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25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为峰会致欢迎辞。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
峰会现场
峰会主题为“危与机：新格局下的新金融与新经济”。300余位重量级中方嘉宾与80余位全球财经领袖聚焦金融开放、金融科技、资产管理三大议题，围绕全球经济复苏、财政与货币政策、全球金融体系、气候变化、数字货币等多个话题，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高质量讨论交流。“国际化”是外滩金融峰会始终秉持的三大定位之一。近年来，逆全球化阴云挥散不去，各种局部乃至系统性冲突不断升级，中美关系更是一波三折，人类发展面临种种不确定性。历史早已告诉我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才是对抗不确定性的最优解，这也是外滩金融峰会从筹备伊始就坚持立足国际视野，以开放的姿态广邀全球财经政要、机构高管与智库领袖齐聚外滩、分享真知灼见的初衷之所在。进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割裂全球经济体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均遭受深度冲击，各国经济面临严峻的衰退风险。面对日益动荡复杂的国际环境，保持对话、寻求共识、深化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的更加紧迫和重要。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变局中，找到和平与发展的稳定之锚？来看看与会国际嘉宾对此如何研判。
黄益平对话Robert Rubin
不能通过增加赤字为刺激方案融资
疫情发生后，世界经济遭受重创，欧美等国目前仍然面临着疫情防控的较大压力。虽然美联储此前出台了强力的货币宽松刺激政策，但未来经济复苏之路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下月，美国将迎来新总统，新一届政府将如何采取政策复苏经济防控疫情？
10月23日在国际对话中，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Robert Rubin指出，当前美国亟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在公共卫生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这是我们要做的正确的事情，希望在选举之前完成，但现在看来不太可能，甚至可能要到拜登当选之后才能实现。”不过他也指出，不应该通过增加赤字来为刺激方案融资，这部分资金应该来自累进式税收。
黄益平与鲁宾对话
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对话中也谈到，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大流行病，让美国政府和世界其他国家都面临更大的财政负担。但这是一个取舍问题，即如何能够在短期的稳定财政支出和长期增长间取得一个平衡。
近期，美元持续走弱的态势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在Rubin看来，短期货币的波动会受市场情绪的影响，但长期来看，美元反映的是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他并不认同美国经济已经走向下滑趋势的观点。在他看来，美国经济体量很大，自然资源丰富，社会文化充满活力，未来依然会有一个非常强的经济发展，自然也会有一个强势的美元。他承认，美国当前面临很多政策挑战，但历史证明，美国的政治系统有很强的抗压能力。
对于美国大选的前景，Rubin认为，拜登当选的概率更大，当然，特朗普当选的概率也仍然存在。在Rubin眼中，拜登是一个非常重视他人感受的人，也愿意与别人，包括与共和党合作。“在政策方面，他会打造盟友，和所有的国家合作。”Rubin说。
因此他认为，如果拜登当选，美国很多方面的政策都会发生重大变化，比如“立刻会有一个大规模的刺激方案出台，进行大量的公共投资，扭转当前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气候变化也会是拜登政府的一个重点，他已经有了一套详细的计划来应对气候变化。”
而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Rubin谈到，“中美需要意识到，双方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中美之间在有些问题方面可以有分歧，但我们必须合作。”
Tony BLAIR &金刻羽：欧洲可以帮助塑造更有成效的中美对话
10月24日下午，在全体大会二环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金刻羽与英国第51任首相Tony BLAIR进行国际对话。
Tony BLAIR指出，为应对疫情给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各国都付出了较大的成本。现在，西方国家正在面临巨大挑战，为经济复苏全面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将带来巨大的债务问题，而且如果通货膨胀再度出现，全球经济体系将面临真正的挑战。”他说。“这种大水漫灌似的经济政策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研究的是如何削减成本，如何使医疗保健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效率更高，而技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金刻羽在这场国际对话中也指出，技术可以在应对疫情中发挥重大作用，比如在公共卫生层面，技术可以发挥防疫作用。她谈到，此次新冠疫情对不同群体造成的冲击是极为不对称的，最弱势的群体承受了最沉重的打击。所以，疫情应对的最优对策是，把特定的政策落实到特定的群体中，量体裁衣，做到精准施策、精准应对。Tony BLAIR认为，疫情面前，全球各国都应该通力合作，协调一致，分享经验、数据和科学成果，而这就对全球领导力提出了要求。但当前世界最缺乏的就是全球领导力和协调力。“中国未来作为世界主要领导者的地位和实力都是毋庸置疑的。”Tony BLAIR说，但未来中西方在包括技术创新等各个领域内都会产生竞争，双方至少应该在气候变化、全球疫情应对和全球经济复苏等方面通力合作。他表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因此，“和中国接触符合欧洲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在今后的国际关系中，欧洲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Tony BLAIR反对中美脱钩的概念，在他看来，中美脱钩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最好的方法是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对话方式，中美都需要有战略思维，多沟通，多合作。”Tony BLAIR说，比如双方可以共同研究如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如何为非洲人民提供电力和基础设施的问题，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反恐问题、经济金融危机乃至公共卫生危机等各类问题。
余永定对话Jean-Claude TRICHET：
在24日下午举行的全体大会二环节中，三边委员会欧洲区主席、欧洲央行原行长、法兰西银行荣誉行长 Jean-Claude TRICHET与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余永定进行国际对话。Jean-Claude TRICHET指出，全球金融危机让全球面临着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的环境。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处于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中，而现在出现的大流行病，让各国央行进一步实行货币宽松政策，为各国带来“双重”挑战。他同时指出，这种政策起到了保护经济的作用，至少让各国经济没有陷入严重的衰退。
对于各国为应对疫情出台的货币宽松政策，余永定也同意Jean-Claude TRICHET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各国央行采取的宽松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们首先要应对这场衰退，然后才去想这些过度宽松政策所带来的后果。”他说。
这些极度宽松的措施，尤其是美联储宣布无限量QE带来了巨大的美元流动性，美元大放水将如何影响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经济格局？Jean-Claude TRICHET认为，这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能永久存在，各国都不可能超长期地执行这样的政策，更不可能完全依赖央行解决当前的问题。“央行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接下来要靠包括国会、立法机构在内的各方来分担。”他说。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Jean-Claude TRICHET强调，发达国家实现更高增长的动能不足，且还面临不平等、贫富差距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永久性地持续，那么将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有较大的空间。在疫情应对的政策方面，余永定认为，中国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他强调，中国要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实现就业目标就应该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中国应该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尤其是要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央行也应该用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这两条腿走路的话，中国就有可能实现全年实际经济增速达到2.5%。”他说。
金立群：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和常规的经济周期无关
“当前全球面临三个严峻挑战：新冠疫情，全球经济下滑和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说。
他认为，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和常规的经济周期无关。“在推出安全和有效的疫苗前，病毒并不会消失，即便采用大力度的刺激政策，可能也并没有什么效果，无法解决这一轮经济下滑的问题。”金立群认为，以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注入大量流动性，只是一个短期解决方案，并不能从长远上解决问题，反而还可能导致债务增加等新问题。因此，最重要的就是要确保资金得到正确使用。
金立群认为，我们应当从此次危机中吸取教训：一是要认识到，医疗卫生体系上的投入成为经济生产环节中最薄弱的环节；二是要研究气候和健康之间的潜在关系。
“传统的方式是增长导向型、资源消耗型，环境破坏型的增长方式，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向新的发展格局，那就是气候智慧型、生态系统智慧型、环境智慧型的发展。”他说。
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方面，中国已经做出承诺，要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后不再增长，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金立群认为，中国要实现绿色发展，还需进一步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支持金融企业和实体企业转向对非化石能源的使用。
张涛：2020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计将达到1.9%
“我们预计全球经济2020年萎缩4.4%，2021年增长会达到5.2%。这比今年6月的预测要好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发表主题演讲时说，中国经济的前景将逆势而上，2020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计将达到1.9%，而6月份的预测仅为1.0%。
他认为，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全面复苏的过程可能十分漫长、坎坷，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复苏正在提速，但对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未来经济前景仍然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
对于亚太地区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张涛指出，在疫情暴发之前，亚太地区就已经面临了一些重大的挑战，而此次疫情会加大应对其中一些挑战的难度。例如，经济收缩导致企业和家庭杠杆率恶化，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并最终影响到信贷供给的规模和质量。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也有所恶化，削弱了当局吸收风险和支撑经济增长的能力。疫情也有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研究发现，随着疫情暴发、收入不平等可能在中长期进一步加剧。
他建议，在产出缺口凸显，通货膨胀处于低位的情况下，亚太地区应继续采取支持性的货币和金融政策。而要应对疫情带来的诸多中长期挑战，则需要走出一条更为智能、更加绿色和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复苏之路。
Ray DALIO：现在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开放资本市场的最好时机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Ray DALIO指出，新冠疫情引发的世界经济滑坡导致美国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债务创造和债务货币化大量增加。即使新冠疫情过去，这种情况无疑仍将继续，因为将存在大量赤字，必须进行货币化。因此，美元长期债务周期现在所处的阶段，是一个存在大量未偿债务、新债务的催生加速飙涨、美联储为偿债而加速生产货币的时点。中央银行可以拥有此类债务的所有权并收取负利率，这使得央行可以减少偿债成本和债务展期风险，从而可以延长债务周期。他认为，这种周期历来会促使中央银行实施债务货币化和货币贬值，并从根本上改变作为资本市场支柱的世界信贷体系。Ray DALIO相信，美国和美元仍然非常强势，因为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用美国印制的钞票来购买商品，美国依然控制着清算体系。不过，“这种局面在短期内的影响力最强，尤其是存在大量美元计价债务的时期。而从长远来看，受制于这一弱点的人们终将找到替代风险的方法，从而削减其影响力。”Ray DALIO认为，现在正是中国推进人民币进行国际化、发展金融中心并开放资本市场的最好时机。他认为，中国的储备货币实力和金融实力的崛起是滞后于其他方面的实力的，而疫情之下中国经济的强大基本面正是对中国金融开放的有力支撑，中国应把握住这一时机。
Adam POSEN：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持续推动经济复苏
为应对疫情，近期各国央行行长都在呼吁出台更大的财政刺激方案，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在疫情应对中，到底什么样的政策才是有效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Adam Posen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各国央行能够在疫情大流行带来的金融影响开始时展开国际合作，美联储通过利用货币互换等工具，在金融系统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主导作用，促使经济情况出现转机。这一举措意义重大，不仅因为它收效良好，还因为它没有在美国国内“被政治化”。但Adam Posen同时指出，疫情来临之初，大多数经济体都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动作，而且也取得了巨大成效，但这一对策似乎被提前停止了。他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可以防止或抵消金融恐慌和股票市场的急剧下跌，但它无法持续推动经济复苏，其作用是有限的。如果市场没有投资需求，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往往收效甚微。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必须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谈及美元趋势时，Adam Posen表示，美国政府近期不负责任的行为降低了美国的国际信任度，未来如果美国政府进行单方案金融制裁，过度使用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的控制权，美元在支付领域的作用和储备货币地位将受到削弱，欧元和部分小币种将因此获益。
Joseph STIGLITZ：应当通过特别提款权和减免债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STIGLITZ十分重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衰退和恢复问题，他认为国际社会应当通过特别提款权和减免债务两种方式来帮助这些国家的复苏。特别提款权能够为原本没有能力借贷或增加开支的国家提供贷款，在应对疫情冲击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因此他希望全世界能团结一致，支持大量发行特别提款权。债务方面，疫情的持续可能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无力偿还欠款，为此，各主要债权国需要同舟共济，协调一致，推迟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减免部分债务。对于实在无法偿还的债务，Joseph STIGLITZ认为应当推进有效的债务重组，这需要各类债权人，包括官方债权人、多边债权人和私人债权人通力合作，但事实上在这一关头，债权人并没有实现紧密合作。因此，他认为，全世界的政府，特别是债权国，必须合作起来，向私营部门施加压力以推进债务豁免和债务重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可以援引不可抗力和必要性等长期以来适用的法律原则，以其为基础进行债务重组和债务豁免。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债务的透明度不足，很容易从私人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到公共资产负债表上，这就要求国际借贷时援引有限责任机制，当有限责任企业无法支付时，由债权人来承担后果，而不是允许债务从私人负债转变为公共债务。最后，Joseph STIGLITZ强调，贸易盈余会削弱全球总需求，从而使全球经济更加疲弱。当前情况下的贸易顺差的全球影响比正常情况下还要更糟糕，因此所有正在复苏中的国家必须限制其贸易顺差的规模，防止过剩的贸易盈余削弱其他国家总需求，影响全球经济复苏。
Marcos TROYJO： 全球化正在蜕变 新兴经济体将崛起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Marcos TROYJOR认为，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将会出现新的蜕变。未来25年，新的全球化将会呈现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第一，新兴经济体将崛起，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会沿着很多新纬度相继展开。第二，价值链的路径将重定。消费链、研发链、营销链、供应链都在重定，全球价值链也在重定。其中，地缘政治是影响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性因素，还有包括经济体本身自然的演化，未来各个国家如何谈贸易协定等方面的影响因素。第三，人才主义的崛起。人才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未来会替代资本主义。未来是一个新的人才为本的时代。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不再是寻求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比较优势，而是科技的竞争优势。Marcos TROYJO认为，未来，多边开发银行可以在重新定义全球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Pascal LAMY：新冠疫情不可能成为逆全球化的开始
世界贸易组织原总干事Pascal LAMY指出，新冠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是巨大的，经济受到巨大冲击的同时，疫情也在技术层面加速了数字化的发展，地缘政治摩擦也因为疫情而有所加剧。对于世界贸易来讲，可以预计，贸易保护主义会继续抬头，疫情可能会让全球化降速，但逆全球化的成本过高，“新冠疫情不可能成为逆全球化的开始。”他说。
Pascal LAMY认为，各国应当采取以下四项措施加以应对：第一，各国要保持开放的贸易，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坚持国际贸易以促进经济复苏。全世界直升机撒钱的刺激方案不利于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二，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包括中美在内的各主要参与方应当增进信任。第三，美国应该回到世贸组织的谈判桌上，解决国际贸易体制中的改革问题。第四，要采取谨慎主义的态度，保护生产企业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保护人们在环境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安全。未来需要全球在谨慎主义上更多的趋同。就中国应对政策而言，Pascal LAMY主要谈到了两方面：一是要加快开放，特别要加快服务业开放。二是强化竞争中性原则，在国际贸易中保持中性，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国际金融协会总裁、美国财政部原副部长Tim ADAMS重点谈到了疫情可能会给各个国家带来的主权债务风险问题。“新冠疫情加速了各种债务前所未有地猛增，包括在主权公司和家庭部门等。”他说。Tim ADAMS分析，推动债务上升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低利率下，储户和投资人都在寻求更高的收益，主权国家举债猛增，债权人更加多元化，一些新兴市场公司也纷纷举债，带来债务巨浪甚至是海啸。现在多国都已经“债台高筑”，73个国家的负债水平已经比2009年翻了一番。未来，各国需要一些新的工具来应对流动性危机。二是投资人对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和与气候相关的产品或项目的需求变大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在寻找与气候和环境可持续相关的因素，希望融入到举债解决方案中。“债务要有足够的透明度，缺乏透明度就无法问责，做不到债务可持续性。”他说。在他看来，当今影响金融系统和全球经济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未来，要重视推动可持续、更绿色的经济发展，着眼于气候变化的应对、实现减排目标。
24日，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发表主题演讲时，主要分析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并从日美贸易摩擦就当前中美关系分享观点。很多人将日本经济面临的危机与广场协议和美国打压联系在一起。不过白川方明认为，这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大。他指出，日本泡沫形成的机制很复杂，一方面与长期货币宽松的政策有关，但日本最大的错误在于，日本政府以“国际政策协调”的名义，承诺通过扩大内需来减少经常账户盈余。“这是错误的经济学，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说。如果政府做出减少经常账户盈余的承诺，日本央行就必须继续实行货币宽松政策，而这也的确成为了现实。日本泡沫的规模在现代经济史上前所未有，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的后果极为严重。他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日本30年前面临的问题相似，包括如何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软着陆，如何应对快速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中国应该从日本汲取到哪些经验和教训？白川方明认为主要有四点：首先，要在防止泡沫上狠下功夫，笼统地说，就是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第二个教训是关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不能定位于力不所及的目标。第三个教训是，永远不要忘记国家所面临的长期挑战。就日本而言，这项重要的挑战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第四，如果实在无法避免贸易争端，那么用最富有成效的方式加以利用就尤为重要，比如推动国内相关市场和服务放开管制，让国内消费者受益。“必须认识到开放、自由的贸易和投资体系是国际公共利益之所在。谨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双方要继续努力增进相互理解。”
Lord Adair TURNER：各国应将更多资本投向零碳排放领域
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新经济思维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Lord Adair TURNER主要从能源角度分析了零碳经济的实现路径。他预计，从技术和经济上来看，全球经济有望在本世纪中叶实现能源和工业系统的零碳排放。到2050年，世界上60%或65%的能源将以电力形式获得，10％-15％的能源将以氢的形式获得。这意味着全球发电量将大幅增加。他指出，未来的经济是完全电气化的清洁经济。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在投资格局上进行调整，将更多的资本投向零碳排放领域，而这种转型所需要的投资只占GDP的1%-1.5%。以中国为例，Lord Adair TURNER表示，中国是一个投资占比极高的国家，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方面的投资曾经推动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但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现在的中国在传统基建和新基建之间进行选择，传统基建虽能在短期内拉动经济，但长期效益低，新基建虽然长期效益较高，但短期内并无明显的经济效益。他认为，中国需要改变经济复苏路径。首先，要更加注重消费。其次，要将投资从过去的传统基建领域转向新型基础设施领域，推动发展高科技、数字化和电气化。第三，寻求一个既能刺激经济发展，又有助于建设现代化未来经济的方式。“我们认为加速投资电力系统脱碳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Lord Adair TURNER说。他说，“从现在开始，每年将GDP的1%投入零碳排放领域，中国到2050年就能完全实现零碳经济。”
Edmond ALPHANDÉRY：要摆脱碳排放，就要提高其价格
Edmond在演讲中指出，新冠疫情影响下，世界各国现在都把振兴经济放在首位。他认为，目前最大的挑战是，能否在不损害经济的前提下遏制碳排放。
调查显示，2019年全球碳排放总量为480亿吨，如果在全球范围内调动资金将碳排放量控制为0，需要花费48000亿欧元，而德国去年的GDP才只有34000亿欧元。有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频繁冲击也让世界陷入动荡不安，已经威胁到支撑现行金融体系的基本条件。Edmond认为，对抗全球变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必须从造成碳排放的经济形式入手。他指出，要摆脱碳排放，就要提高其价格。“我们需要按照经济规律，让碳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可预测的方式递增。这样，所有消费和投资行为都可以顺利适应，并最终过渡到无碳经济。”他说，对碳征税是最简单的方法，尽管这在政治上代价很高。另一种方法是建立碳市场，排放碳的公司获得碳排放证书方可排放。目前中国和欧盟已经建立了这样的碳市场。碳排放是全球性的挑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全球行动尤为重要。在去年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欧洲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则将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Edmond认为，“通过碳价格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应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强有力的工具。”
Jim O’NEILL：数字货币可能会让美元的作用变小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Jim O’NEILL认为，当前美元对很多货币的价值是被高估的，尤其是相对于一些重要的新兴市场货币，比如巴西雷亚尔和人民币。但在发达国家，美元并没有真正偏离其公允价值。“在贸易加权的基础上，美元高估了5%-10%。”对于美元高估的原因，Jim O’NEILL分析，从GDP增速上来看，过去几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比欧元区和日本要快，美国的债券收益率仍然高于其他许多国家。这就解释了大部分美元被高估的原因。他指出，美元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与其周期性的价格表现无关。从美国目前的GDP规模来看，毫无疑问，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Jim O’NEILL看来，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良好的人口结构和较好的生产力表现。他预计，未来10-2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可能会普遍强于欧元区、日本和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我不认为美元会面临重大挑战。”他说。但从贸易的角度分析，Jim O’NEILL认为，当前美国似乎不想再像过去那样参与全球贸易，这一点不会因为美国的大选而有太大的改变。“在我看来，美元的使用越来越少，是一种必然现象，这就会赋予其他货币更多使用空间，用于金融交易和国际债券、股票市场，以及其他形式的交易。”他说。再考虑到数字货币正在快速推进使用，这将使美元的主导地位发生一些转变。“未来几年，美元的作用可能会变得更小。”Jim O’NEILL说。
Jeffrey SACHS：未来要从四个方面发展绿色经济和包容性经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前特别顾问Jeffrey SACHS指出，经济复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未来必须要以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的方式来实现复苏。
“中国即将宣布十四五规划，这是一个格外重要的机会，可以让中国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定位迈向本世纪中叶的轨迹。”他建议，未来要从四个方面发展绿色经济和包容性经济。第一，应对新出现的疾病。由于自然界的不稳定，病原体从动物群落中传播给人类，人类要和动物物种发展稳定的关系，阻止人畜共患疾病的传播，来防范这些疾病。第三，需要可持续地利用土地，这样就不会使土地退化，破坏生物多样性。第四，要有更高的材料使用效率和更好的循环工业生态，这样才不会制造巨大的污染。他认为，这四个方面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和其他国家需要通过全面规划，解决零碳能源转型问题。 “中国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能够领导这种转变。”在这一过程中，Jeffrey SACHS认为，全球合作至关重要。要普遍恢复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首先是制止疫情。第二就是政府通过公共投资主导复苏，投资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如可再生能源、5G网络等，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需要。萨克斯认为，在这些层面，“一带一路”的倡议或许可以发挥非凡的作用。
Nicholas LARDY：主张脱钩论的人没有意识到脱钩的经济代价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主要就中美关系发表看法。他认为，现在许多主张中美脱钩的人都严重低估了中美两国乃至中国与世界之间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也没有意识到脱钩带来的经济代价。“美国没有任何机构负责评估关税限制、科技限制等政策工具的经济代价。主张脱钩的人常常只愿意讲收益，而不愿意承认会付出代价。”
Nicholas LARDY分析，在实体经济方面，尽管美国政府在倡导制造业从中国回流，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显示，贸易战甚至新冠疫情都没有从实质上改变美国跨国公司的计划，并没有多少企业真正愿意响应美国政府的号召。即便有些公司正在考虑迁离中国，但大多是想搬去其他国家，而非回美国。Nicholas LARDY还指出，过去几年，中国在金融开放领域迈出了一些重要步伐，比如股市通、债市通等，过去三年流入中国的证券投资资本呈现出急剧上扬轨迹。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其他一些制度性改革使人民币资产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不断增大。此外，中国推动了金融体制的改革，放开了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参与度和持股比例限制。已经有很多美国企业获准在中国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因此，“从金融领域来说，即使脱钩话题讨论热度不断上升，但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程度实际上却在不断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