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说】许成钢：减税不提上日程，内需不足得不到解决
首席说185期长江商学院教授许成钢
从10％到6.7％，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五年高位下行，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是由于经济体制问题，产业政策之争烟硝四起，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经济何时能企稳回升？如今，国企改革进入政策落实期，进展如何？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该如何发力？这些问题不断引发出持续且深远的讨论。
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向如何？许成钢认为财政刺激一放松，整个经济就会下滑，但是现在的问题，用财政刺激是不能解决的。“现在中国面对的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经济暂时没有下滑，是使用某些政策手段暂时顶住所致，只要顶住的手段稍微放松，经济又会继续下滑。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财政刺激。”他表示，中国现在最基本的问题是长期内需不足，现实情况就是全中国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总值占GDP的比例非常低，这是由中国自身的制度造成的。
而对国企改革的推进，许成钢表示，只要不从基本上改变国有制本身，任何在国有制下通过重组等改变组织方式、改变结构的路径都不可能见效。因此，他认为国企改革的核心，一定不仅是国企改革本身，这个核心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逐渐让所有竞争领域的国企变成民企。
在看待中国债务问题时，许成钢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硬化预算约束，提高效率。“中国的坏债问题不致命，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快可以稀释它。但是，如果软预算约束很严重，增长速度掉下来了，稀释的手段就没有了。更令人担心的是，最近十年来，大型国有企业在不断加强，就是在加强软预算约束。”
关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许成钢强调，减税是核心。“中国之所以个人总收入占GDP比例这么低，因为各种名目的税收太多，所以减税不提上日程，内需不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关于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是否会出问题，许成钢认为这关系到体制改革，一方面可以在投资者自愿买债券的情况下，通过大规模发内债和外债解决财政问题，同时把大量的税减下去，这是体制改革的一个大方向。另一个就是压缩行政机构，降低行政开支。
谈到房产税究竟是解药还是毒药，许成钢表示并不反对征收房地产税本身，但这个问题一定不能单独提出来，要与整套制度配合在一起。如果没有整体的改革，没有整体的减税，单独提出多向人们征收一个税种，进一步增加人民的税负，对全国的经济一定是坏事，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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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节 许成钢：把财政刺激抽掉 中国经济远比现在更差
金融界：你怎么看未来中国的经济方向？
许成钢：基本上最近几年大的变化方向在我的预料之内，即中国经济会持续下滑。现在中国面对的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经济暂时没有下滑，是使用某些政策手段暂时顶住所致，只要顶住的手段稍微放松，经济又会继续下滑。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财政刺激，财政刺激一放松，整个经济就下滑。中国现在最基本的问题是长期内需不足，这是由中国自身的制度造成的。
非常简单的现实情况就是，全中国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总值占GDP的比例非常低。有一些人认为，2011年以后，个人收入占GDP的比例有所回升，但这实际上是误导，为什么呢？当我们讲什么东西决定内需的时候，关键不在于速度，而在于水平，在于比例。最近略有回升指的是向好的速度，即相比原来非常低的比例下，有一点提升，但是这一点提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体中国个人收入占GDP比例远为过低的水平。
只要全体个人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很低，就决定了全社会的需求不足，大量的东西没有人买，所以经济增长没有力量。所谓过剩首先就是因为需求不足；另一部分的过剩是在中国的制度里产生出来的，我们叫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当制度为企业制造出大量软预算约束的现象时，企业就不会管市场上的需求，仍然继续生产。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率非常低，看PPI实际上是通货紧缩，PMI也已经持续两年呈收缩状态，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反映了，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如果把财政刺激抽掉，情况远比现在更差。
金融界：你觉得财政刺激能持续多久呢？
许成钢：财政刺激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规律性的现象我们知道，现在的问题，用财政刺激是不能解决的。
第二节 许成钢:国企改革的核心一定不是国企改革本身
金融界：最近国企改革进入政策落实期，你怎么看国企改革的推进，有什么好的建议？
许成钢：是不是用“改革”这个词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生的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的国企改革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一个没有争议的结论就是，只要不从基本上改变国有制本身，任何在国有制下通过重组等改变组织方式、改变结构的路径都不可能见效。
回到中国的国企改革问题，一开始曾面对不允许改变国有制本身的制约。这个限制导致中国上世纪80年代直至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没有取得显著效果。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放了国企改革的新路子，为后来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企改革的核心，一定不仅是国企改革本身。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之所以有大成就，重要的不仅是国企改革，而是与民企发展并行的变化，使得民企能有持续十几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发展，占据了中国GDP的主体。国企改革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逐渐让所有竞争领域的国企变成民企。当时的政策“抓大放小”，所谓“放小”就是允许一部分的中小国企变成民企。
但是，“抓大”的那部分走的路子不正确。国企改革的方向是，除了极其个别的非竞争性行业之外，所有的竞争性行业企业都应该变成民企，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如果只是名义上的“改革”，实际使国企越变越大，会对国民经济带来负担，更为它将来变成民企制造更大的困难，那就不是有利于中国改革整体的做法。
第三节 许成钢：解决债务问题要靠经济增长
金融界：债务问题是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而且恶化速度非常快。由于中国债的主体是银行，很多人担心银行的坏账率非常高，会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和安全，你怎么看中国债务问题的走向？
许成钢：中国的债务问题，需要仔细看是谁的债？如果讲银行，看一下是什么所有制的银行，就很清楚。中国的银行业基本上是国有制的，中国的金融，主体是国有制的。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在国有金融体制下，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不会破产，靠不断借钱生存。最后，当经济里有大量资不抵债的国有资产靠借贷生存，坏债就会不断积累，而且积累的速度非常快，这不是新问题。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下了重大的改革决心“抓大放小”，深度改革国有企业，就是因为国企债台高筑，使得国家的经济面临很严重的困难甚至危险。但是当时的措施，有一些只是权宜之计。例如，把坏账隔离出来放在另外一个机构，实际上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硬化预算约束，提高效率。在民企大发展，整个经济的效率全面提高的前提下，虽然软预算约束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把过去在金融领域积累的坏债稀释了。
上世纪90年代末20世纪初的时候，由于坏债问题，中国面临很大的危险，很多人担心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垮。当时很有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写了一本书预言，中国现在坐在火山口上，任何时候火山爆发，中国经济就完蛋了，整个中国的金融已经在技术上资不抵债了，完全以人为的方式在维持，任何时候都可以垮掉。当时刘遵义教授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中国的坏债问题像老男人的前列腺癌，医学界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说老男人的前列腺癌基本上不致命，这个人是带着癌死，而不是癌致死。他说中国的坏债问题不致命，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快，可以稀释它。但是，如果软预算约束很严重，增长速度又掉下来了，稀释的手段就没有了。更令人担心的是，最近十年来，大型国有企业在不断加强，加强国有企业就是在加强软预算约束的问题。
第四节 许成钢：中等收入陷阱是制度陷阱
金融界：你怎么看待“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否进入了这个阶段？
许成钢：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人们观察到某些国家似乎有这样的现象。中等收入国家，本身意味着它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应该都有潜力快速追赶，因此没有道理说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就会下降。所以，当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速下降的时候，重要的是要分析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增速下降，只要不是战争，百分之百都是因为制度问题。所以与其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不如叫做“制度陷阱”更确切。任何中等收入国家，没有能力追赶发达国家，都是因为制度束缚了它的发展，而不是因为中等收入带来的陷阱。
中国的增长速度慢，直截了当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全体国民个人所得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过低，这实际上是相关制度带来的，相关制度使得各级政府以各种方式收集的财政收入，其增长速度一直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导致了这个后果，这是近20年时间积累的结果。现在全体个人所得收入占GDP的比例只略高于1/3，世界罕见。相比之下，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俄国都是50％以上。
第五节 许成钢：减税是解决内需不足的核心
金融界：现在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很疲弱。对中国来说，你觉得增长动力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
许成钢：从基本面上看，决定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决定性原因是内需不足，为什么内需不足？因为全体中国国民的个人总收入占GDP比例过低，怎么解决？减税是核心。中国之所以个人总收入占GDP比例这么低，因为各种名目的税收太多，所以减税不提上日程，内需不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金融界：如果让国家降低财政收入，个人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现实中有什么措施能够实现呢？
许成钢：这实际上直接关系到体制改革。如果把财政收入降下来，突然间不能支持财政开支，会不会出问题？
发达国家是如何解决相关问题的？历史上开创产业革命的国家是英国。产业革命的条件之一就是保护产权，减税。但当时英国在与法国打仗，如何解决财政收入问题？他们是通过在市场上大规模发国债来解决的，包括内债和外债。发国债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手段问题。为什么法国不能通过发国债解决财政问题？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有没有在对内、对外大规模举债方面的信用。我这里讲的发国债不是用银行的方式，而是用在市场上卖债券的方式，买的人都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在这个条件下，可以用大规模发内债、外债的方式解决财政问题，同时把大量的税减下去。这本身是体制改革的一个大方向。
另一个体制改革问题，就是如何压缩行政机构，降低行政开支。这里包括国企和各级政府。另外，中国的债务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债，所谓的地方政府债，实际上多数是以国企的名义，用变相的方式从银行里借出来的，这很危险。危险的原因是它以土地抵押从银行里借钱。如果地方政府债是以市场上发的长期债券为支撑，就不这么危险，但它是用抵押贷款的方式从银行借来的债，就很危险。
金融界： 2016年民间投资下滑特别严重，为什么现在民间投资信心不足？怎么扭转这种趋势？
许成钢：实际上市场面对巨大的困难，最基本原因就是内需不足、严重过剩，民企需要生存。面对硬预算约束，如果滥投资将造成资不抵债，是要破产的。所谓的硬预算约束说的就是破产，软预算约束说的就是不破产，所以，当整个市场内需不足，面对硬预算约束的民企，就会很谨慎，不敢投资。
另一方面，当政府用刺激的方式来支持经济增长时，民企很难参与其中，结果就变成了国企更发展，而软预算约束的国企发展靠借债，而这个债往往要变成坏债，这就是很多年人们讲的“国进民退”的趋势。当没有弄清楚如何改革国企，没有弄清楚如何解决内需不足，民企当然更没有兴趣和机会去投资。
第六节 许成钢：单独征收房产税不是好事
金融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房地产税是地方税的主要来源，你怎么看中国最近的房产税问题？
许成钢：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在学习发达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先要认清楚，发达国家是在什么制度下这样操作的。所以发达国家的共同的基本制度的一部分，就是私有土地制度。因此，政府不能靠卖土地获得收入，而是依赖征收房地产税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而且征收房地产税的具体安排，是按照地方人民的意愿选举的地方议会，自主决定的。
相比之下，中国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农村集体的农用土地，必须在国有化之后，由政府在市场上出售），地方政府靠卖土地的租期和出租土地获得大量财政收入。所有人现在使用的土地都有租期，买来的都是租期。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再讨论房地产税，有两个基本问题要综合考虑，第一个基本问题是，征税的法理和居民的关系是什么？第二，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全体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过低，即税过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并不反对征收房地产税本身，但是这个问题一定不能单独提出来，一定是与整套制度配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整体的改革，没有整体的减税，单独提出多向人们征收一个税种，进一步增加人民的税负，对全国的经济一定是坏事，不是好事。
第七节 许成钢：资源配置离不开制度问题
金融界：结合中国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探索方向在哪？
许成钢：经济学最老的传统是亚当.斯密时代，亚当.斯密的时代叫政治经济学，即politiCAleconomy，非常着重讨论人类社会的制度，当时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的辩论，多数着重的是制度问题。但是在19世纪后期，经历的产业革命的国家里，市场制度和市场经济大发展，趋于成熟。与此相应，产生新的经济学，今天我们叫做古典经济学，其重点离开了制度问题，转移到了资源配置问题。实际上资源配置原本是离不开制度问题的，但是当这个概念出现了以后，重点就集中在市场上。
为了能够定量地讨论市场上的资源配置问题，受当时分析手段的限制，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把制度假设掉了。但实际上，当离开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之后，你就发现非常巨大量的资源配置问题，根本不在市场上，是其他的制度在起作用，比如政府。因此，假设没有制度，经济学就只限制于讨论非常发达的市场经济，或者假定这个非常发达的市场经济没有制度的因素干扰它们。这样的经济学，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限制。因为，即便在理解发达经济时，制度也一直是很重要的。
金融界：有创新思考的学者提出的哪些观点已经得到国际上的一些关注呢？
许成钢：在经济学里，中国的学者在国际间获得最显然承认的，可能首先是理论经济计量学的学者，中国有若干学者在国际间得到很高的承认，比如老一代的邹至庄教授等。应用计量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等。我们这一代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白聚山教授，耶鲁大学的陈晓红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方汉明教授，斯坦福大学的洪翰教授等。讨论到和制度、和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从纯方法论上，就是机制设计理论。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中国也有若干在国际间受到很好的承认的有影响的学者，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教授，上海财大的田国强院长等。
中国的学者在新的政治经济学比较弱，但是在讨论制度方面并不弱。钱颖一教授做的，关于制度方面的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认同，而且这个讨论，是以中国为主要问题，但不限制于中国的问题，有大量和其他国家的对比，在国际间有很大的影响力。魏尚进教授、林毅夫教授和老一代的张五常教授等，都有在经济学界影响力很大的工作。
广义地讨论经济学，应该包括金融学。在这方面，麻省理工的王江教授，普林斯顿的熊伟教授等，都是国际上公认的做出过非常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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