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进士、乡进士、岁进士有何不同

经常看到一些地方在介绍历史名人时将事实上的秀才或举人说成是进士，依据的是一些墓碑或墓志或存世匾额上写有“乡进士”或“岁进士”之类尊称，于是就当作进士身份确认了。

春节期间读老家的康熙及光绪版麻城县志，看到麻城这地方很不简单，历史上进士出身的人还真不少。自唐以降有几百人之多，光明清两朝就有三百多人。最早的进士当数唐代名人阎伯璵（玙），唐高宗时中进士，历任婺州刺史、本州团练守捉使、洪州都督、刑部侍郎（职事官，即实际职务），封银青光禄大夫（散官衔）、上柱国（爵位）。阎伯璵即王勃《滕王阁序》中“都督阎公之雅望”那位阎公。

其次当数麻城锁口河明代刘天和家族，出了14位进士，其中既有文进士亦有武进士。刘天和本人官至兵部尚书（实职），封太子少保（散官衔）。此外还有明代麻城“西陵旺族”周思久家族，也出了13位进士，还有麻城李家坝李长庚家族出了7位进士。这些都是真实的“进士”出身，不是什么“乡进士”或“岁进士”。

有意思的是，我在麻城县志中同样看到了“乡进士”的记录。县志有“赐进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赠少傅刘天和”，也有“乡进士崇德知县赠兵部尚书刘汉”。刘汉应该也是刘天和家族的人，但刘氏家族14位进士中并无此人。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来看看刘天和的功名、官衔和谥号，“赐进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赠少傅刘天和”一句全讲清楚了。“赐进士”是指学历和科举功名，说明刘天和参加了皇帝的殿试，登榜三甲，正宗的进士出身。古代只有真正的殿试登榜才能称“赐进士”，意指皇帝亲自点名录取，赐予功名。太子少保是散官衔，古代散官衔有点类似现在的职称和行政级别，与工资薪水挂勾，比如今天的正处级调研员就是相当于过去的散官衔，教授讲师一类职称也算是。兵部尚书是实际任职，这是职事官的实际职务。赠少傅（即太子少傅）是指死后皇帝敕封的谥号，意义在于可享受相应级别的丧葬规格。古代官员有三种类型，一种叫职事官，即任实职做实事；一种叫散官，铁定享受相应待遇，但可以无实职；一种叫爵位，即公候伯子男一类，享受封地及封地上的税赋特权，比如唐代阎伯璵的“上国柱”就是爵位，封地相当于三公，仅次于封王。

再看看刘汉的功名、官衔和谥号，“乡进士崇德知县赠兵部尚书刘汉”也一句话讲得清清楚楚。“乡进士”其实只通过了乡试（即省会的考试），实际上是举人而非进士。正因如此，刘汉最大也只做了崇德知县，这是其实职。“赠兵部尚书”实际上是死后皇帝给的谥号。严格说连谥号都不是，只是允许按兵部尚兵规格办理丧葬而已。这说明刘汉为官还不错，虽官职不大，但名声好，没什么问题，死后皇帝恩典，送个虚职，按这虚职的规格治丧就是了。

我在麻城县志中还没有看到“岁进士”的记录，但在其他地方多有发现，这多少说明麻城人还是很爱脸的。“岁进士”其实是指每年参加县、府、院考试的秀才，童生参加县、府、院组织的考试，中了才可称秀才。秀才参加省里的考试，中才才可称解元和举人，第一名为解元，其余为举人。解元和举人再参加朝廷的会试，中了叫贡生，第一名叫会元。会元和贡生再参加皇帝的殿试，登榜者分三甲，一甲为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一般7名，其余为三甲，可能十几名甚至上百名。唐代只有十几名，明清通常有一百多名。一甲为“赐进士及第”，二甲为“赐进士出身”，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

既然进士只有殿试三甲，为什么会出现“乡进士”和“岁进士”的冒充呢？

一般人都认为是读书人尤其是其后人爱脸，往自己脸上贴金所致。这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考究一下科举史，实际情况远没这么简单。

科举进士始于隋炀帝。隋炀帝开科举的目的是为了在朝廷里引进寒门士子做官，对抗自汉以降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形成的贵族士大夫阶层对朝政的垄断，尤其是对抗北魏以降形成以八国柱为代表的关垄集团对朝政的把持。隋炀帝开科举时设有“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经史典籍，考试你读书读得如何，分“贴经”（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等基础题）和“墨义”（相当于今天的问答题）。进士科则是考试综合能力，相当于今天的写作题。唐代开始重进士科，轻明经科，北宋干脆废除了明经科，只有进士科。从这个简单科举史我们就可以看出，所谓进士，其实就是指通过考试让你进入士大夫阶层，在朝廷帮皇帝分忧的意思。正因如此，历代进士都是皇帝亲自殿试，亲自录取。

古代只有进士才是皇帝录用的人才，才能做朝廷官员。没有中进士的贡生、举人、秀才也可以为朝廷做事，但不属于皇帝任命的官，而是为各级官员服务的门生故吏。前者为官，后者为吏，官吏一起共同构成朝廷的整个行政体系。官享受朝廷奉禄，吏则只能从地方徭役收支中获取报酬。

到了辽金元以后，这套科举和官吏制度开始发生变化。少数民族毕竟文明开发程度相对较低，通过科举进士比较困难，规矩就慢慢变得松散了。非进士出身也可以入朝为官，吏也可以变成官。当吏也可为官，就意味着非进士也可做进士的事，也就等同进士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大量明清时期的秀才被称作“岁进士”，举人被称作“乡进士”。

同为麻城刘氏家族成员，我们能看到刘天和为“赐进士”，刘汉为“乡进士”，原因正在于此。当然，刘氏家族的14位真正的“赐进士”中并未将“乡进士”刘汉纳入，这说明麻城人还是比较严谨的。

阎伯璵是唐代的“赐进士”这个最牛掰，因为唐代每三年一次殿试，平均每次殿试全三甲只有28名进士。这种情况下能中进士委实不易。阎伯璵能被封“上国柱”爵位，为正一品，也足见其地位之显赫。王勃能在《滕王阁序》中盛赞其“雅望”，也是名不虚传。阎公事先安排自己的女婿吴子章（也是麻城人）准备好了文章，只等王勃谦让，不成想王勃愣头青直接挥笔成就千古名篇，而阎公也能为其折服的美谈，也多少印证了阎公是真有“雅望”。

麻城县志中并未出现“岁进士”，甚幸。秀才就是秀才，何必打肿充胖子呢？求真务实，才应是文人本色。

麻城历史上名人很多，刘氏一族14位进士，其中还有收藏《快雪时晴贴》的刘承禧。此人榜眼出身，《金瓶梅》原稿也最早出自其手。刘氏一族实乃少有的书香门第，名门旺族。只可惜这些名人故里、故居、墓地在文革时被毁严重，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修缮和保护。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涵之一，发掘本土历史文化，基于此开发人文旅游才是正道。

一个人没文化再发达都是空有其表，一个地方没文化积淀再发展也缺少底蕴。一些地方少历史文化名人也要想办法挖掘，连五大郎和潘金莲故里都要去争，麻城有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名人，不花力气去发掘就实在是一件憾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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