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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翼杀手2049》: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

2017-10-30 金牌经纪人

文章来源:娱乐硬糖(ID:yuleyingtang)

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这个问题——“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是小编非常喜欢的。

 

这原是科幻剧集《星际战舰卡拉狄加》中人类逃亡舰队的指挥官阿达马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个终极性质的追问,许多思想深刻的科幻作品最终都会涉及这个追问。而《银翼杀手2049》对这个追问的答案竟然如此明确———人类已经不值得拯救。


 

据说从来没有一部影片,有着像《银翼杀手》(1982)那样的奇遇:上映之初,恶评如潮,既不叫座,也不叫好,连饰演其男主角的哈里森·福特也不以出演这部电影为荣。

 

然而在此后四分之一世纪中,《银翼杀手》的声誉却由恶变好,接着扶摇直上,成为科幻影片中地位极高的经典。在2004年英国《卫报》组织60位科学家评选的“历史上的十大优秀科幻影片”中,它竟以绝对优势排名第一。如今谈论科幻影片的人,一说起《银翼杀手》,通常都是高山仰止。

 

其实《银翼杀手》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对这些情节的解读。《银翼杀手2049》的故事也同样简单,不简单的是“复制人”题材所暗含的主体焦虑。

 

仿生人能否梦见电子羊


菲利普·K·迪克在1968年出版了一部小说,其名为《仿生人会梦到电子羊吗?》。这部小说本身并不长,在科幻小说界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1982年,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大佬将它改编成电影《银翼杀手》。因为内容和表现形式的过度超前,上映后,毫不意外地仆街了。然而这部被后来人尊为神作的电影作品,却成为许多科幻片导演的灵感之源。

 

科幻片中有一种题材,几十年来始终活跃在银幕上,即那些机器人、克隆人、复制人的故事。从《科学怪人》(1931)、《银翼杀手》(1982)、《第六日》(2000)、《人工智能》(2001)等层出不穷的好莱坞科幻电影,到欧洲艺术电影《子宫》(2010),以及英国的电视系列剧之《黑镜子》(2013)等等。

 

在这些影片中,人类制造出各种不同类型的“生物”:机器人、仿生人、克隆人、复制人等,名称各有不同,不过核心特征就是“人的复制”,所以姑且一律把他们称为“复制人”——也就是《银翼杀手》里的称谓。正如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人类也按照自己的样子、结构和思维方式创造了复制人。

 

《银翼杀手》的时间线是2019年,当时人类已经掌握了“复制人”(Android)的技术,Tyrell 公司研制的复制人——它们仿照人类中的精英复制,但是只有四年的寿命,四年一到即自动报废。

 

它们不断更新换代,到 Nexus-6型的时候,这些复制人即使被放到人类中间,也已经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它们个个都是俊男倩女,而且综合能力和素质极高。不过即使它们已经如此优秀,却仍然没有人权。复制人被用于人类不愿亲自去从事的那些高危险工作,比如宇宙探险或是其他星球的殖民任务。

 

《银翼杀手2049》的时间线则是前作的三十年后,新的银翼杀手、瑞恩·高斯林饰演的洛杉矶警察K发现一个足以颠覆社会的惊天秘密:三十年前曾有一个复制人诞下一个孩子,而有繁衍能力的复制人是不为人类所容忍的。这个发现让K开始寻找已经消失匿迹30年的前银翼杀手瑞克·戴克(哈里森·福特饰)。


 

从《银翼杀手》上映的那天起,人们就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戴卡自己是不是复制人?答案当然有“是”和“不是”两种。而在《银翼杀手2049》的一开篇,复制人的身份就不再成为讨论的焦点:高司令主演的K,从一开始就告诉观众他是复制人,而且K也清楚自己是复制人。

 

但在影片发展过程中,K从自己是复制人,到认为自己不是复制人,又回到自己是复制人,这样一波三折的自我怀疑,和前作有了异曲同工的内核。

 

人类的主体性焦虑


科幻电影以各种对未来世界、高新科技的奇幻想象吸引观众。但其酷炫的表象之下蕴藏的核心主题,往往是人类对科技过度使用的焦虑和反思,这也是 20 世纪以来思想界对科技主义普遍反思的延续。


 

在早期的复制人电影中,这种焦虑往往呈现为戏剧化的冲突 :如原样复制造成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复制人对人类的威胁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银翼杀手》为代表的这类电影更多从复制人的视角出发,表现人类对复制人的专制、复制人的自我认同障碍等主题。这一视角透露出的意义,不是科技带来的危机,而是人类的主体性焦虑。

 

剥除克隆、复制、仿生等技术手段的外衣,复制人其实就是“另一个人”。复制人引发的冲突、凸显的问题折射的是人对主体性的危机意识:人何以为人?人何以是独一无二的?究竟有没有一个不可复制的“我”?


无论是警察K还是他的电子女仆,他们都想摆脱身份认同的障碍:警察K怀疑自我记忆是否为植入,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而女仆在程序升级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用手去感受从未感受过的雨滴。


 

主体焦虑的内核,是《2049》这部续集,对前作最好的致敬和衔接。这种危机意识的凸显与思想界对人的主体性研究的转向基本步调一致。复制人电影作为大众媒介、文化实践和通俗艺术的样式,以直观的方式,触摸到了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哲学问题。

 

这种认识的偏差通过戏剧化的推波助澜,极有可能发展为断裂时刻。两部银翼电影里,都存在着这样的“断裂时刻”。《银翼杀手》中的第六代复制人瑞秋,她从童年到成年的记忆都是被人类植入的。被杀手德卡测出复制人身份之前,她是一个年轻自信的美丽女子。一旦发现真相,她马上彷徨无措,成为一个飘零无依的逃犯。对她来说,她的象征世界断裂了。

 

《银翼杀手2049》中k唯一的寄托,就是他从华莱士公司买到的虚拟女友joi了。joi会做出很好看的虚拟食物,让k开心,更重要的是,joi从来没有嫌弃过k作为复制人的身份。


 

为了避免被追踪,joi要k毁掉家里投影设备里的数据。不过这样的话,joi的数据就只缓存在投影棒之中了,一旦投影棒被毁,joi也就烟消云散。在赌城被袭击后,投影棒掉了出来,华莱士手下的复制女luv踩碎了投影棒,joi留下的唯有最后一句“I love you.”

 

无人不假,有情皆幻。K是仿生人,joi是仿生人的电子仆人,本质上他们都不是“人”,但谁又能说他们不配拥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

 

美国金庸与票房灵药


《银翼杀手》的原著作者迪克,是当代北美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影响了村上春树、斯皮尔伯格等大家,被誉为美国的“金庸”。但他生前却难圆纯文学之梦,穷困潦倒。


 

而在早前,影片在美国点映评论解封后,《2049》的口碑就井喷爆表,史上最难拍的续集,出人意料的获得影评人的一致好评。北美上映,更以400万美元勇夺首周票房冠军。

 

迪克多次被退稿,大学退学,五次离婚,一贫如洗,他的人生充满了挫折和苦难。但他却以想像力和创作力高扬哲理和科学之旗,感时伤世悲天悯人。

 


应该说迪克对“主体焦虑”的思考是超前的,这也侧面反映了观众是滞后的。他早早地窥见了未来几十年人类所要面临的生存困境,却无法解决自身的柴米油盐。

 

关于《银翼杀手》,迪克曾经说:“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主题是戴卡在追捕复制人的过程中越来越丧失人性,而与此同时,复制人却逐渐显露出更加人性的一面。最后戴卡必须扪心自问:我在干什么?我和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如果没有不同,那么我到底是谁?”


 

这段话几乎可以被引入当代所有人的疑惑与焦虑中:我是谁?我在哪儿?我究竟在干什么?

 

如果说35年前,观众对《银翼杀手》很不友好,看不懂就恶评如潮;那么35年后,终于轮到了《银翼杀手2049》对观众很不友好。过于沉闷的节奏以及长达162分钟的片长,都是对观影者的极大考验。

 

前作不想观众看明白,续作又太想让观众搞清楚,以至于像一锅煮得过稀的粥,鲜味没变,就是太把观众当“宝宝”一样照顾了。

 

斯洛文尼亚的哲学家齐泽克,他有一段话似乎可以对两部银翼做一个注解:

 

“我怕的是,如果我展现出真实的一面,人们就会知道,其实那儿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必须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掩藏自己。”

 

怀疑真实,却无法证伪。一旦证伪,又觉得一切索然无味。《银翼杀手2049》中的警察K所经历的故事,大概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实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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