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岷：上海银行业转型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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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中资商业银行多苦恼于好资产难觅、不良双升的双重压力。诚然，传统模式下的商业银行发展之路目前确实已经走到较窘迫的境遇，但新形势下新机会仍存在，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都应“去就有序，变化因时”，及时布局。

　　上海银行业一直为行业中的佼佼者，也处在变革的前沿，最先感知风雨。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环境日趋复杂，国内金融深化逐渐加速，上海处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历史新阶段，需要加快转型发展，机遇与挑战同在。

　　然而，在一些代表未来趋势的创新业务方面，上海中资银行目前的能力建设还不够，与在华外资银行有一定的差距。中资商业银行对此应早做战略部署，及时调整资源配置，同时金融监管与创新向高水平的良性互动需要不断发展，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机遇与挑战并存

　　2014年12月，国务院批准上海自贸区扩区，34.26平方公里的陆家嘴金融片区被包括在内。目前，上海72%的分行级以上银行机构和46%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已在自贸区内经营，区内各项存款和贷款分别占全市的77%和79%，GDP总量约占全市的30%，可以说自贸区的各项金融改革政策已经基本覆盖整个上海银行业。

　　同时，作为“一带一路”规划中跨境贸易与资金融通的重要路径，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为银行业开辟了深度参与国际贸易及其交易服务等新领域，而上海确立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清算中心地位的前景日趋明显。

　　此外，上海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信息科技、智能工业等新技术动力的逐步出现，都为银行业在上海加快战略转型提供了重大契机。

　　目前世界经济仍处在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由于在危机后采取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全球央行资产规模已膨胀至10年前的2倍，但大多数国家经济复苏仍低于预期。据麦肯锡公司推算，因劳动力增速大幅下降，即使产能增长维持年均1.8%的速度，全球GDP增长仍将在今后50年中出现40%的下降。防通缩、促增长、稳价格，仍是大多数国家的首要任务。主要经济体货币周期出现重大分化，全球利率、汇率、期限之间的套利交易活动进入新的活跃期，全球金融市场中的系统性风险正在重新集聚。

　　与此同时，国内金融业正处于金融深化和金融脱媒加速期。利率、汇率市场化加速，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取得实质性突破，沪港股票市场建立互联互通机制，存款保险制度、股票发行注册制等都在推进中。从市场层面看，人民币汇率从单边上扬转为双向波动，资本跨境流动呈现双向特征，人民币跨境贸易使用范围和数量大幅提高。从金融体系结构看，以金融脱媒为主要特征的结构化变化已经开始。在全国新增社会融资总量中，直接融资比例从2013年的11.7%提高到2014年的17.3%。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持续缩小，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差已从1999年6月的3.6%下降到目前的2.85%。政府和大企业融资的去信贷化趋势正逐渐显现。

　　从危机后的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看，重视商业银行服务实体、配置资源、管理风险等方面的功能，已经成为共识和趋势。而在我们这样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里，在发展资本市场等新型融资方式中，应该更加注意发挥商业银行的重要作用。要摒弃将商业银行等同于间接融资的印象，发挥商业银行在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角色。

　　监管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从全球银行业发展历史看，各个国家处于金融深化加速阶段，在经济社会需要的融资方式、渠道日益多样化发展的同时，商业银行由于在创新、网点渠道等方面往往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因而容易出现商业银行体系在金融创新方面的边缘化、被动化等问题。英、美等主要金融强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大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历史进程，遇到过类似问题，有颇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中外资银行差距

　　至2020年基本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还有五年时间。上海辖内当前直接和间接融资的比例为6.7:1，银、证、保三类主要金融业态的资产比重大致是11:2:1，中外资银行的资产比重为7:1。未来五年，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离不开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中资商业银行的转型升级提质。然而，从发展现状看，银行业至少存在“三大不太适应”，中资商业银行在最能体现银行的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能力的交易业务类领域的短板较为明显，与更多企业需要的跨境投融资、贸易活动的金融服务和风险对冲管理的迫切需求仍有差距。

　　一是战略定位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标不太适应。相对资产规模而言，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金融市场的韧性，对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而言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在沪分支机构，其战略定位基本与全国其他地区没有明显的差异，大都专注“贷大、贷长、贷房、贷政府”等领域，“垒规模、吃利差”的同质化经营现象明显，差异化经营能力不足，资产负债表总体相似，缺乏独特竞争优势。相反，许多在沪外资银行则已经将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交易类业务和跨境支付结算交易等作为其核心业务领域。

　　二是创新能力与开放型经济的市场需求不太适应。从国际比较看，主要金融中心城市大多是金融创新的聚集地，但上海目前还不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是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情况。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伦敦2013年OTC衍生产品成交量占全球的48%。此外，美国银行业的衍生产品规模与资产规模之比约为15倍，而中国仅为0.16，上海也只有0.66。截至2014年末，在沪外资银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名义本金余额为6.96万亿元，约为辖内中资银行2倍；若从衍生产品名义本金与资产规模比例来看，上海辖内中资银行为0.27，而外资银行则为2.95，两者相差甚为悬殊。

　　从市场需求看，随着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企业对于跨境贸易投资结算和对冲利率汇率风险的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需求极为迫切。然而，上海分支机构基本缺乏高端金融业务、产品创新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最急需的人民币产品定价、创新及交易领域还有较大欠缺。

　　三是风险管理水平与金融深化的要求不太适应。随着金融深化的加速，上海银行业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等方面的管理能力亟待加强，对跨境、跨业、跨市场等新型风险管理能力也需要提高。许多风险类型，如跨境跨区域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用风险，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的国别风险，跨市场的流动性风险等，在以前的历史环境下容易被商业银行忽略。例如，部分中资银行的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能力薄弱，主要表现在风险意识不高，风险计量技术落后，专业人才欠缺，系统支持能力不足，数据质量较差，仅能满足报表报送等监管最低要求，对利率市场化尚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何以解决创新乏力

　　银行业经营创新乏力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资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集中在总行，地方分支机构大都缺乏创新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上级行的考核评价也主要以利润、资产规模等指标为主，缺乏对创新意识和创新成效的科学考量，因此整体的创新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上海作为未来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的银行业需要真正起到创新带头作用。此外，也有监管政策、税收制度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因素。因此，笔者从商业银行总行、上海银行业自身、监管以及公共政策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银行业战略定位需要再校准。应当深入研究发展战略问题，在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自贸试验区里，重新定位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和持续核心影响力。战略定位的关键是要提质增效，打造差异化的架构和体系，以切实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优化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在继续下沉重心，创新渠道和模式，深耕存、贷、汇等传统核心主业，服务社区和居民的同时，上海银行业应着重提升服务于中国加快海外布局和全球配置战略的能力，服务于中国优势产能和装备的新“名片”，为境内外居民提供更多国内外金融市场的投资产品。

　　这需要向各银行总行积极沟通和呼吁，对上海分支机构改变过于注重规模的考核指标，科学发挥考核的导向作用。

　　第一，建议区别于普通分支机构，将上海分支机构定位于总行探索自主创新、自主管理的试点平台，探索业务模式创新、管理架构创新以及风险管控创新，赋予先行探索境内外、商投行、表内外、多平台金融创新的重要使命。

　　第二，建议以上海分支机构为试点对象，探索有利于分支机构健康稳健发展的绩效考核机制，改变注重扩张规模、追求利润的模式，向业务创新、比较竞争优势、风险合规管理指标等倾斜。

　　第三，支持上海分支机构大力发展境外、区内、区外三个市场联动业务，从传统的资金供应业务积极向交易类、贸易融资、财富管理、风险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转型。在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背景下，探索债权与股权相结合等各种新型融资方式及其风险管理模式，使金融真正回归风险管理和“避险”本质，充分利用市场波动和价格差异提供金融产品，让客户更加适应国际金融市场联动的新常态。

　　其次，在监管方面，应着力构建有利于市场自主创新的监管机制。建议借鉴国际通行惯例，在上海自贸区试点，优化新业务准入制度，梳理和统一不同类型机构的监管标准要求，在审慎监管基础上，推动银行业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管理新监管模式的基层探索，为全国银行业监管改革积累基层实践。对于新的金融产品和新的业务模式，允许金融机构在满足“人才、系统、内控、授权”四方面要求和完成“产品研发、风险管理和消费者保护”三项自我评估报告的前提下自主展业，不再事前报批或报告报备，真正实现自主创新和自我管理风险。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落实机构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同时，加强制度、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前瞻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大力提升监管效能，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再者，在税收制度方面，应努力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环境。在追求收入分配公平目标的同时，兼顾对经济行为的调节效应。国际上金融中心的竞争主要就是人才的竞争，只有吸引了高端的人才，才能有一流的机构、一流的经营、一流的市场。与香港、新加坡等主要金融中心相比，上海的个人所得税率仍然较高。建议优化对上海金融中心急需的一些金融关键专业人才的所得税安排，确保税负水平与国际同类金融中心接近，以进一步提升上海竞争力和吸引力，吸引更多高端专业人士参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最后，在政府服务方面，应进一步完善政府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议在现有的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已有登记类信息、资质类信息和监管类信息的基础上，更多听取商业银行的实际需求，增加包括企业财产、纳税、财务等在内的信息。应允许商业银行通过在授信和服务合同条款中，以与客户约定的方式，获得直接快速查询这些信息的权利，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优化社会整体信用环境。同时秉持公益原则，适当降低查询费用。在司法方面，继续大力完善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防线，打击恶意逃费债务行为，为金融中心建设和银行业转型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本文作者系CF40成员、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岷，本文系作者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提供的交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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