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在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全体大会暨开幕式“全球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韧性发展与协同行动”上,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与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展开对话。
这是鲁宾第三次作客外滩金融峰会。2020年,鲁宾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分享了他对美国财政政策的建议,并对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做出了准确预判(→详情);2021年,鲁宾线上出席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提出新冠病毒变异或成未来医疗卫生方面最大风险,新兴市场需要更多支持,并对中美求同存异、重建互信发出呼吁(→详情)。
在鲁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任期内,他曾通过削减美国财政赤字重建市场对于美元的信心,帮助当时的美国开启了一段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的繁荣经济。在担任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与花旗集团董事会成员的过程中,他也曾见证市场剧变,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发挥稳定军心的作用。他的人生哲学是,“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如今,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如何看待美联储的加息决策与外溢效应?联储是否面临通货膨胀、经济衰退与金融风险的三难困境?持续紧缩是否会对美国财政可持续产生威胁?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如何应对?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鲁宾又有哪些建议?
本次对话中,两位嘉宾围绕上述议题展开了高水平的思想碰撞与观点交流。以下为完整版视频与对话要点。
要 点 内 容
美联储应对通胀动作太慢,
所以不得不动作更大
Rubin:一年半之前,劳伦斯·亨利·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就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专栏文章表示,美国出现高通胀的风险相当高。我当时就同意他的看法,现在仍然这样认为。由于那时美联储动作太慢,所以现在美联储不得不动作更大,即采取更加激进的通胀应对措施。
后续通胀速度变化还难以确定
Rubin:尽管动作迟缓,美联储现已做出改变,最近几个月美联储的政策是比较正确的。不过,我们可能仍然面对较大通胀压力。不少美国大企业仍然认为通胀压力较大且劳动力市场紧张;他们之中大多数认为虽然美国经济正在放缓,但他们仍然掌握定价权。我个人认为,美国通胀有所好转,但后续会以怎样的速度变化还难以确定。
通胀目标值不应提高
Rubin:美联储应该继续紧缩。对于美联储是否应该提高通胀目标值的讨论,我认为美联储不应这样做,因为当前美联储信誉已经出现问题,如果美联储宣布提高通胀目标值,其可信度或将进一步恶化。如果通胀率到了3%,美联储可以决定缓慢地将其拉回2%,但并不需要公开宣布。总而言之,现在还不是对通胀目标做出重大改变的时候。
美国发生滞胀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Rubin:美国曾在上世纪70年代遭遇滞胀,但当时的世界和现在的情形截然不同。此外,当时的工会合同是包含通胀调整条款的,而美国现在的工会合同要比当时少得多。美国会发生滞胀吗?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在我看来,发生滞胀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美国需努力降低债务对GDP的占比
Rubin:当前公众持有的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大约是美国GDP(22万亿美元)的98%,在20万亿美元左右。在美联储继续升息的情形下,美国联邦政府会否出现偿债困难?我认为这方面没有问题,债务问题是良性的,美国仍然可以维持债务可持续性。但不可否认,虽然美国经济现在表现良好,但我们今后还需努力降低债务对GDP的占比,不过现在的美国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实现这一点。至于金融机构,美国大型银行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如果出了问题,也是出在那些小型金融机构身上,但不会出系统性问题。
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不可忽视,
新兴市场最重要的是修好内功
Rubin:美联储货币紧缩政策的溢出效应是不可忽视的。虽然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情况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糟糕,但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仍然遭遇了严重问题。一方面,我认为美联储只会基于美国的经济状况而不是其他地方的经济状况来决定利率水平;另一方面,部分新兴经济体正面临的严重问题,主要还是治理的问题。美国、中国、欧洲这样强大的经济体应该帮助新兴市场国家,但我们无法替这些国家解决问题。换句话说,新兴市场国家亟需设法改善治理能力,但我们很难从外部做到这一点。
黄益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遭遇金融危机,尽管直接原因确实是美联储加息等举措产生的溢出效应,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基本面过于薄弱,包括经常账户赤字、财政赤字、高通胀以及货币估值过高等。这些国家需要先处理好自己国内的事情,才能应对金融冲击。
资本账户开放与否
取决于国家管理事务的能力
Rubin:关于资本账户或金融市场开放,也许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或特定时期内,控制资本的流动是有必要的、有道理的。
黄益平: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管理事务的能力,包括承受不稳定因素所带来的影响的能力。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恢复了资本账户管制措施,而印度尼西亚维持了资本账户开放,回顾当时情况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复苏轨迹非常相似。所以,对于究竟哪种解决方案更好,我们很难下定论,一切取决于一个国家管理事务的能力。
中美应寻找可以合作的领域并加强合作
Rubin:在21世纪,中美关系影响整个世界。在我看来,现在两国之间缺乏互信。双方在地缘政治方面必然会有分歧,因为每个国家的价值观各不相同。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尽量求同存异,寻找可以合作的领域并加强合作,例如可在贸易规范、投资规范等领域展开合作,这对我们每个国家的自身利益都有极大好处。
黄益平: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在其著作中提到了中美“功能性脱钩”的想法,大概意思是:两国可以在某些领域脱钩,但在其他领域合作。我欣赏这个理论框架,但担心之处在于,如果美国尝试打压甚至消灭中国的一些高科技新兴产业,同时表示中美应努力在其他问题上合作,那么这种“功能性脱钩”究竟会导向一种新的稳定局面,还是会导向另一种极端情况?如果我们能精确地定义,双方无法在A区合作但可以在B区合作,这样大概是行得通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在B区合作,但我要消灭你的A区,这听起来就很难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