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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是真正的“千年大计”

2017-05-10 李海涛 长江商学院MBA 长江商学院MBA

| CKGSB MBA |

A World-Class MBA Program for China Business


教授观点 | 李海涛

* 原文发表于FT中文网 

资本市场每天的主题、故事层出不穷,但若论这个春天A股最重要的故事,非“雄安”莫属,地处中国河北省腹地的三个小县城已经搅动了资本市场的一池春水,包括冀东水泥、华夏幸福、唐山港等在内的“雄安”概念股接连疯涨,一度成为市场中最强势的板块。



那么雄安新区到底是什么?


4月1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通知对雄安新区的定位有三点:

· 第一点,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这一条重点强调了雄安新区的战略高度,体现了中国本届高层对于雄安的重视程度。

· 更重要的是后两点,通知指出,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正是这两点定位使得资本市场近乎疯狂地追逐雄安概念的上市公司。


/ 首先分析第二点定位 /


其实中国历史上并不缺少“经济特区”和“新区”。事实上,自1979年邓小平提出要办“出口特区”之后,中国政府先后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设立了经济特区,此后1988年在海南设立经济特区,2010年和2014年分别在新疆的喀什和霍尔果斯设立经济特区,目前“经济特区”共有7个。而“新区”就更多,自1992年浦东新区设立以来,中国先后设立了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19个国家级新区。


但事实上,从政策效果来看,并不是所有的“经济特区”和“国家新区”都收到了应有的效果。以成立较早的5个经济特区为例,事实上从经济发展速度的角度看,只有深圳是这些经济特区中的佼佼者。深圳从改革开放前的一个小渔村,经过37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也是中国绝对意义上的一线城市。在这37年中,深圳特区的年均GDP增速是28.7%,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3%。而在4月1日发布设立雄安新区消息的同一天,河北召开全省领导干部大会,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宣布中央决定,许勤任河北省委副书记,提名省长人选,而许勤此前的职务是深圳市市委书记。借助“深圳经验”,又是同一操盘手,似乎雄安真的有可能创造下一个“深圳奇迹”,而这也正是外界对雄安寄予如此高期望的主要原因。



而浦东新区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巨变,25年前的浦东新区,多数地区都还是荒郊,上海本地也有“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但在1992年设立新区之后,浦东经历了一轮经济大发展,25年经济发展复合增速达到14.4%,陆家嘴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绝对意义上的金融中心,甚至以金融业在GDP中占比计,浦东新区已经可以和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比肩。上海自贸区设立之后,在金融改革持续深化改革,例如2015年10月监管部门和上海市政府发布的“金改40条”,浦东新区有望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龙头持续领跑。



对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成功,区位优势是不得不谈及的因素。深圳和上海都是沿海城市,拥有适合贸易的深水港和大型河流的出海口,而同时也分别有珠三角和长三角作为广阔的经济腹地。然而相比深圳和浦东,雄安在区位上存在明显劣势,地处内陆,而中国北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均衡程度也难以和长三角、珠三角比肩。


但从过往发展经验看,区位优势并不是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从五个早年的经济特区看,厦门、珠海、汕头、海南等地在区位优势上都不比深圳弱太多,距离香港、台湾等地区距离不远,也处于泛珠三角经济带。但从实际结果上看,这四个经济特区都没能复制深圳的传奇。事实上,政策红利才是深圳和浦东作为“新区”、“特区”能够崛起的真正核心原因。以深圳为例,持续的制度改革与创新才是推动深圳经济持续稳健增长的源动力。


人才政策的改革创新即是一例。同北京、上海等城市不同,深圳本身高等教育环节较为薄弱,为吸引人才,深圳于2010年10月开始实施“孔雀计划”,对于纳入该计划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府给予80-150万元的奖励补贴,对于引进的世界一流团队给予最高8000万元的专项资助。虽然深圳也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一样,近年房价飞涨,但政府推出人才安居工程解决高端人才的后顾之忧,根据规划,深圳将在“十三五”期间新建设不少于30万套人才住房,仅2017年就有近6万套计划开工。正是深圳市政府在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上的大力支持,才让深圳持续人口净流入,为特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供应。


而持续不断的金融改革同样为深圳的发展蓄力。相比拥有包括大量国有银行、国有保险公司、距离监管更近的北京和事实上开放更早、更加洋派、外资机构云集的上海,深圳本土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则更加“草根”和励志,可以说,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平安保险等一批深圳本土金融机构的创业史就是深圳的金融改革创新史。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结构调整,传统“老经济”占比不断下降,上海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也开始逐步被深圳交易所中小板、创业板上市的“新经济”企业所超越,深圳在中国金融版图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近年来,前海等“特区中的特区”更是为深圳的金融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因此从这一点看,由三个中国北方小县城组成的未来的“雄安新区”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劣势,而从临近中国政治中心——北京的地理位置上讲,雄安新区在政治资源上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果能够大胆推进改革和制度创新,相比深圳、浦东,雄安甚至更具看点。


/ 回过头来看对于雄安新区的第三点定位 /

——“千年大计”


这个说法确实值得研究,何为“千年大计”?即使真的是“迁都”,称得上是“千年大计”吗?可能也算不上,而此前人民日报更是直接澄清,指出雄安新区不是“声东击西的迁都”,也不是再建“首都副中心”。从种种信号看,雄安新区之所以能被称为“千年大计”,可能与未来酝酿的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有关。



如果从更大的图景纵观历史全局,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设立的试点都是中国改革与开放过程中的关键时间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开始改革开放,而深圳特区就在此时诞生,可以说深圳特区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此后80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中国民众开始对改革开放的正确性产生怀疑,而经济增速更是下滑到4%以下。这轮经济周期的拐点出现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此后包括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持续深化,而这正是浦东新区诞生的时点。


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看,中国的内生经济周期与改革与开放密不可分,1979年的改革开放、1992年的小平南巡、90年代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入WTO都曾经通过释放改革与开放的红利,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走向。而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调整周期,经济呈现L型走势,底部已经逐步探明,但如果需要拐头向上,则需要新一轮改革开放,即第四轮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释放。


但这一轮的制度改革与之前相比又有不同,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初步完成,此后的改革将逐步进入“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不能再回避的话题,同时对提高当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而言,也比经济体制改革来的更为重要。从这一角度看,雄安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史的意义可能比深圳和浦东更大,深圳和浦东是顺应了两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流,而雄安代表的,可能是本届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更大的雄心壮志。这也与雄安的地理位置有关,由于其临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将发挥更大作用。从另一角度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多年,政治形势较为复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能会出现“大船掉头难”的现象,而如果将部分政治资源转移到临近北京的雄安,未来则可能在改革过程中另辟蹊径、收到奇效。


另外,近期有两个信号值得关注,一个严肃而一个略显轻松,这两个信号都表明,本届中国执政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态度可能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一个严肃的信号是中国正在进行一轮新的反腐,而这次的反腐的重心在于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作为权利寻租与变现的最便捷途径,是反腐难度和阻力最大的领域,然而中国近期在金融反腐领域的一系列动作正在改变市场的这一认知。


4月初,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项俊波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几乎同时,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传言被带走协助有关纪检部门的调查。事实上,自“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已经通报了11名来自金融监管系统的高级领导干部,而另一方面,近期市场亦传言有多位资本“大鳄”落马和接受调查。金融体系的反腐可能是一个信号,其背后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当前中国的执政者正在打破过去形成的一些僵化的利益分配机制,这种对相当长时间内既得利益者的打压正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最难的一环。


另一个略显轻松的信号是近期中国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和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充斥屏幕的玄幻、言情类型作品不同,这次的热播剧——《人民的名义》是一部当代反腐题材电视剧,该剧于3月28日播出之后登顶几乎所有收视排行榜的首位,也迅速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甚至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新版的《官场现形记》。早前反腐题材电视剧自2004年之后都未能在电视黄金档播出,但出人意料的是,《人民的名义》这样题材敏感、尺度超前的作品反而仅仅只有十天就通过了审查,过审速度远远超过了该剧的原创者的预期。




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这部电视剧除了引起话题热议之外,甚至开始产生了现实中的效果。例如电视剧中被批评的信访局低矮的“蹲式窗口”就被频频曝光,一些官方媒体也对此作出评论,《人民的名义》虽然落幕了,但中国的反腐则永远没有终点。从这一点上看,中国高层这次对于反腐和改革似乎是要“玩真的”了,对于存在的问题不再以“政治敏感”的理由遮遮掩掩,而是鼓励舆论和普通民众共同监督,如果能持续在全社会营造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氛围,未来的改革效果确实值得期待。


总体上看,从近期的官方表态和舆论导向上看,中国似乎正在酝酿更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执政者能够下定决心,找对路子,中国可能会顺利推进第四轮改革与开放,而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率则有望借此向上突破,重新回到两位数的高增长。若干年之后回头看,雄安新区可能正是这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引子,那么用“千年大计”,甚至更夸张的表述来定位雄安,也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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