,行政部门的人怎样进行考核?不同部门应该用什么样的考核指标才能既保证有针对性又有可比性?可见考核指标是最为基础的。考核指标的基础方法有很多,目标管理法就是其中一种,即基于目标来提取考核指标;还有用行为锚定法找出最好的业绩;用关键事件法把最主要的任务找出来,让不同的人去接,把关键任务变成考核指标;用排序法排出员工的绩效次序,等等。
2. 平衡计分卡遇到的困境
提取考核指标,我们最熟悉的方法是平衡计分卡。大概是2002、2003年的时候,平衡计分卡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当时这是一个风靡全球的提取考核指标的基础方法。平衡计分卡是不是真的就能够把考核指标提取出来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困惑的。
首先,用平衡计分卡提取考核指标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个困惑,可能是公司层面的考核指标,往往和员工层面的考核指标的分解逻辑不太一样。公司层面用平衡计分卡有四个方面:财务的、客户的、人力资源的、内部流程的学习与成长,用这四个方面来提取也许可以,但是提取出来之后,我们是考核部门领导成绩呢,还是考核员工成绩呢?
其次,平衡计分卡在提取考核指标方面不仅有成绩上的困惑,也有各个部门特殊性的困惑。比如,按照四个方面提取考核指标,但是不同的部门承担的工作性质是不一样的,工作目标也是不一样的,用统一的四个指标去分解不同的部门就会碰到困难。财务指标里面可能会包括销售额,这分解到销售部门是很容易的,但是分到财务部和人力资源部就会碰到困难。销售部本就承担销售指标,那财务部门要不要承担销售指标?这是平衡计分卡也不能解决的问题。
最后,平衡计分卡在提取考核指标的时候,有个最大的问题是,它是不是真的有用处?事实上,西方大企业用平衡计分卡来提取考核指标,可能因为战略的错误,创新不够积极,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他们不能持续下去。我不清楚摩托罗拉和爱立信等公司,原来用不用平衡计分卡来考核员工,但是我清楚在这个大环境的变化下,这几家都有衰落的迹象。华为是不是用平衡计分卡考核,这肯定要问彭剑锋教授和吴春波教授了。我完全是一个远远的观察者。我想华为能从1988年的两万块钱起步,到去年创下五六千亿的销售额,可能不是靠平衡计分卡的考核方法实现的。其实用平衡计分卡考核的企业未见得会成功,或者说根本没有用它进行考核的企业,可能也成功了。换言之,他们的成功其实不是靠平衡计分卡提取考核指标得来的呢?
如果说平衡计分卡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为什么去年有一些大牌的企业开始说要取消绩效考核?我们不能用平衡计分卡的方法特别好地提取到考核指标,那绩效考核的第一个问题,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
3. 绩效考核面临困境,考核指标首当其冲
绩效考核四个关键问题中的另外三个,在过去十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工作中都碰到了一些困惑。比如,谁来考核的问题。我们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三百六十度考核、从上到下的考核、引进外部专家考核等等。最后发现,如果考核指标选不准确,无论谁来考核都解决不了实质问题,更何况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本身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法。
考核之后,能够派上什么样的用场?一般说来考核结果会有四个用途:一是加薪减薪;二是晋升降职;三是发现员工的培训需要或者是培训的要点;四是员工离职。最后一个在不同的企业会碰到一些挑战。比如在国企,让员工离职这个事就比较困难,在机关就更是如此。
其实,我们在绩效考核的后三个方面也没有处理好。即使处理好了,如果在提取正确的考核指标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好的话,后面工作做得再好,绩效考核也可能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在绩效考核的四个关键问题里,我觉得起导向作用的问题就是考核什么,也就是选取的考核指标到底是什么。
第二,我对绩效管理方法论的思考
以上是我关于绩效考核的困惑,下面谈谈我的思考过程。2000年,我到山东鲁能科技集团做了一个咨询项目。鲁能的领导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做大概七八个产业公司的绩效考核办法以及年薪的分配方法。当时,考核在我心目中是肯定有用的,确立考核指标的很多方法都可以借鉴的,考核指标的提取应该也不是很困难。
1. 指标选择与指标值选择
在做咨询项目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如果要给这些高层经理设置一套考核指标,要保证完成之后一定能够帮助企业实现经营目标。考核指标和经营目标之间应该建立一个因果关系。
除了指标选择之外,还有一个指标值选择的问题。比如高层经理要考核盈利能力,可是盈利能力是订单人均三百万还是四百万?相差一百万不是一个小数字。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我开始慢慢考虑一个问题——考虑指标是挺重要的,把考核指标值选择出来,也很重要。
2.考核应该建立指标和经营目标的因果关系,帮助企业延续生命力
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企业如果要真正做好,到底受哪些根本因素的影响?如果找不到这些因素,企业的经营就是在考核的技术上做得再好,可能也抓不住根本。当时有一个机会,给鲁能做一个演讲,他们的领导鼓励我,什么题目都可以。我福至心灵,就做了一个《企业生命力影响因素》的演讲。对于这个问题,我2000年的时候就提了一个框架,企业如果要做好的话,有四个关键因素:第一个是治理结构,第二个是产品与服务,第三个是企业家,第四个是产品竞争力。如果要把这四个方面都做好了,这个企业可能就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至于企业生命力延续下去的四个基本因素,与考核指标的提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当时并没有联系起来。但是在我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已经开始意识到,如果只考一些简单的考核指标,而不能帮助企业延续生命力的话,考核指标就是纯技术性的,没有达到最终目的。我做那个项目的时候,对考核的认识是——不管什么样的考核,只要考就肯定是好的。这个认识,最终被自己否定了。我认为只有选取了正确的考核指标体系的考核,才是有益的。
3. 有的考核其实是做无用功
2003年,我们给一家央企做了一个关于机关行政人员考核的咨询项目。当时他们的问题,一是考核时间太长,考核指标不太好提取,二是要实行末位淘汰。因为考核指标不是很好提取,不见得大家都能认同这个考核指标,但是又强制性地把部门分成三六九等,考核的人觉得不太合理,被考核的部门员工就更觉得不合理。这个项目,我搞了个把月,访谈了几十个人之后,领导听取我们汇报的时候,我说如果讲实话,我觉得对机关的考核,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问了员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过去几年的考核,对我们绩效提升有没有帮助,大部分人说没什么太大的帮助。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不考核的话,我们的绩效会不会下降,干部们说应该不太会下降,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动机不是基于考核压力的。
这个经验让我震惊。2000年我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觉得考核是一剂良药,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绩效。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被考试考出来的,考到大学好像就是考试导致的胜利,所以企业考核也应该是这样。但是到了2003年,我就发现,有的考核其实是做无用功。
2004年,我们学院和学校人事处接了一个关于教师考核的国家教育部项目,大家普遍认为教师就应该考核,不考核教师就不干活。既然如此,就到西方去取取经,看看西方高校的教师考核。结果我们考察了一些高校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高校对老师并没有什么考核。也许我们的观察是不正确的,或者是片面的。后来我又断断续续的找各种途径了解过,西方高校对教师的考核其实是不像我们有这么多指标,又这么严格地去使用考核结果的。
在央企做机关考核的这个事件,其实就让我开始怀疑考核这件事不是万能的。但心里有一个疑惑:如果不考核,怎么提高绩效呢?
3. 德斯勒:绩效是招聘环节决定的,而不是考核
2005年的时候,我们学院请德斯勒先生(Gary Dessler)来讲课。他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出过一本人力资源管理教材,在中国是比较早引进的外国管理研究著作,发行了几十万册,影响比较大。当时他到人大来,给一些企业的HR做了三天的讲座,其中一个讲座的一个单元就是关于绩效考核的。上课之前我跟他交流,请他讲清楚一个问题——如果不考核的话,可不可以提高绩效?美国现在考核的主流做法到底是什么?在讲课的时候,他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不考核,也是可以的。丰田公司其实就是一个能不考核就尽可能不考核的公司,但是它的绩效也还不错。员工的绩效好不好,招聘环节其实起的是关键作用。如果你在招聘环节严把关,招了好员工进来,对他不太考核,绩效也会很高;但是招了不好的员工,怎么样考核可能也不会有绩效。因此德斯勒认为,在招聘环节就决定了绩效,而不是在考核环节决定绩效。
4. 高绩效来自两方面——领导正确决策,员工有效执行
这两件事都给我很大的触动。第一,不是一定要考核才可能产生高绩效。第二,人力资源管理的几大环节中,绩效考核要和其他环节联合使用,效率才会是最高的。
2007年,我在我们学院的人力资源新年报告会上做了一个发言,讲了两个事:一个就是基本薪酬的作用,第二个是提升绩效主要靠什么。我给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领导力。绩效好不好,关键在领导,这是我从一个公司的绩效管理方法里面得到的一个看法。
2009年,我们在联想做了一个企业文化项目,当时研究的问题是企业文化的作用机制。具体研究的问题是,企业的成功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保证。结合联想的成功,我有两个结论:一个是决策到位,第二个是执行到位。高绩效其实就来自这两个方面,一个是领导的正确决策,第二个是员工的有效执行。
同时,我开始做企业实践,这个阶段我的思考就更加务实了。如果要用我的理论去指导,企业一定要有绩效才行,否则这个理论就太空洞了。在2009年的时候,我想的和我做的应该是合到一起了。我特别强调每周的计划和每周二的总结,我的计划里面想做的十件事如果做到了,我的绩效肯定就很高了。
在2010年的时候,我提出一个问题,因为领导的能力和员工之间的能力有时候会有一点差别,领导觉得这个事情能做成,员工觉得这个事做不成,就会有一些畏难情绪。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做成一件事,有千万种方法;要是做不成,可能有一千个理由。人力资源管理的诀窍是让员工去寻求完成任务的方法,而不是去讲完不成任务的理由。
可是总有一些员工愿意讲理由,我又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发现员工的想法和领导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领导的能力与员工的能力也是不同的。领导的能力能够变成全体员工接受的任何能力,他做事的方法能够变成全体员工做事的方法,这样组织就能够放大他的能力。所以必须思考清楚组织能力与个体能力的关系问题。怎么能让个体能力慢慢变成组织能力?就要靠文化建设,包括流程的建设。但这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让个体能力变成组织能力很难。创业公司的员工根本就不在乎领导提的想法,也不在乎成功的那些方法,他可能只想去寻求一个更好的地方就业。所以,我觉得让个体能力变成组织能力,这个想法也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5. “非人绩效”的提出及其背后的思维模式
之后,对于提高绩效的方法,我的思考进入到另一个领域——非人绩效的方法。有些绩效提升的方法和提升绩效的力量不是人力导致的。换句话说,绩效提升,不一定要靠人的因素。比如,我们在产品创新上面有很多途径,其实产品创新力就是绩效提升的关键力量。这与我们改善员工和组织构架达到的绩效提升,是一样的。我们在领导力上花一些钱,让领导变得更能干,就算员工没有变化,绩效也会提升。或者发现有一些绩效,其实可以不依靠员工的努力,而靠员工努力之外的一些非人为的因素。因此我就提出“非人绩效”的概念,我觉得影响绩效的第一大因素是技术进步,第二大因素是组织结构的流程优化,第三个因素可能是领导力。这个排序不一定很科学,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认识。
“非人绩效”的提出背后有一种思维模式。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我自己做了一个农场,也投了一些钱,但这个农场要十年、二十年之后才知道能不能成功。我怎么能保证决策是正确的呢?简单说,我的结论就是假定未来的目标为y,如果能辨识出让未来这个y达成的条件,就可以成功。首先,实现目标必须有三个条件保证它才能够落地,如果能找出这三个条件,我就敢投资。第二,我的整个管理过程要达成目标,朝着满足这些条件的方向走就对了。
发现这个理论之后我特别惊喜,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按照这种模式分析。比如:我一年要一个亿的销售额,先看看有几个条件。如果把条件等同于客户数,一个客户能给我带来一千万,我要做一个亿,其实只需要做十个客户就行。换句话说,我能不能达成一个亿的目标,就看能不能找到十个千万级的客户,如果我能找到,并且让潜在客户变成实际的客户,就能达成目标。
以上简单汇报了我十多年的思考过程。从2000年开始考虑绩效考核,到2013、2014年基本上就是自己的思考。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刚提到的,如果要完成一个目标,必须找到完成目标的条件,并且把这些条件做好,去支持那个目标。我后来发现,这符合一个结构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定义,就是在目标和手段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第三,结构主义理论对绩效管理的启示
1.皮亚杰与结构主义
下面我简要说一下结构主义对绩效的影响。结构主义是一种方法论,其开创者叫皮亚杰,瑞士人。大概在1918年,他获得自然科学博士,然后开始研究心理学、数学、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在这些方面都很有建树。皮亚杰先生写过一本结构主义的书,他以他的三个孩子作为研究对象,观察孩子的智力发育过程,最终形成理论,并与人合作发表了著名的《儿童心理学》一书。1950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发生科学认识论导论》,“结构主义”其实只是其中的一卷。这本书有中文版,大概是1986年商务印书馆出的。
这本书有七章,第一章是导言和问题的地位;第二章是数学结构和逻辑结构;第三章是物理学结构和生物学结构;第四章是心理学的结构;第五章是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第六章是结构在社会研究中的利用;第七章是结构主义和哲学。在这七章下总共二十一个小问题,分别是:结构的定义,整体性,转换,自身调节性,群的概念,母结构,逻辑结构,形式化的权宜性限度,物理学的结构和因果关系,有机界的结构,心理学结构主义的开端与格式塔理论,结构与智力的发生过程,结构与功能,共时性结构主义,个体发生论和种系发生论之间的关系,语言结构的社会形成、天赋性质或平衡作用,语言学结构和逻辑学结构,整体性结构主义还是方法论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和辩证法,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
2. 没有结构就没有绩效
这里讲一下我理解的结论:第一,结构主义对绩效管理的影响——没有结构就没有绩效。第二,结构是构造的中心。第三,结构是在行动中构造的,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构的形成,也就没有绩效的成绩。
这本书对绩效管理的三个含义,可以展开来谈。第一个,没有结构就没有绩效。结构的关键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叫一个结构。就绩效管理而言,就是在我们的管理活动中,比如提取的考核指标导向和绩效目标之间要建立因果关系,一旦管理措施和管理结果建立了因果关系,这个企业就建立了结构。有的企业有绩效,有的企业没有绩效,用结构主义的观点看,就是因为有的企业产生了绩效结构,有的企业还没有形成绩效结构。
形成绩效结构是有阶段的。企业刚刚创始阶段,可能认识能力还达不到可以建立结构的水平。较高阶段,企业就能建立一个具有可逆性的结构,以绩效目标反过来推动结构的建立——如果不做哪几样事情就一定会在目标上缺失什么;如果做了哪几样事情,就一定能够达到目标。如果这个过程可以被验算,那这个企业就算是建立结构了。所以企业的智慧只有到了一定的阶段才可能形成结构。因此又可以说,结构是智慧的结果。
关于第二个结论的进一步解读是:结构是由人构建的。很多人认为结构是先天的,是根据我们的先验思想、天赋产生的。皮亚杰先生的结构主义跟别人不同,他认为结构或者说是结构主义是由人构建的,所以人具有双重特点,既是结构的构建者又是结构运行的主体。对皮亚杰先生思想的进一步拓展、理解就是绩效的中心是人,或者人是绩效发生的中心。
关于第三个结论的解读是:在行动和运动中产生结构。皮亚杰认为人是结构的构建中心,人只有在运动中才会构建结构,坐着睡觉的员工不会产生绩效,睁着眼睛每时每刻干活的员工才会产生绩效。因此,让员工每时每刻做有效的运动才会有绩效。
3.绩效管理只需做好三件事
皮亚杰先生的理论对于解释我们关于绩效考核的困惑有什么帮助呢?简言之就是,如果把一个结构看成是一些要素和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应该把要素作为考核指标。如果要让绩效结构产生结果,就应该发挥员工的主动性,让员工每时每刻去做运动。
因此,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论,管理要做三件事情:第一,构建一个在管理行为和绩效结果有因果关系的结构;第二,让员工在行动中完善这个结构,包括对目标和手段两方面的修正;第三,让员工不断运动,让结果发生。
读通了皮亚杰先生的结构主义对建立绩效结构、发挥人的作用、员工的行动有怎样的指导意义。我们对于绩效管理就会有更深的认识。
(文字整理/编辑 张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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