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十四个人的国家统计
1966年“文革”开始，在经历初期的三年混乱后到了1969年。这一年，对于统计人来说，漫长的历史进程感消失了，一切瞬息即过，但又丰富得像经历了几个世纪。
时代潮水汹涌，形成大片漩涡。
1969年1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大批干部下放到位于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劳动。随后，国家统计局被撤销，并入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成为其生产组下的统计组，只留下14人负责统计工作。
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的统计工作就主要由这14个人承担。基本上每个人负责一个专业，被戏称为14个“总统”。
统计组最初的负责人是刘其恒和李林书，后来从经委调来一位叫单（shàn）星的同志。他们三个被大家简称为“刘李单（dān）”。
外单位的人来统计组办事，不知道“刘李单”实际是三个人，常常是一进门就问：“刘李单在吗？”这样的笑话闹过不少。
1970年底，统计组从原来的三里河计委大楼，搬到位于西黄城根南街一个古色古香的院子里办公，因门牌号是9号，被称为“9号院”。
9号院最初是座王府，建筑虽旧，但环境很好，屋里还装有暖气。统计组的办公室在位于西侧的别院内，14个人一起工作，很是热闹。
9号院里不仅有搬过来的机关干部，还驻扎了一个连的工程兵。他们的任务是挖防空洞，响应国家“备战备荒”的号召。值得一提的是，9号院的饮用水井就是他们顺带挖出来的。
统计组工作很忙，夜里12点前没下过班。这段时期，计委内部的大字报、批判会也没停过。一面搞“大批判”，一面照样忙业务，14个“总统”就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着。
1969年的那个冬天，统计干部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统计机构全砸烂，统计人员一边赶，统计资料都烧完……”当大家各自奔波在自己的命运之路上的时候，心里念想的、惦记的、惋惜的、担忧的，还是统计的历史与未来。
中央统计机关尚且如此，地方的统计环境便只会更恶劣。省一级的统计机构基本都被撤销，仅北京市统计局保留了一个牌子。为摸清地方统计究竟被破坏到什么程度，统计组曾派人到各省了解情况。
据14个“总统”之一的孙兢新回忆，他曾和李林书一起受指派去湖南了解情况。当时不用说卧铺票，连一张硬座都没买到，他们从北京一路站到长沙。出发时是半夜，李林书年纪大，累得实在站不住了，就找个地方靠着，后来几乎趴在了别人身上。
条件的艰苦、出行的困难，都不算什么。最让统计人痛心的，还是统计机构的破坏，大部分省只有一人担负全省统计工作。统计工作处于濒临崩溃的绝境，但仍顽强地等待着重生。
真正让统计工作开始有起色的，是1970年周总理的一句发问：“我们国家还有统计机构没有？” 他说：“统计工作不能取消，统计机构还要有，基本统计还要搞，但不搞烦琐哲学。”
1970年5月14日，国家计委发出《关于建立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俗称“54号文”。《通知》要求自当年5月份开始，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工业财务成本和物资等12种定期统计报表。各省生产指挥部（组）根据上述通知，向市县发出通知，要求贯彻执行。
这份文件，在四处洋溢着的政治狂热中，为统计工作注入了一股清凉泉水。
1970年下半年， 省一级的统计机构开始逐步恢复——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先后恢复了统计局，山东、江苏等省在计委下设立统计局。一些省辖市和少数地区，也逐步恢复了统计机构。
万事开头难。统计数据中断了几年，重新恢复和补齐谈何容易？资料的匮乏，如一根芒刺穿透新生的肌肤，让人时时感到痛意。
可统计人没有退缩。
1970年，根据中央指示，重建了统计报表制度。但由于留下的人少，所以每个人承担的工作量很大。大家基本上都是连轴转，几乎天天加班，从来没有人按时下班。
为了保障统计组的工作，当时的计委主任余秋里还特别批示，给大家提供夜宵。大家都是匆匆吃完晚饭，在办公室接着干，很晚才骑车回家。
统计组的14位同志，分工承担着国家层面的各项专业统计的工作，基建、物资、财贸、劳动工资等专业都是1个人在独立支撑。
在这种条件下，统计组将每个同志独立负责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大家都是自觉地抓紧一切时间，收集掌握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业务简报和进度统计资料、部分大型工矿企业和商店的经营活动分析报告，以及少数大城市和县统计局的统计报告，然后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写出简要的统计分析说明。
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统计组便以“统计资料”、“主要工业品产量日报表”等形式，分别不同专业，按日、按月、按季、按年报送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国务院、党中央，并下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领导机关及统计局，为各级领导及时了解和交流情况、研究问题、指导工作，起到了参考作用。
在向领导定期报告经济动态以外，统计组还不定期主动地或遵照领导的指示，研究提供一些专题性的报告。
如产品供货计划执行情况、主要物资消费和库存状况、全国60个大中城市牲畜头数和作价下放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意见、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数量与分布、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及其潜力、每个农业人口生产多少粮食才能保证工业正常发展、粮食产、供、销、存平衡状况，等等。
这些专题性报告，运用资料较为系统，分析研究的力度较深，观点与材料结合得较为紧密，所以深受领导的重视。
在统计组的部署下，各地区、各部门把收集和整理1967—1969年全国主要统计数字，作为重要工作来抓。1970年8月底，初战告捷，《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69（未定稿）》编印出来，作为一项久违的统计成果，摆上了各级领导的案头。
《提要》以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名义发出，供党政领导使用。这为当时周总理指示国务院各部门派人下去调查、摸清家底，起到了“穿壁引光”的作用。
随后，根据客观需求的变化和新采集整理的统计资料，对“未定稿”作了补充和完善，对其中一些不确切的数字做了改正，报送给周总理审阅。
周总理看后高兴地说：很好，立即印发中央委员（当时正在开一次中央会议），大家好长时间不了解全国经济情况了。周总理还对改进《提要》提出了许多建议。从此以后，统计组每年都编印国民经济统计提要，送党政领导参阅。
是年底，各地又开始了1970 年统计年报的编制工作。一些地方召开统计年报会议，有的发通知，有的派人下去帮助年报工作。整个年报工作的完成，采取“一口一口吃”的办法，即有条件的按时上报；条件不足的，部分报表按时上报；困难较多的，推迟上报。
短短时间内，统计干部重振旗鼓，以爆发式的工作热情，践行着历史赋予统计人的使命。
1971年年初，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中间“套开”了一个关于统计工作的会议。参加计划会议的大概有一二百人，大多是省部级干部，地点在京西宾馆；套开的统计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怎么恢复和加强统计工作”。
在这个“套开”会议的影响下，当年的8月20日至9月22日，国家计委就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统计工作会议，这也是“文革”以来第一次召开统计工作会议。地点还是在京西宾馆。会议由袁宝华、陈彬、陈华堂三位领导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门的代表，还有重点市县和企业的先进统计工作者，共计212人。
这次全国统计工作会议首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统计工作的成绩，这对恢复统计工作、稳定统计干部思想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总结交流了各地统计工作经验，其中以为“三大革命”服务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搞活搞好统计工作，为各级领导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服务的经验较为丰富；
第三，指出当时统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统计力量薄弱，统计机构涣散，统计制度不健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
第四，确定恢复、重建、加强统计工作的基本要求，包括：1.抓好基层统计工作，搞好原始记录，这是保证统计数字准确、及时的基础；2.严格执行国家规定和统计报表制度，准确统计，及时汇总，按时上报；3.加强综合分析，通过数字看问题，揭露矛盾，及时报告领导机关；4.加强统计报表的管理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制发的统计报表，要严格审查，避免重复，不搞烦琐哲学，不许滥发报表。
会议提出，为了保证统计工作任务的完成，要充实必要的统计人员，迅速把统计机构健全起来。县以上各级都要有综合统计机构，工矿、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要配备与统计任务相适应的统计人员。对原来的统计干部，要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大胆使用。
提交会议讨论的《1971年全国统计工作会议纪要》，经过20多次修改后定稿，由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于1972年3月7日正式印发各地贯彻执行。这次会议是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最困难的时候召开的，《纪要》中虽然有一些不当之处，但不可抹煞其产生的积极作用，不可否定整个会议的成就及其历史意义。
事实证明，这次会议对于鼓舞全国广大统计工作人员的信心和明确统计工作奋斗方向，对于加强基本统计和统计基础工作，对于加快恢复和重建统计工作的步伐，对于准确统计、如实上报，等等，都起了重大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统计组的14个人，背负着嘱托，走在那个时代的十字路口，虔诚而热烈地寻找未来的前进路径。
1974年9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统计组改称统计局，有关统计工作的国际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名义对外。
1975年年初，新一届国务院及其机构组建，形势逐步好转，国家计委开始大批召回在“五七干校”的干部职工，包括原国家统计局的干部，为统计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奠定基础。
1975年春，统计局迁回计委大楼。就在他们动身从9号院搬回三里河时，时任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还问道：“三里河那边有解放军站岗吗？没有，统计局就不能搬！统计工作是保密的……”
历史，就是这样生生不息地传承延宕，在上下同欲的推动中，不断向前奔涌，滋生新的气象。我们无法忽略以往的历程，因为以往的曲折，会延伸出无数个触角，与现在和未来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从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
在梦魇与梦寐交织的年份，微妙的变局，于宏观至国家、于微观至个人，举手投足间，隐约浮现，虽为前事，亦作今世，更系未来。
（作者：程名 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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