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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不是简单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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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晓春
再次，从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面对美国的打压，中国必须有一个稳健的经济结构才能顶住压力。摆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经济保持健康稳定的基本前提，也是经济保持韧性、抗击打压的基础。
理性认识实体经济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就是要发挥金融有效配置市场资源、加速资本积累推进扩大再生产、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正面作用，抑制投机操作、资金空转、挤压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反过来看，金融体系并不是孤立的，只有稳固的实体经济结构，才能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需要我们理性认识实体经济。所谓实体经济，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制造企业。凡是创造社会经济价值和有助于价值实现的行业和企业，都属于实体经济范畴。即使是同样的企业和行业，如果不再创造社会经济价值或者无助于价值的实现，只是搞各种资本炒作、交易空转等，就不是实体经济范畴。即使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具体到微观主体，金融支持的应该是健康的、创新的、有效益、有前景的企业，而不是凡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企业都必须支持。这是金融有效配置市场资源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涉及到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所谓“融资难、融资贵”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首先说“融资贵”。人们的直观感觉认为，资金价格是由金融机构决定的，实际上资金基本价格是由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决定的，金融机构只是资金供需两端的中介，所以金融机构给出的价格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机构并不是资金价格的真正决定方。除了国内基本的资金供求关系，国内资金价格还受到国际资金价格变动的影响。此外，融资价格（比如贷款利息）还包含了融资人（借款人）自身的风险溢价，融资人实际上也是资金价格的一个决定方。在现代中央银行体制下，央行的基准利率给市场资金价格提供了一个基础或基准，而央行则是根据宏观经济的状况在调节基准利率，央行调节基准利率，同样不是空穴来风。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市场利率（资金价格）是中性的，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说贵与不贵。另一方面，资金价格本身，还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作用——淘汰没有盈利能力（即承受不起市场资金价格）的市场主体，让宝贵的资源真正配置给能有效创造社会价值的市场主体。资金价格要起到这样的调节作用，确实必须“贵”。明白了资金价格的原理，再来讲“融资难”就容易了。与融资人总是嫌融资贵一样，所有融资人都希望资金越多越好。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有资金需求并不等于这些需求是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融资而言，就是有还款和支付利息能力的融资需求才是有效融资需求。现实情况是，一方面社会上没有区分有效需求和无效需求，认为“融资难”，一方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资产荒，找不到好的融资人。银行作为商业机构，需要盈利，所以有极强的放贷欲望，只要能保障信贷资金安全，并能收取合理利息的市场主体，就愿意对其发放贷款。保障信贷资金安全，实质上就是保障存款人的资金安全。如果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中支持了许多低效能、高杠杆、无序扩张的企业，这既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会弱化中国的经济基础，无法抵御外来的冲击。所以，“融资难、融资贵”不能单纯从金融机构方面找原因和解决方案，关键还是融资人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赢得市场的信任。同时，还应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强市场法治建设，为融资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当然，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加强科技创新的当下，由于一些新兴产业、行业与传统行业的发展模式有很大的不同，金融机构传统的风险评估模式不能适应这些企业的特点，确实造成了“融资难”的问题，这需要金融机构积极创新，寻找新的业务模式和产品。比如，在银行信贷方面，能否创新针对科创企业的新贷款模式等。这方面还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监管和财政等部门要有相应的支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进行这方面的创新。
银行需要合理的利润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前提是金融自身必须健康和强壮。商业银行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力量。商业银行作为一类商业机构，需要在市场竞争与互动中实现合理的利润，以确保持续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商业银行所获得的合理利润，是在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互动竞争中产生的，并不是单纯银行间的竞争产生的。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应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利润，而不是靠其他部门让利获得收益。如果我们的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没有市场竞争力，都要靠其他部门让利，这样的企业怎么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这样的企业也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所以，企业发展的根本还是要发挥企业家精神，提升经营管理能力、提升创新能力、提升开拓市场的能力。目前在A股市场上，上市银行的资产利润率比非银行上市企业低很多，这体现了银行业高杠杆经营的特点。但上市银行的资本利润率则略高于非银行企业平均水平，即使如此，上市银行的盈利能力也只排在A股市场所有行业的第11位，属于中上盈利水平。这说明，在中国，银行业并不是暴利或高利润行业，获取的是社会平均利润，只是因为其资产规模大，在A股市场占了非常大的比重，造成利润的绝对额大，给社会的感觉是银行赚了很多钱。这同时也说明，中国许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强，虽然有大量银行信贷支持，但许多企业经营的效果还不够好，企业还需要努力提高盈利能力。如果放到国际上比较，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高于日本、西欧同行，略低于美国同行，说明中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是基本合理的。再一方面，在A股市场，银行的市值基本上都低于其净值，说明市场并不认可银行当下和未来的盈利能力。实际上，银行有好的盈利，才会更有意愿、更有能力去支持实体经济。银行愿贷，是因为银行有强烈的盈利欲望；能贷，是因为银行自身有贷款的实力，包括负债能力和盈利能力；敢贷，是因为借款人经营稳健、前景良好，有充分的还款能力和支付利息的能力；会贷，是因为银行自身有很强的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当然，在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特殊情况下，对一些有临时性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商业银行给予阶段性的适当让利，还是必要的。但这方面同样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在政策上，除了指令，更需要引导与奖励，激发市场作用，使商业银行在暂时的让利中获得相对有利的发展机会。总之，最关键的是，在这个前提下，让银行发挥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对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有利的。
规范直接融资市场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是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除了股票市场，更要制定多种政策支持，引导风险投资等多形式股权投资的发展，支持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政策一方面要有利于活跃市场，鼓励更多主体参与风险投资，另一方面要有利于抑制非理性高估值炒作，夯实科技创新及风险投资的基础。中国直接融资市场起步较迟，社会包括业界对各类融资方式的认知还较浅，往往把融资方式单纯看作是炒作的手段。直接融资市场参与者可以分为四类：投资人、融资人、交易者、中介。理论上交易者也是投资人，但交易者的投资目的和行为逻辑与原始意义上的投资人是不同的。以股票市场为例，投资人是投资上市企业，看的是企业的价值；交易者只是交易股票，更注重的是市场趋势变化，企业的价值则在其次。融资人在直接融资市场的目的只是融资以解决自身经营的资金需求。但现在许多投资人都变成了交易者，并没有与被投企业长情陪伴的欲望。而一些融资人则把上市融资看作是赚钱的方式。这一切现象都扭曲了直接融资市场的行为逻辑，并不时造成一些市场风险，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所以需要对症下药，制定政策进行规范和引导，让直接融资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次，银行业要提升资产负债经营管理能力。现在商业银行的资产与负债，内容越来越丰富，信贷资产只占银行总资产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银行支持实体经济不只通过信贷一个手段，社会各界也要改变银行只是提供贷款服务的观念，不要一提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就是要求银行放贷款。银行应该全面、灵活运用多样化的资产、负债及支付结算等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债券业务是银行参与直接融资市场的重要方式，银行也是债券市场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各类银行需要进一步重视内部债券业务架构搭建、不同团队的建设和制度流程安排，尤其需要严格隔离交易业务与投资业务的风险。要区分财富管理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的不同逻辑和风险重点。财富管理业务是为投资人管理财富，投资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资产管理业务的目的是投资资产，是为资产找资金。站位不同，风险管理的逻辑不同。这两类业务在支持实体经济中的运作方式是不一样的。现在许多部门或人员讲到支持实体经济往往把财富管理的资金等同于信贷资金，这是会埋下风险隐患的。此外，还应重视银行支付结算、各类交易业务创新在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第三，深入研究实体经济的新情况、新发展、新特点，有针对性地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方式、风险管理模式。特别是一些新兴科创企业、新兴产业等，它们有许多不同于传统行业的运行特点和风险逻辑，支持这些主体，包括支持实体经济，不是简单地降低风险门槛，而是要认真研究这些行业、产业的运行特点和风险逻辑，在不降低风险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创新有效的支持方式和服务产品。中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虽然在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的国际竞争局势，加快科技创新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研究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新方式。这方面，不仅需要商业银行的努力，更需要监管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主动支持。新兴产业的特点是，失败风险高、缺乏有效的增信基础。信贷支持这类企业，必须研究新的收益模式和风险补偿机制，以保障损失覆盖。这需要政策上对新的收益模式和风险补偿机制给予确认，同时在财税和会计核算上给予适当安排，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建立相应的增信机制，给商业银行以适当的风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