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美方升级贸易战的六种可能
6月1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RI）在北京共同举办第九届“中日金融圆桌研讨会”。
第九届中日金融圆桌闭门研讨会 中日经济发展的经验借鉴 主持人：王海明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 | |
专题讨论一：贸易摩擦与中日经济发展 | |
主题演讲I：中美贸易战的前景 余永定 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 |
主题演讲II： 柳濑唯夫 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副部长 | |
主题演讲III： 冈崎哲二 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 |
与会嘉宾圆桌讨论 | |
专题讨论二：少子老龄化与经济结构政策 | |
主题演讲I： 白川方明 日本银行原行长 | |
主题演讲II：未富先老的中国制造业 蔡 昉 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 |
与会嘉宾圆桌讨论 |
会上，CF40学术顾问、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发表主题演讲，主题为“中美贸易战的前景”。余永定认为，美国在“数量目标、主权问题、尊严问题”三方面打破了（中国）底线，所以中国是不能接受的。
目前，中美谈判已经停滞，未来中美贸易战是否会再度升级？怎么升级？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余永定列出了美国可能升级贸易战的六种可能。
首先是关税的升级。美国加税已经打击了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家。他相信，美国内部会自然而然生出一股力量，去纠正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的错误做法。对于美国国内的健康力量，余永定依然抱有希望。
其次是投资战。对于这一点，余永定认为，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就能留住外资，迎来新外资。对于美资，我们也应该尽量满足它们的合理要求，留住他们，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第三是美国切断全球价值链扼杀中国高技术产业，开始是中兴，现在是华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很清楚，就是扼杀中国高科技企业。
第四种升级情况是汇率战。美国很难找到跟中国打汇率战的理由，但特朗普这个人很难说。余永定指出，在人民币贬值压力下维持汇率稳定必然会对利率产生上行压力。为了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我们就不得不让汇率有更大的自由度。到了那个时候，特朗普可能就会出来说中国操纵汇率，我们应该做好这个思想准备。
第五是金融制裁。“这招非常厉害。美国可以利用所谓的长臂管辖，做它一切想做的事情，这十分可怕。我们必须考虑反制措施。”余永定说。欧洲用《阻断法》（“blocking statutes”）来应对美国的金融制裁，虽然不一定多有效，但毕竟有法可依。他认为，中国应该抓紧相关立法以保护中国企业利益。
第六种就是冻结中国的海外资产，包括中国的外汇储备。余永定指出，“这招已经有点类似战争了，我想美国还不至于走这一步。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家担心石油禁运的问题。我希望美国政府要明白一点，玩火不能玩太过了。”
最后，余永定认为，中国有必要调整一下长期战略，要更多发展国内市场，对外依存度还有下降的余地。同时，中国不得不调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怎么办？“我认为，华为在很大程度上就这个问题做出了很好的回答，政府应该给企业必要的支持，减轻中国在调整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时经受的困难。”他说。
余永定最后还强调，无论特朗普政府如何挑衅，我们一定会坚持：
第一，加速推进国内改革进程，加强和完善对知识产权和私有产权的保护。加速市场化改革，消除各种市场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贯彻竞争中性原则。
第二，积极捍卫多边主义原则，维护现存国际秩序。
第三，认真履行WTO承诺，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方针。
第四，把更多增长的动力转到国内的需求上来，做好中国自己的事。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积极参加多边和双边贸易自由化进程，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积极参加世贸组织（WTO）改革。
以下是余永定演讲全文：
中美贸易战的前景
文|余永定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场讨论会和日本朋友再次见面。中国目前特别需要向日本向学习，学习日本自上世纪60年代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和美国打交道的一系列经验，相信这次研讨会一定会给中国的学者和决策者以启发。
我现在简单谈一下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
先来看一下中国和美国打贸易战的“表面”理由，我去年在谈贸易战时没有“表面”两个字，现在来看有必要加上这两个字。现在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的表面理由有三个： 第一，中国对美有大量的贸易顺差，所以美国吃了亏；第二，中国不遵守WTO承诺；第三，中国通过不公正手段取得美国技术。这些是美国方面的主要抱怨。
对这三点抱怨，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评论。
首先，对于经济学家来讲，第一个问题不需要再有更多的讨论。美国之所以贸易逆差，基本上是一个美国国内宏观经济不平衡的问题，是储蓄不足的问题。
另外，美国一再指责中国保持对美国有3千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从双边的角度来谈贸易平衡问题是非常荒谬的，没有任何经济学家会接受这样一种指责。贸易平衡问题是不能够从双边的角度来讨论的。我对你有顺差，但我对别人还有逆差。你可以批评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例如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太大。中国在2008年的时候，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201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对GDP之比只有1.4%左右，2018年根据易纲行长的说法为0.1%到0.2%，可以说基本平衡。中国对美国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保持逆差是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布的导致。大家很熟悉苹果手机价值增值的跨国分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谈一下WTO的问题。坦白说，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前，我对于中国是否遵守WTO承诺的看法实际上是比较模糊的，我也倾向于相信，我们在很多地方是违规了，倾向于认为我们可能做得不好。但当我仔细研究了有关文件后，包括WTO的文件、美国的文件还有欧洲的很多文件，我觉得情况不是这样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说太多了，只引用一下WTO前总干事拉米先生的话。他说：“China has done really well in terms of implementing its long list of commitments.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评价。而且他在其他场合也说过，中国在履行WTO承诺方面是A+。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自2001年以来每年都要出一份提交给参众两院的关于中国履行WTO承诺的报告，尽管抱怨不少，但在2017年之前，这些报告对中国履行WTO承诺的评价总体上还是积极的。
由于中国发展太快，在中国刚刚加入WTO的时候，有些规则人家认为是可以对中国有某种制约的，但实际上后来才发现，这些规则还是不够的。就好像一场足球比赛，规则是事先定的，踢球过程中你守不住门，就喊停说要改规则，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当然，WTO规则要不要修改，以及中国是否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是非常开放的，可以重新谈判。但是，美国因此谴责中国不遵守WTO承诺的做法是完全不对的。
中国在WTO承诺方面是不是有缺陷？我觉得是有缺陷的。比如关于补贴的问题，我们确实可以讨论：是不是我们对于某些产业的补贴多了？是不是对某些类型的企业补贴多了？我个人认为，中国有的时候把退税作为刺激出口的手段，经济情况不好时增加退税，经济好的时候减少退税，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另外，金融服务业开放速度也比较慢。我们在加入WTO时曾承诺，五年之内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但在这方面我们做得是不够的。
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在初期，是不够有力的。这不仅是对外国企业，对中国自己的企业也是这样。中国是有意愿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在最近这些年来已经有了十分显著的进步。
此外，中国是不是应该有产业政策？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个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和决策界本来就是有争论的。我相信日本朋友一定会给我们提出很好的建议。
美国一方面批评中国没有充分履行WTO承诺，但另一方面，美国自己并不遵守WTO的规则——美国启动对中国的贸易制裁，这本身就是违背WTO规则的。美国许多重要人物，比如莱特希泽，他对于WTO发表过许多见解，从他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WTO实际上是持蔑视态度的，他认为WTO并非宗教义务，美国没有必要严格执行它，并且WTO不能伤害美国主权。但我们都知道，加入一个像WTO这样的国际组织，我们必须要部分让渡国家主权。美国一方面指责中国不遵守WTO协定，另外一方面自己又不把WTO当回事。
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并非以WTO规则为依据，而是祭出了“301”调查报告。USTR和美国政府明白，如果从WTO的规则出发来谴责中国，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就根据301、根据美国国内贸易法来指责中国。USTR去年发表的WTO调查报告有150多页，我从头到尾仔细看过，发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正文几乎不再提WTO，WTO大多在注脚上出现。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我搞不懂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美国要在鸡蛋里挑骨头，对中国采取这么一种非常不友好的态度？看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后，我开始明白了，原来不只是贸易问题。对美国决策者来说，关键问题并非贸易问题，而是他们把中国视为了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竞争对手”这个词其实还比较中立，有时候还会用“对手”或者“敌手”这个词，虽然还没有用“敌人”这个词，但却在一步步朝这个方向迈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反映了美国的一种战略企图，如果要想了解为什么美国会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就不能不看这份报告，不能不把这个问题和美国地缘战略联系起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一些政要、一些政治家的言论，我在这里举美国共和党的重量级人物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例子。他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表示，5G将决定美国在未来战场（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军事战场，但他谈到5G的军事应用）的胜负。他的原话是：“It will be central to the battlefield of the future. ”所以，这种语境下其实已经不是什么公平贸易、WTO规则的问题了，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是军事和安全问题。当美国人这么看待5G的时候，很多问题确实很难谈了。
我再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问题，这是个非常艰苦的过程。由于信息有限，我只引用西方媒体透露（或猜测）的一些说法。希望大家还记得美国在2018年5月4号对中国提出的蛮横要求：
• 承诺从2018年6月1日开始的12个月以内，减少1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逆差，从2019年6月1日开始的12个月，再减少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 停止“中国制造2025”计划涉及行业的补贴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
• 停止对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网络窃取，经济间谍，仿制和盗取。
• 对于美国新提出的限制进口和限制中国投资的措施，中国不能采取任何报复措施
• 去除针对外资的各种投资申请限制。
• 2020年7月1日前，将所有非关键领域的产品关税降至不高于美国的水平。
• 撤回对美方发起的WTO磋商并且保证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不再提出类似磋商请求。
• 撤回在WTO对把中国列为非市场国家的申诉，并且保证今后不再就上述问题向WTO发起申诉。
• 如果美国认为中方未履行本框架的承诺，中国认可美国可能征收额外关税或其他针对中国商品进口的限制措施，或者对中国投资和服务进行限制同时，中国不会反对美国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措施，不会在WTO发起贸易争端申诉。
这样的要求不但无礼，而且相当荒唐。你不是说中国没有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吗？你现在给中国定一个减少贸易逆差的数量目标，这和市场经济原则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吗？事实上，美国的这种要求在许多西方记者和经济学家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在这里，我想引用著名财经评论家马丁·沃尔夫的观点，他本人的立场应该是中立或至少不是亲中的。他在2018年5月8日《金融时报》的社评中指出：特朗普政府给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份最后通牒，而这个最后通牒中国是不会接受的。他说，特朗普提出的要求非常荒唐，是“疯了”，是在有意羞辱中国，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接受这种羞辱。
去年12月G20阿根廷峰会之后，中美之间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大家对中美达成某种贸易协定、实现贸易战的停火是充满了希望的。但我们都知道，在4月底第10轮磋商之后又出了问题。为什么未能达成协议呢？由于双方对谈判内容是高度保密的，我也没有内部信息，我的一些信息来自于美国媒体的朋友，他们给我写了六七条，其中包括一些非常过分的数量目标和涉及中国主权和尊严的要求。
数量目标、主权问题、尊严问题——我认为美国在这三方面打破了底线，所以中国是不能接受的。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目前这种结果，即，贸易战真的打起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想简单谈几点看法。
第一，贸易战中没有人会全身而退，必然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可否认，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肯定是中国的损失大，因为中国是贸易顺差国。但是，中国有强大的承受能力，美国不应该低估这一点。根据加征关税的不同情景，很多机构都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做了预测。就我看到的大多数预测，贸易战对中国名义GDP的影响大约在-0.6%左右，也有大于-1％的。有人说是-6%，这个有点太悬了。总之，大多数观点是一个百分点上下。
对于未来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方面我们不必恐慌，但另一方面也应该做最坏的准备，因为这不光是关税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了整个产业链，直接出口的企业会受到影响，为出口企业配套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产业链的链条越长受到的影响越大，似乎没有什么模型可以很好的反映这种情况。应该说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但是，中国经历过比这困难得多的形势，中国每次都走过来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迈过这个坎的。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中美经贸冲突会如何升级。首先是关税的升级。刚才说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的企业和老百姓已经发出怨言，至少在贸易战初期，是美国消费者承担了主要的加税负担，各种研究都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美国很多机构，比如高盛，都认为主要是美国受到了损失。我估计，初期美国的损失比较大，后面可能就是中国的损失更大一些。但无论如何，美国加税已经打击了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家。我相信，美国内部会自然而然生出一股力量，去纠正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的错误做法。对于美国国内的健康力量，我依然抱有希望。
其次是投资战。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一些外资本来就正在进行调整，而贸易战可能就起到了一种加速的作用，有外资企业会退出中国，中国一些企业也可能走出去。但据我最近了解的一个情况，以广东为例，2017年，广东大概撤走了2200家外资企业，但与此同时也进来了3500家外资企业，所以是有进有出。我认为，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就能留住外资，迎来新外资。对于美资，我们也应该尽量满足它们的合理要求，留住他们，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第三是美国切断全球价值链扼杀中国高技术产业，开始是中兴，现在是华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很清楚，就是扼杀中国高科技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了。真正重要是中国怎么办？基本上就是三条路：1.同全球价值链脱钩，自力更生；2.进一步“拥抱”全球产业链，让美国无法把中国踢出全球价值链。还有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道路是华为的“备胎”战略。对于中国的许多高技术产业，可能已经没有时间“备胎”了。但另一些产业可能还会有一些时间。美国显然在逼中国选择第一条路。第二条路是否能够走通，主动权已经不再我们自己手里。有利的一点是：由于中国过去对全球价值链的“拥抱”，对中国的打击其实也是对美国企业如高通等的打击。你不卖给我，你卖给谁？中美双方都需要时间来调整，以适应新形势。向华为这样的企业自己比谁都更知道应该怎么办。应该让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自主作出选择。政府应该多方面听取企业意见协调各方立场，为企业调整正确尽可能多的时间。
第四种升级情况是汇率战。我们原本很难想象美国还能找到什么借口跟中国打汇率战，但特朗普这个人很难说。那么如果未来我们不干预人民币，让它贬值了，美国会不会又重新说中国是汇率的操纵者呢？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我个人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更加扩张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宽松货币政策。利率下降会对人民币产生进一步的贬值压力。前一段时间，通过在离岸市场发行央票，央行成功稳定了人民币贬值。但如果贬值压力进一步增加怎么办？无论采取什么办法，在贬值压力下维持汇率稳定必然会对利率产生上行压力。为了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我们就不得不让汇率有更大的自由度。到了那个时候，特朗普可能就会出来说中国操纵汇率，我们应该做好这个思想准备。
第五是金融制裁。这招非常厉害。美国可以利用所谓的长臂管辖，做它一切想做的事情，这十分可怕。例如，美国已经制裁了一些伊朗或者俄罗斯的公司，如果你跟这些公司有交易，美国可能也会制裁你。一旦被纳入了美国的SDN List（特别指定国民名单），就会被美国踢出结算系统，不仅不能使用美元，甚至美元资产都可能被扣押。在最严重情况下，即便你不用美元、不使用swift和chips 系统，在美国没有资产，由于你上黑名单了，没人（包括国内企业）敢同你做生意了。这个企业就难于生存了。我们必须考虑反制措施。欧洲用《阻断法》（”blocking statutes”）来应对美国的金融制裁，虽然不一定多有效，但毕竟有法可依。中国应该抓紧相关立法以保护中国企业利益。
第六种就是冻结中国的海外资产，包括我们的外汇储备。当然，这招已经有点类似战争了，我想美国还不至于走这一步。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家担心石油禁运的问题。我希望美国政府要明白一点，玩火不能玩太过了。
从中国自身来讲，我们也需要调整。短期来看，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我们不得不还击，但是要有理有利有节。我们的目的不是扩大战火而是消灭战火，我们不应该开辟新的战场，我们不主动出击。我的观点一直是，要积极进行谈判，但不接受最后通牒，不能牺牲主权和尊严。与此同时，我们要执行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以抵消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要推进汇率体制改革，完善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进一步改善外资的竞争环境，不是把外资推出去，而是尽量留住。
长期来看，我们有必要调整一下长期战略，我们要更多发展国内市场，我们的对外依存度还有下降的余地。同时，中国不得不调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怎么办？我认为，华为在很大程度上就这个问题做出了很好的回答，政府应该给企业必要的支持，减轻中国在调整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时经受的困难。
最后想强调的是，中国一定会坚持改革和开放，这两条是绝对不会动摇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无论特朗普政府如何挑衅。我们一定会坚持：
第一，加速推进国内改革进程，加强和完善对知识产权和私有产权的保护。加速市场化改革，消除各种市场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贯彻竞争中性原则。
第二，积极捍卫多边主义原则，维护现存国际秩序。
第三，认真履行WTO承诺，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方针。
第四，把更多增长的动力转到国内的需求上来，做好中国自己的事。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积极参加多边和双边贸易自由化进程，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积极参加世贸组织（WTO）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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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2014年6月22日下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野村综研金融市场研究委员会联合举办了2014年度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会议主题是“中日经济：未来十年的风险与机遇”。中日两国30多位经济、金融领域的专家参与了演讲、交流。
在研讨会下半场，中日与会嘉宾重点围绕中国和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与应对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日方专家当时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确实已经进入调整期，供应过大也成了普遍现象。此次调整期，大家都认为更多的是周期性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是否有可能用金融宽松政策去进行应对呢？当然，如果是偏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应对起来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
中方专家认为，这一关键问题所预示的房地产市场的趋势，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到很认真的评估。当一个系统受到强烈的扰动和抑制，严重背离趋势以后，扰动和抑制因素一旦消失或者减缓，这个系统就会快速向它的均值水平回复。2012年底和201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相对比较普遍的回暖，根本原因是均值回复。原因是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市场受到了一些短期的、临时性因素的抑制。2012年四季度以后，这些抑制性因素的大部分或者维持不变或者消失——货币政策紧缩消失、恐慌消失、对经济前景非常负面的评估趋于稳定，整个市场开始均值回复的过程。这种均值回复使得我们在2012年年底可以预测2013年整个市场表现会很好，而且在2012年年底也可以很好地预测2014年市场会重新走低，因为均值回复带来的上升过程是不可持续的。
2015年
2015年3月25日下午，CF40与野村综研金融市场研究委员会（NRI）联合举行了中日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会议主题为“中日经济的改革与比较”。研讨会上，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CF40学术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分别就“怎样理解经济‘新常态’” “中国的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 发表主题演讲。青木昌彦在演讲之后向吴敬琏赠送了一个特殊的礼物——吴敬琏文集的最新日文译著。
在是次会议上，与会嘉宾对于经济新常态展开热议。与会专家认为，保底线是应该也有必要的，但保底线不能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在投资者缺乏投资意愿的前提下，刺激政策容易造成流动性陷阱，资金并不会流向实体经济，反而可能会流向股市。从根本上说，经济可持续的增长还是要依靠大力深化改革，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2016年
2016年6月24日，CF40与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RI）共同举办了第6届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两国专家就中日经济现状、面临的风险及对策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
上午的讨论集中在两国应对通缩的经验与教训。中方专家首先分析了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状况，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有限，应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抵御通缩风险。日方专家分享了日本长达20年通缩的成因以及对抗通缩的经验。
下午的讨论聚焦结构性改革。中方专家根据国际经验对中国产业转型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判断和分析，并根据详实的行业数据，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原因、现状和趋势进行了解读。日方专家从历史角度探讨了日本产业结构的沿革，并对安倍正在推动的结构性改革进行了评析。他们强调应以创新主导结构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
2017年
2017年6月3日，CF40与日本野村综研（NRI）金融市场论坛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第七次“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会议主题为“普惠金融的中日创新与实践”。
针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如何解决可持续性问题？与会专家认为，金融机构在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时必须做到保本微利，以保证金融服务提供的可持续性；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作为普惠金融服务的受众，必须以较低的成本和良好的便利性获得金融服务，以保证其生活和生产发展的可持续性。
对于金融科技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日方专家认为，从普惠金融的角度来考虑，结算和资金运用问题能够通过技术层面来解决，而借款方面的难度比较大。在评估贷款时，需要考虑经营者的个人因素，而借助金融科技进行个人信用评估，再结合日本动产评估和知识产权证券化，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2018年
2018年6月7日-9日，CF40专家团赴日访问，拜访了日本经济产业省等决策部门，并与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RI）共同举办了第八次“中日金融圆桌研讨会”。曾深度参与当年日美贸易谈判以及长期致力于研究该领域的近20位日本官员和学者，总结了当年日美贸易谈判的教训和经验，并为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提出了相关建议。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和美国的双边磋商很难取得好结果。”有日本学者回忆，在双边谈判中，美国最后总是会拿出安全问题恫吓日本，迫使日本接受美国提出的单方面条款。直到WTO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后，日本才改而利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日美贸易摩擦和争端。
日方多位专家反复强调了一点，即中国必须坚持在多边框架下解决贸易争端。对于中国来说，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一个最有利的局面就是基于WTO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已经建立，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行为将受到WTO规则的约束。
2018年6月，基于与日本经济学家的交流和调研，CF40《要报》总结了日美贸易冲突对中国的启示。
责编: 鲁西 | 视觉:李盼 |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