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借钱给富人，原因竟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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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在所有外国投资者中位列第一，一个发展中国家将大量的资本输出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这就好比，穷人把钱借给富人用。想要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需要先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知识点，否则，你谈论的中美金融关系，不过是隔靴搔痒。今天这篇文章为李伟教授《“布雷顿森林体系”启示录》中的第一篇（共四篇），先来谈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生。
作者 | 李伟
来源 | 财新网
转载 |长江商学院（Weixin_CKGSB）
"布雷顿森林体系"启示录(一)
构想出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仅次于美国，但中国的人均收入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官方汇率和现价美元计算，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123美元，韩国和日本分别为27539美元和38901美元，美国更是达到了57638美元的水准。
有趣的是，根据Wind的数据，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简称NIIP。一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相抵后所得的净值就是NIIP，正数代表该国是一个债权国）是一个正数，而且数额很大，截至2017年9月末，该数据为17064亿美元。另一方面，截至2017年9月末，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高达11808亿美元，在所有外国投资者中位列第一。这两个数字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个发展中国家将大量的资本输出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换句话说，穷人把钱借给富人用。考虑到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一般要高于发达国家，按照资本逐利的原则，中国应该是个资本输入国。中国作为一个体量不小的净资本输出国似乎有点不合情理。
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对此的解释是美国储蓄率太低，而美国政府则认为中国阻碍人民币升值才是主要原因，双方为此已争执多年。不管到底谁的理由更站得住脚，有一点是肯定的是，那就是假如不能理解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些基本特点，那么谈论中美之间的金融关系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而要理解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回溯历史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太阳底下无新事。在相关的国际金融史中，笔者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可以说是一个升级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中国则是其中最大的玩家之一。由于相关内容较多，因此笔者将分四篇文章来探讨这一问题，今天我们来谈第一个主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生。
在进入主题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些国际收支的基本概念。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资本输入国，接受了大量来自国外的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有些读者因此以为中国只是在近几年才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其实，中国早在江泽民和朱镕基执政时代就已经持续地向境外输出资本了。以中国国家外管局发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为依据，从1994年至今，中国在经常项目上一直保持着顺差的状态。
这里需要解释两点，第一，国际收支平衡：经常项目顺差 = 净资本流出；第二，净资本流出 = 非官方净资本流出 + 官方净资本流出。虽然中国的非官方净资本流出过去长期是一个负数，只是在近期才成为正数。换句话说，长期以来中国公司和个人接受的外资投资大于他们的对外投资。但中国的官方，主要就是中国央行，是一个越来越大的境外投资者。中国越来越大的对外投资主要是央行大规模购买外国国债而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
“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
国际金融是伴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成长起来的，尤其是国际贸易，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虽然在人类历史上，跨国、甚至跨洲的远距离贸易行为早已有之，但国际贸易的真正崛起还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伴随着贸易的发展，支付、结算、保险和贸易融资等金融需求不断上升，汇率、利率等金融指标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世界各国基本上以贵金属为法定货币。有的国家以黄金为法定货币，这被称为金本位，例如1816年至1914年的英国；有的国家以白银为法定货币，这被称为银本位，例如明清时期的中国；还有的国家黄金和白银都是法定货币，这被称为金银复本位，例如立国之初的美国。由于英国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第一强国，拥有众多的海外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伦敦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因此金本位逐渐通行于世。尤其是在1870年至1914年的第一次全球化高潮中，金本位成为了世界主流国家的货币制度。
当时各国将自己发行的纸币价值与黄金挂钩，例如1英镑等于7.32238克黄金，1美元等于1.50463克黄金。由于黄金的价值变化相对较小，因此各国货币的内在价值也变化较小。由于各国货币都与黄金挂钩，这就确定了不同货币之间的相对价值，从经济学上说，这就是一种固定汇率的制度。
以金本位为载体的固定汇率降低了国际贸易的风险，有利于贸易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但金本位对各国经济来说也是一件“紧身衣”。各国想要发行新的货币必须有相应的黄金储备，但黄金的产量是有限的，因此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各国政府很难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这等于说政府面对经济萧条有些无能为力，金本位的这一特点与日后其被抛弃有着直接关系。
不过，金本位在历史上还是有过相当辉煌的成就的，尤其是在1870年至1914年的第一次全球化高潮中。根据经济学家洛佩斯-科多瓦•欧内斯托（Lopez-Cordova Ernesto）和克里斯托夫•梅斯内（Christopher Meissner）的研究，从1880年到1910年，世界贸易或许有20%的增长源自固定汇率所带来的币值稳定。
另据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提供的资料，在1870年到1914年这一时间段中，国际贸易以年均4%的速度增长，1870年国际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为10%，而到了1914年，这一数值已变为20%。
与之对应的是经济增速的提高。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数据，从1870年至1913年，按照1990年的美元计算（购买力平价），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速为1.3%，而从1820年到1870年，这一数值仅为0.6%。
对于这种繁荣的经济现象，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曾在其1919年出版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这一结束于1914年8月的时代是人类经济史上多么辉煌的时代！伦敦的居民可以惬意地坐在床上喝早茶，电话订购全世界他们想要的不同商品，等着送到自己的家门口；他可以同时以同样的方式在全球的任一角落积累自然资源带来的财富、开设工厂，并且享受所带来的收获；他可以利用任何大城市民众的诚信来增加其财富的安全性。”
一战的爆发打乱了原有的国际金融秩序和全球化进程，除美国外，各交战国纷纷采取措施阻止黄金外流，金本位制度被暂时搁置起来。战后，包括英国、德国和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国家又重建了金本位。
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美国出现股灾，并很快引发经济危机。从1929年10月到当年年底，工业产量下降了9%，按年率折算则为近30%。农产品价格也深受打击，在1929年第四季度，咖啡价格下跌了30%，玉米价格下跌了15%。经济危机导致美国的失业率一度蹿升至25%。
很快，经济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其他国家，世界经济随之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各国纷纷实行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比如放弃金本位、实行竞争性贬值的汇率政策，提高关税，实施进口配额，控制外汇交易市场等。在西方，这种以邻为壑、竞争性贬值本币的政策被形象地称为“货币战争”。
在各国争相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英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31年9月，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并允许英镑贬值。1932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对所有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关税，同时加强对特种商品和免税商品的管制。
由于当时英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因此英国经济政策的演变对国际经济格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英镑的贬值使英国相对于那些依然保留金本位的国家，例如美国，获得了更多的出口竞争力，有利于英国的经济恢复，但这却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英国的政策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报复，在这样的轮番较量下，全球贸易和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为了对抗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出了新政（The New Deal），德国和意大利则出现了法西斯上台的局面。法西斯，尤其是希特勒上台后，重新扩军备战，德国经济很快摆脱了困境，但德国在通向战争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伙同意大利和日本成为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二战波及了全球大多数国家，造成了至少5000万人的死亡。
战时的筹划
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紧随其后的二战无疑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经历过的最大浩劫。对于如何预防此类浩劫的重现，仁人志士早在战争早期就开始了思索。英国和美国分别于1940年和1941年就开始筹划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1941年9月，英国财政部顾问、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提出了“国际清算同盟计划”，即“凯恩斯方案”。
1942年3月，美国财政部高官哈里•怀特（Harry White）草拟了“联合国家稳定基金与联合国家及联盟国家复兴银行计划草案”。此方案中关于稳定基金的部分，于1943年4月7日由美国政府公布，定名为“联合国家外汇稳定基金”方案，即“怀特方案”。
“凯恩斯方案”和“怀特方案”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例如“凯恩斯方案”主张实行资本管制，就像凯恩斯日后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言的：“资本流动应该受到管制，不管是资本流入还是流出，这都应当成为战后体系的一个永久性特征。”但在怀特看来，国家对于资本流动不应该有明确的限制，未来将会是一个没有管制的世界。
又如在如何处理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凯恩斯方案”强调调整的责任主要在贸易顺差国，而“怀特方案”则认为这主要是贸易逆差国的责任。
为了解决这些分歧，英美两国进行了多轮磋商。1943年9月15日至10月9日，英美两国在华盛顿开会讨论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筹划，谈判主要在凯恩斯和怀特之间展开。在谈判中，凯恩斯意识到经历过二战的英国已是疲弱不堪，不可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继续保持核心的地位，美国的崛起势不可挡。新的国际金融体系计划假如没有美国的首肯将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凯恩斯早早地就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转而接受“怀特计划”。
经过20多天的谈判后，英美两国就一系列问题达成妥协，例如双方达成一致：在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失衡”（Fundamental Disequilibrium）时，顺差国和逆差国同样有责任采取调节措施。在会议结束后，英美双方签署了一份“试行协议”，送呈各自政府批准。此后，又成立专家小组对“试行协议”进行了研究和修改，并于1944年4月拟就“专家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的联合声明”，供各国政府考虑。自此，对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构想的雏形初现。
“布雷顿森林协议”
自1941年底参加二战之后，美国国内事实上关闭了旅游业，与大多数宾馆一样，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的华盛顿山酒店在1942年也关闭了，但在1944年6月30日，该酒店又重新营业了。
1944年6月30日，虽然德意日轴心国大势已去，但盟军才刚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离战争的最后终结还有一年多的时间。6月30日夜，来自45个盟国的代表以及其同行人员，再加上记者、秘书、翻译和其他美国政府从华盛顿派来的后勤人员，总共大约有700人来到了布雷顿森林镇。
由于人数众多，华盛顿山酒店附近的酒店也被投入使用。在会议期间，美国军队的宪兵被指派去执行各种后勤任务，一大批当地的童子军住在楼内并担任报信者、邮递员和清洁工。代表们和职员之间有着一些关于谁必须住在主酒店、谁被分配到其他住所的激烈争论。酒店的新经理难以招架处理会议期间事务的工作，在会议的第一天就辞职了。不过尽管存在后勤上的混乱，但会议还是顺利召开了。
次日，也就是7月1日，与会代表举行了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United Nation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nference），会议主要就是研究具体落实华盛顿会议内容的措施。会议由英美两国主导，凯恩斯和怀特依然是两国的主要谈判人员，而中国代表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经过三周的谈判，会议在结束时通过了《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最后决议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这三个文件习惯被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议”，而由这些协定所构建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也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协议”是谈判各方妥协的结果，尤其是英美两国妥协的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人类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构想出来并予以实行的国际金融秩序，它的一些主要内容有：
1、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
2、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只能在法定汇率上下1%的幅度内波动。若超过这一波幅，各国政府有义务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以维持汇率稳定。
3、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认为某国的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失衡”时，在获得IMF批准的前提下，该国可以大幅调整汇率（高于10%）。假如该国在没有获得IMF的批准或者汇率变更申请被IMF拒绝的情况下依然大幅调整汇率，那么其成员国资格将被中止。
4、一般民众不允许将美元兑换为黄金，只有各国的中央银行可以将美元兑换为黄金或者将黄金兑换为美元。
5、成立IMF，在国际间就金融事务进行共同商议，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逆差提供信贷支持，同时监督成员国遵守相关规则。
6、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即日后的世界银行），为会员国提供长期的经济资助以帮助它们进行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
7、允许会员国进行资本管制，“过渡条款”还允许一些会员国在若干年的过渡期内保留经常项目下的外汇管制。
还有其他种种条款细则，笔者就不一一赘述了。通过这些条款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这些规则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简单言之，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但可以调整的汇率，并实行资本管制。
美元与黄金的挂钩让美元变成了硬通货，稳定了美元的价值，而其他货币与美元而非直接与黄金的挂钩又减少了金本位的束缚。因为当黄金不足以支持世界经济发展时，美元可以履行这一职责。换句话说，只要各国对美元的信心不减，那么美元完全可以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决定其发行量，而不必顾虑美国的黄金储量。
实行固定汇率可以避免汇率波动对进出口的负面影响，但完全固定的汇率制度会使政府失去通过汇率升值或贬值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手段，也会阻碍政府推行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假如各国政府要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充分就业为首要经济目标，那么一个可行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就应该可以为各国政府腾挪出有效执行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自由度。
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一个国家只能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自主的货币政策这三者中选择两个，而无法同时达到这三个目标。在“布雷顿森林协议”下，固定汇率虽然有调整的空间，但各国政府和IMF肯定是不希望汇率频繁变动的。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政府又必须拥有自主的货币政策，不然其就无法在本国经济出现衰退时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因此资本的自由流动就成了不得不放弃的选项。
在“布雷顿森林协议”中，经常项目下的资金流动是不应受限的，例如其正文中明确规定“如果没有得到IMF的批准，任何成员国都不能对经常项目国际交易的支付和转移实施限制”。在那个时代，所谓的“经常贸易交易”包括正常的贸易信贷，但不包括资本流动。换句话说，国际贸易以及直接的贸易融资是不受外汇交易管制办法的限制的，但成员国可以选择是否放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
实际上，尽管凯恩斯和怀特在数年的谈判中明争暗斗，但他们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例如怀特也是一位坚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他认为国家应该有使用宏观经济政策来积极推进就业和价格稳定的自由，而不认可金本位对政策的限制。同时，他们也都认为自由浮动的汇率对于脆弱的战后经济来说将波动过大。也正是因为这些共识，英美最终才能达成一致，和其他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一起共同推出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人造”国际金融体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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