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月14日，日本金融厅前长官冰见野良三被提名为新任日本央行副行长，与他一起获得提名的还有现任日本央行理事内田真一。二人均有着丰富的从政经历，在业内属于实干派。
冰见野良三现年62岁，此次日本政府启用他来担任央行副行长一职，得到市场较高评价。冰见野良三不仅在日本国内有着丰富的金融监管经验，而且具备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国际合作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经验。
2016年-2020年，冰见野良三担任日本金融厅国际审议官，并作为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谈判等的“国际派”而为人所知。2019年９月-2021年9月，他担任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监管合作常设委员会主席，主要负责制定金融监管政策以维持金融稳定。2020年7月-2021年7月，担任日本金融厅长官，2022年至今担任日本NISSAY基础研究所执行研究员。冰见野良三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金融监管与规则制定、金融危机比较，著有《日本银行业危机》（2021）等。
在2018年-2022年期间，冰见野良三多次参加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组织的内部研讨与公开会议。2022年6月，在CF40-NRI第十三届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上，他曾就“全球化的分裂风险与日本的应对”发表主题演讲。
在这次演讲中，冰见野良三指出，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潜在的逆全球化趋势就初显端倪。俄乌冲突以及美欧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让金融逆全球化成为一个长期趋势。
他还表达了对高通胀、高利率时代的担忧。冰见野良三指出，2022年以来，为抑制通胀高企，各发达经济体央行纷纷开启了货币政策紧缩步伐。如果世界从通缩时代转向通胀时代，那么全球也将从低利率时代转向高利率时代。他认为，在高通胀和高利率时代，以存款为中心的日本家庭能否支撑漫长的老年生活，实际利率的提升将给日本企业超额债务和政府债务带来多大负担，仅靠技术创新能否抑制包括应对全球变暖在内的成本上涨，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在来看，日本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如何退出，如何避免利率抬升给政府、企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这些都会成为冰见野良三上任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以下是2022年6月18日，冰见野良三在CF40-NRI第十三届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和中日经济”的专题讨论一“中日经济形势和全球经济治理”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全文，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翻译整理。本文发布时略有删改，文章仅代表作者在当时的个人观点，不代表其当下立场，亦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2018年9月，冰见野良三在第三届全球金融科技峰会上
发表主题演讲（资料图）
全球化的分裂风险与日本的应对
文 | 冰见野良三
逆全球化的行动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金融领域逆全球化的征兆就有迹可循了。2019年，作为G20主席国，日本提出应对金融资本市场分裂（market fragmentation）的问题。这是因为除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和英国脱欧之外，在各种金融监管的运动兴起的背景下，所谓“金融全球化终结的开端”也很令人担忧。受日本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影响，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于2019年6月制作了一份关于市场分裂的报告，并提交给G20。该报告也受到G20大阪峰会宣言的认可。FSB和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IOSCO）继续开展工作，以落实这些提议。各个领域的工作都有意识地避免市场分裂，例如，在考虑气候变化问题相关的金融应对措施时，一定会提及避免分裂。然而，要说这些努力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了全球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的大趋势，总的来看这可能只是“徒劳的抵抗”。俄乌冲突后实施的经济和金融制裁被（一些国家）认为是必要且合适的举措，但其影响并不一定是暂时的，相反很可能是长期且不可逆的。传统的反全球化运动主要是由那些在全球化中失去工作和遭受不平等待遇的人的情绪煽动的。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市场分裂的运动，根本上是由于各国当局有过“跨国银行活着的时候是世界的，而在死亡的时候则是国家的。（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的痛苦经历。此外，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俄乌冲突后的反全球化往往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的色彩。可以说，多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了逆全球化。全球化与分裂化的历史
在蒸汽船、铁路、电报等技术创新、自由贸易及金本位等制度创新的支持下，1870年左右至1914年，世界迎来了一个应称为“第一次全球化”的时代。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减缓了世界贸易，经济大萧条时期，世界贸易更是一落千丈。从1930年代到二战时期是一个经济集团化的时代。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该体系由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以及关贸总协定（GATT）所构成。1971年，固定汇率制度瓦解，资本流动自由化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及自由化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金融的全球化。1989年，冷战结束，全球化全面加速的时代来临。然而，经过2008年-2012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均有所放缓。2011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失败，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修正观点，允许在某些情况下进行资本管理，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同时特朗普赢得了美国总统选举。2020年新冠疫情全面暴发，医疗产品和半导体等供应链问题备受关注。到了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部分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和金融制裁。例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亚当·珀森主张需要民主国家来加强共同市场，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则提出了促进供应链回归到可信赖的国家，也就是“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想法。一方面，普林斯顿大学的哈罗德·詹姆斯教授认为更应该专注于供应链的多元化和多线程化，芝加哥大学的拉格拉姆·拉扬教授对friend-shoring会促进“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形成表示担忧。另一方面，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发表评论表示，全球化已经达到顶峰，重要的是如何管理其下行阶段。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也认为超级全球化进程下，民主主义、全球化以及国家主权是三元悖论，但应该把这作为全球化退潮下对这三者重新进行设计的机会。哥伦比亚大学的亚当·图兹教授则表示，从经济史的角度来判断全球化的放缓还为时过早。而前面提到的詹姆斯教授从抑制通胀的角度出发，指出可能会诞生新一轮全球化活动。因此，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目前是否面临着全球化的终结，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全球市场分裂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重要的资源很多都依赖国外，很多制造业都将产能转移到了海外，而国内的经济活动则由总公司的职能及服务业进行支持，因此需要认真考虑全球化退潮给日本所带来的影响。此外，受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全球经济一直处于通缩状态，一旦前面的因素消失，世界经济可能会转向长期的通胀。仅靠技术创新可能难以抑制包括应对全球变暖在内的成本上涨问题。通货膨胀会产生各种影响。例如，日本有着非常庞大的家庭储蓄，但这种以存款为中心的资产结构在面对通胀时则很脆弱。为支撑起漫长的老年生活，需要更加积极的资产管理，而岸田文雄首相提出的“资产收入翻倍”这一政策目标将变得更加重要。日本企业的财务状况总体良好，但如果通过提高实际利率来抑制通胀，可能会对那些受新冠疫情冲击而继续持有超额债务的企业产生影响。另外，实际利率的提升也会影响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而且，在促进国际分散化投资、拓展金融机构海外业务、强化日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等方面，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将越来越重要。在制定世界通用政策及规则方面，日本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也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G20会议越来越难以发挥其原有的功能，2023年日本将担任G7的主席国，其作用举足轻重。
版面编辑：鲁西｜责任编辑：鲁西视觉：李盼 东子监制：李俊虎 潘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